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澎湃新聞記者許海峰在拍攝北外灘舊改動遷的過程中，走進了那些人去樓空的舊屋，一些被原住戶遺棄的物品吸引了他的注意。它們大多是上個世紀的產(chǎn)物，曾幾何時，也是某一時期的潮流或是稀罕物。澎湃新聞記者通過采訪，拾遺了北外灘及附近居民與這些“老物件”之間的故事。

“第一次是在虹口區(qū)峨嵋路閔行路附近。”許海峰說，“后來，我看到有趣的東西，就會隨身帶走，放在攝影包里，有時候甚至兩只手拎著馬夾袋，真可謂滿載而歸。”前前后后，他一共收集了幾千件物品，然后，許海峰用一種靜物攝影的方式為其造像。這些照片好像靜靜訴說著生活在這片地區(qū)的人們的過往。

因城市更新，大量空置房的短暫出現(xiàn)，使得攝影有一次進入城市“內(nèi)部”的可能性。同時，人去樓空，導致空房間中的被棄物，或者主人遺忘帶走的物品，成為攝影可以觀照的新的拍攝對象。許海峰認為，“這些因城市更新而出現(xiàn)的短暫空房間狀態(tài)中的物，它們的出現(xiàn)，自是一座城市發(fā)展的證據(jù)，它們的再現(xiàn)，使得我們有機會再次審視和檢閱‘物’自己和它主人的命運。作品試圖以攝影的方式建立起對現(xiàn)實境遇的一次申述，和對美好的一次喚醒，通過一間間從物理上被空置出來的房間和其中的物，以此審視這些或主動或被迫走向消融的房間和房間中的被棄物，來揭示生活的另一面，城市的另一面。”

由此，攝影展開了一段附著在這些棄物上的故事。

海鷗牌照相機 許海峰 攝影

呂先生，原住北外灘昆明路一帶，70屆初中畢業(yè)后由于那個時期的特殊政策，他跟隨父親赴湖北參加“支內(nèi)”建設(shè)，后來回到上海，隨兒女遷至浦東居住。

“我年輕的時候有兩大愛好，攝影和集郵。剛開始我愛拍風景，尤其是去了湖北工作以后，帶著相機出去拍攝讓我平淡的生活有了很多樂趣和期盼。后來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我們每逢節(jié)假日都會帶著相機外出旅游，走過了張家界、西安、山西、成都等很多地方，那時候就從拍風景變成了拍孩子，拍愛人，拍家庭。我們留下了很多‘游客照’，記錄著孩子成長的軌跡，也記錄著我們整個家庭的足跡。

“值得一提的是，七八十年代是沒有數(shù)碼相機的，我們都用膠片機。有時候因為膠卷質(zhì)量不好拍出來的很多照片都是廢片，而且當時沖洗膠卷的價格也不便宜（一角錢一張），所以當時的照片對我而言都十分珍貴。這些照片我都做成了相冊保存，存在現(xiàn)在的住處。

“我集郵的愛好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我舅舅的影響，七十年代我赴湖北工作后很難有機會回到上海，十分思鄉(xiāng)，我在上海的舅舅就會寄一些上海的郵票和小型張給我。后來我與家人旅游時便開始集各地的風景名勝，也就是把?景點通過郵票來記錄，我這本風景名勝的郵票在郵展還得了二等獎，我因此得到了一本長江三峽的紀念冊作為獎品，感覺對我而言很有意義。

因此，相冊和集郵冊這兩樣東西對我而言是十分珍貴的，我后來數(shù)次搬家但一直保存在身邊。如今我年事已高，希望等我去世后我的兒女們也能替我好好保存這些相冊和集郵冊。”

 

蝴蝶牌縫紉機 許海峰 攝影

張女士，華師大附中67屆高中畢業(yè)，那個時期作為知青上山下鄉(xiāng)至崇明參加勞動，1977年恢復高考后考取大學，后一直從事教育工作至今，現(xiàn)已退休。

“我家有一臺‘蜜蜂牌’縫紉機，是家里非常重要的‘老物件’。因為過去每家人都要自己縫縫補補、做衣服，所以縫紉機在過去的上海是家家戶戶的大件，但當時縫紉機這種‘貴重物品’是要憑票購買的，并非所有人都買得到，我家也不例外。在我快結(jié)婚的時候，我的娘家人一起幫我動腦筋、找關(guān)系，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張蜜蜂牌縫紉機的票，當時用這臺縫紉機邊做被子、做柜子的套子，邊想著要嫁人了，這種心情現(xiàn)在想想非常幸福。后來搬家也不舍得丟掉這臺縫紉機，就放在房間里。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當寫字臺，前段時間我參加了一場老年乒乓球比賽，還用它修改了我的球衣，沒想到這么多年后還能派上用場。”

 

老式電話機 許海峰 攝影

老式天線手機 許海峰 攝影

黑膠唱片 許海峰 攝影

陳先生，曾居住在天潼路847弄慎余里，對蘇州河和北外灘一帶非常熟悉。對他而言記憶深刻的舊物有三件：老式電話機、天線手機和唱片。

“電話座機大概在九十年代中期剛開始普及，那時我和愛人剛結(jié)婚一兩年，想要申請座機電話號碼，但當時這是非常難的事。我記得我到浦東八佰伴去排隊領(lǐng)電話號碼，那里人山人海。而且一個號碼非常貴，大概3300元左右，當時工資才一個月500塊，這相當于半年的工資。而且號碼也是隨機的，不喜歡不能換，不要就作廢了。但有了座機后完全不能想象以前無法通訊的日子，非常興奮和稀奇。手機就是千禧年后的產(chǎn)物了。女兒三歲的時候，我推著嬰兒車，她捧著我的摩托羅拉手機啃上面的那根天線，啃得坑坑洼洼，后來干脆洗干凈了讓她隨便啃，那個時候教她背我的手機號，3位4位4位這樣有節(jié)奏地背。后來這臺手機被人偷了，再后來家里的座機也停機取消了。

“照片里的這張唱片讓我想起了一個地方，吳淞路40號。這里曾是九龍愛樂者唱片音樂中心，在九十年代末堪稱上海古典音樂發(fā)燒友的樂園，專門賣進口的正版古典樂唱片。那時這樣的唱片店少之又少，除了‘中圖’，沒幾個地方能買到進口唱片。‘九龍’的店員很‘懂經(jīng)’，有品位，會幫助顧客解釋唱片背面的外文說明，也會給顧客推薦音樂作品。我在吳淞路九龍愛樂買的第一張唱片是小提琴家海菲茲演奏的曲目合集，二十年過去了，當初我用圓珠筆寫的便簽依舊放在唱片盒里。這張標價72，可能還打了個折，在千禧年左右，一個月的工資才一千多，但一張唱片七八十我倒很舍得買。可以說，九龍愛樂是我‘入坑’古典樂的契機和啟蒙。在此后的二十年里，我的生活中一直有古典音樂作伴，收藏的唱片也越來越多，從幾張到幾十張、一柜子，還有很多黑膠密紋唱片。后來吳淞路上的這家店關(guān)了，九龍愛樂的時代也過去了，但在上海古典樂迷的心里永遠不會忘記這塊地方。”

 

蒲扇 許海峰 攝影

林先生，祖籍福建，于1985年搬入提籃橋地區(qū)，至今已在此生活了近40年。他給我們講述了自己與蒲扇的故事。

“以前很少有電風扇，也沒有空調(diào)，我們就用蒲扇納涼。老百姓晚上在馬路上搖著蒲扇乘風涼，吹牛皮、嘎山胡。我祖籍是福建的，父親是國際海員，來上海定居后舉目無親，我母親一個人帶三個孩子，管我們也管得比較緊，所以我們也很少能出來到馬路上乘風涼聊天，偶爾有幾次和同學一起乘風涼，感到很愜意。有時候搖著蒲扇看著天，那時天上星星真多啊，我就想起了我的父親。他在航海的時候是不是也和我看到了同一片星空，海風吹著是不是要比蒲扇扇出來的風舒服、涼快多了。但我小時候不知道，海員是很辛苦、也很危險的工作。當時只是很想他，希望能夠團聚。后來我長大了，也沒有像別的小孩一樣，想繼承爸爸的職業(yè)什么的，只覺得海員實在是和家人聚少離多的職業(yè)。”

 

樟木箱 許海峰 攝影

朱成德，祖籍蘇州，小學三年級時跟隨從事貿(mào)易工作的父親來到上海，此后的幾十年一直居住于惠民路118弄至舊改搬遷。朱先生與妻子給我們講述了自己與樟木箱的故事。

朱先生妻子：“這樟木箱讓我想到了我的嫁妝。當時我就帶了兩只樟木箱嫁到了他們家。箱子的木材是江西出的，永遠不會發(fā)霉，東西放在里面，有股樟木的香味。東西我現(xiàn)在還保留著，我們從惠民路118弄搬到149弄的時候就覺得一定要留下來。”

朱先生：“說起我們結(jié)婚的事，我們是怎么認識的呢？我喜歡種花，就學了一點種花的技術(shù)，在家里種了很多花。我們的父母互相認識，她父親也喜歡花，有一次她爸爸到我家來，看到我種的這些花就覺得很漂亮，于是互相介紹我和我妻子認識。1980年，我們在惠民路118弄6號結(jié)婚，婚宴辦在北京飯店二樓，不知不覺間就這樣相伴了四十余年。”

 

結(jié)婚照 許海峰 攝影

張女士，家住北外灘東長治路1009弄，講述了她結(jié)婚照的故事。

“1979年11月，我跟先生在南京路王開照相館拍了結(jié)婚照，不是合影，一人一張。當時我也沒穿婚紗，帶個頭紗就拍了。我和先生是初中的同班同學，感情很好，他參軍后當兵5年，我在崇明農(nóng)場8年，我們異地戀了10年，都是書信聯(lián)系。他從部隊回來上海之后等了我3年，我們就結(jié)婚了。這兩張結(jié)婚照我到現(xiàn)在還保存著，我先生他有點摳，但非常能干，原來家里裝修房子，工程隊遇到疑難的問題都要來問他，而且他每年都會給我做新衣服，當時流行什么款式就做什么款，手藝甚至比專業(yè)的裁縫還要好。上海人的愛都在這種精打細算里。”

空房間 許海峰 攝影

空房間 許海峰 攝影

物之于人，是對記憶的承托，是對過往的封存與懷戀，人們對于過去的記憶也許在歲月的沖刷下會變得銹跡斑駁模糊不清，但寄于物上的情與憶會被久久保存。北外灘的居民在漸漸遷離這方土地，但這些舊物中的回憶與故事將會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