孟一衡，本名伊恩·M.米勒（Ian M. Miller），出生于美國費城，哈佛大學歷史及東亞語言博士，師從宋怡明，現為圣約翰大學歷史學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環境史、森林史、中國史。他的著作《杉木與帝國：早期近代中國的森林革命》中文版最近由上海光啟書局出版（列入該社“人與環境”叢書）。該書展現以杉木為主的人工林與宋元明歷朝政治經濟的交織，考察了約1200—1700年的中國森林史，挑戰了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卻》提出的“大毀林”的論斷。以下是該書中文版編輯肖峰對孟一衡的文字訪談。

你的老師宋怡明專門為《杉木與帝國》的中文版寫了推薦語，提到你將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方法運用在了環境史這樣的新領域，可否說《杉木與帝國》既是一本環境史的書，又是一本早期近代中國（宋元明）社會經濟史的書？你在哈佛的求學經歷，尤其是跟宋怡明的求學經歷，對這本書的寫作有怎樣的影響？

孟一衡：我非常幸運能夠在哈佛大學跟隨宋怡明教授學習。受教于他，我不僅學習了采用宏觀視角的社會經濟史，還學習了將社會經濟史作為一種利用史料的方法。他教導我關注諸如契約和家譜等日常文獻。我在探究的問題顯然很大程度上是跟環境有關的，但我的研究方法幾乎都來自社會經濟史。我也希望我的書能夠幫助人們有些許不同地看待社會經濟史。畢竟，中國不僅僅是農場和城市之地——它也是森林之地，這些森林是中國社會演變的核心部分，也扮演了重要的經濟角色。

環境史是史學的一個新門類，在美國已經很成熟。森林史在美國的歷史甚至更加悠久，根據J.唐納德·休斯先生的《什么是環境史？》，美國森林史學會將起源追溯到1946年，從1959年開始獨立存在，在1996年與美國環境史學會建立合作關系，共同發行《環境史》雜志。這意味著在歐美，尤其是美國，森林史研究有自身獨立的邊界，能介紹一下如今美國、歐洲的森林史研究的大致情形嗎？尤其是他們關于中國森林史的研究情況？

孟一衡：就我所知，美國和歐洲的森林史源自林業服務的分支。其中許多林業服務在最初從事新林地的調查工作，尤其是在殖民地和美國西部。這些機構為了試圖控制他們的資源而調查森林，此時產生的文獻就構成了美國和歐洲大部分早期森林史的基礎。當然，這導致了它自身的一些問題。比如，印度有大量關于殖民地林業的文獻，但是殖民地時代之前林業的文獻很少。直到最近，關于中國的英語世界研究寥寥無幾，大部分來自有中國旅行經歷的美國林業專家，比如羅德民（Walter Lowdermilk）斯坦利·D.理查德森（Stanley D. Richardson）。這種情況隨著伊懋可發生了改變，如今的年輕學者對中國林業有了更大的興趣。

你在書里關于中國人工造林的研究對伊懋可《大象的退卻》形成了挑戰和補充，在中文版序也提到在使用“early modern”術語時有與歐洲林業史研究者對話的意味。彌補歐美學界關于中國森林史研究的主流敘事的不足，是不是寫這本書的一個主要驅動力？

孟一衡：在歐洲學術界，“早期近代”（early modern）是人們為了理解預演現代、但還沒有完全進入現代的歷史時期而發展出的框架。歐洲歷史學家使用不同的事件作為早期近代的起點——1453年奧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1492年哥倫布開始前往美洲的航海。他們通常以法國大革命（1789年）作為“早期近代”的結束。不過對中國歷史學家而言，這些時刻都無足輕重。另一方面，我希望研究歐洲的歷史學家能來讀我的書，用“宋元明時期”指稱本書描寫的歷史時段對他們沒什么意義。這是一個問題。為了與歐洲歷史學家對話，我是不是要將中國的“早期近代”起點定位在跟歐洲一樣的時間——大約1450年或1500年？但是在我的書描寫的歷史時段，這個時間只是中點?；蛟S我應該從中國自身的“早期近代”發端開始？在森林史上，12世紀中國的一些發展看起來很像16世紀起步的歐洲林業。我希望挑戰歐洲歷史學家，激起他們的回應，所以我將本書描寫的歷史時段稱為“早期近代”。

中國有林業歷史研究的悠久傳統。比如本書的譯者張連偉、李莉、李飛、郎潔團隊，他們來自素以林業史著稱的北京林業大學；為本書中文版提供外審的文榕生先生，延續了其父文煥然先生的研究，他們是歷史地理領域從事森林變遷研究的代表；你在著作里還提到了清水江文書，張應強先生的《木材的流動》是對該文獻研究的代表作，他和他的同仁還共同推出了“清水江研究叢書”。你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主要參考了中國的哪些研究成果，中國的林業史研究給你有哪些啟發？

孟一衡：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對中國關于森林的地方歷史研究感到相當震驚，包括張應強對清水江地區的研究、陳柯云等學者對徽州的研究。自《杉木與帝國》英文版問世以來，我又發現了更多這樣的研究，我多么希望之前就有參考它們！尤其是杜正貞與鄭振滿最近的文章。我也受到歷史地理方法的啟發，尤其是將歷史數據運用在地理框架內，中國的學者比大部分美國機構的學者都更加看重這套方法。從另外的角度而言，我也覺得中國歷史悠久的制度史研究很鼓舞人心。這可能從杜佑就開始了，在現代歷史學家當中，我從梁方仲那里學到的最多。

以張連偉教授為代表的譯者團隊在譯者后記中提到，北京林業大學的森林史研究側重于史料搜集和文獻整理，理論研究有所不足。這可能側面反映了中國林業史研究的整體狀況。你是否認為，中國的森林史研究還需加強與國際的對話？你也提到，歐洲的林業史研究者會按照他們的理念來看待中國的森林歷史，中國的森林史研究是否急需在國際學術界有更多話語權？

孟一衡：中國研究者自然會比國外學者更加關注收集歷史資料，畢竟，北京林業大學和其他中國機構的學者可以更加便捷地接觸到史料，沒有他們的工作，國外學者要利用這些史料會經歷更加艱難的時間。不過，我確實希望不同國家的研究者之間可以有更多會面。即便我并不研究德國或英國歷史，我也通過閱讀關于這些地方的著作了解到許多。最近，我編輯了一部關于東亞森林史的論文集，這本文集揭示了中國、朝鮮與日本之間一些令人感興趣的相似點（以及差異）。我認為這樣的交流只會加強我們對森林史的理解，尤其是通過提出我們在其他情形下想不到的問題的方式。

19至20世紀的中國一度經歷了森林濫伐。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在森林保護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有數據表明，在1949年，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只有大約8.6%，而根據自然資源部2022年9月公布的數據，覆蓋率已經達到24.02%。這種情況是我們樂見的。這樣的現實情形與你在書中所寫的，中國宋元明時期通過人工造林實現了森林的持續發展，似乎是前后呼應的。你在書的結論部分提到，中國還沒有走出宋朝開啟的森林時代，但是對此沒有更多地解釋。能展開講一講嗎？你是否認為如今中國的森林發展延續了宋朝以來的某些特征和做法？

孟一衡：說到這一點，我希望強調的是，中國在人工造林方面依舊是非常獨立的——就像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如此迅速地提高，這是一個好消息。但是我坦率地說，我認為外國人會很輕易地批評中國近期造林項目的缺點。當然，問題是存在的，不過在這么短的時期內達到覆蓋率接近四分之一的成就，確實有令人難以置信的突出意義。盡管如此，我認為造林的歷史確實需要人們更多地了解——既包括成就，也包括缺陷。有一種觀點不時存在，認為隨著煤、石油、天然氣的開發——如今是太陽能與風能，我們已經退出了森林的時代。然而，我們依舊非常依賴森林，從森林獲得燃料和建筑材料、像氣候穩定這樣的生態系統服務、動物棲息地，甚至是娛樂。如果我們視森林為與人類社會不相干的某種東西，那是錯誤的，就像視森林為供我們隨心所欲來消費的“自然資源”一樣錯誤。無論哪種情況，都說明我們沒有吸取歷史的教訓。

《杉木與帝國》在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后，我看到有多位學者發表了書評。尤其是張萌，《杉木與帝國》引用了她的博士論文（也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即將由上海光啟書局出版）。她的書評認為，你將1750年作為中國林業轉折點的看法值得商榷（《杉木與帝國》認為中國南方森林在1750年具有的延續性在此之后經歷了轉變，有序的森林體系開始崩壞），因為1750—1900年其實與此前的歷史時期更加相似，種植林業體系并沒有在19世紀停止發生作用，或經歷劇烈的變化，她認為真正的轉折點要延后到20世紀30—50年代。想知道你對此有何回應？

孟一衡：我對張萌的觀點既同意也不同意。一方面，宋元明時期發展出的機制大部分持續到了清朝，甚至20世紀初期——有某些顯著的變化。直到20世紀30至50年代，土地系統才開始發生重大改變。在這方面她是完全正確的。不過，從環境的視角來看，我認為1750—1800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那之前，造林是為了滿足木材的需要，減弱了濫伐造成的影響。在那之后，中國的森林覆蓋率開始災難性地下降，不僅在造林的邊緣地帶，還在造林的核心地區，這導致了19世紀范圍更大的社會與經濟危機。在城市里可能覺察不到木材供應的這些變化，但是在種植森林的地方是可以的。

《杉木與帝國》源自你的博士論文，下一步的寫作計劃是什么？有正在寫或計劃要寫的書嗎？

孟一衡：《杉木與帝國》基本是自上而下的寫作視角。我希望在森林是怎樣被政府管理的這方面了解更多。如今我正在研究受到宗族組織保護的樹木和森林，尤其關注在墳墓與宗廟附近種植的樹木。除了我自己在這方面的研究，我還與一些研究風水林的地理學者、人類學家合作。我也與一位對造船感興趣的畢業生一起做了一點工作，這為《杉木與帝國》提供了一些材料。這是一項有趣的項目，因為我從中接觸了西班牙、波蘭、印度及其他地方進行造船與林業研究的歷史學家。最后，我與一些研究古代中國、朝鮮、越南的同行合作編寫了一本關于森林史的論文集，名為《人工林：東亞歷史上的人與林地》（The Cultivated Forest: People and Woodlands in Asian History），將在今年12月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