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遜熱

從1993年4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2月的“托馬斯·杰斐遜蒙蒂塞洛生活展”（The Worlds of Thomas Jefferson at Monticello）吸引了60多萬杰斐遜的粉絲前來參觀。蒙蒂塞洛藝術館館長蘇珊·斯坦（Susan Stein）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杰斐遜的后人為還清龐大的債務不得不拍賣家產，蒙蒂塞洛的家具自1827年開始紛紛流落各地。她盡全力收集了其中的大部分。

托馬斯·杰斐遜在蒙蒂塞洛的住宅

現在基本上重現了當年杰斐遜在蒙蒂塞洛生活時的情形，宅內的陳設一如昨日。如果莊園里的房間可以真實地反映出杰斐遜人格的多面性，那么杰斐遜應該是個追求奢華又不拘小節的人。杰斐遜挑選物品要是有什么準則的話，大概就是憑著性子，買些價高物美的東西了：烏東的半身雕塑，緊挨著的是印第安風格的頭飾，紅木桌子上擺滿了白瓷餐具和銀質燭臺，肖像畫、印刷品和錦緞帷幔掛滿了墻，還有一面鍍了金邊的穿衣鏡。

如果將我們一生當中獲得的最為珍視的東西重新擺放在一起，或許每個人的人生看起來都是充滿偶然和無序的。然而，不論以哪種標準來看，擁擠的蒙蒂塞洛都像是一個獎杯展示柜，而其主人是美國最為放縱任性且不拘一格的收藏家之一。一個人如何能夠擁有這樣一屋子的珍寶，卻還要堅持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主張的樸素主義，過著農民般清苦的生活？這個展覽表明杰斐遜曾生活在一個堆滿了珍寶的博物館里，讓人很容易想到19世紀的強盜貴族的生活，充盈的財富完全可以滿足對財富的所有欲望。

展品包括當年杰斐遜起草《獨立宣言》時使用的一張便攜式書桌，這張書桌是從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租借來的，是這次展覽中最為重要的物品。從這張書桌上我們不難發現，杰斐遜對“共和制的樸素”（republican simplicity）偏愛有加。這張書桌自1880年起就存放在了史密森學會中，從那時起至今，僅僅在富蘭克林·羅斯福1943年為杰斐遜紀念館揭幕時向外租借過一次。史密森學會將這張桌子視為美國歷史上最為神圣的文物之一，因此在向蒙蒂塞洛租借的那一個月的時間里，全天24小時都設有警衛。大家爭相前來參觀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看一眼這張書桌。展覽舉辦的這一年中，只有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故居吸引了比蒙蒂塞洛更多的游客。

這種現象應該有個說法或者名稱，所以我開始把它稱作“杰斐遜熱”（Jeffersonian Surge）。喬治·華盛頓、本杰明·富蘭克林和約翰·亞當斯的250周年誕辰都沒有引起如此的關注。林肯的150周年誕辰也沒有引起這般強烈的反應。杰斐遜熱并不是由職業的歷史學家發起和主導的。杰斐遜在學術界聲名斐然的同時在社會公共領域同樣擁有巨大的影響力。無論是出版商、電影制品人、導演、博物館館長，還是基金會主席，都拿杰斐遜大做文章。相較于其他歷史人物的私人物品，杰斐遜的私產受到更廣泛、更深入、更全面的關注。這就像在7月4日的煙花表演時沒有看到普普通通的煙花、花炮，卻目睹了一次中等規模的原子彈沖擊波。

學術界的風向與此不同。并不是學者們忽視了杰斐遜，或者僅將他視為次級重要的歷史人物。聚焦于杰斐遜或研究杰斐遜一生中某一方面的學術專著和論文呈現成倍的增長。僅羅列杰斐遜的研究成果就需要兩大卷的篇幅，其中大部分文獻都是20世紀最后25年間的。最重要的一個學術項目是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托馬斯·杰斐遜論要》（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以約兩年一卷的速度面世（截至1993年，已出版25卷）。

關于杰斐遜的爭論

現在的問題是，大家并非對他不感興趣，而是對他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成就缺乏共識。民眾對他愛意不減，在學術界卻遇到一些麻煩。事實上，在一些學術領域，對他的評價甚是刻薄。在美國歷史上，杰斐遜曾一度象征著正確的事情，但已成為許多錯誤的代名詞。你可以帶著后見之明，回到20世紀60年代看看，那時觀點開始發生變化。1963年，倫納德·利維（Leonard Levy）的著作《杰斐遜和民主自由——論黑暗面》（Jefferson and Civil Liberties: The

Darker Side）出版。一如其名，倫納德在書中寫道，他發現杰斐遜在為弱勢群體的權益和自由發聲時并非那么鼓舞人心。他對于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說辭與其實際行動不符。

托馬斯·杰斐遜

1968年，溫思羅普·喬丹（Winthrop Jordan）的《白人眼中的黑人》（White over Black）出版，掀起了一陣更大的反杰斐遜浪潮。這本書回顧了美國早期的種族關系，進行了十分權威的評價。本書中較長的篇幅涉及了杰斐遜。雖說沒有對杰斐遜進行嚴厲的指責，喬丹在書中指出，種族主義萌芽于美國歷史的早期，杰斐遜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喚醒了深埋于白人人性中的種族主義。

對杰斐遜與薩莉·海明斯間的不正當關系的質疑，喬丹持不可知論的態度，并不認同關于薩莉的傳聞。他筆下的杰斐遜對于黑人有著深厚的情感，如性欲般的原始沖動，植根于他的潛意識之中。其他學術著作紛紛開始討論類似的主題，但在對杰斐遜的評價中是否應該把種族、奴隸制作為核心問題來討論，《白人眼中的黑人》一書設定了爭論的標準。當把這一問題作為評價杰斐遜人格特征的重要尺度時，他在學術界的名聲倏然而衰也就不足為奇了。

讓我們再次帶著后見之明往回看，另一個讓杰斐遜在學術界風光不再的原因是埃里克·麥特里克1970年發表了一篇論文，評論了杜馬·馬隆和梅里爾·彼得森剛出版的杰斐遜的傳記。麥特里克略帶冒犯地提出，對杰斐遜充滿崇拜、慶賀其豐功偉績的做法是否應該緩行。他問道：“我們是否還應該考慮到杰斐遜性格中還有些特征，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算不上英雄行為？”這不僅僅指他對奴隸制的公開支持。身為弗吉尼亞州州長，他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未能組織民兵開展有效斗爭，而是在氣勢洶洶的英國部隊來臨之前，丟棄蒙蒂塞洛騎馬逃竄，這件事是否是英雄行為？1807年的《禁運法案》（American Embargo）又是如何失敗的？杰斐遜堅持經濟制裁會把美國從戰爭之中解救出來，全然不顧種種現象表明這種制裁的唯一作用就是摧毀美國經濟。

對于來自夏洛茨維爾的人來說，這些問題哪怕沒有什么明顯惡意也會讓人很不舒服了。杜馬·馬隆是杰斐遜研究界一位資深前輩，多年在弗吉尼亞大學工作，窮其一生只為完成他極具權威性的六卷本傳記《杰斐遜與他的時代》（Jefferson and His Time）。這是美國學界完全出于學術熱忱而撰寫的巨著之一。相比而言，梅里爾·彼得森對杰斐遜的看法更加寬容一些。

麥特里克稱，夏洛茨維爾諸位的觀點是“來自杰斐遜陣營的意見”，已經變得越發沒有解釋力了。麥特里克呼吁學術界要重新審視杰斐遜，在夏洛茨維爾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回應，這一點十分出人意料。1992年10月，托馬斯·杰斐遜紀念館組織召開了一次為期6天的會議，以“杰斐遜的遺產”作為主題，以示敬意。會議期間人們展開廣泛的思想交流，一名記者稱之為“一場面向公眾開放的智慧沙龍”。會議結束后，弗吉尼亞大學出版社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出版了一本論文集，包含15篇論文。此外，公共電視頻道播出了記錄會議主要內容的錄像，時長一小時。里士滿（Richmond）當地的報紙和《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都刊登了一系列的新聞報道。雖然做宣傳時稱這是學術界對杰斐遜生日慶祝的聚會（來年4月將迎來杰斐遜250周年誕辰），本次會議卻擺出一副公開審判的架勢，杰斐遜被賦予了被告的角色。

控方的主要觀點來自歷史學家保羅·芬克曼（Paul Finkelman），當時執教于弗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Poly 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主要的指控是針對杰斐遜的虛偽。芬克曼指出：“因為杰斐遜是《獨立宣言》的作者，對他在奴隸制問題上的立場做出考評時，要考慮的不是他是否優于同時代最惡劣的勢力，而是他是否領導了最優秀的那部分人。”答案顯而易見：“杰斐遜考評不合格。”芬克曼認為，杰斐遜是一個徹徹底底的種族主義者，在杰斐遜眼里，黑人與白人根本不可能相互平等地一起生活。并且，在廢除奴隸交易或者限制奴隸制向南部之外地區蔓延的問題上，杰斐遜并沒有表現出十分真誠的態度，他對于如何逐步實現解放奴隸的思考亦是如此。他所鐘愛的蒙蒂塞洛和他的奢靡生活都是奴隸們辛苦勞作換來的。芬克曼認為，給杰斐遜冠以“自由之父”的盛名是一種誤導，說得嚴重些，甚至讓人生厭。

如果說芬克曼提出了最核心的指控，那么羅伯特·庫利（Robert Cooley）就是支持指控最重要的證人。庫利歲至中年，是一名黑人，自稱是杰斐遜與薩莉·海明斯的嫡系后代。庫利在問答提問環節時從觀眾席中站了出來，向世人宣稱杰斐遜與薩莉·海明斯之間的關系不容辯駁，因為自己就是這段關系活生生的證據。無論學術界的專家對于此事的研究結論如何，俄亥俄州及伊利諾伊州的幾代非洲裔美國人都知道，他們都有杰斐遜的血統。學者們爭論來爭論去，總是聲稱沒有充分的證據或檔案可茲證明。但缺乏證據是很正常的。庫利解釋道：“那會兒的我們哪會寫字，我們是奴隸啊。”而杰斐遜的白人后代也許在他去世后迅速銷毀了能證明這段關系的所有文字資料。庫利強調黑人社會更重視口耳相傳的歷史，而不像學術界非

要看到白紙黑字的文檔。他口中的歷史或許沒有實在證據，但很顯然更加具有政治影響力。庫利坐下的時候，觀眾席上掌聲四起，響徹會堂。前去報道大會的《華盛頓郵報》記者記錄下了這個場面：“杰斐遜的支持者們陷入了被動。對于人們心中的偶像這是十分艱難、尷尬的時刻。”

事實上，無論是芬克曼小題大做的指控，還是庫利戲劇化的個人證言，都不能準確地反映整個會議。但各新聞媒體更愿意報道這些內容，因為這些是會上最有意思、最有爭議的插曲。對于現階段學術界對于杰斐遜的看法，比較公正的評價來自彼得·歐努夫（Peter Onuf），他繼梅里爾·彼得森之后，任弗吉尼亞大學托馬斯·杰斐遜紀念基金講座教授，同時也是此次夏洛茨維爾大會的主要組織者。1993年10月，歐努夫在本領域的頂級學術期刊《威廉瑪麗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學者眼中的杰斐遜”（“The Scholars’ Jefferson”）。文中指出，杰斐遜的個人形象的確有所降低，但也只有一小部分歷史學家愿意全然信服芬克曼，把杰斐遜這個曾是美國最了不起的英雄看作一個十惡不赦的惡棍。學者們并非有意要把杰斐遜紀念堂夷為平地，或者鑿掉他在拉什莫爾山上的雕像。另一方面，大眾文化的主流仍然是對神話般的杰斐遜充滿近乎盲目的熱愛，讓杰斐遜的研究者們也為之癲狂。同時，以馬隆、彼得森為代表的對杰斐遜恭敬虔誠的傳統在學術界無疑已經式微。

對于如何理解學術界目前矛盾的狀況，歐努夫提出了兩種看似有道理的途徑。首先，發軔于美國的杰斐遜起主導作用的民主主義革命現今已經擴展到將人類的各種平等權包括在內，尤其是種族平等和性別平等，這是杰斐遜當年無法表達贊成甚至不曾想象過的。因此，許多受現代思想影響的歷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熱衷于從美國歷史中尋找那些具有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及崇尚父權思想的人進行批判。他們將這些人視為反面教材，以當前的社會標準對這些人進行考量，以證明過去是個多么糟糕的社會。因為有眾多的美國民眾對杰斐遜關注有加，他自然就成了批判者最合適的靶子。杰斐遜是如火如荼的文化戰爭中各方競相爭奪的戰利品。如果歷史可以提供可靠的前進方向，那么那些怒目而視的批評家在這場戰爭中勝算不大。但是學術界的批評意見會逐漸影響大眾文化，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將注意力放在杰斐遜是一個白人奴隸主、種族主義者上面，這種看法將會摧毀杰斐遜的英雄形象。也就是說，學術界對杰斐遜的評價有可能引導社會公眾對他的看法。

其次，歐努夫認為，杰斐遜的復雜心理被過分渲染，人們為之好奇，而現在挫折感正逐漸取代好奇心。那個深深吸引了詩人和“多變杰斐遜”擁躉的著名悖論，開始呈現出完全的矛盾。歐努夫認為杰斐遜在學術界的形象已經逐漸演變為“一頭自欺欺人的怪獸”。他善于措辭，卻顯得過于夸飾，將陳詞濫調包裝成富有政治智慧的文字，如歐努夫所說：“現今如同貶值的錢幣在我們的民主文化中流通。”杰斐遜的多重性格看起來并不像一個文藝復興之士的多才多藝，而更像是一個騙子狡猾的偽裝。

戈登·伍德（GordonWood）發表了總結性的意見。伍德一直被認為是研究美國革命時期歷史的最知名的歷史學家，他應邀對此次夏洛茨維爾會議的論文集撰寫評論。伍德指出，杰斐遜身上必然存在性格缺陷，杰斐遜問題的核心不在于此，而在于人們對他不切實際的期望。伍德提醒說：“我們美國人在塑造偶像、創造權威上犯了個極大的錯誤……我們考量任何人時都不應脫離其所在的時代和處境。”沒有任何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能夠成為一名讓所有人都滿意的英雄，因為人性的弱點總會遮掩其神圣的光芒。伍德寫道：“我們將杰斐遜擺上所有真實的歷史人物都難以企及的神壇，卻忘了他只是一個18世紀的奴隸主，也有自己的時代局限性。這種失誤最終使我們自己陷入混亂。”

走進生活的杰斐遜

我認為伍德是對的。事實上，這才是杰斐遜問題紛紛擾擾的爭論中我們愿意聽到的冷靜的理性的評價。但也很清楚的是，這產生不了多少變化。是的，如果每一個美國人都可以從小說人物中任意選擇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或惡人），那么我們的生活會輕松一些，因為這些英雄（或惡人）永遠不會讓我們失望。但我們不會這么做，也不能這么做。如果我們摒棄對于英雄的渴望，那么我們的生活會更加美好。但事實是，在歷史記載中沒有任何人做到了這一點，沒有任何理由相信當代美國人會有例外。而且，學者們自然而然地在過去與現在之間設立了一道關卡，以防止歷史與現實的隨意聯通。這種做法有其優點，可以阻止受意識形態驅使的評論家們從歷史中拎出英雄或惡人來迎合他們的政治意圖，同時也存在缺陷，會使歷史與生活相疏離，毫無生氣，變成歷史學家的自留地。

不管怎么說，杰斐遜精靈早已從歷史的魔瓶中逃脫，沒有誰能再將它裝回去。杰斐遜從歷史中走來，走進當代生活，各種相關的報道頻頻見諸報端，即使在杰斐遜250周年誕辰慶典過后，熱度依然不減。《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道了紐約律師協會（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組織的一次模擬審判，首席法官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主持庭審。這次庭審對杰斐遜提出了三項指控：杰斐遜破壞了聯邦司法的獨立性；杰斐遜生活腐化，如路易十四（Louis XIV）般奢侈無度（蒙蒂塞洛中的展示品就是證據）；他常常違背《權利法案》（Billof Rights）。盡管控方擁有大量確鑿的證據，杰斐遜最終仍被判定無罪。庭審結束時，控辯雙方的律師把酒言歡，為杰斐遜干杯。

與此同時，《華盛頓郵報》報道稱，在弗吉尼亞北部，人們反對在美國內戰戰場周邊的歷史遺跡區域建設迪士尼主題公園，呼聲日益高漲。巴赫曼·巴特莫哲里茲（Bahman Batmaughelidj）來自伊朗，是一位富有的房地產商，參與了抗議活動。報上稱呼他為“巴特曼”（Batman），恰好是在伍斯特教堂那晚我見過的一位伊朗慈善家。他了解到迪士尼公司是莫爾昌特和伊沃里拍的電影《杰斐遜在巴黎》（Jefferson in Paris）的制片商和主要發行商。電影主要講述了杰斐遜與薩莉·海明斯之間的曖昧關系。他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決定發揮自己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來反對修建迪士尼主題公園的計劃，因為電影將薩莉緋聞舊事重提，迪士尼公司難辭其咎。巴特曼警告說：“美國人沒有意識到杰斐遜及其思想對于其他國家的人民有多么重要，它鼓舞著人們去實現希望和夢想。這部電影會破壞人們美好的情感。全世界的人都會把薩莉事件看成杰斐遜不容回避的事實。這當然是個謊言。”

《杰斐遜在巴黎》劇照

1998年，喧囂再起

薩莉·海明斯事件中唯一可以確定的事實是，杰斐遜是否與薩莉有不正當關系，雙方各自都有一定的證據，這些證據讓這場辯論得以繼續，卻又不足以證明到底哪一方是正確的。這件事算得上杰斐遜最受人關注的問題了，如果有人宣稱自己知道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一定是人們大模大樣地自我欺騙或者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在蒙蒂塞洛時，我曾兩次在展會的員工及導游面前講演，提到我們可以從杰斐遜的遺骨中提取基因資料，然后與海明斯的后代進行基因比對。這在我看來是解開謎團的唯一辦法。蒙蒂塞洛的人們聚精會神地聽著，同意我對形勢的分析，但他們聽到將要褻瀆杰斐遜遺骨時，連連搖頭，十分驚恐。除此之外，有人辯稱或許遺骨中已經沒有足夠的機體殘留供我們提取到基因片段來進行可靠的科學檢測了。

當時我并不清楚，現代科學日新月異，已經發展出新的技術，可以不從杰斐遜本人身上提取基因片段就能夠進行基因比對。因為杰斐遜家族中的男性可以直接繼承Y染色體上的基因，現在有許多尖端實驗室可以測定Y染色體上的基因標記，因此我們無須開棺提取。弗吉尼亞大學退休的病理學家尤金·福斯特博士帶領的一支科研團隊從一名在世的杰斐遜后代身上取得了含有杰斐遜Y染色體基因的血液樣本，同時也從海明斯幾位后代身上取得了血液樣本。檢測結果發表在久負盛名的科學雜志《自然》（Nature）上，并在1998年萬圣節那天向媒體公開。結果表明杰斐遜與薩莉最小的孩子埃斯頓·海明斯（Eston Hemings）的基因相匹配。樣本的配對成功完全是出于偶然的概率不到千分之一。這就構成了確鑿的證據，表明杰

斐遜跟薩莉至少生育過一個孩子，結合先前的間接證據，可知兩人很可能存在長期的性關系。如果托馬斯與薩莉的故事是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出肥皂劇，那么現在終于接近尾聲了。

彼得·歐努夫五年前就對此做過總結，這次內情的披露事實上使學界進一步擴大并加深了關鍵性共識。我們都知道，杰斐遜生活在美國充滿矛盾沖突的歷史時期，性格復雜，難以捉摸，因為他提出了現代史上最為鼓舞人心的平等主義思想，而他家中卻擁有200名奴隸。現在我們又知道，杰斐遜曾宣稱種族通婚的前景極為可怕，并將其視為難以終結奴隸制的重要原因，而自己卻又與一名女奴生了好幾個孩子。在基因比對結果出來之前，人們也許會認為杰斐遜

的生活充滿矛盾。現在我們可以確定，他的生活充滿謊言。

各大報紙、雜志、電視臺都將此事作為頭條新聞進行報道。各種專欄評論鋪天蓋地，唇槍舌劍。因為我是《自然》雜志上那篇DNA研究論文的合著者之一，也曾正式公開反對針對克林頓婚外情的彈劾聽證會，《紐約時報》的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fire）指責我故意在這一時機發表該項研究成果，意圖弱化對克林頓的法律訴訟，或許是因為我的研究可表明總統與年輕女子保持不正當關系有傳統可循。不少黑人學者和記者借此機會發問，為什么包括鄙人在內的多數白人歷史學家沒有對這一史實進行修正？海明斯家族的口耳相傳保留下來的歷史敘述對杰斐遜和薩莉的性關系言之鑿鑿，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潛臺詞就是種族主義仍然存在，對于美國南方黑人和白人存在秘密的性關系這段歷史，大家都在保護杰斐遜，幫他撇清牽連。

然而，無論是學界對杰斐遜至高無上地位的批判，還是記者們將他作為文化論戰中的雙刃劍，公眾普遍對此并不關心。這就好比在股票市場，一則影響投資的內幕消息已經傳得沸沸揚揚，而美國民眾卻不為所動，泰然處之。這反而證明了我之前的想法，即福恩·布羅迪（Fawn Brodie）對于薩莉和杰斐遜故事的解讀早已深入人心。當被問及如何看待新披露的真相時，來杰斐遜紀念堂和蒙蒂塞洛的游客的回應十分淡漠，都說早就知道了。（回想起來，拒絕接受事實的只有杰斐遜的白人后代和大部分歷史學家。）從脫口秀節目中聽眾的熱線電話也能發現，人們對此事多是正面的解讀。此時，杰斐遜走下神壇，徹底展示了其作為“人”的一面，在我們這個更加自由和寬松的時代，“偉大的凡人”這樣的稱呼讓他變得更加有血有肉。

一直以來，杰斐遜最令人反感的一點便是他深信黑人天生低等，無法與白人和平共處。然而這如今也發生了極大變化，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對他的評價。無論杰斐遜在公開場合說過什么或寫了什么，他本人是實實在在跟黑人一起生活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杰斐遜一直是一位倡導文化多元的英雄，只是我們久未留意。這些眾多的解讀讓我更加明白，杰斐遜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吸引力、最復雜難懂的偶像人物。比起美國萬神殿中的其他賢達，杰斐遜身上更多地體現了我們愿意相信的意愿。無論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上的杰斐遜是怎樣的人，1743年至1826年曾在這個地球上生活的那個神話般的杰斐遜都將永生，并不斷迸發出新的活力。杰斐遜紀念堂永久地佇立在潮汐湖畔，蒙蒂塞洛府邸得到完美的修繕，拉什莫爾山上的雕像巋然永存。我們越了解杰斐遜的真相，便越會感到心安。

（本文節選自約瑟夫·J.埃利斯著《杰斐遜傳：美國的斯芬克斯》，楊彬、盧晶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8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