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

《我的書店：作家暢談自己鐘愛的書店》，[美]羅納德·賴斯編，趙軍峰、郭燁、趙安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9月版，48.00元。

整本書似乎只有一個作家對書店的感覺比較平淡，亦即他可以不去書店、不在書店買書。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沒有比網上書店更便捷的買書方式了。不過話說回來，對作家而言，書店是他們的作品接受讀者檢驗的地方，是他們的新作推廣的地方（尤其是這些西方作家并沒有什么作協支持），他們愛書店似乎也是天經地義的事。不過，“我的書店”這樣的題目，要真有一本由讀者來談自己鐘愛的書店，是不是會更真實一些？

我是用iPad讀的，對這本書來說也是相當的悖論了。

《嶺南書法史》，陳永正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13.60元。

以今天的出版眼光來看，此書黑白圖版，狀若復印，實在有些簡陋。但嶺南書法的整體面貌、內在流變，嶺南書家之風氣走向、成就大小，此書交足功課，做出了承前啟后的研究工作。這是不管有沒有清晰圖片都無損其價值的一本書。寫作此書時，作者正值盛年，用書法的評語來說，可謂是真力彌滿。本書的每個專題章節都可以單獨成文，對與書法相關的金石篆刻亦論述精當，在資料遠不如今天齊備的九十年代，殊為難得。對當時在香港大學藝術系任教的莊靈所撰《廣東書法簡史》，本書有好幾處不同意見，甚至謂“莊氏之論，自是門外之談”。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都與作者長期親炙嶺南名家如容庚商承祚等書壇藝林老輩有關。我相信，作者的某些論述，是來自一種師承之間的大體看法，這種文藝批評的總結，用今天的眼光看即使不怎么“規范”，其中的閃光處，也不是靠材料與理論者可以想見。這種研究方法，也是與現在的學人只研究文獻資料不一樣之處。作者在后記中說：

歷代的嶺南文人，由于僻處海隅，少與中原人士相接，加以他們深自斂抑，不善表襮，故其人其作，往往沒世而無聞。其實嶺南文人所取得的成就，比起同時期中原、江左的名家，不一定遜色，有時甚至凌而上之。這是我近年從事嶺南文獻研究，特別是主編《嶺南文學史》后感受頗深的一點。

《紅杏山房集》，宋湘著，黃國聲校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9月版，4.90元。

因為要編一本宋湘的書法集，在網上買了此書做資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廣東有名的“嶺南叢書”中的一種。這套叢書以整理嶺南的古籍文獻為主，特別是一些稀見的筆記、詩文集，開創先聲，后來卻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出，像此書也是最近聽說有出版社出新版。可惜這套叢書早已經沒有了下文，當年整理的一些著作，現在又成稀見版本了。

讀宋湘的詩和書法，可以深刻感受到與他的前輩，如屈大均、陳恭尹之間的不同，詩、書都不再因人而重、因人而傳，而是轉為抒發自己心靈懷抱的工具。讀與他同時期的張問陶的詩歌書法，同樣如此，非獨嶺南詩人而已。大約社會安定，康雍乾以來的文字獄也消停了，是這一時期文藝創作的一大背景。這兩位的崇拜者代不乏人，書后也輯錄了大量的評論文字。前幾天偶翻楊守敬的《學書邇言》，里面也是將這兩人放在一起評論的：“乾嘉間之書家，莫不胎息于金石博考名跡，惟張船山宋芷灣絕不依傍古人，自然大雅，由于天分獨高，故不師古而無不合于古。”“自然大雅”四字評論宋湘的書法是再合適不過了。

《舊京遺事 舊京瑣記 燕京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7月版，1.05元。

前一陣在豆瓣上看到一篇書評，談論晚清時住在北京的日本教師船津輸助的通信集《燕京佳信》，其中提到中國人的人情虛偽，其中有喪禮上客來主人哭、客去則談笑如故等等怪現狀。其實這些在中國人的筆記里早有記載，夏仁虎的《舊京瑣記》開篇就是記北京的俗尚，其中便提到滿人在喪禮上的這種“講禮”。風土記這樣的記載并不僅僅是保留了民眾世俗生活的記載，而是作為歷史，能予后人觀照世事。每次去北京，都能在這個并不方便也不精細的城市，感受到其他地方所沒有的東西：何以這里成為了人文薈萃之地，人物流散而掌故不絕？它又是以怎樣的優勢吸引各個階層的人在此謀生？成就這樣一個人文薈萃之地，不是無因的。這些瑣碎的記憶，有時候在后人看來也正是歷史。

《蘇忍尼辛選集》，劉安云譯，臺灣東大圖書1988年1月二版。

蘇忍尼辛，即大陸翻譯的索爾仁尼琴，本書是他的短篇小說和散文詩合集，有劉述先導言一篇，短篇小說六篇，散文詩十六篇。因為“蘇忍尼辛”這個名字之故，他的小說難免會被套上簡單的標記，比如壓迫、苦難、控訴。這組散文詩似乎在大陸翻譯的索爾仁尼琴著作中未見到，這組作品重要的不是可以見到他的不同體裁的文風，而是這種抒情性、自然主義（當然其中免不了也有“控訴”）的描寫，就像《在耶斯林鄉間》一文中寫道的：

造物者所打進這間茅舍里的是何等樣的晴天霹靂的天才，打進那急躁的鄉村孩子的心中，那震撼使得他張開眼睛看到如許的美——在火爐邊，在豬欄里，在打谷場上，在田野中，那千年來只是被人踐踏、忽略了的美。

11月

《金薔薇》，[蘇]巴烏斯托夫斯基著，李時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9月新一版，0.62元。

讀這本書，又想起了初學寫作的日子，盡管當時讀的似乎是戴驄譯本（《金玫瑰》）。如果按照現在的某些閱讀習慣（遇到直接引語的回憶錄、傳記就放下），那么是不會讀了。蘇童在回憶閱讀塞林格的《麥田守望者》經歷時，大概說過，塞林格是一枚用舊的紙幣。這種感覺和心情很適合重讀巴烏斯托夫斯基。

《想念啟功》，王得后、鐘少華編，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版，42.00元。

微信圈關于書畫名家的字畫、掌故、乃至段子，閱讀量總是很高。啟功雖然比不了隔三差五就被賣萌的齊白石，但是關注他的粉絲多少是行內人，看今年北京的啟功藏品展就知道。也正是因為沒去看這個展覽，將他過世后，友朋學生后人所寫的紀念文集讀了一遍。本書編者之一鐘少華是民俗學家鐘敬文的哲嗣，因為世交的關系，啟功待他非同一般后輩，兩家又住得近，因此鐘少華便熟悉啟功的日常生活。本書最后一篇便是他的日記中有關啟功的輯錄，保存了啟功不為一般人所知道的故事、性情。前幾天也是在朋友圈讀到趙珩先生寫學者袁行云的文章，其中提到袁住院，啟功不僅掏錢，還給相關的醫生都送字。啟功雖然幽默的段子不少，但是細讀之下，往往能見到大家的風范。

《楊樹達先生之后的楊家》，楊逢彬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版，40.00元。

最近讀楚澤涵先生關于他父親楚圖南的文章，發現他的母親原來是楊樹達的外甥女，還有個姨丈是穆木天。當然相比這本由楊樹達的孫子所撰寫的回憶錄，里面的人物關系就更復雜了。楊樹達的幾個子女在反右、文革中的遭遇，其折射文化世家的升浮，更覺深刻。

《羅孚友朋書札》，高林編，海豚出版社2017年8月版，112.00元。

羅孚是香港與大陸文化交流的一位推動者，即使在他北京居住期間，仍然撰文著書，聯系兩地。他是最早向大陸推薦董橋的人，這本書里收錄了董橋寫給他的信，每每以“羅先生”或“羅公”稱呼，尊為前輩，而兩人都是報人，特別是對寫作、書畫都有興趣，因此這些信札讀來，雖然散漫，卻極富趣味，同道之間的愜意，溢于言表。這批信札雖未釋讀，但其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代詞宗夏承燾軼聞》，吳思雷編撰，自印本。

這是一本有意思的小書。作者是夏承燾的好友吳鷺山的哲嗣，也即夏后來的妻子吳無聞的侄兒。這本書以編撰的形式，收錄了關于夏承燾的一百八十多條掌故、逸事，比如年輕時他與王季思同事，戲稱王為“王老虎”，晚年夏承燾記憶力衰退，王季思見他便每每自稱“王老虎”。書中還以補白的形式刊載了夏承燾的大量用印和書法作品，在今天看來，夏承燾的書法尤其不是“馀事”。

12月

《墨海生涯記》，王學仲著，中華書局2017年7月版，22.00元。

王學仲曾師從徐悲鴻李可染等人，此書為其自述學書經歷。他生長在齊魯大地，碑碣文字隨處可見，加上自幼家中有學書的愛好，內外熏陶，他也走上了研習書法的道路。并且喜好傳拓，他所拓的漢畫像石拓片，經人送至天津古文字學家王襄處，王襄寫成了《滕縣漢畫像石記》，刊發于燕京大學學報上，這位第一代甲骨文專家當時并不知道這批拓片的椎拓者是個十四五歲的孩子。他后來到北京入學京華美術學院，結識的藝術家就更多了。因此書中也記錄了很多相關的細節與掌故，如吳鏡汀的阿芙蓉癖，黃賓虹養的大鵝，張伯英的書論等等，都生動有趣。王學仲一生醉心于書法藝術，其人生經歷亦頗豐富，此書稱得上一部藝術回憶錄。

《槐市書話》，拓曉堂著，商務印書館2017年9月版，58.00元。

作者原供職于國圖善本特藏部，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擔任嘉德古籍部總經理。此書中文章，大部分是介紹其經手、經眼的古籍善本。如陳澄中舊藏、胡適存札、鮑耀明藏周作人書法文獻等等。“閱書感想”一輯質量較佳，如《關于佛經版本的斷想》。作者在自序中交待，槐市為漢代長安城東南定期聚散書籍的市場，以其地多槐樹而得名，是最早的書籍交易市場，成為最早的書肆代名詞。

《梁漱溟往來書信集》，梁培寬編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版，128.00元。

“這個世界會好嗎”，是一代大儒梁漱溟（1893-1988）歷經晚清、民國、近代各種歷史風云的總結，這句話已經被簡化為一般人對于世事的感受。作為曾經當面頂撞過最高領袖的學者，梁漱溟也贏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與尊重。這兩本厚厚的往來書信集，還僅僅是劫馀文獻，已經足征他經歷的豐富性，呈現的人生也很復雜。書信往來，平實而已，不能與他的勝業鄉村建設、著書立說相比，但其中探討學問，特別是保持了終生的學習態度，在平實之中又給人以深沉的感染力量。為學問的一生，也是這部書信往來不同于其他學人書信集的特征之一，也是因為這種向學的精神紐帶，聯結了他周圍的一批人，梁培寬先生在“輯錄者前言”中提到的“創造朋友團體”，可謂精準的提煉。

《海上書畫人物年表匯編》（一），樂震文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1月版，68.00元。

這本書有著匪夷所思的人名錯誤，或許可以歸結為校對不精，就像豆瓣上某位豆友的評論，錯別字不妨礙我們閱讀（我們可以忍）。尤其是對于這本書的目標讀者來說，這些人名錯誤大概都是能校對出來，可以當做上一堂書畫常識課。平心而論，對于一本粗制濫造的出版物，確實沒有再惡評的必要，不過，就我的感覺而言，此書不能不說是重視文獻、材料的，看旁征博引的索引就知道，但是像錯誤最多的陳巨來一文，很明顯的就是以陳巨來的《安持人物瑣憶》加吳湖帆的《吳湖帆文稿》中的日記部分，敷衍而成，令人驚奇的是，在“敷衍”的過程中，撰寫者甚至連主語都不更換就上馬了——前人著書，特別是年譜，尤其重體例，既不是什么材料都能塞進去，也不是編撰者什么議論都可以發出來的。相比錯別字，這種迷信材料又連一點甄別能力都沒有的著述，更讓人無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