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滅亡之前，張岱的家族已經沒落了。沒落是從張岱的父輩開始的，但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卻在他的祖父輩。一個官僚地主家族的盛衰受多方面的因素所制約，但對這樣一個以詩書傳家的官僚家族來說，科第的數量則是一個重要的標志。下面我根據張岱本人撰述，列舉一下張氏家族的科第盛衰史。

高祖張天復，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此年他三十多歲。

曾祖張元汴，隆慶五年（1571）狀元，此年他三十三歲。

張元汴生二子，長子張汝霖即張岱的祖父，萬歷二十三年（1595）進士。次子張汝懋，張岱稱為季祖的，是萬歷四十一年（1613）進士。

張汝霖生四子，張岱的父親張燿芳是長子，下有仲叔張聯芳（爾葆），三叔張炳芳（三峨），季叔張燁芳（爾蘊，七磐）。此外還有五雪叔、六符叔、九山伯張焜芳、十叔煜芳，就都是季祖張汝懋的兒子了。這樣大排行的十兄弟，最后只出了九山伯一個正牌進士。為什么要說是正牌呢，因為據張岱說，在崇禎皇帝發昏時“派送”進士出身，他十叔煜芳也落了一個，但好像禮部并不承認，就是地方志的進士名錄上也找不到，那就是野雞進士了。張岱的父親只是副榜貢生，二叔強一些，在天啟末年中了舉人，總算可以謁選為官了。

到了張岱這一代，兄弟們總不會少于十個吧，因為只張岱一家就有四兄弟。可是這一大群中不但沒有一個進士出身，連個舉人都沒有。到明亡時，張岱還是個年近半百的秀才公。

一個詩書傳家、出過狀元的家族，最后落到與功名絕緣的地步，是他們兄弟資質退化了么？顯然不是，據《家傳》所載，張家的人多早熟早慧，張岱自不必說，他的親兄弟張嶧（平子）是大儒劉宗周的弟子，與黃宗羲為同門。六符叔的兒子伯凝是個盲人，不但自修成為名醫，而且癖于書史，最奇者是還能玩古董、葺園林。就是那個人稱“窮極秦始皇”的混賬行子張燕客，也是“涉覽書史，一目輒能記憶”，而多才多藝也不次于張岱。那么是他們對舉業不肯用功么？也不是，起碼張岱兄弟為了應對鄉試，經常與世隔絕，在山間書房中一關就是幾個月。可是無奈每入考場就鎩羽而歸，其中難免繳上的就是“不是試官考考生，而是考生考考官”的卷子。

再說下去可能又回到科舉制度弊病的老話題上，所以也不必繼續追究，總而言之，張天復家族的第五代已經與功名無緣。在他的玄孫張岱傷心地對兒子們重復那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魔咒時，已經是明亡之后很多年，但考場背運造成的傷痛并未完全消逝，因為他這時寫的《家傳》里，一直讓家族的命運與科場糾纏著。

若干年前我曾看到一篇臺灣學者寫的文章，把張岱比作《紅樓夢》中那位視功名如糞土的賈寶玉，當時我只是一笑，覺得不會有人在意這奇論，但后來發現，這一奇論在大陸也很為一些讀者贊同，便笑不出來了。張岱是個功名心很強的人，雖然科場上的失利讓他的功名心從科舉轉移到“功業”，也就是跳出讀書人的傳統軌道而直奔“三不朽”的大目標，但功名之火并沒有熄滅，而是更加旺盛了。

首先，張岱認為張氏家族的崛起，就是因為高祖張天復不肯遵從父命學商而堅持從事舉業，最終在三十多歲時中了進士，從此讓家族邁入官僚階層，直做到四品以上的行太仆卿。而曾祖張元汴狀元及第，家族繼續興盛，并織入官僚集團的關系網。

但這一切，都會因為后代失去功名而無法延續，終至化為泡影。張岱曾不無痛心地記錄下祖父張汝霖在嘗盡人間冷暖后的一段“勵志”故事。張汝霖雖然是狀元之子，岳父是后來做到大學士的朱賡（1602），但父親死后，因為自己連舉人都不是，于是“家難漸至，縣官修舊隙，魚肉人”，“田產居積，多為人豪奪，不敢阻，直聽之而已”，父親的老友從外地來吊喪，聽傳言說他放棄了舉業，也是一副冷面孔。張岱寫他的祖父為了恢復家族的地位，苦習舉業，竟然六年不下樓，送飯都須現搭梯子，終于在萬歷二十二年（1594）中舉，次年成了進士。

張家在張汝霖、汝懋兄弟一代應該是最繁盛火爆的時期，但繁盛之極之后就是下坡路。他們一反父祖的儉樸克制，開始奢侈張揚起來；本來自己嘗受過世態炎涼，現在也變得氣焰熏灼了。這在《夢憶》中已經有所記載。如《砎園》的“華縟”如“蓬萊閬苑”，《張氏聲伎》中的始養戲班，《曹山》中的大陳聲妓，以及《龍山放燈》中放縱子侄輩肆意炫富。這些張岱雖然并不完全贊同，比如在《筠芝亭》一文中故意用高祖造亭的渾樸影刺張汝懋改建的費而無當，但從他本心上雖然有所反省，更多的卻是夸耀。

到了第四代，家風轉移的報應就來了，張家十弟兄就只出了九山公一個進士，而且因為三叔在官場搗鬼，與堂兄弟九山公鬧到視如寇讎，甚至死后也要化為厲鬼報仇的地步。這個家族不僅是科名衰落，內部也開始潰爛。到了第五代就更不行了，兄弟之間“而路人矣，而寇讎矣”，張岱也曾極力挽救，但最后往往得到的是反噬和仇怨，只能“坐梅花書屋，憤懣不平，腹脹幾裂”，最后寫幾段琴操發散一下。

張岱對大家族的朽爛已經無力回天，但他卻固執地抱守著一個信念：“公侯之家，必復其祖！”也就是一定要在自己身上實現家族的振興。這句話張岱說是“昔人”之言，但我只是從董其昌的《畫旨》中找到一句“公侯之后，必復其始”，大約是從宋人崔敦禮的“豈州縣之職徒勞，將公侯之家必復”演化而來。“必復其祖”，張岱至少在文章中重復了三遍，一次是在《五異人傳》，一次是在《跋王文聚隸書蘭亭帖》，一次是《水滸牌四十八人贊》中的呼延灼。在張岱的著作中再沒有第二句格言如此重復不止，可見已經成了他無法解開的心結。

張岱的“必復其祖”心結，除了他個人的性格品質因素之外，他在這家族中的位置也起著作用。自曾祖張元汴開始，張汝霖、張燿芳直到張岱，四代都是長子長孫，在封建宗法中他是“宗子”（張岱字宗子固然與他的名岱有關，但無疑也有強調他宗族地位的用意），擔負著維護宗族團結興盛的責任。而從祖先的歷史來看，這又和他自己在社會上的功名業績緊密相關，為了家族，自己必須成功立業。“功名志急，欲搔首而問天；祈禱心堅，故舉頭以搶地”，從他十六歲時寫的《南鎮祈夢》中可以看到，他從小就被培養出強烈的功名心，要和祖宗一樣早獲科名。所以在天啟之前，他是刻苦于舉業的，無論是在杭州的岣嶁山房，還是在紹興山里的天瓦庵，他最多時竟有七個月閉戶苦讀。

可是，他的高曾祖三代成為進士都在三四十歲之間，到了天啟、崇禎之際，張岱眼看著自己早過了而立之年，卻連個舉子也考不上，離進士尚隔著一座很難逾越的大山。對有才學、文筆好的考生來說，考舉人往往比中進士更難，因為鄉試的閱卷者不通者為多，對非凡人才的攔截率極高。張汝霖到南京鄉試時，卷子落到一個老教諭手里，看一眼就扔到廢卷中。可是教諭看中送上的卷子，大主考李廷機（此公學問甚好，更精通時文，會試時取第一，殿試定為第二，后來官做到首輔）看了就罵，讓他重選。選了送，送上又被斥，往返四五，老教諭急得要哭，說我房中的卷子都沒了。李廷機數了數，說怎么還少七卷（鄉試每個考生要做七道卷子）？教諭說，那七卷太不通，我是留著當笑料的。李廷機說，你把笑料拿來我看。結果開卷一讀，便“撫掌稱大妙”，要定為榜首。張岱沒有他祖父的好運，遇上的都是老教諭，他三年一次提著考籃鉆在矮屋里，只是碰一碰能遇到李廷機的運氣而已。

我曾經說過，張岱為什么在三十多歲突然立下撰寫一部明史的志愿，而他明知道搜集閱讀史料和謄錄編纂都要占用他大量的時間，也還是堅持做下去，那是因為他對把自己的前途全押在科舉上的信心已經動搖，準備另辟一條可以靠自己的才學和努力成功立業的蹊徑。他擺脫了科名的敲門磚，卻肩起了“三不朽”的磐石。他也許不會想到，這可能是一條更為艱難而前途難卜的路，只是感覺起碼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自己命運的主人，只要堅持走下去就一定會成功。當然，他還是太樂觀了！

最后附帶說一下，張岱的兄弟輩中只有一個人做了官，就是張岱詩文中常說起的“登子弟”。登子名陛，是張岱季祖張汝懋之孫，六符叔之子。登子好為善舉，崇禎十三年浙東大饑，劉宗周及祁彪佳正好罷官里居，便倡議煮粥賑饑。登子不但捐粟五百石（為此惹翻了母親，還是靠張岱出面擺平的），而且創賑災十法，著《救荒事宜》一卷。張陛在賑災之后，得到朝廷嘉獎，以貢生的身份做了翰林侍書，其實只是個可有可無的九品小官。但弘光小朝廷滅亡，他的名冊被投降的南京吏部交給了清軍，而清軍就讓他做了鎮江推官。這官做了二三年，順治五年，他以母病辭官回鄉。此時張岱還在西白山和項里兩地之間避難。登子的回鄉對張岱的政治處境應該有所改善，第二年張岱就從項里搬進城里的快園，結束了三年的流亡生涯。登子三年孝滿，又到廣東謀官，做了幾年四會和博羅的知縣，大約是覺得升官無望，或者是宦囊已盈，便回到山陰。此后張岱、張陛兄弟怡怡，登山臨水，詩文唱酬，過得很是閑適無憂。但讓人想不到的是，又過了二十來年，張陛居然再次“出山”了。此時南明諸王政權早已陸續澌滅，只剩下鄭成功的兒子鄭經據守臺灣。康熙十一年，吳三桂據滇叛清，福建的耿精忠也隨之舉兵響應，鄭經趁機自臺入閩，奄有八府之地。康熙十四年，清兵大舉入閩，而年齡起碼也要六七十歲的張登子竟隨軍效力起來。他在福建因功授延平府同知，康熙十六年又奉命代理沙縣知縣。當時初脫兵火，老弱流亡，張陛多方招集，收瘞暴骨，最后勞瘁而死，說起來也是個好官吧。張登子可能是與高壽的張岱相陪到最后的一個兄弟了，此時張岱雖然年過八旬，但依然康健，然而，他竟沒有為登子寫一篇祭文，連首悼念的詩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