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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讓人震撼的文物:探秘古巴比倫城

郭靜超
2022-10-21 08:23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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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城,兩河流域最為世人所熟知的古城。《圣經·啟示錄》中曾說:“大巴比倫,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這一評價曾一度主導著西方對巴比倫的看法。19世紀以后,現代考古學的發展,令人親眼目睹了來自古巴比倫城的遺存:內容完備的《漢謨拉比法典》,高達15米的伊什塔爾門,巨幅釉磚畫上的神獸圖案……這些震撼的文物讓巴比倫以外的世人逐步以新的視角觀察和注視這座城市。

巴比倫城的神秘面紗,被緩緩揭開。

巴比倫城與巴比倫王國

巴比倫城(Babylon city)位于兩河流域南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南80多公里,幼發拉底河流經此城。關于它的起源,人們知之甚少。有關它的最早記錄始于公元前三千紀(指公元前3000年-前2001年)晚期。這一建城時間,相比于其他兩河流域的古城如埃利都、尼普爾、烏魯克、烏爾等,的確晚了不少。但它一旦崛起,就引人注目。

約公元前1894年,一個阿摩利人(Amorite)部落占領了巴比倫城。部落首領名叫蘇姆阿布姆(Sumu-abum)。他的繼任者蘇姆拉艾爾(Sumu-lael)兼并了周圍一些小城邦,建立起一個以巴比倫城為中心的阿摩利人王國。

公元前1792年,蘇姆拉艾爾的后代漢謨拉比(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登上王位。不過當時的古巴比倫王國還是一個小國,從巴比倫城向南北延伸60公里,即到了國家的邊境。

在執政早年,漢謨拉比并未急于吞并鄰國,而是在各國之間施展復雜的聯盟與反聯盟策略。在執政第29年,他聯合北方的亞姆哈德(Yamhad)和馬里(Mari)城邦,擊敗了東方的埃蘭(Elam),并控制了埃蘭曾經占領的東北方城邦埃什努那(Eshnunna)。在執政第30年時,漢謨拉比再次與北方的馬里聯合,出兵南方的拉爾薩(Larsa),成功兼并了該城邦。此時漢謨拉比依照兩河流域的傳統,稱自己為“蘇美爾和阿卡德之王”。在執政第32年,漢謨拉比反手擊敗馬里,成為兩河流域無人能敵的霸主。于是,他又稱自己為“世界四方之王”。

古巴比倫城復原圖與遺址

因為巴比倫城是王國的首都,這個王國就被后人稱為古巴比倫王國(約公元前1894-前1595年)。加上“古”字,也是為了區分一千多年后的另一個帝國——新巴比倫帝國(公元前626-前539年)。另外這一王國統治的兩河流域南部,也被后世稱為巴比倫尼亞。 

古巴比倫王國時期誕生了燦爛的文明,如其在天文歷法、數學等方面深刻影響了后世,也在宗教神話、藝術、文學、語言文字等方面滋養了古代兩河流域的后來者。而在漢謨拉比時期,他在四處征戰后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重建戰爭或洪水摧毀的城市,安置流離失所的民眾,挖掘灌溉用的水渠,促進農業復蘇,允許逃避戰亂的神職人員重建神廟,繼續他們對自己所信奉神明的信仰,還頒布了影響深遠的法律。

這些措施不僅令王國強盛,也為首都巴比倫城留下了印記。只是我們對該城當時的樣貌和遺存下來的文物所知甚少。原因是近幾百年來,地下水位的提高,令針對年代更久遠的、更深層的地下考古無法進行。因此巴比倫城在公元前兩千紀及以前的樣貌還不被人所知。

人們對古巴比倫時期巴比倫城的了解,有的來自兩河流域其他地區的考古發現,有的來自古代文獻在后世的抄本以及由于戰爭被掠奪到其他城市的巴比倫遺存等。這些相關資料中,大部分是文字信息,而兼具文獻和視覺藝術效果的遺存,最著名的例子莫過于《漢謨拉比法典》石柱。

被劫走的石柱

西方早期重要亞述學家羅伯特·弗朗西斯·哈珀(Robert Francis Harper)曾詳細記錄了《漢謨拉比法典》石柱的發現過程:1901年末至1902年初,法國政府派遣的一支赴伊朗考察隊,在古代埃蘭都城蘇薩(Susa)衛城發現了《漢謨拉比法典》石柱。當時的石柱斷裂成三塊,但很容易就被重新組合在一起。石柱高達225厘米,由黑色玄武巖制成。此外,考察隊還發現了刻有法典內容的其他碎石。這說明《漢謨拉比法典》不僅刻在這一塊石柱上,還應有其他石柱。之所以在蘇薩發現這個石柱,是因為公元前12世紀,埃蘭國王從巴比倫城掠走了它,將其作為戰利品運回自己的都城。

在石柱正面上方是一組淺浮雕,刻畫著漢謨拉比以虔誠的姿態站立在太陽神沙瑪什面前,而太陽神則坐在寶座上,似乎在向這位巴比倫王傳達神諭。盧浮宮的學者認為,這一場景代表了神賦予漢謨拉比王權及法典以合法性。

《漢謨拉比法典》石柱,黑色玄武巖,高225厘米,藏于盧浮宮。

在浮雕之下是16欄文字,石柱背面是28欄。法典內容分三部分:序言、正文和結尾。序言中,漢謨拉比描述了自己對四方的征服,又虔誠地修建都城。他成為神選之王和公正之王。

第二部分闡明了275至300條法律規定。這些條文都有著相似的敘述格式,即一個人的行為會導致相應的后果。條文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包括做偽證、偷盜、勞動、家庭事務和人身侵害等方面內容。其中所奉行的“同態復仇法”最為知名,即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原則。這一原則在后來的《圣經》中也有類似闡述。

第三部分以詩歌的形式強調了法典在未來的不可動搖性。“法典是作為神的命令,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能受到公正對待而頒布的。法典生動而尖刻地詛咒了以后任何敢于篡改法典的統治者:他的城市將毀滅,人民將離散,王國將更換,他的名字永遠被人遺忘……他的靈魂(在地獄里)喝不到水。”

從法典中,人們可得知當時巴比倫社會的階層劃分,即貴族、平民和奴隸。不同階層的受害者,得到的賠償也不同。貴族可受到同態復仇法的保護,而下等階層只能得到經濟賠償。

該法典通行于整個巴比倫王國。它在各階層民眾之間建立了一種聯系,為社會樹立了道德、社會階層、兩性關系和宗教信仰上的規范。同時,也確立了國王在國家中的絕對權威。

有學者引證法典中提及的內容,認為此石柱立于首都巴比倫城內漢謨拉比的雕像前;也有學者認為,石柱立于諸如神廟這樣的莊重之所。無論如何,將法典刻寫在石柱之上,是國王做出的一種宣告,即昭示自己作為神選之王所帶給臣民的正義。也許這件石柱也成了一種象征——“象征兩河流域建立在王權和法律程序基礎上的正義觀。”

這部法典的影響是深遠的。記載部分法典內容的泥版曾出現在一千年后亞述帝國的圖書館里。盡管兩河流域在公元前6世紀起陸續遭遇波斯、希臘和帕提亞帝國的征服,但這部法典的部分內容仍然被沿用。在兩河流域之外,《漢謨拉比法典》的影響也存在。甚至如今在美國國會大廈眾議院議事廳中,掛著23位對奠定美國立法基礎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浮雕像,其中就有漢謨拉比。

幾度易手的巴比倫城

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倫遭遇來自北方安納托利亞高原(今土耳其境內)的赫梯人入侵,漢謨拉比的后代未能成功御敵,王朝滅亡。之后來自兩河東部扎格羅斯山脈的加喜特人(Kassites)滲透進來,占領了巴比倫城,建立了加喜特王朝(公元前1595-前1155年)。這一王朝持續了四百余年,繼承了古巴比倫的宗教和傳統,也留下了展現兩河流域神明形象的紀念碑和滾筒印章等文物。

之后,巴比倫城的統治權幾經易手,曾被亞述人統治,也遭到埃蘭人的洗劫,直到公元前8世紀時,成為不斷擴張的新亞述帝國的一部分。在這不斷的政治動蕩中,巴比倫城的持續發展被打斷,留在地層中的遺跡常呈現劇烈變化。但無論如何,自從古巴比倫時期開始,直到公元前4世紀左右,巴比倫城都是兩河流域南部重要的政治中心。

這段時間里,很多國王對巴比倫的神廟懷有敬畏,將紀念碑立于其中,企圖獲得執政的合法性并彰顯自己的榮耀。但也有的統治者掠奪其財富,或懲罰巴比倫人的反抗。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亞述國王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4-前681年在位)。當時面對亞述帝國的控制,兩河流域南部、即巴比倫尼亞地區常爆發抗議,辛那赫里布因未能有效控制局面,遂將怒火燃向巴比倫城。在公元前689年,他曾記錄下自己對巴比倫城的報復行為:把建筑物夷為平地,將瓦礫丟進河里,猶如洪水從大地的臉上沖刷過一樣。但這位國王的繼任者們卻羞于談論這次巴比倫城的人為毀滅,認為這是褻瀆神明的行為。他們只輕描淡寫地將其歸為自然災害。

不過,該城遭遇的浩劫卻給了不久后一個新王朝以重建巴比倫城的機會,這就是新巴比倫帝國。

新巴比倫帝國時期的大都會

新巴比倫帝國在原有城市規劃及亞述帝國晚期的建筑基礎上進行重建。從目前發掘出的巴比倫城遺跡看,“比亞述帝國晚期更早的皇室或神廟建筑的確沒有發現,并且作為大規模重建的結果,神廟、宮殿和城墻的廢墟主要都來自新巴比倫時期。”

巴比倫城很大,近900公頃,是古代兩河流域最大的城市。它緊鄰幼發拉底河東岸,其外輪廓像一個大三角:一個邊是幼發拉底河,另外兩個邊是帶有護城河的外城墻。外城墻長度達18公里。據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記載,該城墻共有25米寬,可容納四馬戰車駛于其上。經過現代考古發掘,學者認為,城墻為雙體圍墻,內體墻和外體墻的高度都超過5米,其寬度都超過7米。兩墻之間還有12米寬的縫隙,由碎石或瓦礫填充,其高度直達城墻頂端。可見,希羅多德的說法并不算夸張。這樣的城墻,在當時的人們眼中必定是嘆為觀止的,它也因此入選過最初版本的世界七大奇跡。

在巴比倫城中,還有一個長方形內城。內城的一部分延伸至幼發拉底河的西岸,以橋梁和東岸的內城相連通。內城中,建有獻給巴比倫城守護神——馬爾杜克(Marduk)的埃薩吉拉神廟(Esagila)和埃特曼安吉塔廟(Etemenanki)。內城也有城墻環繞,并配有8個進出的大門。其中最大的城門是位于內城北側的伊什塔爾門。它的建造者是著名的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公元前604-前562年在位)。他被譽為新巴比倫帝國最偉大的建造者。

伊什塔爾門是一座復合城門,其中一個城門保存于德國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館。20世紀初,德國考古學家在巴比倫城進行考古發掘時,驚嘆于城門的高大雄偉和華麗裝飾,竟將這座城門搬運至德國。如今,高達15米的伊什塔爾門矗立在佩加蒙博物館內。而巴比倫原址上的另一部分城門,高度也有12米,其原始高度可能更高。

德國佩加蒙博物館復原的伊什塔爾門

伊什塔爾門藍色基調的釉磚上,裝飾著兩種意義非凡的動物浮雕——蛇龍(Mu??u??u dragon)和公牛。這兩種動物在當時巴比倫宗教中都代表著神:蛇龍象征著巴比倫的主神馬爾杜克,公牛代表著天氣之神阿達德(Adad)。而大門底部水平排列的花飾,則可能代表著戰爭和愛之神伊什塔爾。

蛇龍是多種生物的組合體:有蛇的頭、頸、尾巴,還像蛇一樣吐著舌頭;有獅子的前爪、鳥的后腿,身上還有鱗片;它頭上有角,尾巴尖兒還有蝎子的蜇刺。蛇龍前進時昂著頭、翹著尾。它所象征的馬爾杜克最初只是巴比倫城的保護神和農業之神,在新巴比倫帝國時發展為國家之神和巴比倫眾神的主神。

伊什塔爾門上的蛇龍形象

以往兩河流域的建筑主要使用土坯和燒磚,到了新巴比倫帝國時期,雖然也是如此,但“燒結磚在皇宮建筑上部結構中越來越多的使用,為新巴比倫工匠們發明光彩奪目的彩釉技術提供了可能。”

這些彩釉磚既用于裝飾伊什塔爾門,也裝飾在宮殿墻壁和重要大路的兩側。特別的圖案,如動植物、幾何圖案等需要提前設計好在磚上的位置,然后上釉燒制。蛇龍和公牛呈現橙色或白色,襯托在青金石般深藍色釉磚的背景中,更顯突出與莊重。

在城門一側的墻壁上,釉磚上刻寫著這樣的銘文:“我(尼布甲尼撒)把城門的地基深深扎根至地下水位線。我用純藍之石建造城門。在城門內側墻壁上,是公牛和龍。我用華麗的色彩隆重地裝飾它們,好讓所有人屏息凝視、肅然起敬。”

由伊什塔爾門進入內城,人們將走在筆直的巡游大道上,直通內城的核心地點——馬爾杜克神廟。在巴比倫的新年期間(春分左右),這條大道是神圣之路,人們要抬著馬爾杜克神的雕像進入神廟。同時,這道門也是王者之門,國王經過這道門,也是再次確認神之庇佑下的王權。

德國佩加蒙博物館制作的巡游大道和伊什塔爾門模型

1899-1917年,德國考古隊挖掘出長達250米的巡游大道。其中180米的大道兩旁裝飾著釉磚畫,其風格和色調與伊什塔爾門一致,只是動物換成了獅子的形象。在巴比倫宗教中,獅子代表女神伊什塔爾。

佩加蒙博物館復原了巡游大道上部分浮雕裝飾,長30米,路面的寬度為8米。而原址上的大道寬20-24米。

 

佩加蒙博物館復原的巡游大道兩旁的彩釉磚裝飾,上有獅子裝飾,象征伊什塔爾神

如此突出這三種動物形象,恐怕不僅僅是彰顯尼布甲尼撒二世對神明的崇敬,他可能也希望這些被神力加持的動物可以保護巴比倫城。26同時,庇佑自己,威懾敵人。

關于巴比倫城,很多人還會聯想到空中花園。只是,人們還沒有找到確切與之相對應的遺跡。甚至有學者認為空中花園不是在巴比倫,而是在亞述的尼尼微。傳統上認為,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空中花園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為來自米底王國的妻子阿米蒂斯(Amytis)所建,以安慰她對家鄉山水的思念之情。

獨一無二的城市

在尼布甲尼撒二世時,巴比倫城發展至頂峰,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古代近東部專家邁克爾·西摩在一篇文章中說,尼布甲尼撒二世延續以往亞述的傳統,將大批民眾從帝國的一地轉移到另一地。其目的可能是為了避免滋生潛在的反抗中心,或調動勞動力。也正源于此,他對西邊的猶大王國和耶路撒冷城所采取的類似舉措,即著名的“巴比倫之囚”,讓這位國王在《圣經》中飽受惡名。也因此,巴比倫成了邪惡、頹廢的代名詞,是罪惡之地,還被預言將在上帝的復仇之手中傾覆。但巴比倫的國王卻把自己定位成虔誠的信徒,并在重建神廟時,以銘文的形式反復強調這種虔誠。只是,他們所信仰的神并不是耶和華。

此外,在以往基督徒眼中,這個城市還極為傲慢自大,因為《圣經》中記載,巴比倫人妄圖建造高塔,要讓“塔頂通天”。因而招致耶和華的不滿,于是他“在那里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babel,意為‘變亂’)。”

在猶太民族的希伯來語中,巴比倫被稱為“巴別”。而“巴比倫”這個名字來自于猶太教經典——希伯來圣經(與基督教《圣經·舊約》內容相同)的希臘語譯本。但在巴比倫人自己的眼里,他們的都城,自蘇美爾文明時期就有自己的名字,叫做“神之門”,而且這一含義貫穿巴比倫城的整個歷史。

公元前539年,波斯第一帝國占領巴比倫城;兩百年后,亞歷山大大帝來到巴比倫城;不久之后,這座城又成為塞琉古王朝的一部分。此后,巴比倫的地位不斷下降。在公元前2世紀時,巴比倫被帕提亞帝國占據,其藝術受到了希臘風格的影響。盡管之后的巴比倫城附近依然有人定居,但其輝煌的歷史已一去不返,甚至其古代建筑中的磚塊也被民眾搬走用來建造住宅。那些磚塊上,時不時出現尼布甲尼撒二世曾經印上去的銘文。

巴比倫城在經過兩千多年的繁榮后,沒落了,那些遺留下來的殘垣斷壁已重歸泥土本色。如今,巴比倫古城遺跡雖然仍舊壯觀,并躋身世界遺產之列,但我們所能見到的巴比倫城的樣貌畢竟有限,更多的依然掩埋于泥土之下,被蒙上厚厚的神秘面紗。同時,這些遺跡往往與神話和傳說交織在一起,成為巴比倫城特有的標簽。

不同時代里,具有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對巴比倫城的印象也各不相同。哪個才更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這很難回答。或者說,難以有統一的答案。也許正因如此,巴比倫城才擁有如此經久不衰的吸引力吧。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

    責任編輯:李梅
    校對:劉威
    澎湃新聞報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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