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電影《奇跡》劇照

日本是一個重男輕女的社會，這似乎已成定論。盡管日本人的祖先曾有過一個女人當權的時代，但那輝煌的過去已與現代日本婦女無緣。明治維新為日本走向資本主義打開了一扇大門，為日本社會的高速發展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基礎。但是，它卻沒有為日本婦女的解放打開哪怕是一條窄窄的門縫。隨著戰后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日本婦女不再需要為衣食奔波，于是，她們便更多地被排擠于社會之外。對于日本男人來說，他的人生理想是做個響當當的男子漢，建功立業；對于日本女人來說，長大了嫁人才是最合適的歸宿。事實上，即使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孩子，也不容易找到可心的工作，在各大公司企業重要位置上坐的幾乎都是男人。近年來日本的官僚層中開始任用個別婦女擔當某一方面的負責人，這就引起了新聞界的轟動，記者紛紛出動采訪報道，借當事人之口說些“男人能干的事我相信我也能干好”之類的話。然而從整體上說，婦女在社會上仍然改變不了端茶倒水的形象，她們結婚生孩子之后便辭職，如果孩子大了又想出來工作，就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只能去干合同工。這種工作相當于我們的臨時工，對所在單位的事情沒有介入的權利，也得不到正式職工的某些待遇。所以，已婚婦女就業是一大難題，由于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很多人寧可再去讀書深造，提高自己的教養。在大學里，女教師、女研究生的比例開始增加，而且她們不必為婚后的飯碗發愁，大概只有在大學里，婦女才不必為結婚而辭職。

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本應引起日本婦女的憤慨與反抗，可是奇怪，日本卻不曾出現過有影響有規模的女權運動，更沒有什么女權主義思想。我曾經有幸參加過一次女權主義者的集會，我發現，這些致力婦女運動的女性雖然有與男性世界決裂的決心，卻沒有相應的活動能量與理論武裝。她們平時印發一些宣傳刊物，開設一個為全國婦女解決疑問的咨詢電話，每年召開一次大會和幾次碰頭會，在平時，則經常以婦女團體的名義舉行一些娛樂性活動。在這些組織成員中，有一部分人是同性戀者，即使如此，她們也并不受到什么干涉，然而一位活躍分子對我說：“我們要維護自己的權利很難，社會上沒有人理解我們。”

女權主義者不成氣候，自然首先應歸咎于日本社會對婦女的壓抑，然而我覺得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大多數日本婦女來說，她們寧愿安于目前的狀態而對女權主義表示淡漠，說明她們的處境并非像我們想象的那么難以忍受。我甚至聽一位年輕姑娘說過這樣的話：她慶幸自己是個女孩子，如果工作實在難以忍受，還有嫁人這一條退路可走，要是男人，就什么退路都沒有了。這姑娘的話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日本社會中相當一部分婦女的心態。資源貧乏、國土狹小的日本，在戰后是依靠日本民族的勤奮發展起來的，直到現在，日本人還保持著勤勉的工作態度，以至于近年來出現了“過勞死”這個詞。的確，許多患者的死因竟是由于過度勞累，這不能不使每天疲于奔命的日本人有一種凄然之感。因此，婦女不那么積極進入社會，也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

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的婦女，在家里卻得到某種意義上的補償。首先，這與日本人家庭的觀念有關。日本人的家庭基本上是一個對外封閉的私人天地，非經允許哪怕是好朋友也不得入內。中國人喜歡串門兒，朋友不請自來、街坊登堂入室都算不上什么失禮之舉，而在日本，如果不打電話征得對方同意就貿然造訪，會被認為沒有教養。而有教養的人除非對方主動邀請，是不會提出去對方家訪問的。平時會面，日本人一般是在咖啡店、飯館、酒店，家庭不是會見朋友的主要場所。一個耐人尋味的小事可以反映出日本人對于家庭的態度：日本的水、電、煤氣費用均由相應公司收繳，每月或每季度有查表員到各家查表，然后發出收費通知單。這幾種表均安裝在室外，查表員查表時無須打擾用戶。而收費通知單，則寄到或送到各戶的信箱里，然后由用戶到銀行轉賬或支付。我在日本住了近一年，從未見過查表員的面。與中國人的收費方式相比較，即可見日本人對家庭這一私人領地的尊重。

在這樣一個純屬私人的天地里，主婦行使著她的權利。丈夫既然不在家，管理這個家的擔子就落到她身上。在經濟上，日本家庭最普通的管理方式是，丈夫每月領到薪水，就把它交給妻子，由妻子統一籌劃開銷，而丈夫每天的零花錢一般是按時從妻子那里領取。日本朝日電視臺曾就丈夫每月的零花錢做過一次調查，對象是在公司供職的白領職工。這些人中每月領到零花錢最多的是10萬日元，最少的僅有5000日元。這些零花錢一般用來支付酒錢、煙錢、午飯錢、出租汽車費，以及其他應酬。那位每月領5000日元的丈夫可憐巴巴地說，他根本沒有用錢的自由。當然，大部分人的零花錢都不夠花，記者問他們怎么辦，他們的回答百花齊放：有的平時發了紅包就自己存起來，不上交到妻子那里，需要時就偷偷去取（據說自己有“私房錢”的丈夫為數不少）；有的要用錢時就去妻子那兒軟磨硬泡，妻子最后總會答應，不過每次都要附加一些條件；也有的錢不夠用時就去借，反正妻子是不好意思欠債的；當然，也有人與妻子保持一致，錢不夠時就咬牙挺過去；等等。當記者問他們每月零花錢的數目由誰規定，多數人回答說由夫妻商定，其他人有的是自己定的，有的是由妻子規定的。

實際上，日本并非一個遍地金子的極樂世界，普通的日本人仍需計算自己的開支，并要為退休后攢下一筆費用。如果是想買房的日本人，那就更要一生精打細算才能如愿。因此，拼命掙錢的丈夫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妻子的管理，活像一個大孩子。而他們的妻子也確實把他們當成大孩子，從飲食起居到穿戴服飾，各個方面都加以管理。或許，日本的男人是世界上依賴性最強的男人，在公司里，他們依賴上司的指令；回到家里，他們依賴妻子的照顧。爸爸不在家，這個家庭還可以照樣運轉；而如果媽媽不在家，往往就會天下大亂。因此，現在的日本社會用兩個詞來形容那些退休前尚可掙錢養家、退休后則一無用處的男人——“工業廢棄物”“大型垃圾”。

日本人的這種夫妻關系尤難令西方人理解。一位瑞士記者寫了一本書叫《心的世界》，提出日本男人是與母親結婚，他們永遠是個大孩子，因此，日本需要的不是女權運動，而是男權運動。

我并不完全贊同這位西方記者的看法，不過，有一點我是同意的：如果說日本婦女由于社會的排擠而無法充分發展自己的才能，那么，日本的男性則由于社會的惰性而無法充分發展自己獨立的人格。或許，比起男權和女權問題來，日本面臨的是更為深層的社會問題吧。

本文摘錄自《求錯集》，孫歌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17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