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山之西，東聯太行，西接呂梁。山西省70%的區域屬于黃土高原，平均海拔1000米。帶著現代意義的后見之明，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如此地貌，正好證明了對山西的定義——一片近乎與外界隔絕的內陸。但，人們往往忽略了一點：在山西中部，700公里長的黃河支流汾河（亦稱汾水），流淌過最適宜耕種的土地，那里不僅孕育了省府太原，更是票號的發祥地。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從跨歐亞的視角探索山西的歷史，那么山西并非明清時期的所謂“內陸”，而是把長城以內地區與蒙古高原、俄羅斯遠東地區連接起來的中心地帶。在地域上，“歷史的山西”直到20世紀早期，都要比今天的山西省大出個四分之一。具體說來，當時的山西還包括今天內蒙古自治區的十分之一，計有著名的歸化（今呼和浩特）、鄂爾多斯東部以及包頭。

山西省太原市汾水閣

山西作為內陸地區，在地貌上的缺陷，在地理位置上獲得了補償。明清時期，山西地處天下之中。這對頑強追求財富與繁榮的山西人而言，絕非生態的限制，而是大自然的饋贈。晉商向世人展示了非同一般的經營頭腦。將其放置在全球歷史中，晉商有著在幾乎每一個關鍵節點都可以從國內和國際貿易中獲利的悠久傳統。有明一朝，晉北是中國的北部邊疆。正因為此，元代之后，山西處在對抗殘存的蒙古部落的前沿陣地。1370年，明朝開始推行“開中法”（一項關于鹽糧交換的政策），允許勝任的從事區域貿易的商人壟斷向邊防重地運送糧食以換取鹽引的業務。晉商抓住出現在歐亞大陸的政治經濟良機，利用山西得天獨厚的戰略位置，通過運糧換鹽，逐漸積累起財富。明代晚期，最成功的晉商后代把財富轉化為知識，躋身士大夫階層，從而登上更高一級的社會階梯。

發生在明清之間的王朝轉換，絲毫沒有影響年輕一代山西商人的所擁有的開拓進取、精于算計的韋伯式資本主義精神。相反，山西作為由滿洲統治者、蒙古人和俄羅斯人三方達成的歐亞新秩序的腹心之地，王朝更迭讓其地理位置的優勢進一步得到加強。兩件重要歷史事件的發生，幫助山西躍居跨歐亞貿易網絡的頂端。第一個歷史事件是18世紀20年代，清廷征討準噶爾部叛亂。在這一過程中，著名晉商范毓馪（1678-1757）為清軍把糧食送到前線，從而取得貿易特權并獲頒榮譽官職。第二個歷史事件是《恰克圖界約》于1727年簽署。該條約規定：恰克圖是中俄兩方可以開展免稅實物貿易的邊界城市。很快，山西商人就投身于俄國遠東地區、中俄蒙古邊境和中國南方三地的茶葉、皮革與牲畜貿易。晉商得益于山西在跨歐亞貿易中的中心地位，一直保持著他們的資本主義精神，積累著財富，并建立起一個遍及亞洲內外、廣大的商業網絡。

《恰克圖界約》于1727年簽署

但，應當指出：從18世紀早期以來，無論晉商有多么活躍地參與跨歐亞實物貿易，如果沒有出現在18直至19世紀的有關國際國內發展的變化，票號和它的銀行帝國就不可能出現。這些變化包括：全球貴金屬貨幣的新流動；中國國內隨著叛亂而來的動蕩不安和內戰，以及帝國主義時代的全球貿易秩序。

盡管從16世紀中期開始，來自日本和東南亞的白銀持續流入中國，但是因為亞洲鄰國貨幣政策缺少穩定性，所以明代經濟不間斷的貨幣化從未能解決白銀短缺這一看似無解的問題。一直到18世紀晚期，中國商人在區域貿易中使用白銀方才變得穩定起來。究其原因，在于拉丁美洲取代日本和東南亞，成為更加可靠和更加標準化的大宗銀元的供應地。數量充足的可供商人而非國家處置的白銀的存在，是晉商締造的銀行帝國得以擴張的最重要前提。這并非巧合——雖然早在18世紀20年代開始，山西商人就投身跨歐亞貿易，但是第一家票號開張于19世紀早期，而不是更早。票號的興起，取決于兩個因素間的互動；這兩個因素分別是：山西作為跨歐亞貿易的連接紐帶而獲得的地理優勢；18世紀中期以來白銀的全球流動。

如果說山西的地理位置、區域貿易以及白銀的全球流動為票號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那么發生在國內的叛亂、清政府的非集中化財政體制以及中國融入全球市場經濟，就是票號在19世紀50年代以后聲名鵲起的原因。以白蓮教起義（1794—1804）為標志，清王朝從19世紀早期開始進入衰落期。從事區域貿易的中國商人很快就意識到：雖然在大額交易中銀錠是可靠的交易媒介，但因為陸路貿易經常被切斷，所以遠距離運輸白銀變得愈發危險、愈發耗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家名為“日升昌”（寓意太陽高升、繁榮昌盛）的機構，從其同名的印染業務和茶葉貿易中，創造性地推出對遠程貿易而言更加安全、更有效率的支付服務——匯票。此乃票號的破天荒之舉。

清政府和商人一樣，最終也感受到了極度的社會不穩定所帶來的不良后果。社會不穩定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太平天國對常規性的“現銀委解”，形成了嚴重的干擾。省府官員為了準時準點給中央政府繳納稅收，很快就轉向使用票號的私人匯票。雖然中央政府擔心私人匯兌業務會讓國家的財政體制變得更加非集中化，但它還是默許票號處理省府稅收，以應付節節攀升的軍事開銷。中央政府從未采取任何措施將私人性質、不需要任何實物白銀的匯兌業務制度化，以之取代“現銀委解”。即便如此，正是在清政府與太平軍鏖戰尤酣的那些年里，票號迎來了史無前例的大發展。

票號在應對資本主義時代全球發展發生位移的情況上，向世人展現了了不起的商業創新能力。19世紀中葉之后，票號的角色是負責處理大清王朝稅收的非正式私人金融機構；同時，它在廣大內陸與通商口岸之間的資本流動和商品交換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842年以后，通商口岸加入外貿巨流。這帶來了中國國內的進出口市場的擴張。票號提供的快捷有效的信用票據，加劇了區域間資本流動，推動了內陸城鎮和口岸城市之間全球商品的交易。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從都會到內陸的單向運動，而是在新的條約體系下，由兩個相互聯系的經濟發展中心——即內陸和沿海——共同推動。

票號參與了資本和商品的全球流動。所以，票號與通商口岸中諸如匯豐銀行之類殖民地銀行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而非簡單地被后者剝削或碾壓。與流行的看法完全相反，絕大多數殖民地銀行在通商口岸之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微乎其微。這是因為：其分支機構分布的地域非常有限；洋人銀行經理們亦很少樂意走出通商口岸。結果，殖民地銀行嚴重依賴票號所擁有的廣泛的金融網絡，以在中國內地完成進出口采購與交易。以匯豐銀行為例，截至1895年，匯豐銀行僅在上海、福州、漢口、廈門、天津和北京六地有分支機構或代理。相比之下，從通商口岸到邊疆重鎮，30多家票號在40多個地方同時開展業務（。“中國內陸資本主義”的最強勁表達，就是通過票號完成的。在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世界貿易秩序的大背景下，票號的商人-銀行家積極參與金融、貿易和生產。

1895年以后，清政府在征收、轉運和經營省級稅收方面，逐漸以高度集中化的財政制度取代以往的松散分權的財政體系。這一過程并非一蹴而就。當時，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現代金融改革，其目的在于限制私人金融業者參與公共財政。此時，票號為清政府擔起（準）公共財政的挑子已逾半個世紀之久，它已不再樂意為大清朝現代國家建設簽名擔保。于是乎，票號決定在較小的規模上運營。到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在曾經興盛一時的三十多家票號中，只有四家仍舊從事著小規模的匯兌業務。

山西平遙日升昌票號

如果觀察者僅僅把票號視為具有準銀行功能的非個人性機構，那么票號匯兌業務在20世紀初的收縮就會被判定為等同于中國本土經濟機構的失敗，即中國的本土機構無法積極應對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入。但是，如果我們從家庭的視角看待票號，將其視為基本的經濟-社會-文化單元，那么就會有更多內容被發現，就會有一副完整的圖景——在其中，票號持續參與了發生在中國國內和世界的發展變化。一方面，清政府迅速推行公共財政的集中化管理；另一方面，清政府的快速現代化改革中，也包含了對工業生產的推動。匯兌業務一陷入低潮，票號的商人-資本家即刻投資工業生產，其涉及的領域有絲綢、火柴、煤炭等等。這些商人-資本家及其家庭成員，借助票號與資本和商品之間的相互作用，讓自己很快適應（或者說重新適應）了非資本主義的生活。票號商人及其后裔，或做了慈善家，或考取功名，或負笈現代軍事學院，或成為無憂無慮的享樂主義者……他們這樣做，既是資本的普適性邏輯使然，但在同時又持續不斷地打斷了這一邏輯。

（本文摘自《中國內陸資本主義與山西票號：1720—1910年間的銀行、國家與家庭》，王路曼著，商務印書館2022年8月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