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森林夏秋篇》劇照

從幾年前的逃離北上廣，到李子柒等鄉村博主在城市中廣受追捧，到“二舅治好精神內耗”的淳樸勵志故事被廣泛轉發，城市居民對鄉村的想象和向往從來沒有停止過。在這樣的想象中，城市與鄉村之間：一邊是自然，一邊是俗世；一邊是純真，一邊是道德敗壞。如作家雷蒙·威廉斯所觀察到的，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修辭對比是有其傳統的。

但是雷蒙·威廉斯認為，事實上并不存在一個生活愜意、人心淳樸、道德高尚的鄉村：鄉村與城市的功能相互連接，城市里發生的邪惡勾當可能是由鄉村統治階級的需要所引發的，而被歌頌的道德主要存在于那些被剝削、被損害的人身上。

雷蒙·威廉斯也指出：如果我們厭惡城市的生活，那是因為促成我們生活的決定性關系令人反感。沉湎于美好的鄉村幻想或歌頌鄉村人的道德并不能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只有改變社會關系和核心價值觀念才行。不然只是宣揚表面的對比，掩蓋真正的對立。

今天的推送摘自《鄉村與城市》，“第五章 城鎮和鄉村”。

不過，最終的情感結構并不僅僅是建立在快樂往昔的概念之上的。它還基于另一個相關概念，也即純真：田園詩、新田園詩和反思性詩歌所表現的鄉村純真。要對此進行分析，關鍵在于鄉村和城市以及宮廷之間的對比：這邊是自然，那邊是俗世。這一對比常常就依賴于對鄉村勞作和這種勞作通過其得以組織起來的那些財產關系的掩藏，對此我們已經有所評論。但在這一對比中還存在其他元素。農業生產的方法——農田、樹林、成長的莊稼、牲畜——對觀察者來說很有吸引力，而且在許多方面，在好的時令，對那些在其中勞作的人也很有吸引力。因此這些東西可以有效地同商業主義的交易所和會計室形成對比，或者同工業生產的礦井、采石場、磨坊和工廠形成對比。在許多方面，這種對比在現實經驗中仍然有效。

《小森林夏秋篇》劇照

但自始至終，在農業開發的過程——這事實上已經化作一種風景——和這種開發在法庭、金融市場、政治權力和明顯的城市支出等方面的反映之間都存在著一種意識形態分裂。

城鎮和鄉村生活之間的修辭對比確實是很有傳統的：昆體良將其作為一個主干論題的第一個例子，1而在后來的希臘和拉丁文學中，貪婪和單純在這些典型區域所形成的傳統對比也很常見。不過，主要是在涉及羅馬帝國之處，當城市開始可以被視為一種獨立的機體時，這一對比被固定了下來。在尤維納利斯粗魯的諷刺詩中，2我們就發現了再傳統不過的這種格調：一份連續而清晰的腐敗現象的清單。

1 昆體良（Quintilian，35？—96？）：古羅馬修辭學家、教師，著有《雄辯術原理》共12卷。——譯者注

2 尤維納利斯（Juvenal，60？—140？）：古羅馬諷刺詩人。——譯者注

我在羅馬又能做什么？我從來就沒有學會如何撒謊。3

這種熱鬧的生活，充斥著奉承和賄賂，有組織的教唆，喧嘩噪聲和川流車輛，加上因有人搶劫而顯得不安全的街道，擁擠破舊的房屋和時常面臨的火災危險，這就是城市本身：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著。于是，從這個地獄退回鄉村或者海邊，比起僅僅把鄉村和城市生活方式相對立來，就是一種不同的幻象。當然，這是一個食利者的幻象：他所尋找的涼爽的鄉村并不是勞動農民的鄉村，而是幸運居民的鄉村。那里有鄉村美德，不過只是作為一種記憶，正如《諷刺詩》第十四首所表現的那樣：

年邁的山區農夫

常會告訴他們的兒子們……

要對簡陋的茅舍感到知足……4

在城市中，這些美德則常常是騙人的懷舊感傷：

羅馬的那個小集團假裝擁有

古老的農民美德，作為他們放蕩生活的托詞。5

因為這個幻象是典型的城市式的，即便當它進行否定之時也是如此。

在那些日子里，當世界

還很年輕，天空仍然嶄新，人們的生活完全不一樣。6

3 Juvenal: the Sixteen Satires; tr. P. Green; London, 1967; 88.

4 同上書，269。

5 同上書，75。

6 同上書，127。

但在諷刺詩第六首中，這一對往昔的傳統指涉指的卻是這樣的一個時代：

那時，冷風颼颼的

洞穴是人們唯一的住所，唯一的家宅

神、家人和牲畜全都一起關在黑暗之中7

讓-弗朗索瓦·米勒 《拾穗者》

而且那時婦女“比她們打著橡果味飽嗝的丈夫還要邋遢粗鄙”。被美化的不是鄉村經濟，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而是在鄉下購買的一幢可終身擁有的住宅，或者“一處迷人的海邊別墅”，或者甚至是“海面上一個貧瘠的島嶼”。因此，這并不是一個有關鄉村的夢想，而是一個有關城市郊區或者郊外住宅區的夢想。而且它是對城市內部腐敗——律師、商人、將軍、皮條客的興起；趨炎附勢和唯利是圖；擁擠不堪的生活狀態所產生的噪音和危險——的直接反應。事實上，在諷刺詩第十五首中，受到贊美的是有關城市的理想：

主權國家的理性，彼此幫助的沖動，

把我們分散的群體聚集成民族，放棄

我們祖先曾以之為家的

森林；

群體一起修建房屋，因為鄰居在周圍的

存在

使我們更安詳地入睡，學會集體安全……8

然后那個精確的注釋被加了上去：

但如今甚至連蛇與蛇之間都比人之間相處得更好。9

7 Juvenal: the Sixteen Satires; tr. P. Green; London, 1967; 127.

8 同上書，87。

9 同上書，286—287。

這種對腐敗的城市生活強有力的諷刺對后來的文學產生了特殊的影響；而許多它影響不到的地區和后世的人們則又都重新體驗到了這種諷刺。不過，重要的是它是如何被吸納進城鎮和鄉村生活方式這種更為溫和的傳統對比的。畢竟，羅馬是個特例；一個帝國首都，一個大城市。本可以追溯到其源頭的：它是建立在對一百個民族的剝削之上的。但當羅馬被吸納進有關任何城市秩序和任何鄉村秩序之間關系的描述時，作為肯定后者的一種方式，它獨特而壯觀的腐敗生活就變得非常不同了。毫無疑問，這就是意識形態發生轉變的時刻。

至于城鎮的增長、中世紀晚期的新城市運動以及后封建時代的定居活動，導致這些現象的社會和經濟原因現在仍然沒有定論。有些城鎮是通過諸如貿易擴展這樣的方式獨立發展起來的（例如皮雷納）。有的城鎮的發展則是通過與寺院和軍營之間的聯系。獨立手工生產也有了重大發展，出現了集中的趨勢和城市式的控制形式。但直接或間接的，多數城鎮似乎都是作為農業秩序本身的一個方面發展起來的：在簡單的層面上是作為市場；而在更高的層面上，則是作為金融、行政管理和二次生產的中心，這反映了真正的社會秩序。因此出現了各種相互作用和張力，有些城鎮則發展出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就我們所談論的時期而言，也即意識形態發生轉變的16和17世紀，社會的有效根基仍然是土地財產和隨之而來的農業生產，而城鎮，甚至包括首都，都與此主導秩序有功能上的聯系。而新的基礎之一，也即商業利潤，事實上是對此直接的關系造成了煩擾。傳統上的抱怨大多都是對這種煩擾的表達。但當我們讀到鄉村美德和城市貪婪之間的抽象對比時，我們一定不能忘記社會和道德秩序之間存在的固定的、必要的和功能上的聯系，而傳統上這兩種秩序很容易被對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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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瓊森寫給羅斯的詩中，我們能夠感覺到鄉村紳士和城市俗人之間的對比。但如果不是忙于替人打官司證明土地所有權的話，那么那些律師們的大部分時間又花在了什么上面？交易所里進行的交易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國內被忽視的勞工的剩余價值，而隨著貿易的發展，還包括國外勞工的。隨著城市金融秩序的重要性的提高，新資本中的很大一部分流向哪里了呢？難道不是流回了鄉村，進一步加強農業剝削的力度嗎？被輕易限定在城市之內遭到譴責的那種貪婪和算計，清楚明白地轉回到了坐落在農田和農民中間的鄉村宅邸里。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鄉村中進行的對人和自然的剝削，在城市里被集中變成了利潤。但同時，其他一些剝削形式帶來的收益——商人、律師、宮廷寵臣積累的財富——又滲入進了鄉村，似乎，但也僅僅似乎，這是一種新的社會現象似的。正如1577年有人對商人的描述所顯示的那樣：

他們常會變成紳士，正如紳士們也常會轉變成商人一樣；這兩類人彼此互相轉化。10

這種互相轉換正是關鍵之處。人們通常把這一時期的社會進程視為來自城市的傳染：

從那里（就像源自一處肥沃豐裕的苗床一般），廷臣、律師和商人被持續不斷地移植。

當然了，移植得相當成功；潘舍斯特就是一個例子。但在那些安居在鄉間的人和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真正的沖突，這種沖突不斷地在當時變化著的經濟中進行自我定義，它可以被看作一種意識形態的基礎，該意識形態認為一種純真的、傳統的制度正在遭受一種新的、更殘酷的秩序的侵襲和毀壞。

在封建制度解體的整個過程中，所有權的復雜變動無疑變得明顯了。商人和律師是最易于辨認和最容易隔離出來的新人。16世紀中期，羅伯特·克羅爾非常明確地通過對封建秩序的指涉對該過程進行了批評，而在封建秩序中，每個人都被認為應當安心從事他生來就被安排從事的職業：

10 Descriptions of England; William Harrison; ed. F. Furnivall; London, 1887; 131.

如果商人只管

商品的事兒，

把農莊留給那些

必須生活靠田地為生的人

那么他們就是最高尚的人。11

但是，這種對于產業和職業的嚴格劃分至少在兩個世紀前就已經消失了，不論是否和田地有關。正如克羅爾接下去所言，認為只有商人：

買進農莊

然后又將其租

給那些必須種地的人，

盡管這樣會給他們帶來痛苦：

重重地征收貢金

或者過度收取租金。

這是一種令人愉悅的看法，但最終卻不過是種幻覺。這種事情到處都在發生。并不需要商人來教地主們這么做，正如我們已經在托馬斯·莫爾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樣。或者，又如瓊森的《魔鬼是只驢子》中的人物所言：

我們天天都看到這些變化：委托人的

良田沃土現在成了律師的財產；

泰勒先生富裕的莊園里

堆積的木材曾經多過貯木場

但如今卻也被丈量后做最后的拍賣。

世事變遷，全由天定。12

11 Select Works of Robert Crowley (Crole); ed. J. M. Cowper; London, 1871.

12 The Devil is Ass; Act II, sc i.

產業易手無疑是由于訴訟造成的，律師們也從中獲益。但如果把土地所有權轉換的整個過程等同于這類“外來者”的到來的話，那就是簡單的臆測了。其實，這種等同是建立在具有神秘化功能的回憶之上的。“泰勒先生”和他“富裕的莊園”是種吸引人的形象，但我們并不能就此設想他的所有權始自伊甸園，正如潘舍斯特的例子一樣。這就是“傳統的”秩序這一概念最有效的誤導人之處。因為無論何時，在地位穩固的業主們的身上都不存在純真，除非我們選擇把純真硬加給他們。在由武力征服、坑蒙偷竊、政治陰謀、宮廷諂媚、敲詐勒索和金錢權力構成的漫長過程中，很少有什么財產所有權能經得起人道主義調查。認為時間的流逝使這些熟悉的獲取財產的過程帶上了純真的特質，從而與那些同樣由這些重要欲望驅動的后續階段所表現出的殘酷形成了對比，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經久不衰的幻想。定居的業主和新的野心家之間，或者土地資本的持有者和新的商業資本持有者之間的利益沖突是毋庸否認的，而且在“鄉村”、“宮廷”和“城市”群體的形成過程中，這些沖突當然會有政治體現。但對于20世紀的觀察者，或者具有人性的普通人而言，卻很難像任何一個群體的成員那樣，完全體會到那個不斷變動的、相對的歷史過程所帶來的復雜的嫉妒和苦痛之情。無論何時，只要我們面對地主們——無論舊與新——的行動細節時，就會發現，用一位現代農業歷史學家的話來描述他們很合適：“無情的一伙兒。”那些我們滿懷感情地提及的“古老的家族”，其實不過是一些壓榨和剝削鄰居時間更久的人家而已。而那些“入侵者”，那些新人，不過是正在進入并強化一個業已建立的體系罷了，而這一體系由于自身內部壓力的原因正在發展出新的掠奪形式。如果我們有多余的博愛需要釋放的話，還不如施與那些被忽視了的農民呢，他們不管怎樣，無論是在舊地主還是新地主的手下，都在開墾和耕種土地。

《幸福的拉扎羅》劇照

因此，鄉村和城市之間的那個暫時的對比只具有間接的重要性。不過，在整個對比中還有另外一個需要強調的方面。一個城市當然要以其鄉村鄰居種植的東西為食。城市之所以可以這么做，是因為它通過政治權威為那些掌控農業生產的人提供了法律和貿易，兩者被相互的利益和權力需要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但是后來，在一些臨界點上，當城市的運作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對外征服和貿易上變得具有自生性時，一種“秩序”和另一種“秩序”之間的對立就有了一個新的基礎。可以說，權力和利益的代理者變得疏離了，在某些政治形勢下甚至占有了支配地位。我們可以認為，在連鎖的剝削之上，作為整體的城市在剝削作為整體的鄉村。

這僅僅是因為城市通常集中了整個社會真正的社會和經濟運作過程，甚至可以達到這樣一個地步，也即不僅城市的秩序和宏偉，而且它的虛假和它的奢侈都看起來幾乎是自我供養的，就像羅馬那樣；人們住在城市里，在那里繁衍生息，似乎全靠他們自己一樣。于是寄生蟲們聚集在真正的服務性工作周圍，就像17世紀倫敦的法律界底層和下流社會的情況那樣。在壟斷市場的律師的身邊，聚集著騙子和職業賭棍。在發財的商人的身邊，聚集著小販、托兒、公然行騙者。在政客的身邊，聚集著告密者、掮客、調解人和（在宮廷和其他地方都一樣存在的）妓女；有些人來自所謂的貴族，有些人則正在變成貴族。

由于繼承法發生了變化，城市還越來越多地提供另一種服務。它為那些相對分散的鄉村地主們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婚姻市場（后來被稱作“社交季節”）。同樣，在此市場周圍，也聚集了皮條客和淫媒，還有職業陪護、沙龍經營者、浪蕩子和妓女。當這些種類繁多的下流社會形成氣候之后，就很容易投射出一種來自鄉村的單純的人的形象，他帶著鄉村特有的純真來到城里這些令人驚奇的人群當中。這無疑也反映了部分實情。在詹姆士一世時期的喜劇——馬辛杰的《償還舊債的新方法》或米德爾頓13的《妙計捉鬼》——中，下流社會的活力是顯而易見的，而人們耍盡陰謀詭計所謀求的，正是財產所有權和抵押文件。因此，我們很容易欣賞歐夫里奇、盧克、豪德或維特古德之類人物的粗俗下流，然后在某個特定的情節點認同那些“合法的業主們”，那些善良的、純真的人，他們通過城市社會的這些墮落的陋巷，找到通向他們的產業，他們所繼承的鄉村財產的路。但這其實是一種意識形態，因為他們所來自其中的那個“穩固的”、“合法的”鄉村秩序真正的前世今生從未受到過探究。

13 托馬斯·米德爾頓（Thomas Middleton，1570？—1627）：英國劇作家，主要作品還有政治諷刺劇《一局棋》，悲劇《婦女互相提防》等。——譯者注

在復辟時代的喜劇中， “鄉村”和“城市”之間的對立一般也同樣存在，不過明顯又有些含混。這些戲劇是城里上流社會的作家寫的，針對的觀眾也是上流社會，因此常反映那些顯而易見的焦慮情感，對鄉村生活的粗陋，或僅僅對它的單調進行抵制，或者做出一種必要的抵制表象。某些固定的鄉村人物類型被建立起來：黑田、假小子或酒桶肚；就像后來出現的傻大個兒以及整個瑪邁賽特世系和鄉巴佬村那樣。14在上流社會人士的閑聊中，這些人物類型很容易引發笑聲。城鎮上流社會的成員們脫離了鄉村宅邸，盡管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依賴鄉村宅邸的供養；他們構成了任何人所能想象出的最尖酸刻薄的反鄉村者。從這個特殊的角度，現在能夠看到的是：

一處布局凌亂的大房子，看上去就像無人居住似的，家里的人少得可憐。在那里，先生，你會看到我的母親，我跛足的姑母和我自己坐在一間大客廳的椅子里，彼此離得很遠，悶悶不樂，就像空蕩蕩的鳥舍里的三四只憂郁的小鳥一樣。15

不過，這種單調的安穩生活仍然和穩固的人際關系聯系在一起。以同樣的模式，一種忠誠的愛被視為：

比鄉村更悲哀！可憐可憐我吧，艾米麗亞，我將去往那個悲哀之地。我想我已經聽到烏鴉那可惡的叫聲了——嘎，嘎，嘎！16

但最后，烏鴉啼叫的正是世人所喊叫的：不得不安定下來，獲得一份產業，締結一門親事。而這就是那種含混的感情的根源。倫敦上流社會的人們通過炫耀、拜訪和詭計所做到，不過就是為了找尋婚姻對象，而婚姻也是必要的財產交易手段。當這個游戲正在進行之時，人們不可能不對之抱有玩世不恭的態度，但同樣的，這種玩世不恭從不會到達促使他們放棄該游戲將為他們帶來的好處的地步；這也正是為什么是玩世不恭，而不是真正反對的原因。

14 瑪邁賽特（Mummerset）：一個由演員們虛構的英國西部鄉村。——譯者注

15 The Man of Mode; George Etherege; London, 1676; Act V, sc ii, 217—218行。

16 同上書，492—493行。

《小杜麗》海報

年輕時尚：那么，羅利，這就是我們的財產，如果我們能夠獲得繼承權的話。不過我認為我們家的房子看起來就像諾亞方舟一樣，它的主要部分似乎是被用來容納天上的飛禽和地上的野獸的。

羅利：拜托，先生，別讓你的腦袋只關注這里房屋的布局；只管俘虜那個女繼承人，讓魔鬼搞房子的事吧。

年輕時尚：只管弄到房子，讓魔鬼搞那個女繼承人吧，我說。17

于是，毫不奇怪，這次預備“求婚”——可以很恰當地這么稱呼——所表現的明顯的玩世不恭態度被延續進了婚姻之中。而當婚姻是建立在財產交易之上時，這種求婚也就并不比那些城里男子更有道德。因為這些乏味而貪婪的詭計——也即粗俗的占有和俘獲，把當事人縮減成物體間的相互關系——所體現的玩世不恭，不過是種更深層的玩世不恭的浮渣而已。而作為有序社會，這種更深層的玩世不恭已經把男人和女人變成產業和收入的有形的交易載體。

智者將會發現我們命運的不同,

你娶了一個女人，我則娶了一份殷實的產業。18

《傲慢與偏見》劇照

當婚姻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再把它用作道德對比物，來反襯妓女和靠有錢老婆為生的男人的那些伎倆就不大合適了。任何體制，如果將這種社會利益或便利放置于個人愛情或忠貞觀念之上，都必然在其可見的中心區域滋養這些如今被方便地冠以復辟時期戲劇的“道德敗壞”之名的習慣和風氣。不論這個詞語向我們展示的東西值得贊賞還是招人鄙夷，它都不過是種微不足道的、膚淺的道德敗壞；是清醒意識到該體制的實際優先權的歸屬后做出的一種疲憊的、脆弱的、極其快速而機警的反應。

17 The Relapse; John Vanbrugh（約翰·范布勒）; London, 1696; Act III, sc ii, 1—10行。

18 The Man of Mode; Act IV, sc ii, 217—218行。

所以，邪惡的城市和純真的鄉村之間存在的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對比，因為城鎮里發生的一切都是由鄉村統治階級的需要所引發的。這種戲劇在道德所肯定的不是用婚姻來反對詭計或風流韻事（這么稱呼還是很恰當），也不是用智慧來反對愚蠢，或者用美德來反抗邪惡。它的目的是要把產業歸于正確的人的手中：

一份將寡婦阿拉貝拉·朗格里士的全部房產轉由愛德華·米拉貝爾保管的契約。19

的確，如果你駐足傾聽的話，城里人的歡快談話從未真正偏離過他內心對財產和收入的關注。甚至連此模式的明顯例外者——純真者、樸實者和忠誠者——也通常會在最后表明自己擁有財產。在《平凡商人》的結尾，當城里人的貪婪詭計敗露并受到譴責后，費德麗亞不僅把自己的純真交付與了愛人，而且還送給他：

這樣一份禮物，父親去世后傳到了我的手中。我父親是位北方的紳士，血統高貴，我是他唯一的孩子；因此我現在繼承了每年兩千英鎊的遺產。20

在最真實的意義上，這就是世道常情。

因此，從詹姆士一世時期的對立——貴人和騙子之間——到復辟時期的統一——酒桶肚和年輕時尚之間——的感情轉變既是坦率程度的增加，同時也表明了真正的和明顯的標準的喪失。的確，對于獲得土地的真正過程的態度變得更加冷漠了。理想正在消失，正如神秘化正在消失一樣。不過，在任何階段，我們都不必接受這種“城鎮——鄉村”對比的表面價值。因為在真正關鍵的交易中，到底誰來自鄉村？不是雇工或佃農；忍饑挨餓的家人迫使他們留在農田里。只有地主和他那擁有繼承權的兒子，地主的妻子和她那滿懷期待的女兒來城里處理他們必要的事務。他們由于不合時尚而上當受騙或者遭到嘲弄，然后作為一種報復，他們返家之時又進一步提升了他們有關樸素和單純的誠實的標準。在那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和感覺到形式背后的人們，不過現在既然骨頭已經化作塵土了，我們看到的必然是形式。他們帶來的東西，以及他們試圖促進的東西，都是建立在那些永受蒙蔽的人們短暫而痛苦的生命之上的：那些我們永遠也看不見的田間農民；那些流離失所者和遭到驅逐者；所有那些用土地和勞作為他們提供食物和零花錢的男人和女人們。“上帝創造了鄉村，人創造了城鎮”這句話毫無道德可言。年復一年，英國鄉村由人所創造和再創造，而英國城鎮既是鄉村的映象，又是鄉村的代理者（誠實與否，要視利益而定）。如果城鎮里的景象差強人意，因為它使人們真正靠之生活的那些決定性關系變得明顯而令人反感，那么補救的方法從來就不是某個到訪者的樸素生活和高尚思想所體現的道德，也不是綠色田野的喃喃細語聲。只有改變社會關系和核心價值觀念才行。而正是在這個時刻，“城鎮和鄉村”的謊言發揮了作用：宣揚表面上的對比，掩蓋真正的對立。

《幸福的拉扎羅》劇照

19 The Way of the World; William Congreve, London, 1700; Act V, sc i, 550—552行。

20 The Plain Dealer; William Wycherley; London, 1676; Act V, sc iii, 183—186行。

本文作者 雷蒙·威廉斯，20世紀中葉英語世界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出生于威爾士鄉間的工人階級家庭，畢業于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二戰”后至1961年，任教于牛津大學的成人教育班；1974年起，在 劍橋大學耶穌學院擔任戲劇教授，直至去世。

雷蒙·威廉斯被譽為“戰后英國最重要的社會主義思想家、知識分子和文化行動主義者”，其研究架通了美學與社會經濟探討、馬克思主義與主流文學思想以及現代與后現代世界。其著作宏富，主要有：《文化與社會：1780—1950》《漫長的革命》《鄉村與城市》《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關鍵詞》《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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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雷蒙·威廉斯 著 韓子滿 / 劉戈 / 徐珊珊 譯

出版：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本書通過梳理英國文學中有關鄉村與城市的種種論斷和描述，對當代文學及文化研究中一些錯誤的鄉村觀念和城市觀念進行了剖析，指出其謬誤。作者集中駁斥了部分學者所堅持的“消逝的農村經濟”、“快樂的英格蘭”、“黃金時代”等緬懷舊日農村的錯誤觀念，指出這些觀念只是作者的想象，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部分作家的作品，都顯示出昔日的英國農村充滿了苦難，相對于城市而言，農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滿歡樂的故園；同理，城市雖然是在新的生產方式確立后興盛起來的，但城市并不必然代表了進步，城市也面臨太多的問題。簡言之，城市無法拯救鄉村，鄉村也拯救不了城市。城市與鄉村的這種矛盾與張力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遇到的一場全面而重的危機，要化解這場不斷加深的危機，人類必須抵抗資本主義。

全書共二十五章。第一章具有前言的性質，概括了歷史上人們圍繞“鄉村”和“城市”所形成的各種觀念，指出英國經驗對于研究“鄉村”和“城市”關系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第二十五章為全書的總結。主體部分二十三章以英國文學中根深蒂固的鄉村懷舊為起點，回顧了十六至二十世紀多部英國文學作品（包括詩歌、戲劇、小說、散文、隨筆等）中對于“鄉村”和“城市”的描寫以及有關“鄉村”和“城市”觀點的發展變化，并將之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發展過程聯系起來，揭示出“鄉村”和“城市”對立的實質及其所反映的現代大都市和工業化生活方式的危機。

[英] 雷蒙·威廉斯 著 高曉玲 譯

出版：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文化研究領域的必讀經典

英國新左翼的奠基之作

《文化與社會》是雷蒙?威廉斯的成名作，1958年首次出版后已多次再版并被譯為多國文字，被譽為英國新左翼的開創性之作，文化研究領域的必讀經典。

本書以“文化”以及圍繞其展開的“工業”“民主”“階級”“藝術”四個關鍵詞為主題，分析了四十位活躍于18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中葉英國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從伯克到休姆，從柯勒律治到奧威爾，通過分析他們對工業革命以及文化問題的不同論述，威廉斯梳理了文化觀念的變遷，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勾勒出了影響20世紀文化思潮的重要傳統。

編輯｜艾珊珊

原標題：《鄉村和海邊真的有我們向往的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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