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的工資：種族與美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美]大衛·R.羅迪格著，郭飛、李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320頁，65.00元

2022年4月，《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的作者、正在參選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的詹姆斯·戴維·萬斯（J. D. Vance）接受了前總統特朗普的政治背書——盡管幾年以前，萬斯還曾經評論特朗普是“招人討厭”的“白癡”，容忍朋友在聊天時將特朗普與尼克松和希特勒相比，但相比于中期選舉的大局，這點陳年舊怨無關緊要。萬斯與特朗普二人握手言和的場面，象征著2016年大選以來在美國流行的“底層白人男性寫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這一流派致力于呈現“白種工人階級”（white working-class）的生活危機，將2016年大選中民主黨的失敗和共和黨的疾速民粹化歸咎于“底層白人男性的失落”，認為兩黨精英都忽視了美國去工業化進程中真正受到損害的人群——低教育水平、低收入的白人。2016年《鄉下人的悲歌》大獲成功之后，“底層白人男性寫作”在美國新聞、文學和影視作品中呈現井噴之勢，成品質量良莠不齊，但往往同時混合著社會批判與底層白人男性的自憐。

白種工人壟斷了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工人階級”形象

“底層白人男性寫作”或許是2016年以來美國公共輿論中最受關注的題材之一，但是，這一題材在美國歷史上并不是頭一回流行了?！暗讓影兹说目嚯y”曾經是美國南部文學的核心題材，在美國新聞和社會評論中，“白人男性危機”的主題幾乎每二三十年就會涌現一次。區別在于，2016年以來的這一波寫作將底層白人男性的經歷與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去工業化聯系起來。這一次，底層白人男性的形象既不是芝加哥屠宰場里的東歐移民，也不是被塵暴逐出故園的俄克拉荷馬小農，而是被資本主義分配秩序和資產階級精英文化雙重排斥的雇傭工人。他們工作辛勞，所得甚少，無力與產業轉移的大潮對抗，只能沉湎于“美國工人階級”黃金時代的往日幻夢之中，將生活的酸楚與怨懣發泄在更為弱勢的外來群體身上?！@一形象在美國歷史中有原型嗎？大衛·羅迪格的《白人的工資：種族與美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正是這樣一部窮本溯源之作。本書雖然初版于1991年，研究的主要也是1860年內戰前美國白種工人的種族觀念，卻對當下美國工人階級面臨的難題做出了巧妙的回應。

羅迪格在本書中試圖回答困擾美國勞工史研究已久的難題：作為一個擁有發達的工業基礎和悠久的勞工運動歷史的國家，美國為何始終難以形成統一的工人階級認同？為什么美國龐大的工人群體總是被種族、性別、出生地的高墻割裂？不僅如此，在大眾文化和政治動員的話語中，工人階級的形象總是被不切實際地賦予了太多的種族和性別預設——每當提到美國“工人”（working men），人們腦海中常常想當然地浮現出一個成年白人男子的形象，盡管在許多行業尤其是底層行業中，黑人、拉美裔、亞裔和女性勞動者所占的比例要遠遠高出白人男性。在保守派的政治語匯中，保護“工人”的利益指的往往就是“白種工人”的利益，而其他群體的利益會被稱為“特殊利益”。甚至在大眾消費文化中，“普通消費者”通常指的也是白人家庭，大眾消費品的設計都是基于白人家庭的消費習慣，只有在滿足了白人家庭的消費需求之后，商家才會為其他族裔設計符合他們需求的“特殊”商品。

白人，更具體地說，白種男人，壟斷了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工人階級”形象，進一步壟斷了代表“工人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秩序的權利。而少數族裔不僅因此遭受了文化上的歧視，也喪失了參與到工人階級運動中的機會。在漫長的十九世紀，大部分美國主流工會排斥黑人和婦女加入工會；內戰前，許多北方白人工會激烈反對共和黨將廢奴主義綱領加入政治藍圖；直到二十世紀初，還有眾多工會拒絕支持婦女爭取選舉權的運動。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白人至上主義者會戴上“工人階級”的面罩：路易斯安那的三K黨領袖宣稱，要解決失業問題，就必須推選一位白人至上主義的國會議員，因為只有白種工人會站在階級立場上思考問題，而黑人都是只關心自身群體利益的“種族主義者”；同樣，十九世紀的排華運動也被白人至上主義者描繪為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壯舉，因為來自中國的鐵路工人顯然不能算作“美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白種工人對其他族裔的排斥因何而起？是基于種族間的仇恨嗎？情況并非如此。實際上，大部分白種人對少數族裔一無所知?！栋兹说墓べY》第一章開篇，就是作者羅迪格的思想自傳：羅迪格成長于二十世紀中期伊利諾伊州的一個德裔美國人小鎮，這個小鎮屬于種族隔離時代所謂的“落日鎮”（sunset town），日落之后一切黑人都不準在鎮上駐留。盡管人們在日常生活幾乎不需要跟黑人打交道，但“黑人”這個概念卻時常被提及——不是現實生活中的黑人，不是新聞里的民權斗士或是電視上的黑人體育明星，而是抽象的“黑人群體”——“黑人”搶走了白人的工作、“黑人”不交稅、“黑人”是危險分子。這些關于“黑人”的對話不是發生在白人與黑人之間，而永遠是發生在白人與白人之間。白人談論“黑人”也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對非裔群體感興趣，而是為了顯得比自己的白人同伴更聰明、更厲害、更有權威。

羅迪格發現，這種對于不在場的黑人群體的討論，才是美國白人歷史中的常態。白種工人之所以執著地將黑人排除在外，并不是黑人群體做了什么，而是因為這種排斥對白種工人本身至關重要。在美國歷史中，黑人群體和奴隸制的長久存在，為白種工人提供了一個種族主義的文化抓手，“工人將自己定義為白人”，以此將自身與“不自由”“不勤奮”“不聰明”的黑人奴隸群體區別開來，這種種族情緒成為白種工人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白種工人的種族主義是一種“夾雜著仇恨、悲傷和渴望的復雜情感”，它經常隱匿在階級話語的背后，混淆我們對勞工群體身份的認知。而資本家對白種工人的種族主義話語樂見其成，因為它削弱了不同族裔工人間的團結，又分散了勞動者對于不公正的經濟分配秩序的注意力。

美國工人“白人身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國革命時期

除第一章深刻的自我反思和第八章的總結之外，本書的主體內容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二章至第四章從政治文化角度梳理了美國革命前后至內戰前美國白種工人階級認同的形成——“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為何會被默認是白人？白人身份（whiteness）為什么會與工人的階級認同和政治權利聯系起來？第五章至第七章則是對白種工人種族主義具體形態的分析——白種工人的種族主義如何通過節慶、游藝、歌曲等大眾文化形式，被表征為一種工人階級文化？在底層工人文化中，不在場的“黑人”如何被塑造為某種刻板印象，最終成為白種工人生活中習焉不察的元素？

從美國歷史的開端，我們就不難發現，“工人”這一概念的塑造與勞動者的歷史現實從來就不是同步的。工人（workingman/worker）這個概念從一開始就是白色的，它的對立面是殖民者眼中“懶惰”“不事生產”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雖然世居于此，卻不懂得開發這片土地的“真正”價值。在殖民者看來，只有白種男人具有開拓土地的智力、勤勞、美德和強壯體力，他們代表著“文明”，因此，白種人獲得了開發新大陸土地的自然合法性。

隨著大西洋奴隸貿易的開展，黑人逐漸成為北美勞動者群體中重要的一分子。在十八世紀勞動者的日常生活中，黑白雜處是司空見慣的，人們并不會簡單地將黑人等同于奴隸，將白人等同于雇傭工人。十八世紀北美的經濟現實與文化觀念也與今日不同，社會上仍然存在大量白人契約奴工、債務奴隸、被迫勞動的犯人、不領工資的學徒，而在當時的種族觀念中，德國人等族裔還不被看作百分之百的“白人”，因此，大眾很難在“黑人”與“奴隸”之間劃上簡單的等號。

“工人”概念開始帶上強烈的白人種族色彩始于美國革命時期。北美革命者稱自己為“自由人”，實際上鼓勵了自雇的白人勞動者與黑人奴隸對立的觀念。革命期間的政治話語反復利用“奴隸”意象來喚起殖民地人對于被英國“政治奴役”的恐懼，其動員效果正仰賴于白人對目下所見的黑奴生存狀態的恐懼。當然，革命一代也曾經因為自身“被奴役”的狀態而產生了對黑奴的同情，甚至提出廢奴的主張，但是，這種“團結”是短暫的。事實證明，優勢群體只有在社會秩序極端動蕩、不安全感籠罩的情況下，才會對弱勢群體產生短暫的、虛幻的共情。在革命結束后，這種基于“被奴役”的黑白團結很快被一種白人共和主義的話語取代：只有白人具有為自身自由奮戰的基因，而黑人的天生奴性導致了他們被奴役，并且絕不會奮起反抗。

白種工人擔心的“被奴役”并不是真正的賣身為奴，而是一種經濟依附狀態：缺少獨立的財產和生產資料，在勞動過程和經濟安排上受制于人——也就是長期被雇傭的狀態。杰克遜時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雇傭變得越來越普遍，因此，白種工人發明了眾多的區隔用詞，來突出自身與黑人奴隸間的差異：例如，將自身稱為“幫手”（help）而非仆人（servant），稱呼雇主為“老板”（boss）而非“主人”（master）。在杰克遜時代，男性氣概被構造為白人勞工階級自我認同的核心要件，“自由人”（freeman）這個稱呼對于白人勞工階級具有雙層含義，它既暗示著他們作為受雇傭者的依附狀態是暫時的，也明示了他們與黑人奴隸的區別。杰克遜民主的發展為這一區別增加了共和主義的視角：一個窮苦的白人勞工可能在經濟上受制于人，但仍然因為具有投票權而成為共和國的公民，從而自豪地證成他“自由人”的身份。換句話說，在白種男性工人的自我認同中，“白人”“男性”“自由”這三個詞本質上是一個整體。

正是因為這一原因，白種工人對黑人奴隸制的態度變得曖昧而復雜。十九世紀上半葉，南北雙方針對奴隸制的論戰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南方奴隸制的支持者往往同時也是北方工廠制的激烈批判者，他們提出，北方工廠里的雇傭工人本質上就是奴隸，并且其遭遇可能比南方奴隸還要不堪。而北方支持工人權利的激進勞工領袖，則很可能持反對廢奴的立場。例如，美國最早提出八小時工作日的西奧菲勒斯·菲斯克就主張，廢奴將會損害白種工人的獨立性，勞工階級應該立即停止對南部黑人的同情，將精力放在優先解放北方的“白人奴隸”上。觀察到這一主張的南方盟友立刻建議，為了維護白種人的自由和獨立，應該在美國實行“統治民族”的勞動制度，讓黑人奴隸去從事那些永無出頭之日的工作，這樣白種工人就能擺脫工廠的壓迫?！@顯然是迎合部分白種工人心意而發明的理論。幸運的是，這一理論并沒有成為內戰前后的政治主流。在1850年代，由于南北矛盾加劇，奴隸制問題的道德和政治色彩上升，廢奴和反奴隸制勢力融入共和黨主流，白種工人的種族主義話語不再占據顯要位置。但無論如何，美國白種工人對其白人身份的強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政治文化事實，而這種白人身份建立的基礎正是對黑人奴隸的貶低和排斥。

白種工人也塑造了十九世紀大眾文化中的“黑人”形象

既然白種工人是“自由”“獨立”“男性氣概”和“公民精神”的化身，黑人就必須被塑造成另一種形象。雖然在政治生活中，法律上的黑人奴隸制已經被內戰終結，但種族主義在大眾文化中以另一種面貌存續下來。在十九世紀的工業化過程中，白種工人文化塑造的自身形象恰好迎合了資本主義勞動紀律對“工人”的規訓。新生的工業生產秩序要求勞動者勤奮專一、熱愛工作、有時間觀念、能夠約束欲望、推遲滿足與享樂。當白種工人不得不接受這些勞動紀律時，他們將自身對于前工業時代生活的懷戀移情到黑人身上，將黑人想象成那個縱情酒色、懶散閑適的曾經的自己。用歷史學家喬治·拉威克的話說，十九世紀的白種工人在想象黑人生活時，“就像一個改過自新的罪人遇到了從前一同縱情享樂的朋友一般”。在白種工人的想象中，黑人是他們既鄙視又懷念的前工業時代的化身。

這種混合了階級與種族要素的文化想象通過十九世紀的大眾娛樂普及到了工人階級之中。十九世紀底層工人中最流行的舞臺表演形式之一是“扮黑臉”（blackface）和“黑人歌曲”（coon songs），這些表演在形式上模仿黑人，但其主題并不是南方黑人奴隸的悲慘生活。這些涂成黑臉的白人演員可能扮演各種邊緣的角色和有爭議的題材，他們是花花公子、懶漢、浪蕩子甚至異教徒，他們抨擊政客、諷刺唯利是圖的商人、嘲笑宗教衛道士，扮黑臉可以使用高雅文化中無法出現的粗俗語言和性暗示——這是一種底層白種工人借“黑人”之口、以戲謔而安全的方式冒犯資本主義秩序的表演，它表達的實際上是白種工人自身時刻感受卻又無法明言的失落與憤怒。這類表演形式建立在一個大前提下：自革命以后，真正的黑人實際上已經被排除出了白人的慶典，而在工業秩序的壓抑下，白人表演者只能使用“黑人”形象來表征自身文化記憶中狂歡與放縱的角色。而在扮黑人表演中，白人表演者往往又要時刻跳脫出來，提醒觀眾他們只是“扮作黑人的白人”，喚起白人觀眾對自身“白人身份”的慶幸感覺。

十九世紀白種工人塑造的黑人形象顯然并不能反映黑人奴隸的真實生活狀態。晚近美國的“新資本主義史”研究證明，內戰前南部種植園的奴隸生活并不比北部工廠更閑散，種植園對奴隸勞動者的管理同樣是高度紀律化的，甚至有部分歷史學家主張，北方的工廠管理者反過來學習了南部種植園的田間管理經驗，在這個意義上，南部種植園奴隸可能比北方工廠里的勞動者更早地成為了現代“工人”。美國歷史中另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愛爾蘭裔和德裔移民工人的“種族”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更早來到北美的盎格魯-薩克遜人都認為，愛爾蘭裔和德裔算不上真正的“白人”。這顯然不是因為他們的膚色，而是因為在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想象中，愛爾蘭裔和德裔移民都沉迷飲酒賭博，不具備真正的白種工人的德行，因此也不配擁有跟其他白種工人一樣的政治權利。

1850年代的政治漫畫：愛爾蘭和德國移民偷走了美國人的投票箱。

研究歷史上的“白人身份”能幫助我們避免認知中的“白人盲區”

至此，羅迪格講述了一個美國革命時期至內戰前后，白種工人如何將美國主流的階級語言種族化的故事。無論白種工人的“獨立”“自由”“勤奮”“男性氣概”，還是黑人奴隸的“懶散”“愚蠢”“滑稽”“沉溺欲望”，都是十九世紀白種工人的想象產物。羅迪格并不希望將白種工人塑造成“加害者”的形象。在他看來，“白人身份”是白種工人用以應對工業化困境的機制，他們既“懼怕依賴于雇傭勞動，卻又必須遵守資本主義運作機制”。對于這些遠渡重洋來到新大陸、只為擺脫舊大陸的等級壓迫、尋求自身有限的經濟獨立和人身自由的白人移民而言，被工業化生產秩序裹挾是一種痛苦的喪失經歷。沒有人是為了一輩子在工廠里擰螺絲而來到美國的，接受自身的“雇傭工人”身份，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美國夢”的失落。對于白種工人而言，種族主義是一劑略帶甜味的毒藥，能夠幫助他們飲下工業化的苦果，他們并沒有太多選擇。

在方法論上，羅迪格的研究屬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新社會史、新勞工史興起之后的第二代新勞工史研究。與赫伯特·古特曼、E. P.湯普森等先驅者一樣，羅迪格仍然注目于“硬性”社會結構的“軟性”文化表征，展現了工人階級如何面對資產階級霸權，在不利的歷史境遇中積極創造自身的文化形式，卻又時刻被社會階級結構所局限。與上一代新勞工史研究者相比，羅迪格的研究沒有集中在“被壓迫者如何反抗壓迫”的老調上，而是選擇關注底層白種工人主動擁抱種族主義、通過塑造黑人“他者”來為自身謀求心理、經濟和政治補償的行為。無論從黑人史還是勞工史角度，羅迪格的“白人身份”研究都極具新意，開啟了全新的研究視角。在理論定位上，“白人身份”研究可以對標性別研究中的“男性氣質研究”或是資本主義史中的“資產階級研究”。第五章和第六章使用的大量音樂材料也豐富了勞工研究的史料類型，將更為底層的視角帶入了歷史學家的視野。

自2016年大選以后，隨著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厭女主義等右翼思想在美國社會再次沉渣泛起，美國研究界常常陷入當代美國的社會問題到底是“經濟”問題還是“文化”問題的爭論之中。如果辯論的參與者讀過羅迪格的研究，或許就會意識到這種“經濟”“文化”兩分法的虛妄。人們當然可以把種族和性別壓迫看作階級壓迫的延續，美國黑人的歷史和現實困境當然也根源于他們手中經濟力量的不足，但這并不表示，解決了經濟問題，所有種族和其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相反，將一切種族問題簡化為階級問題，往往會給研究者帶來一種自身思想格外“深刻”的幻覺：遺憾的是，有時候馬克思主義者更容易落入這一陷阱，他們可能會認為“階級”比其他社會領域更為“根本”和“實在”，卻忽略了歷史上的“階級”劃分本身也可能帶有種族與性別的先天標簽。研究者自以為站在中立的立場，實際上卻是落入了認知的“白人盲區”之中。用羅迪格書中的話說，種族主義是植根于階級關系大樹上的一棵樹枝，若要撼動樹根，就必須“晃動種族主義的樹枝”。當我們閱讀晚近的“底層白人男性寫作”時，也應該時常警醒自己：這些故事中描繪的“美國工人階級”的黃金年代到底是誰的黃金年代？為什么美國去工業化的故事總是被一部分人的故事所代表？誰在塑造當代“美國底層白人危機”的神話？也許只有借用羅迪格等歷史學家的作品，從更長時段的視角來觀察，我們才能分辨當代不同的“底層白人男性寫作”中，社會良心與政治企圖各占幾分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