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正在攻讀嶺南建筑研究生的我回莞考察家鄉的建筑遺產，那是我第一次與善馀堂見面。善馀堂是莞籍華僑譚云軒的私宅，清末始建，民國初落成，隨即成為莞城赫赫有名的大宅子。歷經百年滄桑，當時善馀堂敗相雖濃，但目之所及格局完整。

不料，兩年后再次見面，它已經傷及骨骼，房梁塌落，屋脊斷裂，閣樓連帶美輪美奐的天花已遭拆除。那時我已是東莞理工學院建筑系的老師，正帶隊做莞城的建筑遺產調研，見善馀堂如此頹態，便起意修葺。不料從起心動念到竣工，竟足足三年。

善馀堂寫意。本文圖片除特殊說明外均由善馀營造提供

善馀營造

于我而言，修繕善馀堂最重要的背景不是它百年的歷史，而是莞城老城區的衰敗。我們歷時一年半的莞城建筑遺產調研數據也清楚地顯示，從2005年開始，歷史城區內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拆遷，拆遷面積約0.28平方公里，約占歷史城區的11.7% ，歷史肌理短時間內被大面積破壞。隨之而來的不是新生，而是停滯與人口流失，拆遷區的頹敗景象向周邊區域不斷蔓延。在這樣的背景下而論，善馀堂的修繕計劃當然不是企圖螳臂當車般的“肌理修復”，而是形成“城市觸媒”（Urban Catalysts），所以我們把計劃命名為“善馀營造”。所謂“觸媒”、“營造”，是希望把在地經營的理念貫徹到修繕的全生命周期，藉此鼓勵、促發一種“慢慢來”的城市有機更新策略。

2003年（左）與2017年（右） 莞城歷史城區（局部）衛星圖，可見紅圈范圍內的肌理變化

經過長期磨合，我們的團隊以東莞理工學院建筑學與文化產業管理專業的師生為主，另有少數社會不同領域的朋友，和仍然住在善馀堂里的居民。善馀堂大宅內分為獨立的五戶，我們主要介入的是其中一戶。業主遷居廣州多年，我們與之取得聯系，在獲得對方信任后，以“修屋代替租金”的形式簽約租用十年，作社區空間和青年空間之用。

而修繕和后期運營所需的啟動資金，一方面我們嘗試申報各種社會基金和學校項目，可惜不是失敗告終，便是資金太少；另一方面，我們通過發起眾籌，設計善馀堂系列文創產品，將“莞城文物徑”導賞活動產品化，并持續舉辦沙龍、工作坊等，引起不同社群關注，最后得到眾多熱心朋友和企業支持，終籌得不算充足但尚能把項目推動下去的資金。而眾籌的另一大意義是，第一次大規模地把我們的計劃推向大眾，并在此過程中，不斷審視項目本身的立足點，保證計劃的自主性。

搞關系

我們直接介入的只是善馀堂的五分之一，其余部分仍有兩戶居民居住，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原住民——譚家后人。對大多數以商業為目的或動機只在“物”本身的建筑保護項目來說，這種狀況是巨大障礙，會使人望而卻步。但對于我們這個以“營造”為理念的團隊，“與原住民共住”是一個關鍵亮點。與香港藍屋的“留屋留人”類似，我們力圖使新介入的力量成為原住民日常生活的良性因素。

但就算是“留屋留人”的香港藍屋故事館，也是利用建筑底層展開活動，不至于干擾樓上住戶日常生活，以免產生公私的矛盾。而我們最大的困難在于，善馀堂本是家族大宅，是一個對內私密的日常生活空間，而善馀營造的定位卻是社區和青年空間，所帶來的公共性將直接介入原住民的私人生活領域：共享的大門、天井、入戶樓梯，甚至是洗手間。這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那么善馀堂的公共性何來？無論是我們在法理上擁有了部分使用權，還是從譚家祖上譚云軒的遺囑上找到“但求有益于公，無私于己便是”的遺訓，抑或整個項目的公益性質，都無法構成公共介入原住民私人空間的正當理由。

唯一可行的是，溝通。

經過與原住戶長達數年、貫穿整個項目的溝通與相處，我們“公益”的價值立場得到了業主支持，達成“以修免租”的協議；在修繕和運營空間的過程中，了解鄰居們的意見和需求，盡量協助他們。當然，事情并非總是那么順利，例如，一個初衷在于改善鄰里關系的新建廁所，卻激發了多方矛盾，工程一度停擺，經過不斷的溝通與協調，磨破嘴皮，最后才不至于前功盡棄。但恰恰因為此事，我們更多地了解了他們心底的想法，他們也開始理解我們不遺余力于這個破房子的目的，漸漸將纏于心底的結解開。只有讓居民感受到我們的善意和尊重，并且認為在讓出部分私人空間的同時能夠在精神或實際上受益，公共介入的正當性才能慢慢建立。

修房子

2017年10月，善馀堂修繕工程竣工，其后定期開放參觀與舉辦活動，我們會向到訪者介紹善馀堂的歷史和善馀營造的情況。修繕過程作為某種理念的表達也會被重點介紹。修房子本身其實不難，有諸多的規范可供參詳。但將此時此刻的修繕行為與善馀堂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活動作為一個整體考慮，再反思每一個細節，其實均有無限可能。修繕不只是簡單一句“修舊如舊”就能概括，正如城市不是“大拆大建”就能脫胎換骨。

需要強調的是，在法理上，善馀堂并非文物保護單位，而是級別次之的“歷史建筑”，前者修繕規范嚴格，而后者除對正立面的要求近乎文物外，其余部分相對靈活。

善馀堂的正立面是其建筑遺產價值最高的部分，兩側簡潔的中式清水青磚墻與琉璃花格窗烘托出中間精美的西式折衷主義風格立面，可惜其裝飾灰塑已局部風化，抹灰也脫落不少。我們沒有權限，也沒有足夠的資金對其進行復原翻新。不過這也不錯，這些風化現象并無結構隱患，且已風化的部分，我們也沒有十足把握知道其原貌。所以我們只是細心清洗掉其表面青苔，拔掉雜草，用灰沙調補裂縫，減緩其表面剝落風化的速度。此處遵照的是“最少干預”原則，即以最少的措施防止遺產價值滅減，而不祈求原貌復原。

善馀堂 2014年（左，修繕前）、 2017年（右，修繕后）

可識別的回憶

從西式立面的羅馬券柱式大門洞進入善馀堂后，是一個建筑學意義上的灰空間，即既非室內亦非室外、有頂但開敞的空間。這是一個重要的過渡。此處以往是譚家各戶小孩玩耍、大人納涼的重要場所，也是臨時避雨之處，類似騎樓，譚家稱之為“無底樓”。但無底樓在2014年遭遇致命一擊，因漏水嚴重，屋主擔心坍塌危及下面行人，無奈將之連頂帶底拆除，隨之拆除的還有無底樓底部精致的天花。我2012年第一次目睹被拆前的無底樓天花，是繼西式正立面后第二個印象深刻之處。

依據2012年照片重繪的善馀堂無底樓及大天井速寫。楊靜 圖

無底樓被拆除后，不僅少了一處停留休憩、躲雨的地方，連建筑的空間序列和精致的天花所帶來的回憶也消失了。我們相信這是譚屋居民重要的集體回憶，決意將無底樓連同其下天花一并恢復。但由于天花的雕花工藝所費不菲，故此部分工作由我與學生自行制作，先依原樣繪圖，再利用學校的激光切割機分段雕刻。為了表明此非原物，不混淆歷史信息，我們將花紋的前、后中間兩處，改繪成標明年份的“2017”，和表明作者的“善馀營造”標志。這是歷史建筑修繕中“可識別性”的體現，我們既要復原原物以重溫集體回憶，但仍須清晰誠實地告訴后人，這是后來復原的，并非原物。（《威尼斯憲章》第十二條：缺失部分的修補必須與整體保持和諧，但同時須區別于原作，以使修復不歪曲其藝術或歷史見證）

另外，作為重要的出入口，此處長期缺乏照明，于是我們在天花雕花后的暗槽加裝了一圈燈帶，晚間點亮，無底樓下通道便被賦予光明，閃亮的雕花帶也成了此處未曾有過的新氣象。

整個譚屋最為特殊的空間大概是無底樓。

可敘事的痕跡

被拆除前的無底樓屋頂為雙坡瓦頂，最為正常且“正確”的做法是依據前者原貌復建，但綜合考慮后，我們并不傾向原貌復建。理由有：一，無底樓將成為日后青年活動的重要場所，復建后的空間應為此提供新的氛圍，故即使恢復雙坡形式以符合原有形制，也未必需要采用原來的傳統工藝；二，復原雙坡屋頂形式雖然可以符合舊有的形制，但平屋頂卻可以增加使用面積，而且是一高處的露臺，對日后使用大有好處。一座百年老宅，面對新生，究竟原貌的形制和新的需求孰重孰輕，其實極難取舍。在判斷難下之際，一個縈繞已久的疑惑再次浮現：屋面初建時的原貌真的是坡頂嗎？

無底樓屋頂 2011年（左 譚學斌攝）與2014年（右）

嶺南地區傳統建筑的屋頂最大的學問是防水和排水。為了讓雨水盡快排走，也避免雨水沖刷墻體，一般坡屋頂的檐口不會直接撞到山花后墻上，而是在檐口與山花之間另有平屋頂（常作為露臺），以便排水。所以，我們所知的2014年前直撞山花的坡屋頂，是否為后改之物而并非原狀？帶著這個猜測，我們對無底樓進行了細致的“考古發掘”：鑿開墻壁高處的批灰，露出了一排整齊有序且被雜磚封堵住的圓形梁洞，而梁洞上方更露出了只會用于平屋頂的粘土大階磚斷磚痕跡，三面墻體均有相應印記，唯獨后墻由于是后期重建的墻體，所以并無痕跡。

這無疑印證了我們的猜測，始建之時無底樓確為平屋頂形式。而我們發現，梁洞里偶爾留有焦黑的木屑，洞壁亦發黑，也許平屋頂毀于一場火災，其后主人將之改建為坡頂（平頂工藝比坡頂復雜）。屋頂是平是坡，或許對于大部分人無關痛癢，但對于善馀堂本身的歷史卻是一個重要信息，而且它可能隱藏著更多其他信息，例如，火災、為什么會火災、屋頂上會發生什么活動，等等。而且，這一“考古”發現也支持了復原平屋頂方案的“正當性”。果然，善馀堂的設計者和我們，都覺得這里需要一塊平屋頂的露臺。

無底樓歷年變遷

由于新發現的平屋頂痕跡具有很重要的敘事價值，故設法保護是必然所需?；謴蜆烁呦嗤钠轿蓓敱厝粫谏w掉原有痕跡，我們并不希望樓板標高發生變化，所以在復建的樓板與正立面之間留出一條寬150mm的空隙，露出原有平屋頂的痕跡，其上下重新批蕩，以突顯裸露的痕跡作為展示對象的地位。其上在磚縫處嵌入鋼化玻璃，不致破壞墻面的青磚。而這種后加結構離開原有墻面的做法，也最大限度減少了對正立面的影響，因為樓板外面的墻，正是整座建筑的裝飾精華所在——正立面的山花。所以，這種作為痕跡展示的構造，同時具有充分的“可逆性”，即一旦未來有更好的保護方式，此次修繕所施加的構件可以被完整、輕易地拆除，且不損害古跡原物。

被保留下來的不只是各個年代的人類痕跡，就連數年前侵蝕善馀堂的禍首——長在屋頂的榕樹的根也被留下。當年榕樹長在已無人居住的一戶樓頂，迅速生長蔓延，強大的根系往下穿透兩層樓板和一層地板，直插入地。我們進場時，榕樹主體已被砍掉，剩下一樓房間里攀爬在墻角的樹根，仍可讓人聯想到當年榕樹對建筑破壞力之驚人。于是我們將之保留，外噴白漆使之融入墻體背景，成為一組有趣的展品，意在向參觀者展示善馀堂被植物破壞的歷史，使人不至于再浪漫地認為屋頂長樹是一幅具有“滄桑感”的和諧畫面。

對“始建風貌”的執迷所導致的“風格式修復”（即強調恢復單一歷史時期的狀態與風貌的修繕手法）往往會抹去歷史復合的痕跡，假裝時間沒有推進過一樣。在善馀堂的修繕過程中，我們特別強調歷史痕跡的敘事性，精心篩選具有敘事價值的歷史痕跡予以保存甚至處理后再現，使參觀者可以清楚讀到建筑承載的歷史故事。

權衡取舍

然而不可能什么都保留下來，總有某些痕跡在權衡后被去掉。例如約上世紀九十年代由出租用戶在小天井加建的廁所和爐灶。我們并非想抹去這段歷史，而是相較日后的使用需求和空間感受而言，留下加建物的意義相對較小。當兩者不能共存，我們只好將之拆除。事實上，拆除后仍可見到相關痕跡。

釋放出的空間承擔著一個重要的新使命——加建一條通往二樓的樓梯。這種無中生有的做法在歷史建筑保護中須慎之又慎。之所以要執意為之，是因原來一二樓的垂直交通僅靠一條兩戶共用的“百年老木梯”，考慮到日后時有外來參觀者，若全由舊木梯接待，不僅產生安全隱患，還會嚴重損害對面住戶的清靜與隱私。

經過仔細勘察，最適合增加新梯的位置是小天井，為此必須部分拆除的二樓走廊實質已是后期改造的水泥地面。所以，新增的樓梯不會拆毀任何“原物”。新加的樓梯采用鋼木結構，一方面形態和材質區分于原物，即體現“可識別性”，二來未來萬一被拆除，不會像水泥制品一樣產生過多廢料和對建筑本體的不可逆傷害，此為“可逆原則”。

而其中最棘手的問題是，在如此狹窄的地方，如何設計一條既能舒適上下又不破壞天井空間氛圍的梯子。多種嘗試后，仍難覓兩全其美的方案，最后考慮到日后參觀者以青年人為主，故稍稍舍棄爬梯時的舒適度，坡度比正常的樓梯陡，以保護天井的空間氛圍。而老人、小孩或其他行動不便的人士，即可利用原有木梯上下。

天井新增樓梯

梯子投入使用后，許多人直呼太陡，但大多數還是能順利上下，只是要倍加小心。他們知道梯子設計背后的取舍后，一般都比較理解，且更明白我們對維護鄰里關系的用心。

然而，作為設計者，每每看到使用者步履蹣跚走在梯子上，或不得不走舊樓梯而干擾到鄰居，我總暗下決心要在下一期工程找到更好的方案將梯子加以改良。

古跡的當代價值

登上復建后的平屋頂露臺，人們終于可以在此親手觸摸到那個在地面仰望遙不可及的山花（的背面）。如果是夜晚，室內燈光又會穿過透光帶映射到山花背面，一抹淡黃，可作為樓頂適宜的照明。重新批蕩后的山花后墻雖然少了些古樸味兒，但新批蕩給山花帶來新保護的同時，可作為極佳的投影幕。晚上在此放映電影，山花的意義由正面的裝飾反轉為背面的觀影，觀眾在樓頂席地而坐，新的活動由此發生，正面是靜態的、古典的裝飾之美，背面則是流動的、現代的啟蒙之光。

改建后的無底樓天臺夜景

20世紀70年代末的《巴拉憲章》提出，“文化意義”（Cultural Significance）作為保護實踐的核心目的，何為“文化”？正如美國學者蘭德爾·梅森所說：文化是一個過程，而非一連串的事物（Culture is a process，not a set of things）。在這樣的語境下，古跡文化意義的重要一環便是作為過程的“當代價值”，而非只是單純的物質整體性。它引導出一種“以價值為中心的歷史保護”（Values-Centered Preservation）策略。此策略下的保護行為，既需保護歷史建筑所有有助于形成歷史場所感的“遺產價值”，正如前文遵照《威尼斯憲章》提出的“最少干預”、“可識別”、“可逆”等原則所進行的修繕行為，也強調發掘并激發歷史空間所具有“當代價值”潛力，如小至修復鄰里關系、孕育青年活動，大至“城市觸媒”、有機更新。

歷史保護是當代社會極其審慎地進行文化塑形的方式之一，因此任何保護理論都必須從“文化何為”以及“文化為何”的思考模式出發。我們將善馀堂定位為青年空間，即意在引導青年力量進入歷史空間，既為歷史空間注入新血液，即“城市觸媒”的本意，也為青年提供一種歷史視野，定位身份認同。我們不希望善馀堂只是一個消費懷舊情懷的背景，而是希望能讓到訪者多一些思考與交流，衍生更多當代的價值，讓這里成為一個有趣而深刻的地方。

（原文發表于善馀營造微信公眾號，經授權轉載，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