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杰克·齊普斯，當代西方兒童文學和童話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德語與比較文學終身名譽教授，著有《沖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間故事和童話故事的激進理論》、《童話與顛覆的藝術：經典的兒童文學類型與文明化進程》、《小紅帽的考驗與磨難：不同社會文化語境下的版本》等。

《從格林童話到哈利·波特：童話故事與兒童文學研究新論》是齊普斯教授相關研究的成果集粹，共收錄文章12篇，對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進行了再解讀，同時作者對于民間故事與童話在語義上的力量轉換進行了探討；對于迪士尼、超級英雄等現代的兒童文學、文化產業也作了觀照。本文摘自該書，討論了關于灰姑娘故事的各種戲仿和改編，澎湃新聞經中西書局授權發布。

如果試圖追溯灰姑娘故事自17世紀進入書面文學領域以來所運用的多種方式，就得從美學、意識形態、心理等不同層面來處理書面挪用和口頭再次挪用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調查其中每一處的社會和歷史背景。例如，從19世紀開始出現的各種灰姑娘的戲仿文學和嚴肅改編，顯然是受到佩羅和格林兄弟經典故事的影響。這些故事在家庭、學校與劇院的當面交流中被以口頭形式重述、記憶和傳播。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于特定時代的書面文本可能被認為是轉換的符號意群或語義整合，即在口頭互動、社會規范、公認行為和主導意識形態等方面，它們都指向了寫作中矛盾的一面。

所謂符號意群或語義整合，我指的是按照特定的順序，把口頭敘事排列為書面文學符號并賦予社會內容，使其代表作者或統治階級所青睞的行為和思維方式?？梢哉f，只要在特定的時代，這些符號意群凝固成書面文學就會變為典范，它們通常為兒童們樹立榜樣。然而隨著社會和性觀念的轉變，經典故事的含義也隨之變化。由特定文學符號意群所認可的標準在口頭交流中經常變得矛盾或被顛覆，并在制度化的話語中產生新的文學重組。因此，必須將這類童話故事圈置于社會歷史背景下加以考量，同時要兼顧口頭與書面文學之間的相互作用。

再以“灰姑娘故事”為例，我想指出在過去的20年里，美國、英國和德國的文學改編傾向于質疑經典灰姑娘（即佩羅和格林兄弟的版本）的美學和主題特征，并介紹了一些源自口頭發明和文學實驗的新元素。許多作家創作了灰姑娘的故事和詩歌，其作品具有女權主義傾向或是對經典故事講述的歪曲質疑。例如，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詼諧的詩歌開頭即體現了暗含于諸多灰姑娘版本中的典型態度：

我猜你認為自己懂這個故事。

你并不懂。真正的故事更加血腥。

你知道的只是虛假的幻像。

年復一年的編造，

只是為了讓所有的聲音柔和、豐富，

只是為了讓孩子們開心。

正如達爾一樣，很多新灰姑娘故事的作者著手修改自己閱讀和聆聽童話的童年經歷。他們與整個類型劃分機制展開對話，其中大多數人重新編排了灰姑娘的情節（通常不采用她的名字），讓讀者了解女主角被動性背后的狀況。大部分情況下，“灰姑娘”被重新描繪成一個學會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年輕女性，或者一個在決定自己人生的道路上沒能更積極主動的傻瓜。在這里，我想引用一些最近的“新灰姑娘”故事為例，以此說明語義轉換如何揭示文化態度在性別角色、虐待和繼母角色等方面的變化。

杰曼（Jungman）為年輕讀者創作的《灰姑娘和熱氣球》（1992）是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傳統故事中最滑稽的女權主義版本之一。埃拉是一個富商的女兒，比起盛裝打扮和周旋于上流社會，她更喜歡騎馬和與普通百姓交好。當國王邀請她及姐妹們去城堡參加舞會時，埃拉讓仆人們和仙女教母替自己去，而她則留在家里烤土豆、做南瓜湯。仙女教母和朋友們回來后，大家繼續在埃拉組織的午夜派對上跳舞。突然所有的鄰居都涌現而出，就像比爾王子迫不及待地逃離父親的壓迫那樣。埃拉喜歡比爾王子，因此她決定幫助王子逃跑并與他一起乘熱氣球飛走了。

杰曼致力于描繪一位知曉自己想法和欲望的年輕女子，而樂文（Levine）、普爾曼（Pullman）和加洛韋（Galloway）都以新穎的方式將注意力從女孩轉移到男孩身上。樂文為7歲到12歲間的讀者寫了一系列童話故事，其中《灰姑娘和玻璃山》（2000）介紹了一名叫做埃利斯的年輕農場工人，埃利斯與兩個繼兄弟拉爾夫、伯特住在一個虛構的比德爾王國。他們都是孤兒，而埃利斯被大家稱為“灰姑娘”。這個名字源于他在發明一種飛行粉末時，弄巧成拙地被煙囪里的煤煙和灰燼覆蓋。埃利斯總是試圖贏得他那兩個兄弟的注意和尊重，但乏味苦干的兄弟倆還是忽視了他，于是埃利斯像瑪麗格德公主一樣孤獨?，旣惛竦鹿鳑]有母親，她的國王父親則經常因任務外出。終于有一天，父親意識到他的女兒應該出嫁了，因此他準備了一個比賽來選擇哪位騎士能夠娶瑪麗格德。國王建了一座玻璃山，誰能騎著馬爬上它就可以娶瑪麗格德為自己的新娘。“灰姑娘”埃利斯在三匹神奇的馬和飛行粉末的幫助下完成了這項挑戰。

樂文的敘述很滑稽，但卻有些老套。埃利斯和瑪麗格德謙遜天真、充滿甜蜜，他們都面臨著孤獨和被忽視的問題。一旦遇到彼此，他們顯然不再需要兄弟或父親，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普爾曼的《我曾是一只老鼠》（1999）中的羅杰是另一種情況，它比樂文瑣碎的故事更具悲喜交加的色彩。在這部小說里，一名衣衫襤褸、骯臟邋遢的小男孩在晚上十點突然出現于鞋匠鋪門口，一對名叫鮑勃和瓊的老夫婦庇護和照顧了他。老夫婦聽小男孩說他沒有名字時非常困惑，他倆向他解釋了擁有名字的意義。鮑勃和瓊沒想到他們取名為“羅杰”的男孩實際上是一只老鼠，他曾經給灰姑娘做侍從，但不知怎的，仙女教母并沒有把他再變回老鼠。在人類社會，羅杰必須要學會文明意味著什么，但同時他努力向老夫婦證明自己確實是一只老鼠，這在城市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極具諷刺的是，羅杰很快就發現自己因為想做回自己遭到迫害。只有曾是灰姑娘的奧蕾莉亞公主才能夠幫助他，證明羅杰不是一個非人類的惡魔或來自地獄深處且浸毒的野獸，而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家伙。最后，羅杰放棄了再次成為老鼠的追求，因為他可能會被讓大眾媒體逼得歇斯底里的人們消滅。

另一位帕特里夏·加洛韋（Priscilla Galloway）的灰姑娘故事《真實故事中的王子》（1995）中的男性形象也常被人誤解。加洛韋用足以表現自己多么令人討厭的第一人稱來敘述他的故事。很明顯從第一段來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高度神經質和自戀的角色：“內疚、內疚、內疚。我的心理咨詢師一直告訴我，必須克制總說自責感此類的廢話。母親在我出生時就去世了，是我害死了她。由于無法忍受我的目光，我的父親不斷挑起戰爭，那樣他就可以去打仗。也難怪，我的目光總是提醒他是我害死了他的妻子?！痹谒晕曳趴v的故事中，我們知道他與導師史蒂芬有過同性戀私情，王子的父親不滿這種關系便處死了史蒂芬。父親為王子舉辦了一個舞會并命令他必須在舞會上選擇一位妻子，否則將會替他決定。王子發誓他不會結婚，但當他同一位穿著水晶鞋的公主跳舞時，她的腳趾讓王子想起曾經的情人史蒂芬和他的戀足癖。年輕的姑娘匆匆逃走了，王子只撿到了她留下的一只水晶鞋，因此便癡迷于找到她。

加洛韋挑釁性的敘述涉及迷戀和自我沉醉。我們對灰姑娘一無所知，所了解的都是關于那個可憐的王子。這就清楚地意味著：如果這位王子是灰姑娘所期待的，那么她的余生只會都是麻煩。加洛韋引人入勝的第一人稱敘事揭示了灰姑娘故事幸福結局的矛盾性。除了戀腳癖，我們對王子也沒什么更多的了解。

在愛瑪·多諾霍（Emma Donoghue）的《親吻女巫：童話新編之鞋故事》（1997）中，有另一個以第一人稱敘述的故事。然而這次我們聽到的是灰姑娘的聲音，一個覺醒的聲音和新的開始。這位不知名的年輕女子沉浸在母親去世的悲痛中，她努力通過工作來緩解她的悲傷：“沒有人強迫我做事情，沒有人責備我，沒有人懲罰我。是我自己愿意這樣。刺耳的聲音在我腦海里面回旋：‘做這個吧，做那個吧。你懶惰如泥?！@聲音知道每一個問題和答案，有時候它問我為什么還活著。我很想留心去聽媽媽說話，但是這嘈雜的聲音讓我無法聽到她。”幸運的是，有一天一個陌生人出現了，這是年輕女孩母親的朋友。她稱自己是女孩母親的樹，并且實實在在地給予女孩所需要的鼓勵和安慰。陌生女人讓女孩參加了三次舞會，直到小女孩意識到她愛上了那個年長的女人。女孩扔掉了另一只沒有失去魔法的鞋子進入樹林，然后同那個陌生女人一起回家。多諾霍的故事是一個成熟的童話，它頌揚一名年輕女性的自我意識和她對另一個女人的愛。弗朗西斯卡·莉亞·布洛克（Francesca Lia Block）的《玫瑰與野獸：重述童話之“玻璃”》（2000）在改編灰姑娘故事時所強調的方面略微不同。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描繪了一名有點拘謹，喜歡待在家里、打掃衛生和給妹妹講故事的年輕女孩。女孩遇到一位紅白頭發相間、看不出年紀的陌生女人，女人隨即便開始在女孩耳邊低聲細語。不幸的是，布洛克的故事很陳腐：它傷感地表達了一個年輕女人因為敢于走出自我、贏得王子的青睞而招致姐妹們的嫉妒。當她意識到姐妹們因為王子對她的關注而輕視她，她跑開并丟掉了鞋子，開始在家中貶低自己。然而，王子追求女孩是因為他了解她是什么樣的人，王子對她的愛也同樣吸引了女孩出去。因此，相比多諾霍不尋常的女同性戀故事，布洛克的成熟故事是一個更為傳統的異性戀版本。無論哪種版本，最重要的是兩位女性作者關注的不再是虐待兒童，而是對愛的需求。她們聚焦于一個年輕女性的自我肯定，年輕女孩一直為死去的母親悲痛不已，女孩發現自我的必要動力——一位年長、有權勢的智慧女性以仙女教母的形式介入。

這種介入并沒有出現在格雷戈里·馬奎爾（Gregory Maguire）引人入勝的小說《丑陋繼姐妹的告白》（1999）中。該小說是近年來出現的有關邪惡繼母和虐待兒童的灰姑娘故事中，更為生動、刺激的小說之一。馬奎爾以17世紀的荷蘭小城市哈勒姆為背景展開敘述，他非常善于捕捉當時的風俗習慣和生活狀況。小說講述了寡婦瑪格麗特·費希爾及兩個女兒從英國回來后的故事，其中露絲是一個笨拙卻溫柔的啞巴，艾琳是一個平凡但富有天賦和同情心的女孩。為了保護和養活自己的女兒們，瑪格麗特找到了一份工作。起初她是一位畫家大師的仆人，后來成了范登·米爾家庭的負責人。艾琳在范登·米爾家給一個美麗卻焦慮的女孩克拉拉上英語課。克拉拉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曾被人綁架并成功被救出。終于，在畫家妻子去世后，瑪格麗特與科尼利厄斯·米爾結婚了，隨后她接管了這個家庭。從這一刻起，瑪格麗特鐵腕地掌控著家庭的內部事務。雖然克拉拉和她的繼姐妹們相親相愛，但瑪格麗特對克拉拉卻極其刻薄。同時，她還癡迷于確保新婚丈夫事業的成功和自己女兒在社會上的崛起。

其實馬奎爾的小說聚焦的是這位繼母的不朽，她是推動小說情節發展的背后力量。馬奎爾不輕視繼母這個角色，也不加以批判。實際上，整個故事是以女兒露絲的觀點講述的，她語氣簡潔，但卻坦率地表達出對母親的同情。似乎回到當時那種貧窮的生活條件下，這就是母親為了使女兒能夠生存下來必須采取的方式和做出的努力?，敻覃愄氐膭訖C與“好”社會中的其他人沒有什么不同。因此，露絲的“懺悔”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主要展現了她的母親及其為確保親生女兒生活得更好而雄心勃勃的努力。瑪格麗特因為絕望而行動，她想方設法地克服貧窮，就像那些荷蘭商人在哈勒姆鎮無情地打交道一樣。馬奎爾描繪的是一個人吃人的世界，所以這毫不奇怪——粗魯而專橫的瑪格麗特最終沒有受到懲罰，她繼續生活并代表著繼母身上不屈不撓的意志及一心保護女兒的母親們。

在過去10年間，特別是美國和英國出版了大量改編自灰姑娘的文學作品，這表明此種故事類型的重要文化傾向。除了敘述的虛構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研究。比如瑪西亞·利伯曼（Marcia Lieberman）的《“總有一天我的王子會來”： 童話中的女性文化適應》（“‘Some Day My Prince Will Come’： Female Acculturation through the Fairy Tale”）、簡·約琳（Jane Yolen）的《美國灰姑娘》（“America’s Cinderella”）、科萊特·道林（Colette Dowling）的《灰姑娘情結》（The Cinderella Complex）、珍妮弗·韋爾特沃爾特斯（Jennifer Waelti-Walters）的《童話與女性想象》（Fairy Tales and the Female Imagination）和瑪麗娜·沃納（Marina Warner）的《從野獸到金發女郎：論童話故事與講述者》（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 On Fairy Tales and Their Tellers）。這些作品中的當代女性在某些方面相當于灰姑娘，因為她們已經認同了灰姑娘故事的要旨而被指責太過被動、麻木和自暴自棄。有的批評家指責這個故事在性別歧視方面有助于女性的社會化。因此，如果女性要成為自己就必須忘掉仙女教母和王子的存在。

這種對“灰姑娘”角色的拒絕趨勢對我們的社會行為產生了一些顯著的影響，這可能確實是由于女權主義運動、社會改革、口頭及書面文學等重塑了婦女的角色，尤其是她們在現實中應該發揮的作用。例如，幾年前在新墨西哥州有一個有趣的研究，并在《美國精神病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發表了關于“灰姑娘綜合癥”的報道。三名9歲到10歲之間的女孩生活在三個不同的收養家庭中，她們每個人都明顯地受到養父母，尤其是養母的忽視和虐待。在當局發現她們并將其帶走時，女孩們都穿著破爛的衣服且衣衫不整。當時，每個女孩都聲稱她的養父母給過自己衣服。然而當局經過調查發現，這些女孩全都“撒謊”和故意穿著“破爛的衣服”，目的是引起人們的注意。實際上女孩們都身處被養母欺負、虐待的危險，養母本身也有與這些女兒相似的經歷，每個人都曾遭受過性虐待和身體虐待。

這里有趣的是，女孩子們通過假扮成灰姑娘暗中反抗，從而摒棄了灰姑娘順從、被動的角色。此外，她們直觀地體現了童話故事的心理核心，即幸福的結局往往趨向于壓抑和虐待。正如我們在前一章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對童話的探討中看到的，童話故事的框架及其幸福的結尾總是自相矛盾地掩蓋它試圖揭露的現實和丑陋的真相。如果我們潛意識里知道灰姑娘故事的快樂結局是基于錯覺，那么我們不斷重提這個故事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女孩和男孩的虐待還在繼續、兄弟姐妹間的競爭依然激烈、父母不傾聽孩子的需要。事實上當孩子被虐待時，他們的父母往往是壓迫者。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文學想象中重新塑造灰姑娘，仍然是文明進程中關鍵對話的一部分。

這種對話可以追溯到歷史上灰姑娘故事圈語義力量的轉換，從慶祝年輕女性成年到反映社會父權制化和男女形象變化的口頭故事，以及代表女性的固有順從和男性所設定的婚姻要求的書面故事；再到有意識地描繪霍雷肖·阿爾杰（Horatio Alger）白手起家神話的故事；直至刻畫了旨在突破自己傳統角色的灰姑娘文學作品。這些轉變表明了一種持續的烏托邦需求，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希望改變既定生活軌跡的訴求。此外，該變化也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寫作過程或工作中的人類力量已經出現一定程度上的顛覆和民主化，這種顛覆和民主化企圖瓦解寫作中的“先發制人和帝國主義”。通過重視口頭和書面文學的轉換，我們能夠看到童話作為神話和反神話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非同尋常的重要作用，這種神話和反神話在涉及教育與文化的社會改革方案中產生了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畢竟講述或寫作童話是由說和做來完成的，因此講童話、寫童話也是一種掌握知識、權力和掌控自身命運的途徑。

《從格林童話到哈利·波特：童話故事與兒童文學研究新論》，[美]杰克·齊普斯(Jack Zipes)著，[美]張舉文編譯，中西書局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