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須擔心科學技術的普及會消解傳統的人文精神，因為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這二者是互補、互動并共融的。尤其是數字人文概念的提出，完全可以在科學與人文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王寧在美國人文中心演講。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當前，在中國和世界語境下，談論所謂“后人文主義”或“后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已成為一種時髦。確實，“后人文主義”作為一種來自西方的理論思潮，近年來已經進入中國，對傳統的人文主義和人文學科構成了挑戰。實際上，熟悉中國現代史的人都知道，科學和人文作為兩種重要的西方理論思潮，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就登陸中國，它們的和諧相處和互動、互補及共融，為我們今天實現科學與人文的互動和共融奠定了基礎。

誠然，后人文主義是伴隨著人文主義的危機而來的，但是它也與后者有著某種延續性。它告訴我們，過高地估價人的作用的時代已經結束，人類的演化已使其進入一個“后人類”階段。在這樣一個階段，人類再也不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理性的物種，他只不過是所有物種中的一種。但是人類可以發明創造出各種奇跡，有些創造出來的奇跡甚至連自己也無法掌控。雖然后人文主義的興起對傳統的人文主義和人文學科形成了挑戰，但是用科學的方法來促進人文學術的教學和研究仍不失為一種適當的理念。尤其是數字人文概念的提出，完全可以在科學與人文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并使這二者之間形成一種新的互動、互補和共融的關系。

以翻譯為例，我們完全可以預言，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用人工智能進行文學創作和翻譯將越來越普及。有鑒于此，人們或許會問，翻譯還有何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任何熟悉機器或人工智能翻譯功能的人都不難發現，在翻譯復雜的具有鮮明審美色彩和較高文學質量的文本時，機器翻譯常常出錯，有時甚至將意思譯得使人不知所云，更不用說那些帶有微妙的象征意義和豐富多彩的意象的文學杰作了。即使是人工翻譯文學作品，有著不同審美品位和文學造詣的譯者譯出的文本也會大相徑庭。這樣便再一次證明，優秀的文學作品只能為那些有著深厚造詣、細膩的情感和嫻熟的寫作技巧的作家所創造出來，他們的勞動是不可能為其他任何再現和翻譯手段所取代的，當然也包括機器或人工智能寫作和翻譯，因為只有那些具有聰明才智的人才能欣賞所有這些精致的文化產品，包括文學。而且只有那些具有廣博的知識以及很高的文學和美學造詣的優秀翻譯家才能將這些復雜多義的文學作品譯成無與倫比的母語。因此后人文主義時代的機器或人工智能翻譯倒是對傳統的人工翻譯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僅要準確地轉達原文中蘊含的基本信息，還要再現原文作者的風格以及原文中蘊含的審美意蘊。

因此我認為，科學與人文并非總是呈對立狀態的，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這二者的相通之處已日益彰顯出來，因此我們可以在這二者之間找到可以溝通和交流的地方，最終使得科學與人文取得雙贏。

我們今天在“數字人文”這一人文學術的新范式中也可見出端倪，所謂“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實際上已被一些人付諸實施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它完全能夠以科學的方法使人文學科擺脫危機，并建立一種新型的科學與人文共存和共贏的關系。但是一些保守的人文學者仍十分擔心，這一新的學科領域的建立是否會擯棄傳統的人文精神和正常的人際交流？它是否會導致人的進一步異化？因此他們試圖通過堅守人文主義的立場來阻擋這一科學的或非人文主義的潮流。

王寧和學生暢談學術人生。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那么我們作為人文學者將如何面對這種影響呢？我認為 “數字人文”也許可以部分地解決這個問題，或者說至少可以在科學與人文之間架起一座可以溝通和對話的橋梁，使科學的方法和手段服務于我們的人文學科教學、研究、出版以及成果的評價。

人們也許會進一步問到，數字人文的具體特征和長項體現在何處呢？應該說，這是一個跨越學科界限的嶄新的領域。我們是否可以說，這只是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的一個產物？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顯然，數字人文，顧名思義，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它從人文學科的電腦化、電腦的人性化以及數字人文實踐中發展而來，同時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它融合了數字化和天然數字材料，以計算機和數字發表所提供的工具將由傳統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衍生而來的各種方法加以結合。這樣看來，我們便可以很容易地發現，作為一個新的跨學科領域，數字人文的誕生，使我們得以使用當代計算機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來更新傳統的人文學科研究方法，同時也可以使人文學科各分支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得以實現“數字化”。因此可以說，它帶給人文學者的研究更多的便利和效率，使得人文學科的研究更接近科學研究。

數字人文的誕生使得傳統的人文學科研究帶有科學的方法論和科學的精神，同時它也可以促使科學研究變得更有人性化，因而標志著另一場新的革命性變革。它表明，使用科學的手段和計算機技術，人文學科的研究將變得越來越便利、精準和高效。它可以排除一些主觀的人為的因素，加進一些客觀的科學的因素。

也許有人會認為，數字人文是否有消解“人文”之意。我的看法是，在“數字人文”中，我們仍然沒有放棄“人文”情懷和人文精神，只是我們需要在傳統的固化人文觀中增添一些科學技術的含量和科學的精神。也就是說，作為人文學者，我們在人文學術研究中想要做的，只是引入一種新的學術范式，這種范式比哲學的思辨和推理更加科學，比注重人的主體性的傳統的人文學術范式更帶有數字化或技術化的元素。因此，我們在人文學術研究中突顯技術手段并非意味著摒棄對文學研究尤為重要的人文情懷和人文精神。因為畢竟是人在從事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是人在從事人文學術研究并且著書立說，因此在文學創作和人文學術研究中，人的作用始終是放在第一位的。

即使我們可以說，現在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在相當程度上已經由機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了，我們還需要那么多人文學者從事人文教育和學術研究嗎？我的回答是，文學創作和人文學術研究是帶有鮮明個人特色的一種創造性勞動和研究，不同的人做這項工作所取得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優秀的人文學者的著作是建立在該學者長期的積累和認真的思考和研究之基礎上的，而任何其才華和學識不如他們的作者，自然也包括人工智能，都無法取代他們的著作。因此，我們無須擔心科學技術的普及會消解傳統的人文精神，因為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這二者是互補、互動并共融的。

（作者王寧，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