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小北 北京大學出版社 

年初大火的電視劇《開端》，想必不少人都還有印象。男女主角一遍又一遍的穿越回案發現場，只為不斷逼近真相，找出真兇。

當然，現實中的破案肯定不會如《開端》一般，有這樣的超能力buff加成。在現實中，司法破案是一個需要調動大規模人手，花費大量時間精力，通過細致的邏輯推理，與嚴密的證據確認，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相，找出真兇的過程。若是遇到較為困難的懸案，花上三年五載仍然找不到兇手，也并不罕見。

在破案中，帶有學科背景的專業知識也必不可少，司法破案系統遠比我們常人想象中要復雜。例如深圳市人民檢察院曾舉辦過“粵方言語音的同一認定方法”的聲紋鑒定課題。簡單來說，就是通過聲音、語言表達等特征，去確定嫌犯和打電話勒索的罪犯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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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其實會‘暴露’一個人的很多信息”，北京大學漢語方言學陳寶賢老師曾說，“我們會去探討，這句話是哪里的口音、語法語序有怎樣的特點、有沒有用到方言詞等。方言研究就像一個解密的過程，很有樂趣、很有意義。”

今天，小北就將以帶你重新走進久違的語言學，為你介紹一個你可能從未聽過的學科——司法語言學?！八痉ā焙汀罢Z言”兩個詞看起來毫不相關，但其實，本學科自誕生起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個年頭，在司法界破案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約翰·奧爾森作為世界上唯一的全職司法語言學家，在司法語言學領域擁有30多年的豐富經驗，他在《文字追兇：運用司法語言學破案》講述了如何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幫助破案的諸多精彩故事。

01

司法語言學的產生

1968年，倫敦大學的一位瑞典語言學家聽說了許多年前的一個案件。在倫敦肯辛頓區的瑞靈頓街10號，幾名婦女和一個嬰兒被謀殺。

瑞靈頓街10號公寓一樓的房客是約翰·克里斯蒂，一個安靜甚至有些害羞的男人，他的婚姻美滿幸福。樓上住著提摩太·埃文斯和他的妻子貝麗爾還有他們的女兒。

埃文斯于1949年從瑞靈頓街失蹤，同時人們開始詢問他的妻子和孩子的下落。同年的11月，埃文斯在南威爾士投案自首。因埃文斯已向警方作出了認罪的供詞，司法語言學自此介入該案。

埃文斯被判有罪，部分是基于這些供詞，部分是基于克里斯蒂提供的證據。埃文斯于1950年被絞死。

之后，隨著克里斯蒂妻子的失蹤，鄰居們開始對克里斯蒂的古怪行為生疑。在克里斯蒂搬離公寓后，另一個租客住了進來。在他準備搭架子的時候，發現了可怕的一幕：一個半裸的女人的尸體。警察到達后，又發現了其他幾起謀殺案的證據。

克里斯蒂后來被追捕、起訴、定罪，最終被處以絞刑。在克里斯蒂死前不久，他承認自己謀殺了埃文斯的妻子并“可能”謀殺了其孩子。盡管在克里斯蒂被處決之前有要求調查這些指控的緊急請求，但內政部長拒絕停止絞刑，克里斯蒂于1953年7月被處死。

在記者肯尼迪報道埃文斯這一案件之前，被處以絞刑的埃文斯所供認的罪行十多年來一直被認為是其所為。記者的報道引起了倫敦大學的一位瑞典教授簡·斯威特維克的關注。他對供詞進行了審查，并得出結論：這些供詞包含多種語言風格，其中大多數都是以“警察登記”編寫而成。

斯威特維克的分析和記者肯尼迪的堅持迫使內政部長推翻了定罪，使埃文斯在死后被赦免。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起語言學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謀殺上訴案。因斯威特維克在對證詞的研究報告中使用了“司法語言學”這一術語，他被認為是這門學科的“創始人”。

02

司法語言學解決了哪些問題？

1994年，約翰·奧爾森在英國建立了司法語言學研究所，該研究所隨后成為世界上領先的語言學實驗室之一。

他和他的同事一起檢測了所有類型的文本，包括作者身份、真實性、語義的解釋、有爭議的語言以及其他取證過程。從那時起至今，約翰已經處理了近300起司法語言學調查。

這些調查包括檢查自殺信件語言的真實性、評估敲詐勒索中的威脅性、評估警方問詢記錄中所謂的壓迫性問詢(這在當今很少見)，以及在從謀殺到敲詐勒索到恐嚇證人、性侵犯和網絡兒童色情內容等眾多調查中鑒定識別數百封信件、電子郵件和手機短信的作者身份。

約翰接受過警察機構、律師、國際公司和組織的委托，甚至也接受過收到恐嚇信的私人客戶的委托，發恐嚇信的人可能就住在附近甚至隔壁。

在早期的一樁案件中，美國中西部一家名犬俱樂部的主席讓約翰判斷，該俱樂部收到的大量恐嚇信是否來自他們自己的成員。

這些恐嚇信的作者極有可能是一名上了年紀、舉止溫和的女士，多年來一直忠實專注地處理俱樂部的行政事務，但她的一只寵物未能在俱樂部的年度名犬展上獲獎，令她倍感失望。

這可能會讓人感到驚訝。恐嚇信也會出現在家庭內部。在一個案例中，一名心懷不滿的女士對其弟弟在酒店生意上的成功感到憤怒，并給當地商會寫了大量的匿名誹謗信，信中不僅否認了他的努力，而且侮辱了他的妻子，指控他的納粹做派，并聲稱酒店經常周末舉辦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派對。

如果你收到了恐嚇信，或者那些詆毀你朋友、親戚或同事的誹謗信，你要知道的是：在處理過的恐嚇信案件中，所有指控都被證明是純粹的惡意——完全是捏造的。但這些捏造的東西卻能毀滅一個人的生命，這樣的事情太過常見。

互聯網的出現讓恐嚇信更加得以盛行：任何人都可以用假名申請免費的電子郵箱，然后在公共論壇上發表對他人最惡毒的誹謗，或通過電子郵件私下傳播謠言。

然而,盡管有技術方面的便利，每天依然有成千上萬封的誹謗信以傳統紙質信函的方式通過皇家郵政及其他郵政公司在世界范圍內傳播，每一封信都意圖破壞他人的幸福生活，摧毀別人的聲望名譽，或者挑撥夫妻或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良好關系。

寫信人的動機也并不總是仇恨：通常是因為無聊，而且對那些不可避免的破壞缺乏預見性。

幸運的是，司法語言學涉及的案件并不全是恐嚇信。每天都有獨特的調查請求：父親想知道女兒寫給他的信是否真是她的風格，青少年的母親擔心自己孩子的寫作風格受到“幫派腔調”的影響，保險公司想要從數名潛在客戶中分辨出詐騙犯，警探想要解碼囚犯寫給同伙的加密信件，囚犯想要證明自己是無辜的，律師想要幫助委托人上訴，員工想要證明老板污蔑他寫了匿名郵件：各種各樣的調查層出不窮。

03

一場被“句號”戳穿的謀殺案

司法語言學最初被視作糾正司法不公的工具，如今，它也在日常司法活動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2007年1月的最后一天，在距離倫敦不遠的貝德福德郡郊區，警督加里·韋德爾敲開了鄰居的門，請求他們幫忙尋找自己的妻子桑德拉。他告訴鄰居他的妻子前一天就失蹤了。沒過多久，他們在韋德爾家的車庫里發現了桑德拉的尸體。顯然，桑德拉死于窒息，她的頸部纏繞著一根尼龍扎帶，尸體旁邊放著一張A4打印紙，是她的遺書。

桑德拉·韋德爾有三個年幼的孩子，是一位很受歡迎的媽媽。她在當地社區里加入了許多志愿者組織，深受大家喜愛。因此，當社區的人發現她有可能自殺了，都感到十分震驚。

但是，她真的是自殺嗎？

看看韋德爾太太的“遺書”，它有什么不尋常之處呢？

Garry.

I am typing this note, because I know that if I were to hand write it and leave it for you, then I know that you wouldn’t read it.

I am so sorry for all the hurt I have caused you garry.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or to cause you so much pain.

I made a stupid mistake and I betrayed your trust, and I betrayed my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I don’t know what made me do what I did. I wish the whole thing had never happened. It all got out of hand. I have ended up with nothing.

You are kind to want to forgive me. I don’t deserve your forgiveness.

When you think of me, just try and think of the happier times.

Sandra Jane Weddell

【譯文】

加里。

我選擇打印這封信，因為我知道，如果是手寫的話，你是不會看的。

我很抱歉給你帶來這么多傷害加里。我從沒想過傷害你，或是給你帶來如此深的痛苦。

我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辜負了你的信任，同時也背叛了我們的家庭。我不知道自己為何這么做。我希望一切都不曾發生。事情卻一發不可收拾。我注定一無所有。

你太善良了，想要原諒我。我不配你的原諒。

以后你想起我時，盡量只回憶那些快樂時光吧。

桑德拉·簡·韋德爾

仔細研究過這封遺書的內容后，約翰·奧爾森認為可能性最高的候選作者是桑德拉·韋德爾和她的丈夫——警督加里·韋德爾。

韋德爾太太是附近一家醫院的主任護士，同時在當地考試中心兼任監考員。2007年1月30日上午，她曾前往當地一所學校監考，然后回家吃了午飯，她本應于下午兩點左右回到學校，然后在下午四點左右去另一所學校接孩子放學回家。

然而，韋德爾太太下午并沒有返回學校監考，也沒有去孩子的學校接孩子放學。學校給她正在上班的丈夫打了電話，然后韋德爾先生去接了孩子。直到第二天，韋德爾太太的尸體才被發現。

在許多司法案件中，候選作者的語言樣例都很少。然而在本案中，關于兩名候選作者的語言，約翰·奧爾森團隊掌握了大量的樣例。加里·韋德爾在他的妻子過世后不久寫了一封信，信的部分內容如下：

Please don’t send any more letters to any of my family members. They are all just as grief stricken as I am over this matter. We are meeting up regularly to allow me to get what I need to get off my chest. Family support is the best therapy at this time. I have that support in place.

【譯文】

請不要再給我家人寄信。他們和我一樣悲痛。我們會時常見面，這讓我能舒緩郁結在心中的傷痛?，F在這種時候，家人的支持就是我的良藥。我需要他們。

一看到這封信，約翰立馬就注意到了語言的簡潔度。這封信中，每句話的平均長度不超過9個詞，而“遺書”中的句子長度也并不是很長——沒有超過12個詞。

這種模式常見于韋德爾先生寫的信中，而桑德拉則習慣于寫很長的句子。有一次，桑德拉給孩子的學校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學校在家長放學接孩子的安保方面存在的一次疏忽。

她在信中寫道：“不過，就在1月18日星期三，這個日期值得注意，弗雷德被阿巴思諾特先生接走了，他可從來都沒有接過弗雷德放學，我也不知道是誰把弗雷德交給了阿巴思諾特先生以及為什么這么做?！?/p>

這句話超過了40個詞。韋德爾太太經常會寫這么長的句子。實際上，她有一次寫了一句超過130個詞的句子。她的平均句長幾乎是她丈夫的兩倍。

此外，她還很喜歡用逗號、破折號和分號，她在信中大量使用了這些符號，而且比較隨意，有時會出現一些語法錯誤。她習慣于把句子拼在一起，用一堆逗號來斷句。

相反的，無論是給誰寫信，加里·韋德爾的句子都是簡短精練的短句。就這一點來說，他就像一名典型的公司經理或高管——單刀直入，直截了當，不瞎扯，不跑題。

這反映著大眾媒體上時不時出現的“語言指紋”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指的是，每個人在使用語言方面都有其獨特性和可辨認性。

不過，在考慮這個概念時也需要十分謹慎。與“語言指紋”互補的是“個體差異”這個概念。不同的語言產生形式和環境也可能會導致人們的用語風格發生變化。

但是在本案中，桑德拉和加里的文本具有一些從未改變過的基本特征。無論桑德拉·韋德爾給誰寫信，她的句子結構總是雜亂無章地串聯在一起，就像上文所示的那樣。

在向警方報告這樣的發現后，他們也找到了其他證據，在2007年6月逮捕了加里·韋德爾。

悲劇的是，韋德爾先生被保釋了，并且被告知不得接近其親戚居住的區域。然而，他似乎對一些親戚懷恨在心，他射殺了自己的岳母特勞特·馬克思菲爾德，隨后開槍自殺。這是驗尸官在2008年3月給出的檢查結果。毋庸置疑，肯定是他殺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試圖將其偽造成自殺。

原標題：《一個句號將兇手繩之以法，這本書帶你用文字追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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