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劉立中 上海紀實

葉永烈溘然離世，十分悲傷。我與葉永烈同事二十年，又很要好，有很多往事涌上了心頭。

1963年，葉永烈調到上海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與我同在編輯組。組里新來了一個青年，大家都很好奇，傳聞他是北大化學系畢業，喜愛寫科普文章，因為熱愛科普事業，所以從一家研究所自愿要求調來的。聽人事科同志說，當時，葉永烈是抱著一摞書來廠的，要求到廠里來工作，廠長諸人看過他的《十萬個為什么》、《碳的一家》兩本書，也常見他在報章上發表的科普小文章，便很快研究決定引進這個才俊。

葉永烈搬到廠里住，不久，他愛人楊惠芬從浙江溫州調來上海，他就在外面租房搬出去了。據說他因沒有人事方面的資源，也沒法子“通路子走后門”，他唯一的資本就是寫的那幾本書，在社會上小有名氣，便仍懷著書生氣，抱著幾本書去市人事部門，要求將妻子調來上海團聚，搭個窩有寫作的地方。但那時要進上海，要處級干部才可以照顧將愛人調來，葉永烈連科長也不是，當然不在照顧之列。他僅有的本錢就是寫過的幾本書，便抱著書奔波，還有工作證也幫點忙，他是上海科教電影廠的編輯，而上海科教電影廠是知名度極高的大單位，也可作為人品證明。他就憑這兩點，拿著工作證，帶著自己寫的書，從電影局到市有關人事部門，來回奔波，據說他得到有關領導的同情，表示支持，才同意把他愛人從溫州一所中學調上海，但市區進不了，安排在郊區上海縣一所中學里教外語。

應該說，把愛人調到上海，搭個窩有個寫作的地方，葉永烈已相當滿足了。他那時做編審外語片工作，經常看到他從片庫搬拷貝到小放映間去，也常在在門衛間打電話，門衛那里是人們聚集的地方，人多嘴雜，葉永烈便用英語與愛人交談，科影人懂英語的人不少，只要有懂英語的人在側，他便用溫州話與夫人楊惠芬交談，與老鄉通電話他也用溫州方言，有人感嘆:“媽呀，葉永烈在說什么呀，溫州話像福建話，一點也聽不懂。”

打完電話，葉永烈又抱起一摞拷貝，急匆匆去片庫或放映間，他總是汗涔涔的，穿著學生裝，軍用膠鞋，腳步敏捷，行動迅速，一路小跑，他給人的印象是十分勤快，是個很努力的青年。

回想起來，葉永烈在科影廠，成績頗豐，對科教電影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他做過編審外國科教片工作。廠里對剛進來的創作人員，常常是先安排他們協助翻譯片組工作。主要是看片審片，與翻譯編輯共同校對中文解說與字幕，同時，廠里翻譯編輯不會翻譯的語種，如德、法、西、日、阿拉伯語，就要到外國語學院等大學去聘請人來翻譯。這對新人來說是學習科教片創作的最好機會。那時，國內科教電影創作已趨成熟，但在創作樣式上外國比國內花樣多，在表現手法和運用電影技巧方面也有不少值得學習的地方，在主題選擇上蘇聯已拍了人造衛星，這都為我們創作樹立了榜樣。

葉永烈做外語審片工作大約一年左右，那一年左右的審片工作給葉永烈留下了深的印象，他在幾年前的文章里寫到這件事，說明他到了老年也沒有忘記在科影廠做的第一份工作。

他做過科教片編導。在葉永烈編導的科教影片里，基本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一般題材的影片，如《紅綠燈下》《氣墊船》《森林防火》《紅外線》等。一類是前沿科學，如《計算機的二進位》《飛向宇宙》等。一類是舞臺紀錄片。那年，上面下達指令，要科影廠拍攝京劇、昆劇等劇種的老藝術家的表演，說他們正在老去，要拍下來做內部參考，給后人借鑒。廠里任葉永烈為導演，帶領攝制組去拍攝。由于拍攝戲劇劇目量大，人事繁雜，忙得葉老兄不亦樂乎。偶然在廠門前碰到他，問起“你忙什么”，他匆匆說，在拍舞臺紀錄片，并說常要將舞臺延伸，搭景，以便攝影機推拉搖移，可見他在下功夫。可是，這類資料片基本是丟進倉庫，不與觀眾見面，是白勞動。要說收獲，作為導演在拍人物戲方面，取得一些經驗。科教片是個有特色的片種，作為導演必須懂故事片會拍人物戲，必須懂動畫片會應用動畫，必須懂紀錄片會進行實地拍攝，記錄科學家的實驗活動，這樣，你才能為全面的成熟的科教片導演。

同時，電影制片廠是最能鍛煉人的地方，提供人事活動的廣大空間，上到中央各部長，下到基層干部，商販走卒，都會聯系，都會相處，葉永烈經過十幾部各類影片的拍攝，在這些方面都已受到洗禮，走向成熟。

我對葉永烈編導的影片《紅綠燈下》能獲“百花獎”，表示驚訝。因為我也拍過交通安全的題材，那是“淺科學”，很難討好，但他把這個普通的題材拍成精品，得到大眾的青睞，這是很不容易的事。

最使我驚奇的是他寫科教片劇本那么快，《機算機的二進位》《飛向宇宙》之類高科技影片劇本，他一兩天就交稿，令人懷疑劇本的質量。編輯組主任和廠長領導的藝委會審查后，說劇本需要修改，他就在辦公室里修改稿子，剪剪貼貼就成了，人稱所謂“剪刀加漿糊”。對這類微詞，他也不理會，修改后的稿子確實好，符合審查者的要求。這時，人們又褒獎說他是“化學腦袋”，意即學化學的人腦子靈敏，反應迅速，立即出成果。

葉老兄對人們對他在創作上的“微詞”或“褒獎”，都一笑了之，不放在心上，這使人感到他心寬，灑脫，豁達。

由于長時間的相處，我對葉永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覺得他為人正直，勤勉，專注，慢慢地在一些方面互相支持，漸漸地成為朋友。那時，有人會打“小報告”，以求自身的利益，而那“小報告”對人的損害極大，會進入“思想檔案”，會如姚文元在文化廣場公開叫囂的那樣:“把一個人的右傾言論做成卡片，搜集起來，他就是個右派!”我斷定葉老兄不會打“小報告”，信得過他的人品，同時，我也喜歡舞文弄墨，兩人氣味相投，便愈走愈近。聽說他在漕溪路那里找到房子，我便到他家去看，那是過了鐵路，再過原是滬上聞人虞洽卿墓地的一個小公園，在一個城鄉結合部有條泥石路的小弄，約有百米來長，路邊有共用的自來水龍頭，有幾個婦女在淘米洗衣。平房破舊，有的人家搭建低矮的二樓，葉永烈就窩居在一戶人家的二樓，葉老兄為了寫作，再艱苦也不怕.在那低矮的二樓住了很多年，寫了不少科普文章，后來，在一位領導的關心下分配到一套田林新村的工房，但他的書籍多資料多，仍然無處可放，便在陽臺上搭個書房，他就在那個逼仄的書房里寫作，自嘲“陽臺作家”。

后來，我們下干校三年，有些事也可記。上海電影干校在奉賢縣海灘上，由先鋒連蓋了十幾座草房，里面放置軍用雙人床，二十個人一間，夜里打呼嚕的說夢話的此起彼落，很難入眠，有人呼嚕聲雷動，把泥抹柴把做成的墻震動了，泥沙“沙沙”往下落，床下鹽堿白花花一片，蘆葦長出來伸到床縫里。冬天極冷，夏天極熱，蚊子造反，不穿長褲靴子不行，帳子不掖好甭想睡覺。在這樣艱苦的環境里，大家仍然 “熬住”，我和葉永烈床靠床，他把小兒子帶來，兩人睡一張床，干校生活是緊張的，常常搞夜里軍訓，緊急集合什么的，學習，開批判會，大田勞動也很緊張，他競能帶個年幼的兒子來，不簡單，又當爹又當娘。

干校是軍事編制，電影局是團部，廠是營部，下面是連、排、班組，由工宣隊軍宣隊領導，領導吹哨就是立即集合去開會，或是去勞動。平時，大家吃完飯就會聽到吹哨聲，而這時葉永烈往往在給兒子喂飯，自己還未吃呢。聽到哨聲他也急，用調匙把飯菜往兒子的嘴里塞，催促說“快點，快點!”而兒子一臉委屈，含著淚花把嘴里的飯往下吞。兒子吃完了，他就猛刨猛吃幾口飯，奔出去下大田了。

我曾問他: “你這兒子叫啥名頭?”

他說:“大兒子叫葉舟，這個未出世時就起名叫葉丹。”

我笑了: “哈哈，你把‘舟’字上的一點拿了，就是女孩了?”

他也笑了:“是呀，生個女兒多好，又是一個光郎頭。”

在新開墾的鹽堿地上種水稻，引淡水灌溉，需要有責任心的人去特別管理，小稻才能成活，生長。營部當時派葉永烈管理水稻。由于鹽堿地不斷冒出鹽堿來，這就需用淡水即時沖冼，換水，常常夜里需要打著手電筒前往，在田埂小徑上摸索到出水口，十分辛苦。現在回憶起來，我在干校三年里沒有與葉永烈一起勞動過，因為大家勞動很分散，挖溝，挖糞塘，修路，種植，除草等等，有些項目需要專人管理，葉永烈在管理水稻。

在葉永烈的管理下，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在鹽堿地上種水稻第一年就畝產600多斤，得到指導我們的當地農民贊許。葉永烈興高采烈，很有成就感，他激情洋溢，連夜創作一首叫《寫在稻葉上的詩》，貼在食堂的北面屋山頭，那是一首抒情新詩，寫得很長，貼滿整整一個屋山頭。葉永烈在干校還寫過一首詩，用大字報貼出來，后來發表了，那首小詩以兒歌形式歌頌我國第一顆衛星上天，我只記頭兩句是“天上星，亮晶晶”，下面是又來一顆唱著東方紅的中國衛星，等等。

在干校期間，葉永烈大概利用每月回家休息的時間，也發表科普文章，這是后來知道的。

我們倆愈來愈要好，我在1974年到東北延邊做知青慰問工作，他送我一本桔紅色印梅花盛開的塑面的筆記本，是那時最好的最漂亮的筆記本，上題“明知征途有艱險，越是艱險越向前!”是那時的流行語，激勵人進步的話。他落款是“永烈”，可見我們的關系。這本筆記本與我后來為了寫動畫片劇本，從廠劇本檔案里借來的葉老兄手寫的《紅外線》劇本，都成了永遠的留念了。

再說說葉永烈調出科影廠的事。那年是改革開放之初，一天，葉老兄忽然約我去他辦公室，他的攝制組辦公室在飯廳樓上最里面的一間，下班前人都走光了，我就去了。我想，他大概是找我交流創作經驗的。

不想，交談沒有幾句，他顯出苦惱的樣子，說是“想調工作，上海科協成立科普作家協會，需要人，”他想去。他這是在征求我的意見，我便認真思考起來。我想，他已拍了不少科教片，也得了“百花獎”，廠里對凡得過“華表獎”、“金雞獎”、“百花獎”的導演，都視為主創人員，他在科影廠已上立住腳了，在此干下去是大有前途的。交談之后，他覺得在科影廠也不錯，但拍攝影片耗時太長，一部二十分鐘的片子，從搜集素材到劇本創作、組織攝制拍攝，做完后期再到出片，往往需要一年以至更長的時間，令人無奈。

有些話他沒說，我是知道的。廠里有些人是不喜歡職工在外邊發表文章的，認為是“不務正業”。由于葉老兄文章滿天飛，惹起一些人不高興，廠里便發文給常發表他文章的報章雜志，要求他們不要發表葉永烈的文章。當時，我們對這件事很不理解，以為是拿廠里的工資就得受廠里管，不得為他人做事。說起這件事，葉老兄神色黯然，苦笑。

我又想起另一件事，這件事促使我贊成葉老兄調離科影廠。在文革中，我和葉永烈可算是“逍遙派”，因為基本停產，無事可干，我躲在圖書館里看書，他照樣寫他的科普文章，然而，在各種勢力“擠兌”下，那年我和葉永烈寫了一張大字報，這本是很尋常的事，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的海洋中，并不起眼，但到了后來，有人借此“放野火”，攻擊葉老兄，我把這事對他說了，他一笑而已。俗話說，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們對文革的抵制和反對的態度是眾所周知的，我說:“這些攻擊，雖然是鬼蜮伎倆，但也會傷人哪，……也許到了科普作協清靜一些，可以專心寫作。”

葉永烈調到上海科協后，我去過幾次，聽人說像葉永烈這樣的科普作家太少，“要培養第二個葉永烈”。

不久，葉永烈應招到上海作協做專業作家。那正是改革開放東風勁吹的八十年代，百花齊放，新思潮澎湃云涌，葉永烈把全部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創作中去，不但寫出許多科普文章，也寫出一本又一本的人物傳奇，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成為流行文化的重要作家。在揭露“四人幫”的幾大本書里，我最愛看他在《江青傳》里寫的那位阿姨，她的命運在那動蕩年代是那么反復無常，大起大落。她原是上海資本家家里的女傭，因為同情住在亭子間的困窘的藍蘋，見她沒飯吃，偷偷地炒了一碗蛋炒飯給她吃，這使后來住在中南海改名江青的藍蘋很感動，把她調到北京做幼稚園工作，文革開始，江青怕她亂說，又把她投進秦城監獄。從對這個小人物命運的描寫，我們看到葉永烈對下層人民的同情。

葉永烈從十一歲在溫州報上發表第一篇文章，到八十歲離世，七十年來共寫了三千五百萬字的作品，像《十萬個為什么》《小靈通漫游未來》《江青傳》等等，都是精品，是我們一代人的記憶。他是天才，他是當代文學巨匠，中國科普文化的奠基人，是值得我們紀念的高尚的人。

我今天寫這篇紀念他文字的時候，憶起他許多形象，但留在我腦海里印象最深的記憶，是那年我到大木橋路去印劇本，走到斜土路口忽然有人叫我，原來是葉永烈。他騎著破舊的自行車沖過來，由于天氣是東邊日出西邊雨，他穿著夾克，披著塑料雨披，一頭雨水，他揩一把臉上眼鏡上的雨珠，熱情地走過來，我們互相問候，說了許多話，他又騎上車沖向雨霧里。

他這個向雨霧中沖去的背影，使我感動，久久望著。啊，他是一個永遠向前沖的人，永遠在路上。

劉立中，曾任總編，影視高級編導，編導紀錄片、科教片、動畫片近百部(集)，榮獲三個國家“華表獎”，一個國際短片大獎。在任總編期間，出品動畫片三部共256集，《大頭兒子和人頭爸爸》獲多項國家獎，成為經典作品。創作小說、散文、理論文章約380萬字，出版長篇小說《江南江北之滿江紅》，散文集《上海浮云》、《江淮息壤》、《故士難忘》、《海上文集》等。

原標題：《記憶 | 葉永烈在上海科影廠軼事 | 劉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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