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年來和吳文津做鄰居，我對他逐漸有些了解。王婉迪把他和吳太太的回憶整理成書，題為《書劍萬里緣：吳文津雷頌平合傳》，去年已出版。文津今夏去世，我悼亡之余，在此談談個人的觀感，也借此機會向讀者交代他的一些后事。

文津的父親是軍人出身，曾任四川省軍法處處長、警務處處長，1922年文津出生時他是成都新津縣縣長，所以給兒子取名“津”；文津上有一個哥哥與三位姐姐，下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妹妹，他兩歲時父親便因肺病去世，在媽媽和“新媽”以及幾位老傭人的呵護下，住在三進院落的大宅里，童年充滿歡樂。到老都嗜甜的他曾跑到放腌釀食物的陰暗房間里偷吃醪糟，醉倒在壇子旁，害得全家出動四處尋找；他還有個別號叫“老哥子”，傭人和母親都這樣叫，因他舉止老氣，可見他從小便相當懂事。他讀的小學是一所私塾，民國已成立二十多年，仍在教《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和四書五經，初一、十五都要向孔子進香；中學則考入寄宿制的省立成都中學，學校沒雇工友，由學生輪流打掃，于是這位“少爺”銳變成能夠自理能夠勞動的新青年。1941年，文津乘了兩天的木炭車到達重慶中央大學英文系報到，這一別就是三十八年，1979年才有機會再回鄉。

1940年成都吳家：前排左三是母親，左五是 “新媽”，后排左二是哥哥，左四是文津

日軍1941年末偷襲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軍艦隊，導致美國正式參戰，國軍急需英語翻譯人才與美軍配合抗日，文津大二便瞞著家人棄筆從戎，先后在昆明和桂林服役，和美軍一同從桂林撤退到昆明途中遇土匪襲擊，中彈幾乎喪命。他痊愈后被派任為“參謀干部學校”的首席翻譯官。1945年春歐洲戰事結束在望，美方要求國民黨政府選派一百位翻譯人員到美國執行特別任務，后來才知道是幫美軍訓練中國飛行員使用美國軍機及秘密儀器。文津被指派為首批五十人的領隊，一行人飛越喜馬拉雅山，取道英屬印度、伊朗、埃及、北非，經紐約到達美國得州時，已是4月末，8月日本便投降了。此時一部分中國空軍及翻譯官仍留在美國學習駕駛和維修運輸機，到次年夏才被解散。

文津（左二）被派往美國為中國飛行員當翻譯，1946年攝于得州

國民黨政府承諾這些翻譯官若愿留在美國完成學業可資助他們。文津和四位友人填了數份美國大學的申請表，最先獲得的錄取通知書來自華盛頓大學，于是搭順道的軍機飛往西雅圖。不久中國爆發內戰，政府自顧不暇，他們一分錢也沒拿到，只好到餐館洗盤碗，到農場收割蔬果，勉強維持學業。

文津在西雅圖四年經歷了三個人生轉折點：第一，他在華大的第二年找到一份校內的好差事，整理圖書館數千本從來無人問津且尚未編目的中文書籍，時間可自己掌控，從此能專心學習。他做起這份工作興致盈然，歷史系本科畢業后，繼續在華大讀圖書館管理碩士，決定了他一生的事業。第二，他愛上了聚昌面廠的大小姐，比他小約一歲的華大同學雷頌平，雷家大小都喜歡文津，不顧華埠耆老的反對（“你怎知他在四川沒有老婆？”），讓她嫁給這“北佬”。第三，受數代信奉基督的雷家影響，文津成了基督徒。原本便天生樂觀的他，信奉基督后更開朗了。

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2017年慶祝“八十周年”，特地請其“第一位圖書館員”來講演。當天室外飄著西雅圖難得一見的雪花，室內座無虛席，文津回顧七十年前，他被聘整理洛克菲勒基金會于1937年贈送華大的中文書是多么的高興，每周做二十小時，月薪七十五塊，已足夠開支，不必到處打零工了；接著娓娓而談該圖書館的歷史，怎樣和美國政治與文化大環境的變遷關聯，強調圖書館是學術架構的基石。會后九十五歲的他和觀眾打成一片，閑聊當年華大在1946秋因他們五個翻譯官的到來，中國留學生從兩個遽升為七個；次年又一下子來了二十多人，可組排球隊了。

九十五歲的文津回華盛頓大學演講 （原載于2017年11月9日 The Daily）

依美國習俗，婚禮由女家負責，新郎只需預備婚戒。文津和雷頌平1950年6月結婚時，他分期付款買了婚戒，雷家則辦了個隆重的婚禮，請了六百多位來賓。

文津和華大同學雷頌平1950年在西雅圖成婚，新娘的禮服是自己縫制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略具規模的東亞圖書館屈指可數，西岸只有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家，文津拿到碩士后跑到加州碰運氣，該館主持人說他們沒有空缺，但海灣對岸的斯坦福大學旗下的胡佛研究所可能需要人。原來胡佛研究所新運到一大批中共原始資料，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的得意門生芮瑪麗（Mary Wright）在中國多方搜集的，急待拆箱整理。文津一邊在胡佛研究所工作，一邊在斯坦福攻讀歷史系博士（結果因太忙沒有完成博士論文）。芮瑪麗很器重文津，她1959年被聘為耶魯大學教授后，力薦他做胡佛所的中文館館長。兩年后胡佛所決定把中文館和日文館合并為東亞館，文津便被任命為東亞館的第一任館長。后來胡佛研究所把藏書移交斯坦福圖書館體系，成立了現在的斯坦福東亞圖書館，只保留各種珍貴歷史檔案，至今仍是享譽世界的中國現代資料所。

1950年代初文津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拆箱整理從中國運來的中共早期資料，后面是芮瑪麗與胡佛研究所所長

文津1960年到臺北，獲陳誠允許復印他收集的江西瑞金“蘇維埃共和國”資料，并向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左）借到儀器把資料拍攝成微縮膠卷帶回斯坦福。

1964年，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聯合委員會”要聘一個人考察世界各地中國資料收藏的情況，芮瑪麗便力薦文津擔任。文津向斯坦福告假一年，訪問歐洲各國、蘇聯、印度、 日本、韓國等國以及港臺等地的圖書館與研究所，回美后建議成立一個“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并專程到香港把能夠勝任的余秉權請來主持。

文津充滿活力，中英文俱佳，什么場合都應付裕如，然而又絕非逢場作戲之人；他辦事嚴謹，思路清晰，處處顧全大局，能體諒他人，是個非常難得的行政人才，當時在圖書館界已幾乎無人不知。香港大學成立時想聘他任第一位圖書館館長，美國國會圖書館也前來打聽他愿不愿意去任職，他都推辭了，跟吳太太說：“如果哈佛找我，我就去。”——因哈佛燕京東亞圖書館不但資源充沛，而且有相當的自主性，可讓他大展拳腳，實現他對圖書館的理想。不久，即將退休的哈佛燕京東亞圖書館館長裘開明果然屬意他繼任。

1964年初，文津未開始環球之旅前，就被邀前往哈佛面談，后來才知校方為圖書館事征詢了費正清的意見，而費正清早已從芮瑪麗口中聽說過他，深感文津正是哈佛燕京急需之人。費正清自1940年代便在哈佛提倡從各種角度研究近現代中國，苦于圖書館有關現代的資料不多；文津既有舊學根底，對當代資料又比任何人都熟悉，是擴充其收藏的最佳人選。其實那時哈佛燕京東亞圖書館隸屬于哈佛燕京學社，該社注重傳統漢學，費正清平時很少過問，他搞“區域研究”已籌得巨款另起爐灶（長期被稱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但此回下了決心非要把文津弄到哈佛不可。他聽說吳太太是關鍵，因她家人都在西岸不愿搬到東岸，第二次便邀吳太太同來，到機場接機，在家預備了酒會歡迎他們。次日又到旅館接他們并且親自做了早餐，連著兩天當導游，開著敞篷車帶他們四處游覽。費正清身材高大，走路又快，穿著高跟鞋身材嬌小的吳太太只好快步急追，最終抵擋不住他的熱情，“投降”了。

文津在哈佛燕京三十一年任內，不但把收藏擴充到當代人文與各社會科學領域，還開始采購縮微膠卷、電子檔，以及有歷史意義的照片、傳單等非傳統物品。他不但充實了中日韓文收藏，又增添了越南文，并聘專人采購有關東亞的西方著作。日文書刊特別貴，文津和周圍的大學圖書館達成協議，日文書刊互不重復地分開采購，以通有無，這后來演變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在文津的指導下，哈佛燕京遇上珍貴資料，往往復制后以成本價轉售給其他研究機構。文津發現自己是個募款能手，善于說服慈善家或基金會掏腰包，圖書館有什么特別項目應該做，他都籌到資金來把它辦好。

作為一個現代圖書館，沒有比滿足用戶更重要了。為方便學者，文津把圖書館的開放時間延長，從上午九點一直開到晚上十點，取消了以往晚飯時間關閉兩小時的習慣，又把星期六從半天延到全天，星期天下午也開放。他盡量留意各領域的新發展，讓學者能找到他們所需的書刊。那時哈佛沒有那么多安全措施，任何人都可出入圖書館，他把圖書館營造成一塊靜謐安詳的小天地，令來客感到受歡迎，每次去都有所獲。于是哈佛燕京東亞圖書館成了當時波士頓一帶亞洲知識分子流連忘返的所在，訪問學者也賓至如歸。不少經常光顧的人如馬英九、黃仁宇、周策縱等和他成了好朋友；因文津的生日和馬英九只差一天，他每年生日馬英九都記得寄賀卡來。

文津求才若渴，把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賴永祥請來負責編目，因賴先生畢業于東京大學又曾在美國受專業訓練，對中文日文以及西方的目錄學和編目法都非常清楚；他又千方百計把大陸的沈津請來整理善本書籍。人請到了，他便放手讓他們施展才華。

吳文津和顧廷龍，攝于1980年代

文津自哈佛退休有個故事，很能反映他的作風。他任哈佛燕京東亞圖書館館長的頭十年，該圖書館隸屬于哈佛燕京學社，經費即來自1920年代燕京大學和哈佛合作所爭取到的霍爾遺產（詳情可參看敝作《洪業傳》第十二章），文津只須向該社的理事會負責。1976年起社方仍提供部分經費，但圖書館則正式歸入哈佛大學的圖書館行政架構，其總館長也成了文津的頂頭上司。1995年文津七十三歲了，正考慮退休，卻和上任不久的新總館長發生了一次沖突。原因是在一個會上，文津報告說哈佛燕京和聯機計算機圖書館中心（OCLC）合作要把中日韓文的目錄卡片轉換成電子格式，進度滿意，這位先生當面斥責他說跟OCLC合作非常不明智，應和另一個團體合作，因該團體專為如哈佛這樣的研究圖書館而設。文津回應說OCLC有足夠的經費和人力完成這工程，它的成績是可查證的。他當天下午便接到這位先生的電話質問他為何在會上唱反調，并預言OCLC六個月內就會垮臺，又告知文津：“我要你辭職！”文津問為什么，他道：“我需要一個能跟我合作無間的人。”文津冷靜地說，“你讓我想一想。”他估計哈佛燕京是唯一沒有加入那團體的主要圖書館，莫非是這位先生感到在同行里失了面子，才動那么大的火氣。文津去找相熟的哈佛研究院副院長，問此人是否有權強迫他辭職。副院長說他須查查相關條文，一星期后回答這人沒有那種權力，而且他要文津辭職的理由不足，文津已過了六十五歲，若逼他走有年齡歧視之嫌，可以告他。美國的法律幾經修改，一般是七十歲以下不能強迫員工退休，學界受豁免，可以終身不退，這當然造成不少弊病，卻也鞏固了學術自由至上的原則。再過一星期，那位先生大概見文津毫無動靜，覺悟到茲事體大，主動打電話請文津吃午飯，并說：“你不必辭職。”不到一年后，這莽撞漢自己辭職走了，文津感到他終于也可退休了。

文津1997年退休，吳夫婦與哈佛燕京東亞圖書館得力同仁沈津、胡嘉陽合影

王婉迪的《書劍萬里緣：吳文津雷頌平合傳》繁體字版2021年2月在臺北面世，有篇書評指出書中說1979年美國圖書館業代表團訪華兩周，十二人中有三位華人，其他兩位是國會圖書館的夏道泰和中國研究資料中心的余秉權，顯然有誤，因錢存訓也是團隊的一員。文津看了非常震驚，不解自己怎可能犯了那么大的錯失，竟忘記了錢先生也在場！馬上托人查資料，確定錢存訓那次果真同行，趕緊告訴王婉迪。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刊印簡體字版時，這錯誤便改正了（200頁）。

這件事我聽了也相當迷惑，向來頭腦清醒的吳文津，怎可能忘了錢先生這兩周和他同一個團隊四處走？

錢存訓2015年才去世，我未曾見過他，只讀過他的《回顧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想象中他文質彬彬，風格卻和文津迥然不同，是一位喜歡談資論輩的傳統文人。《回顧集》自吳越錢氏談起，說杭州的六和塔、白塔、雷峰塔等，蘇州的虎丘塔、滄浪亭等皆和錢氏有關。接著講他那曾任翰林院編修、內閣大學士兼禮部侍郎的曾祖，受爵的叔祖，再談到他的父親學佛不事生產以至家道中落，但他們兄弟五人姐妹三人皆各有成就。最后羅列他所獲的各種榮譽，比如他結婚六十周年、結婚七十周年、百歲壽辰都收到美國總統的祝賀。錢先生似乎不知道美國無論什么人七十、八十、九十、一百歲生日，金婚銀婚鉆石婚紀念，只要有親友通知白宮，白宮都樂意以總統名義祝賀，以展示親和力，取悅選民。

1979年錢先生已七十歲，身份是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退休館長。論學問，錢先生是無可挑剔的，然而他當時尚未成名。正如他在《回顧集》里（39頁）說：“我的基本專著和譯本以及論文集，大部分都是1978年退休以后所編寫，增訂，出版，很多論文也是退休后所發表。”他被李約瑟收入《中國科學技術史》內的大作《紙與印刷》1985年才發表。論對圖書的貢獻，上海淪陷時他在袁同禮手下國立北平圖書館工作，曾冒性命危險秘密地把一百零二箱善本書運送到美國國會圖書館，以免落到日軍手中，可謂勞苦功高，但這件事在美國也并不廣為人知。據錢先生說（《回顧集》35頁），美國圖書館業代表團1979年之所以能訪華，乃是他幕后促成的。因自從1973年中國圖書館代表團訪美后，美方便擬組團回訪，中國政府卻一直毫無回應，經錢先生通過私人關系代為催促才放行。相信他那次取道繁華的日本到達“文革”后滿目瘡痍的故土，心態是十分沉重的，家國情懷比文津復雜得多。文津當時五十七歲，風華正茂，又是東亞圖書館界的龍頭大佬，不排除錢先生對這后起之秀的青云直上有些不服，看他坐享其成而怡然自得有點扎心，而文津則不明錢先生為何對他特別冷淡，便不自覺地回避他，以至于四十年后竟忘了錢先生也在場。當然，這純粹是我個人的臆測，可能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事業通順，生活美滿，很容易造成人自滿；但宗教信仰令文津對宇宙的玄奧，人之不可估測，保存一份虔敬，這是他特別可愛的地方。

今年6月初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邵東方夫婦來探望文津，他耳朵全聽不見了，仍用洪亮的嗓聲興高采烈地和邵夫婦談了約兩個小時。然而7月12日他百歲生日時，已不能下床參加兒女為他辦的生日晚宴，8月1日清晨在康復院離世。和余英時也相熟的邵東方給我發了電郵，說余先生正是一年前同一天逝世的。

文津安葬在灣區駛往半月港途中一個小山上的墳場。在“基督之家”禮堂開的追思會上，除家人外，有一位我屢次在吳家見過的聾啞朋友用手語發言（由文津的女兒翻譯），其余都是教友。一位教友回憶教會有任何活動，文津總到處替人拍照，傳給大家或打印了送人，因他總在照相機背后，所以自己的照片很少。有位牧師回憶十多年前他新到這教會不久，聽到外面隆隆作響，跑出去看，居然是八十多歲的吳老先生抬著沉重的吹葉機清掃停車場。他趕忙跑去請老人家把機器卸下讓他來做，文津卻說：“不必，那我還得花時間教你！”

當天與會者大多只知吳夫婦是來灣區照顧孫女的老人。楊繼東繼裘開明、吳文津、鄭炯文之后被新聘為第四任哈佛燕京東亞圖書館館長，恰恰就在文津去世那一天上任；他在文津曾用過三十多年的辦公室里預備了一個短視頻，于追思會上播放。許多人看了那視頻，才知道慈眉善目老在拍照的Uncle Eugene，竟是一位廣受尊崇的傳奇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