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美術開創格局，成就風范，在諸多領域開后世之先河。《讀圖觀史：考古發現與漢唐視覺文化研究》近期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錄了知名文物研究學者、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賀西林歷年來發表的十篇有關漢唐視覺文化研究的論文。賀西林近日在專訪中講述了自己的美術史學習和研究之路，“美術史是歷史學的分支，是一門重要的人文學科，其連接了歷史學與考古學，融通了視覺文化和物質文化。今天的美術史研究在保持自身學術傳統的基礎上，也不斷融入‘大歷史’的建構和書寫中，其影響力持續擴大。”

東漢陰陽二神畫像磚，縱39厘米，橫47.9厘米，四川崇州收集，四川博物院藏

 賀西林主持相關學術研討會，2021年

紀：先秦至隋唐美術史是您自學生時代至今主要的研究方向，本次采訪想從您如何開啟美術史學習和研究之路談起。從西安到北京，穿梭于兩座古都之間，您的成長和求學經歷對之后的學術道路產生了哪些影響？

賀：我1964年出生于西安，初中前一直隨祖父母居住在西安城東長樂坊竇府巷，西邊緊鄰的一條巷子叫景龍池，往南不遠處是興慶宮，這些地名的時代都指向隋唐。竇府巷或得名于當時某位竇姓貴族的府邸，俗傳為杞國公竇毅府，即高祖李淵太穆皇后的娘家（查閱相關資料，此說似不足信）。中學時代我隨父母住在西郊，距家西南不遠處即秦阿房宮遺址，北面不遠則是漢城未央宮遺址。這時祖父母也從城東搬遷到了城北龍首原，家緊挨著大明宮遺址，幾步之遙便是麟德殿遺址，再多走幾步就到了含元殿遺址。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多少會受些熏染，于是對文史有了興趣，高考前偶然聽聞中央美術學院有個美術史系，且當年招生不加試專業，參加文科統考即可，于是就貿然報考，1984年被錄取后，從西安來到北京，從此進入科班學習。

大學期間的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思想文化非常活躍的時期，學校學術氛圍很濃厚，除課堂教學外，有大量的學術講座，其間我聆聽了本校金維諾、湯池、王瀧、薄松年、薛永年等先生開設的中國美術史相關課程，以及校外楊鴻勛、張忠培、啟功、謝稚柳、宋兆麟、龐樸等著名學者開設的專題課或學術講座。此外央美還有個傳統，當時每年都會安排學生外出考察博物館和美術遺址。由于少年時代耳濡目染的多為周秦漢唐文化，所以上大學后就對早期中國美術史充滿興趣。記得1986年初夏，薛永年先生帶領我們班赴江蘇、上海等地考察，當時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剛開館不久，解說詞定其為西漢中期遺存，我憑自己剛學到的一點兒淺薄知識和直覺，判斷其或許早至西漢早期，暑假寫了一篇考察作業，即《徐州西漢兵馬俑斷想：對其年代的質疑》，這篇小文1986年秋被《文物報》（《中國文物報》前身）刊發。稍后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我正好與主持發掘者王愷先生同住一個房間，于是請教于他，他不贊同西漢早期說，然而年底發表的簡報就其年代表述為西漢中期或偏早些。之后20世紀90年代附近的獅子山漢墓被發掘，簡報和學界多認為墓主人應是第二代楚王劉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劉戊，下葬年代為公元前175年至前154年，從而證實了我之前對兵馬俑從葬坑時代的判斷。這篇小文雖然稚嫩，但是我的學術開篇，由此點燃了我的學術熱情。之后幾年我就秦始皇帝陵兵馬俑和戰國畫像銅器做了一些初步探討，陸續發表了幾篇論文，其中包括在湯池先生指導下完成的關于東周畫像銅器的本科畢業論文。回頭看，早期的研究都很膚淺，尚未入門，但那時年輕膽大，什么都敢說，記得有一次參加秦俑學術研討會，我在發言中就《史記》相關記載提出質疑，引來批評，頓感不安。會下與葛劍雄先生交談，先生對學術的包容及對后學的支持和鼓勵，令我感動，由此堅定了我后來在學術研究中的質疑和反思意識。

紀：從學習到留校任教，您在中央美術學院已度過近四十年的時光，在這個過程中，您認為學校和個人、教學工作和學術研究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

賀：從1984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1988年本科畢業留美術史系任教算起，今年是我踏入美術史領域的第38個年頭，任教的第34個年頭，彈指間已近耳順之年。留校初期的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我主要承擔全校中國美術史( 史前至隋唐)的公共課教學，同時擔任本科班主任，幾乎每年都帶領學生赴全國各地訪古游史，在此過程中鞏固和貫通了中國早期美術史知識，為以后的教學和研究做了鋪墊。其間系領導委派我特別邀請了李學勤、葉喆民、張馭寰、徐伯安、呂濟民、楊泓等著名學者來校講授中國古代青銅文明、中國古代陶瓷史、中國古代建筑史、博物館學概論、美術考古等專題課，我有機會聽了部分課程內容，在與上述前輩學者的交流中也深受教益。

1995年我師從金維諾教授攻讀中國美術史專業方向博士研究生，隨導師多次考察交流，在導師的言傳身教中逐漸領悟到學術研究的真諦（圖2）。金先生常說做美術史研究一定要有眼力，后來我理解導師所言“眼力”，其實不限于美術文物真偽優劣鑒賞層面，而是一種綜合的學術洞察力和判斷力，這句話于我影響深刻，一直受用至今。可以說從這時起，我才慢慢摸索到一些做學問的門道，2000年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漢代墓室壁畫的發現與研究》，此后的研究集中在漢唐美術史領域。也是從讀博起至今，我一直承擔美術史系本科生專業骨干課——中國美術史( 史前至隋唐) 的教學，同時還為碩博士研究生開設了美術考古研究、漢唐視覺文化研究等專題課。

賀西林與導師金維諾先生參觀博物館，1999年

學校于我而言，是一個很好的學術發展平臺。我所在的人文學院于2003年成立，其前身是1957年創建的新中國第一個美術史系，是目前中國規模最大、設置最完備的美術史學科教學和研究機構，與國內外眾多著名高校和研究機構保持著密切的學術交往與合作，組織或參與了多項大型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人文學院圖書館藏書總量達十萬余冊，是當今國內外最具影響力的美術史專業圖書館之一。從美術史系到人文學院，長期以來學術氛圍都很濃厚，且自由、包容、開放，學校從來沒有要求我們要出版多少本專著，要在什么等級的刊物上發表多少篇論文，其實大家都很自覺地在做學術，能在這樣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中工作，自然是我的幸運。

我認為研究是教學的根本，沒有好的研究，就談不上高水平的教學，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我始終堅持以學術帶動教學、教學與學術互動的理念，注重將本學科的前沿資訊、新材料和新成果及時融入課堂教學和教材編撰中。此外，在與學生的交流互動中，我也深刻領會到何謂“教學相長”。每位教師各有專攻，知識都有局限性，而現在年輕學子視野開闊、思想活躍，就相關問題的思考，也會帶動教師與時俱進，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不論是在課堂教學還是論文指導環節，學生們的發問時常會提醒和促使我“充電”，與年輕人在一起，學術總是那么激蕩和充滿活力。

紀：您的美術史研究總關注到大量的考古材料，關于“美術考古”您有怎樣的理解？近年來央美人文學院主辦了多個圍繞視覺文化、物質文化主題的學術會議，您認為其在研究方法、范圍和思路上與傳統美術史研究有什么關聯或差異，對學術研究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賀：“美術考古”這個概念學界討論了多年，楊泓先生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中就此撰述有詞條，鄭巖教授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追溯了此概念的來龍去脈。何為“美術考古”，其研究對象、范圍、方法、目的是什么，學界有不同認識，我也說不清楚，反正大家現在都這么叫，似乎已約定俗成，所以我也會用。做美術史的人都知道，唐以前的美術史敘事主要靠考古材料支撐，若離開考古材料，中國早期美術史幾乎無法書寫。因此，我所理解和實踐的“美術考古”，簡單說就是基于考古材料做美術史研究。

賀西林與考古領隊楊軍凱先生在北周史君墓發掘現場，2003年

近年來，視覺文化和物質文化日益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就此美術史、歷史學、考古學、科技史等學科之間的互動日趨密切，于材料、方法、觀念上不斷融合促進，推陳出新。基于這樣的學術背景和研究動向，這兩年我們連續舉辦了“漢唐陵墓視覺文化學術研討會”和“中古中國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視覺文化和物質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可視的圖像、物質產品及其文化表現，是文化的兩種重要呈現形態，其研究目的旨在探索可視的圖像及物質產品在不同時空和不同歷史情境中的生成及其意義。傳統美術史重視名家和經典，強調藝術本體及其自律性，而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更具包容性，于精英藝術和經典作品之外，把視野擴展到更廣闊的視覺和物質遺存，更加關注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強調重構藝術認知和歷史體驗，從而極大地拓展了美術史研究的視域和格局，也為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文化史提供了學術支持。

紀：作為長期致力于漢唐美術史研究的學者，您從《古墓丹青：漢代墓室壁畫的發現與研究》開始出版過多部專著，這次新書《讀圖觀史：考古發現與漢唐視覺文化研究》源自怎樣的契機，在文章內容的選擇上有什么考量？

賀：《古墓丹青：漢代墓室壁畫的發現與研究》（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完成的，是我的第一本學術專著。此后，陸續撰寫了《寄意神工：古代雕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后修訂成《極簡中國古代雕塑史》（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并與李松先生合作撰寫了《中國古代青銅器藝術》（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與李清泉教授合作撰寫了《永生之維：中國墓室壁畫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與鄭巖教授合作主編了《中國墓室壁畫全集·漢魏晉南北朝》（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與趙力教授合作編撰了《中國美術史簡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009、2020）等教材。其中《古墓丹青：漢代墓室壁畫的發現與研究》是一本研究專著，但現在看來學術深度遠遠不夠。其他著作多屬于美術門類史和簡明通史，偏重材料匯集整理、學術綜述或知識敘述。

 《永生之維：中國墓室壁畫史》（與李清泉教授合著），2009年

 《中國美術史簡編》【第三版】（獲首屆全國優秀教材獎），2020年

30多年來我的研究領域集中在漢唐美術史，兼及先秦，陸續發表了一些論文，這次結集出版，首先源自本人承擔的一項國家級人才項目自主課題的支持。其次考慮到近年來考古新材料大量出土，研究新成果不斷涌現，其間自己也有一些心得和反思，而借此結集正好可以對以往研究成果作補充修訂。這本書收錄了我近20年來發表的10篇有關漢唐視覺文化研究的論文，涵蓋三個議題，即圖像表征與思想意涵、圖像考辨與知識檢討、圖像傳承與文化交融。取名“讀圖觀史”，意在表明本書所收論文不限于傳統美術史重本體和經典的討論，而是把考古發現的視覺遺存作為另類“史料”，希望通過圖文互證的方式對其進行解讀和闡釋，揭示其內在邏輯和創造動機，重構歷史體驗，進而觀照和洞悉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乃至政治史的相關問題。

《讀圖觀史：考古發現與漢唐視覺文化研究》，2022年

紀：我們注意到，您的學術研究對象涉及不同時段，并且有從早向晚拓展的趨勢，自先秦、秦漢逐漸轉向對中古時期的關注，為什么發生了這樣的變化？

賀：前面已經說了，我早期的興趣點在先秦和秦代。1995年攻讀博士研究生，其間圍繞博士論文選題，摸了不少材料，曾試圖討論中國北方鄂爾多斯式青銅藝術，也試圖討論云南滇青銅藝術，曾赴云南多地考察，并拜訪了汪寧生、張增祺、李昆聲先生，得到有益指點。上述課題均為跨文化研究，涉及整個歐亞北大陸、中國西南、東南亞北部抑或南亞東北部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該課題包括多種語言的資料和研究成果，而當時查找外文資料非常困難，我多次跑“北圖”（現中國國家圖書館）復印了大量英、法、德、俄、日文資料，面對之，一片茫然，不知所措，故不得不放棄。最終選擇以漢墓壁畫為研究對象，2000年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以博士論文寫作為起點，此后數年的研究多集中于漢代，兼及先秦和北朝，討論對象包括墓室壁畫、帛畫、陵墓雕塑、畫像葬具、隨葬器物，主要是個案研究、圖像考辨、學術綜述。上述研究皆從圖像出發，最終進入思想史層面的討論，如馬王堆一號漢墓漆棺畫和帛畫的討論，漢代藝術中羽人圖像的討論即此。此外，我在教材編寫、課堂教學和學術研究中，也時常會反思一些問題，即用什么樣的知識構建中國美術史？把怎樣的知識傳授給學生？現有知識是如何生成的？可靠嗎？是否需要重新審視和檢討？鑒于此，我還就漢代視覺文化相關知識的譜系和生成過程做了梳理和檢討，如霍去病墓及其石雕的討論，漢畫伏羲女媧圖像的討論即此。

近年來，我的研究興趣和重點從上古轉入了中古，就南北朝隋唐墓葬視覺文化相關議題進行了討論。轉向中古的原因有三：一是有感于以往自己的研究范圍太狹窄，需要延展和拓寬；二是漢代大一統的時代格局，使得漢代藝術的普遍性和共性大于特殊性和個性，自覺于材料中很難發現新問題；三是中古時代思想文化活躍，南北互動，中西交通，景象跌宕起伏、波瀾壯闊，造型藝術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加之近些年來這一階段的考古新材料大量涌現，對以往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挑戰，需要學界就相關問題重新審視、檢討并做出回應。如北周至隋入華中亞人墓葬畫像石的集中出土，極大豐富了我們對中古胡漢美術交流的認識；大同北魏墓葬美術文物的大量出土，填補了美術史上的多片空白，刷新了我們對平城時代美術的知識；南北朝墓葬畫像磚石和壁畫的新發現，讓我們就南北美術互動有了新的思考，等等。我研究中古美術雖然多為個案研究，但在視角和思路上都有一些變化，不再拘泥于具體圖像的考證和闡釋，而是嘗試從跨地域、跨文化、跨宗教的宏觀歷史格局中揭示其視覺性、思想性及文化和政治意涵。就北周入華中亞人畫像石葬具的討論，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藏北魏畫像石棺的討論，陜西潼關稅村隋墓畫像石棺的討論，初唐燕妃墓、李勣墓屏風壁畫的討論即體現了上述研究思路。

紀：您的學術研究一向以嚴謹著稱，既延承了美術史研究的傳統，又有跨學科的思考和探索，這能體現您的學術風格和治學理念嗎？

賀：自讀本科開始，我就接受了比較系統的美術史學術訓練，除課堂教學外，那時老師經常帶領我們去觀摩各種展覽，并且要求做詳細著錄。到各地考察博物館和美術遺址都要求畫速寫，甚至抄錄碑文和壁畫榜題。我現在還保存有讀書時做的書畫著錄、文物速寫和寺觀壁畫榜題錄文。多年的美術史學術訓練，的確培養了我的讀圖能力，使我對圖像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能看到蘊藏其中的意義，同時也提升了我的“眼力”，造就了我的“經典”意識，這或許就是李軍教授所說的美術史學者的看家本領。

20世紀以來，美術文物大量出土，極大豐富和拓展了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內涵和外延，促使其敘事內容、問題意識、框架格局都發生了巨大變化。21世紀以來，隨著美術史學科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考古學、歷史學、科技史等學科的交匯融通，以及近幾十年來西方學術的介入，促使該領域的研究在視角和方法上出現一些新的趨向，即注重原境、空間、媒材、技術以及跨文化、跨宗教的討論。近20年來，我讀了楊泓、邢義田、巫鴻、汪悅進等學者的不少研究成果，在方法論上深受啟發和感染，在與尹吉男、李軍、鄭巖、李清泉、蘇榮譽諸學兄及各界學者們的長期交往中也學到很多東西。2015年—2016年，應汪悅進教授邀請赴哈佛大學藝術史與建筑史系訪學，聽了他們的研究生討論課，在與悅進教授及其學生的交流中，就海外中國美術史教學與研究理念也頗有感觸。

所謂學術風格和治學理念，其實都是在不斷變化的概念。我以往的研究主要采用傳統的考據方法，同時受西方圖像學影響較大，以實證為基礎，但同時強調闡釋的重要性，我認為闡釋最能展現美術史學科自身的魅力。近年來我的學術在傳統美術史研究范式基礎上，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理論與方法的啟發和影響，跨學科交流互動打開了我的視野，拓展了我的知識，激活了我的思考，跨出去的確是海闊天空、氣象萬千。

紀：在采訪的最后，能否談談您在未來的學術研究規劃，以及對美術史學發展的展望？

賀：在我做美術史研究的這30多年里，自己力感知識局限、能力不足，尤其缺乏文史功底和相應的學術訓練，故沒寫出幾篇像樣的文章，甚是慚愧，倘若其中一些研究心得于學界尚有參考價值，我也就知足了。一路走來，得到不少前輩師長的教導，得到眾多同仁學友的勉勵，于此深表敬意。就個人未來學術發展，我沒有什么特別的規劃，只是心存一點兒愿望，那就是多讀書，讓自己變得開闊些。

美術史是歷史學的分支，是一門重要的人文學科，其連接了歷史學與考古學，融通了視覺文化和物質文化。傳統的歷史研究重視文獻，輕視圖像，故長期以來美術史雖有其獨特的貢獻，但始終處于歷史學研究的邊緣。近幾十年，隨著美術史學科自身的發展及與其他人文學科的交融，圖像的史料價值和社會屬性日益凸顯，李零、葛兆光、霍巍、陸揚等學者都非常重視圖像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今天的美術史研究在保持自身學術傳統的基礎上，也不斷融入“大歷史”的建構和書寫中，其影響力持續擴大。我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的來自不同領域的年輕學者關注或加入到美術史研究中，我相信美術史必將是一門充滿活力、朝氣和希望的學科。

（本文作者為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博士在讀，原文標題為《讀圖觀史——賀西林教授訪談錄》，全文原刊于《美術大觀》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