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朝鮮戰爭（1592-1598，也稱“抗倭援朝”）是明代萬歷年間發生在朝鮮半島的中、日、朝三國戰爭。韓國稱為“壬辰倭亂?丁酉再亂”，取兵亂離散之意。日本稱為“文祿?慶長之役”，暗示戰爭背后的征兵與勞役。

從東亞史的角度重新審視萬歷朝鮮戰爭

隨著東亞各國學者交流的日益深化，中日韓三國開始共同關注及重新審視這場東亞國際大戰，并開始采用較為中立的“壬辰戰爭”（The Imjin War，也有學者稱之為The East Asian War）這一名稱。特別是近幾年來三國學界對這場戰爭的關注呈現白熱化趨勢。例如，2012年5月，在韓國召開了由東北亞歷史財團主辦、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承辦的“壬辰倭亂的展開及明的應對”研討會。2016年7月，日本史研究會（日本）就策劃了一場題為“東アジア諸國家にとっての「國際戦爭」：文祿?慶長の役（壬辰倭亂）”的例會，由韓國延世大學的車惠媛教授和日方的米谷均做主題報告，名古屋大學池內敏教授點評。目光轉向國內，第一屆壬辰戰爭研究工作坊“壬辰戰爭的歷史記憶——以史料為中心”于2017年4月在山東大學召開，中韓兩國學者共同探討戰爭記憶問題。臺灣的學術雜志《明代研究》也于2017年6月推出第二十八期 “十六世紀朝鮮戰爭”專號。

鄭潔西博士《跨境人員、情報網絡、封貢危機：萬歷朝鮮戰爭與16世紀末的東亞》一書的出版，將對此戰爭的考察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國內近年相關的研究著作幾乎是空白，這本書的研究主題值得重視，研究水平也屬上乘。此書是在其2011年向日本關西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明代萬暦時期の中日関係史の研究》的基礎上增刪而成，共三編十一章。第一編“跨境人員”，第二編“情報網絡”，第三編“戰與和：封貢危機”。

其中，第二編第四章“戰爭期間的兩種豐臣秀吉情報”中指出“豐臣秀吉中國人說”以及豐臣秀吉死亡情報均來源于琉球，緊接著第五章 “琉球國的情報角色”中詳細論述了琉球國在壬辰戰爭情報收集及信息傳遞方面的作用，特別是朝鮮國王答謝琉球國王的咨文最后寫道“煩乞貴國日后凡有賊情，不揀緩急，須徑報天朝，以示敝邦”（97頁），昭示了日本情報的“琉球－明朝－朝鮮”的傳遞路線。

評者個人最為感興趣的還是分量最重的第三編。此編從戰爭前夜的備戰戰略到具體的沈惟入倭營交涉，再到冊封時的情況還原，最后到冊封后的和平談判，一氣呵成。特別是第十章“冊封史事考”運用中朝日歐四種史料（一、明朝冊封使楊方亨和沈惟敬的報告書；二、通信使黃慎等的記錄；三、日方記錄；四、耶穌會記錄）對照還原了豐臣秀吉被冊封時的真實情形，可謂佳作。

評者的研究領域主要為壬辰戰爭后的中朝日三國關系史，且能力有限，因此仿照鄭博士的思路，從被擄人、情報網絡及清朝的對日朝關系的關心三點延伸一下壬辰戰爭后的情況。

壬辰戰爭中的朝鮮被擄人

第一編“跨境人員”中，鄭博士詳細分析了明朝軍隊里的外國兵，包括日本兵、暹羅兵以及黑人兵，還有赴日明人群體及在日明人群體等。壬辰戰爭后，最突出的跨境人員莫過于朝鮮被擄人。

這些朝鮮被擄人中有一些朝鮮知識分子，大多受到禮遇，限制較少，在日行動相對自由。較為知名的是有被俘日記存世的姜沆（《看羊錄》）、魯認（《錦溪日記》）、鄭希得（《月峯海上錄》）等。其中，魯認（1566-1622），咸平魯氏，字公識，號錦溪。壬辰戰爭爆發后，作為義兵隨都元帥權慄出征，丁酉再亂時（1597）三十二歲的他不幸被俘，在薩摩藩藩主島津義弘處度過了一年七個月的俘虜生活，其中五個月的日記（1599.2.22-6.27）存世。1599年在福建軍門諜使林震虩等人的幫助下，逃離日本，抵達福建。此后留居福建的不足半年內，魯認將在日本所刺探的倭情通過福建官員呈報朝廷。后經北京被護送回朝鮮，向朝鮮國王呈上了防倭十條。

另外不可忽視的一類朝鮮被擄人就是開創日本瓷器歷史的朝鮮陶工們。壬辰戰爭時，日本俘虜了不少朝鮮的陶工并將其帶回日本，這些陶工最后大多定居在西日本。例如有田燒的李參平（佐賀縣）、薩摩燒的沈當吉（鹿兒島縣）、上野燒（高田燒）的上野尊楷（福岡縣）、高取燒的高取八山（福岡縣）、萩燒的李敬（山口縣）等等。其中最為有名的便被稱為有田燒陶祖的李參平，其日本名為金江三兵衛。李參平被肥前國鍋島藩主鍋島直茂的家臣多久安順帶到日本，在小城郡多久開始筑窯。1616年李參平在有田町泉山發現了白磁礦后，在附近的白川天狗谷開窯，成功燒制了日本最初的白瓷。因此，李參平也被推崇為有田燒的陶祖在陶祖神社被祭祀。

值得注意的是，壬辰戰爭這場“奪人”大戰侵略軍的主力是日本西國的諸將們，他們同時也是奴隸貿易的主導者。日本軍將朝鮮人奴隸強行帶到日本，大多數帶到長崎、大村、平戶等地，然后將他們塞進葡萄牙的商船，送到東南亞。《明神宗顯皇帝實錄》中也有“其中有朝鮮國人，先年為倭所虜而轉買者。次為呂宋、為西番，或鬻身為使令，或附舟歸國”的記錄。從這個角度來看，豐臣秀吉的朝鮮侵略戰爭也是這種世界規模的奴隸貿易的一環。日本歷史學者巖生成一曾經敘述過乘船到達越南的朝鮮人趙完璧的經歷。趙完璧本是朝鮮晉州人，丁酉倭亂（1597）時被俘到京都，因文筆尚可被日本貿易船雇傭，1603年起連續3次隨日本貿易船到安南國與元縣，回到日本后于1607年跟隨訪日的回答兼刷還使呂祐吉回到朝鮮。

壬辰戰爭后東亞的情報網絡

鄭博士通過第二編的分析指出，“當時（萬歷朝鮮戰爭時）東亞出現了一個以明朝為中心，以朝鮮和琉球為左右翼，針對日本的巨大情報體系”（97頁）。那么壬辰戰爭后此情報體系出現了什么發展和變化呢？下面我們來看一下戰爭結束后中朝日三國是如何收集彼此情報的。

壬辰戰爭后，對馬守先后派遣使者平義智、僧人景徹玄蘇等到釜山，在祈求日朝通好的同時偵查朝鮮的情況。1607年朝鮮向日本派遣回答兼刷還使，標志著日朝外交正式恢復。十七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將軍開始在外交文書中頻繁使用“日本國大君”稱號，建立起以日本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此時，除了與中國、荷蘭的通商的港口長崎外，還有對馬口（朝鮮）、薩摩口（琉球）、松前口（蝦夷地）三個窗口向異國及異域開放。“鎖國”日本正是通過這“四個口”收集海外情報。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匯集成風說書的源自長崎口的各種情報，例如唐船風說書，部分被林大學頭編輯成《華夷變態》流傳下來。幕府對海外情報的興趣大多集中于清朝（韃靼）支配下的中國及葡萄牙、西班牙頻繁活動的東南亞（奧國）。除此之外，幕府也通過詢問漂流到中國的日本漂流民及訪日的朝鮮通信使搜集中國情報。

相比而言，位于中日之間的朝鮮收集各國情報就方便許多。朝鮮自建國以來，就開始向明朝派遣正朝使、冬至使、圣節使等外交使節。這些使臣的派遣除了維持事大關系外，也是朝鮮王朝收集中國政治、軍事等各方面情報的重要方式。具體來說，一是直接通過《欽定禮部則例》的記載，二是購買中國書籍、文獻、報刊，三是與沿路的中國知識分子交談。另外，北京是當時東亞和東南亞各國交流和情報收集的重要據點，朝鮮使節借與暹羅等國使節相遇的機會，利用筆談或者詢問其使團中通曉漢文的使者來收集東南亞情報。日本情報方面朝鮮主要通過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向對馬派遣問慰行（日方稱為譯官使）親自收集，或者間接通過可以進出釜山草梁倭館的倭學譯官（朝鮮王朝的日語翻譯）收集。

至于中國如何收集日本情報，清朝入關前，多依靠朝鮮的“倭情咨文”，同時也派遣大臣去位于沈陽的朝鮮質子館（沈館）詢問人質朝鮮世子。海禁解除、中日間貿易恢復正常后，福建等地方官員通過詢問赴長崎貿易的商人，抑或通過琉球收集日本情報。相比日本對中國的關注而言，中國對日本關注度不高，情報收集積極性也不高。

壬辰戰爭后中國對日朝關系的關心

伴隨著豐臣秀吉的死去，壬辰戰爭草草結束。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戶幕府，通過對馬宗氏向朝鮮派遣使節以期與朝鮮恢復外交關系，甚至實現通貢明朝。1607年第一次回答兼刷還使成功訪日。至此，日本和朝鮮通信關系正式建立。壬辰戰爭后朝鮮共向日本派遣了十二次政府間外交使節。隨后，1609年日朝間又締結了己酉約條，恢復了貿易往來。

朝鮮通信使派往日本時，朝鮮國王都要向當時的宗主國（明朝或清朝）提交報告即“倭情咨文”。其內容一般包括通信使派遣的時間、地點、人員、派遣目的等內容。這12次通信使中，在最初三次（1607、1617、1624）派遣時，朝鮮表面上雖然都向明朝一一匯報過，但實際上明朝沒有任何表示，甚至還出現通信使已經從漢城出發一個月后才向明朝匯報的情況。明清鼎革后的七次（1655、1682、1711、1719、1748、1764、1811）通信使派遣時，朝鮮也向清朝匯報過，清朝禮部官員的反應也僅僅是查照前例允許派遣而已。但中間的1643年通信使的派遣受到了清朝皇帝皇太極的強烈干預。皇太極希望此次通信使的派遣可以作為偵探日本情報的途徑，異常關心，并極力促成。其實，早在清朝第二次侵略朝鮮（丙子之役，韓國稱為丙子胡亂、1636年）結束后，朝清間的議和條款三田渡盟約（又稱南漢山詔諭）中就有“日本貿易，聽爾如舊，但當導其使者赴朝。朕亦將遣使至彼也”一條，表現出皇太極想要與日本建立外交關系的愿望。緊接著，崇德二年（1637），皇太極將入質沈陽的昭顯世子李溰叫到通遠堡，吩咐到“爾國送使日本云。必送回答來。即馳通云”，表明皇太極對日朝關系及通信使有極大的興趣。1643年的這次通信使的派遣也是在皇太極對日朝關系的強烈關心的背景下促成的。之后的1719年朝鮮向清朝禮部匯報通信使派遣情況時，禮部回咨中“朝鮮國差往日本國使人回來時，內中有明白曉事者，揀選一人于年貢同來，朕問地方情形”（《同文匯考》二、原編卷七十八 倭情）等語。可以推斷，康熙帝也希望通過朝鮮通信使間接得到一些實時的日本信息。

小結

值得注意的是，有過長期在日學習經歷的幾位韓國學者比較好地結合了中日韓三國的研究成果，在壬辰戰爭情報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進展。例如，金文子教授（2005）在“情報通信和壬辰倭亂”一文中就曾分析過朝鮮國內的烽燧、驛站（朝鮮稱為擺撥）的運營情況，并指出記載壬辰戰況及講和交涉進展等重要信息的朝報是朝鮮地方官員與士大夫獲知信息的來源，還提及被擄人、降倭和潛商也是獲取情報的重要途徑。另外，和鄭博士一樣，車惠媛教授（2008）也關注了琉球的情報傳遞角色，指出琉球雖然向明朝傳遞了“倭警”的信息，但明朝認為朝貢國琉球已經在日本統治下，有隨時成為豐臣秀吉侵略中國的幫兇的可能性。同時，車惠媛教授（2016）也關注了“薩摩－福建”這條傳遞路線，指出福建依靠與薩摩藩的關系建立了獨自的情報網絡。如果能更多地參考這些韓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應該可以進一步深化對壬辰戰爭的研究。

鄭博士指出壬辰戰爭不僅僅是中日韓三國之間的戰爭，其影響也波及琉球和女真，甚至暹羅（第八章 “借兵暹羅”－更大規模的東亞戰爭），連動整個亞洲。評者相信，壬辰戰爭作為一場深刻影響之后300年東亞國際秩序的戰爭，其研究才剛剛起步；而綜合利用多國史料及具有獨特研究視角的本書將成為未來壬辰戰爭研究的重要指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