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馬云說過，有了大數據就可以計劃經濟。這個是不靠譜的，但是我認為在解決政府監管市場方面大數據還是有效的，包括監管腐敗和制度腐敗，因為地方現金流完全可以監測出來。”2月26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城市政商關系排行榜2017”報告發布會上，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孟天廣針對當今中國的政商關系表達了上述觀點。

人大國發院在此次發布的“中國城市政商關系排行榜2017”報告中指出，在全國285個城市中，東莞市的政商關系健康指數排名第一。前十名分別為：東莞、深圳、上海、北京、廣州、金華、蘇州、溫州、邢臺、長沙。除了直轄市北京，前十名的城市幾乎都處于東南沿海地區，只有邢臺是唯一的華北城市；按省份比較，上海的政商關系健康指數在全國排名第一，北京其次，浙江省在各省中排名第一。

政策建議方面，該報告認為，處理好中國的政商關系應從加強對各地推行“簡政減稅減費”政策的監督力度；發揮互聯網+的技術優勢，提升行政透明度和效率。政府部門應該樹立一個理念：上網是原則，不上網是例外等方面入手。

孟天廣表示，政商關系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企業的稅負太高。但是，這個領域難以推進，因為國家稅收是由中央確定，地方沒有發言權，除非要搞一些特殊的開發區，開發區內有特殊的稅收優惠，但實際稅率差別依舊很大。

“另外，我認為互聯網的正外部性作用還未完全發揮出來。馬云說過，有了大數據就可以計劃經濟，這個是不靠譜的，但是在解決政府監管市場方面大數據還是有效的，包括監管腐敗和制度腐敗，因為地方現金流完全可以監測出來。其中有工商稅務登記的數據，就是監測官員調動所帶來的白手套。比如說，識別哪些企業是白手套，就看官員從江蘇鎮江調到云南的什么地方，多少企業跟著他去了，然后在那里注冊，注冊以后這個企業就成為了僵尸企業，然后再去另一個地方，或許也可以提供一個信息的測量。”他說。

以下是澎湃新聞對孟天廣發言內容的摘錄：

目前，建立“親”和“清”的健康政商關系是有余地、有空間的。十八大以后，政府一直實施這兩個抓手。“親”本身就是在講政府放管服的改革，即政府行政改革，雖然已做了很多的改進，但是在全國層面的執行依舊存在問題。“清”就是反腐。政府在把反腐和放管服的政府改革結合起來之后，下一步就是把它深化推進下去。這兩個改革過去是分開做的，不同的領導、不同的社會推進，由于“親”和“清”二者關系密切，如果把二者結合起來，其合力會起更大的作用，所以未來應該結合起來。

在政府對企業服務方面，我認為使用公共投訴的數據不太合適，而企業起訴政府的勝訴率的高低可以作為政府對企業的服務的高低。另外，企業稅負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非常難測量。而政商關系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企業的稅負太高。但是，這個領域難以推進，因為國家稅收是由中央確定，地方沒有發言權，除非要搞一些特殊的開發區，開發區內有特殊的稅收優惠，但實際稅率是差別依舊很大。

很多小地方一般根本不敢告政府，往往越是清白的地方政府越容易被告。事實上企業起訴政府也可以看勝訴率，從中看出企業的特點。企業的稅負其實非常難測，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這也是政商關系最主要的，就是企業的稅負太高。這個領域非常難以推進，我們國家的稅收是中央定的，地方的發言權很小，除非要搞一些特殊的區，這個范圍內可以有些特殊的稅收優惠，實際稅率是差別很大的，但是你很難測到。

我覺得在提政策建議的時候可不可以把法制化、制度化提得更高？因為其它具體的點都可以，不管是做加法還是做減法。個人覺得互聯網應該是大有可為，主要因為我是研究大數據的。為什么大有可為？主要是因為互聯網能夠提供信息不對稱解決的辦法，我們現在在建國家大數據中心，這是發改委負責來建，2020年就要建成，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央要直接了解地方微觀經濟運行的數據，通過這個去估計和評價中國各個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包括社會性的狀況，標識也是非常復雜的。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讓政商關系的一些環節和流程，比如服務程序可以在線辦理，包括政府或者企業需求，這些可以在線進行交換和共享。過去在很偏遠的地方，很多信息都是有選擇性地提供，跟我關系好的我告訴你，省政府也用了一個優先資格政策，但是當地在這個方面可以做到非常及時的信息傳遞或者擴散。

馬云說過，有了大數據就可以計劃經濟，這個是不靠譜的，但是在解決政府監管市場方面還是有效的，包括監管腐敗和制度腐敗，因為地方現金流完全可以監測出來。其中有工商稅務登記的數據，北大國發院的團隊也在做一個研究，其實和您這個有點類似，就是監測官員調動所帶來的白手套，識別哪些企業是白手套，就是看官員從江蘇鎮江調到云南的什么地方，多少企業跟著他去了，然后在那里注冊，注冊以后這個企業就成為了僵尸企業，然后再去另一個地方，或許也可以提供一個信息的測量。

我認為互聯網的正外部性作用還未完全發揮出來。主要是由于互聯網能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發改委負責的國家大數據中心，2020年將建成并投入使用。這大數據中心是方便中央能直接、快速了解地方微觀經濟運行的數據，通過這些數據去估計和評價中國各個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包括社會性的狀況。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將政商關系的一些環節和流程等在線進行交換與共享，比如服務程序可以在線辦理以及政府或者企業需求。大數據在解決政府監管市場方面是有效的，通過檢測地方的現金流，可以監管腐敗，并杜絕制度腐敗。

政治學在政商關系的研究方面有著長期的傳統，重點會關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就是從組織的角度來看它們之間的互動，它們彼此之間資本和要素的交換；二是官和商的關系。如果從“親”和“清”的關系來講，官員和商人的關系需要慎重看待，要清楚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是必須發生的，因為市場經濟發展要求這兩個組織進行頻繁的互動，政府和企業的關系要理順、要強化、要做大，但是對一些私人性的關系要進行干預，包括政策的引導和規范。

今天我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談談看法。過去我們做了很多研究，也有一些學術積累，但是總體來看，政商關系不管怎么評估和分析，對政府來說都是要規范或者用一些手段來調節，總體上還是要理清楚。“親”“清”是兩個原則，但是它們的邊界是什么？現在還是沒有，但在學術上，政商關系需要一個框子來定義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是冗余的，哪些是有為的。簡言之，政府和企業有互相需要的要素，政治學當中通常把政商關系看作兩個東西：一個是對企業而言，政商關系是企業的資本，也是產業創新的資本；另一個是對政府而言，政商關系是一種渠道和機制，實現自己想要的政策目標。歸結起來，這些方面發生的政商關系是合理的，也是有意義的。企業需要從政府手里拿到審批、各種各樣準入的證明和許可，這些其實是合理、合法、合乎市場經濟邏輯的。再就是要素的配置，因為政府控制了很多要素的分配權，比如金融資本的融資、國有資本的運營和處置權，政府還可以提供配套，這都是政府應該給企業提供的服務。再就是信息，政府要釋放支持和扶持的信息。另外，政府也需要企業的投入，政府需要企業投資營商，需要企業合理合法的納稅，需要企業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對社會秩序的建設有貢獻。

這些方面應該都是合理合法，是符合“親”“清”要求的，但超過這個之外就要進行評估。我發現很多地方出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市級政府喜歡搞對標，如北京和大連對標。這種做法是有引導性的，因為通過對自己的評估以及對標對象的評估可以找到合理的目標。

我做的另一個指標會在5月份發布，可以給相關研究者提供一定政策建議。實質是一個工具箱，通過經濟學的算法把中國所有的城市自動配對，對于每個所研究的地級市，我們都找在經濟、人口和中央的政策關系最接近的十個城市，作為對標城市。在具體指標的測算方面，總體上是符合“親”和“清”，能提出比較具體的建議。未來的研究目標是貢獻一些數據，比如政府對企業關心程度的指標。

各地政商關系的規范多是地方層面的，在2017年中國社區的地級市已有立法權，去年一年通過了兩萬多部地方性的法規，比如天津就有自身的政商關系的規范性文件。我們可以把這些地方性法規里體現的良性政商關系作為一個評價指標，因為是法治化的，并且有程序和保障。雖然現在產權保護是很難測得，但是規范或者法治化能夠提供產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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