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章靜繪）

王強，北京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學士，紐約州立大學計算機科學碩士，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真格基金聯合創始人，牛津大學哈里斯·曼徹斯特學院基石院士，資深西文書蠹，藏書家。著有《讀書毀了我》《書蠹牛津消夏記》等。近日，王強翻譯的英國人威廉·揚·達泠所著《破產書商札記》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書評》專訪了王強，請他談談這本書及其背后的大眾閱讀時代。

《破產書商札記》，[英]威廉·揚·達泠著，王強譯，商務印書館｜草鷺文化，2022年6月出版，240頁，68.00元

《破產書商札記》（The Private Papers of a Bankrupt Bookseller）和它的作者威廉·揚·達泠（Sir William Y. Darling）在中文世界鮮有人知。您是怎么留意到這本書并動念將其翻譯出來的？

王強：威廉·揚·達泠不是個大作家，也不是有名的社會活動家，換言之，他并非明星意義上的名人，但他無疑是個飽學之士。達泠的《破產書商札記》營造了一個經營舊書店的氛圍，涉及許多經典作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一經推出，便被歐美的舊書店經營者奉為書話類必備書，他們自己時常查閱，也向到訪的讀者推薦。通常這本書不會在主流書店里出現，但倫敦或紐約的舊書店幾乎每家都有一兩本它的初版本。記得我最早買到這本書是1988年前后，在曼哈頓的思存書店（Strand Book Store）二樓珍本部。因為它當初系佚名出版，在互聯網尚不發達的情況下，我并不清楚它有沒有一個實際作者。直到九十年代，我才通過互聯網查到這本書的原作者威廉·揚·達泠，是實有其人的。

《破產書商札記》初版本

達泠爵士1885年出生于英國卡萊爾，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和愛爾蘭獨立戰爭，擔任過英國下院議員以及蘇格蘭皇家銀行董事，管理過家族的紡織品公司，1962年辭世。他在1931年11月出版《破產書商札記》和1938年出版續編《破產書商再開口》（The Bankrupt Bookseller Speaks Again）時均未署名。兩部書問世之間的1933年1月，他仍佚名出版了一部假托倫敦西區邦德街女性衣裝商查爾斯·卡弗斯紳士的日記摘編《一個女性衣裝商的日記摘編》（Hades! The Ladies!: Being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a Draper, Charles Cavers, Esquire Late of Bond Street West）。此外，他在1952年還出版了自傳《在我看來如此》（So It Looks to Me），回顧他和平與戰爭輪替的多姿多彩的人生。

威廉·揚·達泠，攝于1947年。

您說此書是“‘個人風格’極為凸顯的‘文體’之作”，這如何決定了您對翻譯策略的選擇？

王強：這本書既然是一部虛構之作，相比紀實類的書店經營實錄，它的一大好處是有一個精心設計的架構。這個架構滿足了兩個前提：一是它對書店經營的描述務必內行，是對經營實錄的仿寫，二是敘述者破產書商這個人物必須立體豐滿，滿足關于人物設定的里里外外。按照達泠的預設，這位書商參加過一次世界大戰，頭部中過彈片，所以他神叨叨，性格孤僻，和現實有些格格不入，但是他又對書，對由書引發的關于美、抑郁、生命的問題有深入的思考。《破產書商札記》雖然篇幅不大，卻是我見過的除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多情客游記》（A Sentimental Journey）之外使用破折號最多的書了。這么做的意圖，顯然是為了阻斷正式敘事的流暢性，“自然”地安排插入語和倒裝語序，反映敘述者意識的跳躍，由斷片式的閃回呈現他的沉思狀態。

因此，我翻譯時只能戴著鐐銬跳舞，控制住自己漢語流暢表達的欲望，控制對原文行文風格（如破折號的結構、插入語的位置、標點的某些用法、用詞的時代感）的隨意理順。其實這也不光是貼近達泠寫作文體的問題，如果只是翻譯一個文字講究的作家，譯本的目標語言依然可以做很多變通，而對于《破產書商》，更關鍵的是譯文要符合作者對人物的設定。至少我不能越俎代庖把一個正常清晰的邏輯強加在這個人物身上，而要時刻牢記，他是病態的、耽于幻想的，他的表達是一個受過傷的、紊亂的大腦思維的產物。因此，我作為翻譯者的任務，便是盡可能“純粹”地保留住原作敘述上屬于這一特殊敘述者的個人色彩，以及此著發表時的異域的時代感，避免自由地將其同化為市面上為今日讀者輕松消費而制造出來的、快餐式的關于書的書。

本書的標題明示了它的文類——“private papers”。您說這指的是一個人不為發表或尚未發表而作為個人檔案留存的信札、日記、札記、備忘錄、回憶錄、文稿等，所以將其譯為“札記”。能談談這一文類的淵源，以及達泠所隸屬的文學傳統嗎？

王強：達泠的文類當然不是他完全獨創的。他在自傳里說，他是一個“零碎的寫作者”，是英國散文家、“純正英語學會”創始人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的《零碎集》（Trivia）的效仿者，是徐志摩極為推崇的、新西蘭出生的英國短篇小說大家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仰慕者。他承認，《破產書商》的風格是英國博物學家卡明斯（Bruce Frederick Cummings）的《失意者日志》（The Journal of a Disappointed Man），英國小說家、散文家吉辛（George Gissing）《四季隨筆》（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以及英國記者斯彭德（J. A. Spender）的《巴克肖特月旦集體》（The Comments of Bagshot）的混合。達泠在《一個女性衣裝商的日記摘編》里還提到，藝術家格羅史密斯（George Grossmith and Weedon Grossmith）的虛構作品《小人物日記》（The Diary of a Nobody）是他的枕邊書（錢鍾書將這本書“嘆為奇作”）。這里提到的幾種書，從文體角度看都是散記的形式。

吉辛，繪于1901年。

在西方，散文（essay）的傳統由來已久。從十八世紀末的《觀察家》、蘭姆（Charles Lamb）等人開始，文章就是絮絮叨叨的，直到二十世紀初伍爾夫的《普通讀者》《普通讀者二集》《自己的房間》，都是一種札記式的文學隨筆。但伍爾夫的隨筆又是嚴肅的文學批評，體現了她的理論視野和審美趣味，信手之間就把整個英國文學傳統勾勒了出來，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學史寫法。屬于這一傳統的作者都是通過散來寫全，通過點來寫面，通過單一的維度來寫多維，通過虛構來抵達真實。這樣的寫法也意味著他們都把自我壓到很低的狀態，并借此贏得了對社會、現實、周遭人事評點的資格。格羅史密斯筆下的人物聲稱自己什么都不是，吉辛筆下的賴克羅夫特最后到鄉下當了隱士，巴克肖特認為自己不是有大成的人，破產書商更是一個失敗者，而低姿態恰恰是他們從事批評的出發點。達泠來自這一傳統，他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他聚焦在以售書為核心的場景，并把對人生的思考通過閱讀史展示了出來。

《小人物日記》初版本

《破產書商札記》的開頭有個有趣的“引言”設定：這部書稿是由書商的鄰人“女性衣裝商”發現并促成出版的。但在現實中，情況恰恰相反，《破產書商札記》的作者達泠年輕時打理的“女性百貨用品商店”隔壁那家書店宣告破產，達泠決定將其購下。而在書的正文，破產書商對他這位鄰人還頗有微詞：“賣女性衣裝的提供不了‘哪怕是一件靈魂所必需的’。”您怎么看這頗有反諷意味的設置？

王強：我覺得恰恰因為是虛構，達泠才有意這么設計。他通過書稿“出版商”和書頁“發現者”這類陌生化的、能產生間離效果的文學裝置，試圖使一個虛構的文本呈現某種真實性。憑借這些巧妙的進入，他為讀者在閱讀正文的“檔案”前做好了心理準備。女性衣裝商和破產書商的關系非常微妙，他們本是生活中的對頭，彼此諷刺挖苦。后來衣裝商發現了已故書商的遺稿，讀到里面不少臧否自己的文字，他本想借寫引言的機會做一番辯解，還自己為人的清白，但他沒有這么做。他沒有明言的是，他有修改這些文字的特權。但按照“出版商”的說法，這些書頁“雖經排序卻未予編輯”，是按原稿出版的。我們讀到這里，當然會感佩女性衣裝商的胸懷，并對這兩個人物心生敬畏，仿佛此后讀到的每個字都確乎來自一個真實存在的破產書商，盡管一切都是無中生有的虛構。

破產書商在《引言》后的第一篇札記《成就》里即提出了某種關于書的本體論：書籍不只是對生活的謄寫而已，它們就是“生活”本身。他賦予這種理解以宗教解釋：因為“太初有道”。縱觀全書，基督教的詞匯、比喻隨處可見。您能談談這本書的基督教因素嗎？

王強：我們很容易理解，在英格蘭或蘇格蘭這樣的地方，基督教文化根深蒂固。當然，破產書商也承認宗教在世俗時代的失落：“《每日新聞》與《每日郵報》里的凡塵世界我們日復一日已應接不暇，哪還有工夫思考來世生活的每一天。”但當他憶起“年輕時美妙的禮拜天閱讀”，他更欣慰于宗教對他自己、對西方人的構成性意義：“一個一讀再讀他《圣經》的人，那一輩子不離他《圣經》而過活的人，會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他不一定非是基督徒，但他將知悉人的心靈并且隱約捕捉到或許是屬于生命的某種意義——橫豎那是一種意義。”

不過，我想達泠之所以在全書各處都不經意訴諸宗教視角，主要還是為了凸顯閱讀和書籍的嚴肅性、神圣性。破產書商開篇即把書鋪稱為他的“上帝之圣崗”，他多次自比圣女貞德（他們都有幻聽），未必是為自詡基督教信徒，他毋寧是把售書作為一種天職：“我是一個播種者。我的田野是人們的心田。我的種籽是這些書籍。”或許在他內心深處有兩個聲音在不斷打架，面對外面世界的誘惑，是否要堅守這個貌似不值得的職業選擇？唯有為自己的事業找到基石，將其神圣化，使自己信仰這份工作，皈依這份使命，他才有足夠的心理定力和耐心堅持下去——“我獨自一人待在我的書室，就像一位僧侶寂寞地待在他的修道室”。

破產書商最終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人生，您如何看這一結局？它有象征意味嗎？其實從全書后半程的《關于自殺的札記》《關于自殺的札記之補筆》《延緩處決》《當我死的時候》諸篇已不難看出，破產書商的腦子里始終有自殺的念頭。而真正到了終結的時刻，他卻引用了莎士比亞的臺詞：“在我心中有著不朽的渴望……”這種渴望是否與他對書籍傳諸萬世的期待相呼應？

王強：達泠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是一種養尊處優的狀態，家族生意非常成功，政治和軍事地位也不低，又是爵士，但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使他深受觸動，讓他開始思考人生的無常、短暫和不朽。不論是達泠本人，還是他筆下的破產書商，都在戰爭中受過傷，和死神擦肩而過，有過從炮彈坑里死里逃生的窘態，因而對于他們和平時期的生活來說，死亡就像夢魘一樣，成了人生揮之不去的一部分。《破產書商札記》里有好幾個地方都談到死亡和死亡的迫近，但換個角度看，他也在探討生存的意義：“我對生命從來一無所求——就我而言它是一個不請自來的恩典，自從它被賦予了我之后，我就一直是磨難不斷。”“生命就這樣從我這肉體里逝去，而它曾是那么奇怪地將其氣息呼入這一肉體。死就死吧。”我在譯序里引了卡夫卡的話，“生命的意義正在于它會結束”，這話就像是為達泠的破產書商特意說出來的。在人生的所有不確定性中，只有死亡是唯一確定的，即使你相信靈魂轉世，死亡也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達泠像，繪于1940年代。

作為書，作為虛構，這本《札記》必須有一個結局。達泠把破產書商的結局設計為以開煤氣自盡的方式結束生命，這在前面的篇章里已有鋪墊。比如在《再談傳記》里，破產書商表示如果說將來有人要寫自己的傳記，“我要讓他把我寫成一個慘兮兮的人物。傳記里哀婉動人的東西比起歡樂來存在得更加長久。世世代代有哪些喜劇性人物流傳了下來？”褒悲劇而貶喜劇，認為悲劇才能真正凈化靈魂，這樣的態度可以上溯到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又比如對自殺的看法，大部分人認為自殺者是沒有男子氣概的，“懦弱的人爬向死亡，勇敢的人繼續活著”，破產書商卻不敢茍同，因為繼續活著的人“興許還是一個貪戀之人”，自殺者則不再留戀不該留戀的人生，不愿茍延殘喘，從而獲得了一種尊嚴感。“自殺最終對生命的燕饗說：‘夠了。’”

最后，破產書商的結局也暗示了賣書行業的艱辛。“不會再挨門挨戶兜售書籍了。不會再另覓另一份差事了。明天一早不用去造訪銀行了。”書商從不會很富有，反而總是捉襟見肘，債臺高筑，卻為了一種最不具有變現性的商品，為了意義和價值的傳播傾其所有。或許正因為“賣書乃是商業浪漫故事的核心”，因為這位書商“在他那一行里是個優秀之人”，他并非一心只為逐利的物的載體，他有“收藏家的稟性”，把書視為“選民”“孩子”“暫時貯藏起來的無限”，“只要同我任何一個寶貝分離我都會感到一次情感的陣痛”，他才有了窘迫幻滅的人生。被債主逼到徹底無望而走上絕路，達泠的設定既是他自己人生哲學的總結，也昭示了從事這個行業的人的宿命：他們總在物質和精神之間糾結，在生存和毀滅之間抉擇，在渺小和偉大之間掙扎。

所以到這本書最后一篇《終結》的時候，破產書商實際上對死亡已經想得非常透徹：“在我這是死得其時之時。一切已準備就緒。”全書最后以“Peace, Peace.”結尾。根據1947年《破產書商》兩卷合訂本，這兩個詞與前句莎士比亞《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引文放在了同一層次的引號中，為克莉奧佩特拉對毒蛇所說，可譯為“安靜，安靜”或“別吱聲，別吱聲”。但我所據的1932年修訂版，將此二詞單獨放入引號并另行分段，似乎是某種對自己的另類安慰。我從《圣經》中得到了一些翻譯的啟迪。《舊約·耶肋米亞》有這么一句：“從先知到司祭，都欺詐行事，草率治療我人民的瘡痍說：‘好了，好了！’其實卻沒有好。”面對死亡到來，對于赴死的破產書商，這兩重理解均意味深長，但我還是選擇將最后兩個詞譯為“好了，好了”——一切都做好準備了。《終結》這篇，修訂版的篇幅僅為第一版的五分之一，成為達泠全書修改最多的地方。他把初版《終結》篇大量談論日常生活的文字果斷刪去，而直奔死亡主題，更濃縮地體現了書商最后對生死意義的哲學思考。我認為如此修訂頗具匠心。

《破產書商札記》專門討論了以下書籍類型：詩歌選集、美國人的書、飲食之書、旅行之書、傳記、宗教之書、兒童書、戰爭之書、行業之書、插圖之書、自我提升之書。顯然這樣分類是經過慎重思考，并有所排斥的，呈現了作者的閱讀史面貌。您怎么看達泠的選擇？

王強：《破產書商札記》談論的書籍及其對書所做的分類，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興起的新的閱讀運動，以及平裝本、廉價重印文庫本的普及，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在彼時西方，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受教育人數激增，產生了真正的所謂面向大眾的閱讀運動，出版商和教育工作者都以為新時代的公民提供充足的知識儲備為己任。需要多少知識的熏陶，一個現代人才足以立身傳統，應對現實，發現未來？于是，出版意義上的“library”的概念應運而生。“library”不僅是高雅學術殿堂里藏書的地方，它還是適應若干特定階級讀者，由一家出版社發行、性質類似、裝訂相同的一套書。進入二十世紀后，以英國的“人人文庫”（Everyman's Library）和美國的“現代文庫”（Modern Library）為代表，這類文庫和叢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破產書商札記》里提到的“世界經典叢書”（World's Classics Series）、 “旅行者文庫”（Travellers' Library）、“大眾美術文庫”（The Popular Library of Art）、“現代知識家庭大學文庫”（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皆屬此類。這些文庫對知識的理解是比較接近的，所收之書以歷史、哲學、文學為主，還有對古典作家的翻譯，再加上一些科學著作和傳記，從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當時人們認為的培養一個完整人格所需的知識圖譜。達泠在《破產書商札記》對于其涉獵圖書和自我閱讀類別的展示，也有同樣的意義。

“人人文庫”不同時期的封面

我們不難發現，破產書商對自己的工作與知識傳播、人格培養的關系是有自覺意識的。他引用吉本的話，“凡超越庸常水平者均受過兩種教育：第一種來自他的老師；第二種——更涉及個人也更重要——來自他自己”，進而評價道，“我們書商所提供的正是這第二種教育，而得到這一教育的欲望——愿它經久不衰——就躲在對自我提升之書的需求的背后”。“對于那些十四歲上下的男孩子”，他“贊成給他們傳記讀”，因為“我們曾經是猴子，而我們現在依然是猴子——喜歡模仿的動物；當我們尚處在年紀輕輕之際，讓我們把最優秀的楷模放到我們面前”。

我們還能感受到破產書商經常處在兩難之中。一方面他也知道“應當留下公眾想要的任何書”，“我是一個賣書的，不是一個審查官”，更不是“書籍的判官”（Judge of Books），但另一方面，他總情不自禁“想讓我的顧客們——孩子們也好成人們也罷——閱讀我所喜歡的書”，“在這些事情上我就是教宗”，對于“品位低劣”的書，“我是斷不會將它傳下去的”。甚至在《體面書商不會留下來的書》里他坦言，他費力氣把“一個年輕人應該知道什么”叢書中的兩卷給燒掉了。他認為“它們發出了惡臭”，“它們就不該寫出來”，因為“沒有任何內容是一個年輕人不該知道的”。作為一個體面的書商，他為將這兩冊書從流通中撤了出來而感到自豪。在這個充滿悖論的燒書行為中，我們看到了上個世紀初葉人類對于新知的狂熱。

您能簡單介紹一下《破產書商札記》里涉及的這些文庫嗎？

王強：達泠在《詩歌選集購買者》提到的“人人文庫書系”（Everyman Series），即著名的Everyman's Library。這是1906至1978年間由出版商倫敦“登特”/紐約“達頓”（J. M. Dent & Sons/ E. P. Dutton）策劃出版的經典重印書系。書系中單冊作品的序列編號為1到1000，編號1是1906年出版的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的《約翰生傳》（Life of Johnson），編號1000則是遲至1956年方出版的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人人文庫”以色彩紛呈的紙板包布面精裝，版式設計與印裝令人眼亮，選目精良，開本袖珍便于攜帶閱讀，因而一經推出即成為各種叢書、文庫競相模仿的標桿。錢鍾書《管錐編》援引的“人人文庫”書籍有二十一種之多。1991年，美國諾夫（Knopf）及其英國分支出版社接手，以全新的版式和開本重新推出了該文庫。

《美國人與他們的書》提到的“世界經典叢書”，最初由倫敦出版商格蘭特·理查茲（Grant Richards）于1901年推出，1905年牛津大學出版社接手。叢書以布面精裝的袖珍本發行，收入“英語里最著名的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及古希臘、古羅馬作家作品的英譯，每種書的序言多出自當時名家之手。該叢書現稱“牛津世界經典”（Oxford World's Classics）。

“世界經典叢書”平裝本封面

《藍色的書》提到了“旅行者文庫”和“大眾美術文庫”。前者由英國出版商開普（Jonathan Cape）主導,自1926年起至1939年止，出書二百十五種。文庫每冊袖珍本以藍色布面精裝，僅出現于書脊的書題和作品名燙金，紙質書衣顏色為中國黃。該文庫雖以“旅行者”為名，但所收入之虛構與非虛構作品多與旅行無關。《藍色的書》里提到的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乃文庫的第九十一種，于1927年收入。另外，“旅行者文庫”于1936年出版的第二百十四種書，正是《破產書商札記》。

“大眾美術文庫”由創建于1898年的達克沃斯出版社（Gerald Duckworth and Company）出版。在1920年代該出版社麾下的作家包括契訶夫、亨利·詹姆斯、D. H. 勞倫斯，以及創辦人達克沃斯同父異母妹妹弗吉尼亞·伍爾夫。達克沃斯出版了很多套著名的文庫和叢書，包括“藝術文庫”（The Library of Art）、“繪畫大師叢書”（Masters of Painting）、“讀者文庫”（Reader's Library）、“現代戲劇叢書”（Modern Plays）。

本書的中譯本是一個有著很深譯者烙印的文本，首先這是一個選譯本，其次注釋均為譯者注，且篇幅不小。您說您“出注的出發點在于其是否具有‘愛書人的視角’”，該如何理解？

王強：我的譯本選譯了原書七十七篇札記中的近五十篇。我選擇的標準是主題與書相關，剔除了一些純粹屬于時政觀察，如討論英國選舉的篇目，我覺得它們對今天的中國讀者而言過于陌生。至于注釋，首先達泠正文中有大量引文，基本不給出處，我便通過腳注提供了出處。而所謂“愛書人的視角”，主要指我根據自己三十多年的收藏經驗，從書目學、收藏史、閱讀史的角度所做的注釋。比如注“人人文庫”時，我介紹了獨一無二的“伯頓版”：英國男星理查德·伯頓嗜書如命，能倒背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整段背誦喬伊斯《尤利西斯》的開頭。伯頓四十歲生日之際，他當時的妻子、“埃及艷后”伊麗莎白·泰勒送給他一套完整的“人人文庫”作為禮物，實現了他的兒時夢想。這套書以小牛皮全皮裝幀，皮面顏色依著作類別而不同，裝幀商為配齊文庫并完成整體裝幀就花了五年時間。

理查德·伯頓和伊麗莎白·泰勒在《春風無限恨》（ The Sandpiper）片場，1965年。伯頓即將步入四十歲。

達泠是一個堅定的經典趣味踐行者，他書里涉及的多為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作家，而我的收藏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紀后半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的文學經典的初版本，所以我們的愛好高度重疊。他提到的不少作家，比如卡萊爾、塞繆爾·約翰遜，我都有全集。正因為大部分書是我經眼過的藏品，我有實物為佐證，在注釋中便能給予精準的描述。比如專涉書話的“愛書人文庫”（The Book Lover's Library，1886-1902），我能仔細注出它有哪三種版式。而全集的收藏，則能讓我相對容易地為一些重要作家的被文學史忽略的作品出注。我甚至在注釋里節譯了不少過去沒有漢譯的詩歌，為感興趣的讀者提供延伸閱讀。總之，我盡量避免只注一些常識，盡量提供一些在詞典、互聯網、文學史上不能輕易找到的信息。我希望我的注釋能成為以經典作品為主線的文學史的有力補充。

《書蠹牛津消夏記》，王強著，海豚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270頁，148.00元

在破產書商看來，“買書竟然為的是它們裝幀的顏色”是“何其荒唐的想法”。他對書籍裝幀的不屑似乎與您大相徑庭？

王強：確實，破產書商不太在意書籍裝幀。這也在情理之中，他是一個經濟拮據的二手書商，并不從事豪華古本經營，他心心念念的是赤裸真相（naked truth），而非花里胡哨的外觀。這方面我和他的看法還是有區別的，我認為裝幀值得去研究和欣賞，它是西方書籍出版史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們知道，十九世紀以前的書都是印裝分離的，印完以后就簡單包一個紙皮，購書者須自行找皮匠或裝幀師裝訂。如果你讀愷蒂翻譯的約翰·卡特（John Carter）的《藏書ABC》（ABC for Book Collectors），會驚嘆于其中所收藏書和書目技術術語有七百余個之多，西方圍繞書品、裝幀、版本、拍賣、復刻和贗品、稀有性等主題的討論竟達如此系統的程度，可見相關實踐在幾個世紀來已開展得相當成熟。這期間，西方的裝幀風格也經歷了巨大變遷，從最早的功能性、保護性裝幀，到后來裝幀藝術家和作家對話，藝術性日漸凸顯，再到當代的一些裝幀行為開始“喧賓奪主”，把書僅作為藝術展示的基底，甚至與書分離，解構書。在很大程度上，裝幀是一個時代的經濟狀況、文學趣味、藝術觀念、書法風格、材料技術、出版業態的縮影。

《藏書ABC》，[英]約翰·卡特著，[英]尼古拉斯·巴克、西姆蘭·撒達尼修訂，余彬、愷蒂譯，譯林出版社｜草鷺文化，2022年1月出版，540頁，128.00元

盡管如今電子閱讀大行其道，我始終認為紙質出版物仍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版式的不同，字體的不同，美工的不同，造就的文本意義是有差別的，并非千篇一律的電子化文本可一筆勾銷。況且，翻閱紙質書對我來說還有療治的作用，它讓我從習以為常的屏幕中抽身而出，改換天地。試想如果你在辦公室八小時面對屏幕，回家后繼續打開屏幕，即便讀的是工作之外的書，你并沒有離開同一現場，這從生理角度來說，也是不健康的。

您八年前接受《上海書評》采訪，談了海外訪書經歷。如今在互聯網沖擊和疫情重創下，那些您喜愛的書店和書商的命運有沒有變化？

王強：最近兩年由于疫情關系，我沒法旅行，最新情況也了解得有限。但兩年前我再去我所喜愛的舊書店，發現倒閉的不多。店員告訴我，其實互聯網是有助于銷售的。過去他們把倉庫和店面合二為一，如今實體店幾乎就是倉庫，網店則成了真正的店鋪。換言之，當地人可能已經不太逛書店了，但是通過互聯網，尤其是AbeBooks這樣的平臺，舊書觸達了全球受眾。一些舊書店的生意不僅沒有萎縮，還有了長足的進步。這讓我非常欣慰。當然如果書店本身規模小，書源比較薄弱，生存下去也很艱難。不過我八年前采訪里提到的幾家曼哈頓的書店至今都沒倒閉，思存書店因為疫情差點要倒，好像紐約的老客戶們集資又把它救活了。

思存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