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人對貞女的贊美

文人對自殺的鼓吹和他們對貞女的大力贊美緊密相連。清初，有關貞女的撰著數量劇增。明朝只有少數文人對這一題目寫過兩篇以上的文字，而清初很多文人的文集中都會包含幾篇有關貞女的作品。許多作品是應邀而寫，但也有的是不請自作。而且發出征文邀請的并不限于貞女的親屬，也包括與貞女非親非故的顯宦要人。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專門的紀念性文集，聚集了跨地區的甚至全國性的作者，規模之大在過去是罕見的。

為殉節的貞女舉行的公開葬禮，成了把當地最有地位、有財力、有影響的人動員起來的場合。他們為此集資，將財富轉化成了道德資本。比如，1664年，安徽靈璧的所有地方士大夫加上縣令，都為貞女楊成的葬禮捐款。一位士大夫領袖為其墓地購置土地，親身監督墳墓的修建，還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文人寫了墓志銘。1687年，在吳淑姬與未婚夫合葬的儀式上，參加葬禮的士庶都穿上白色喪服，招展的旗幡把道路都遮沒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寫來了成百上千篇悼念文字。誠然，明朝就已出現了把葬禮作為節婦紀念活動的情況。但在清初，自殺（或試圖自殺）的貞女占據了這類活動的中央舞臺。從下面發生在17世紀五六十年代三個不同地點的例子中，就可看出這一點。

雪棠紀

第一個例子發生在河北保定府滿城。范貞女的未婚夫死后，她想前去悼念，而她母親不許。范貞女偷偷服毒，說“生許為田氏人，死當作田墓鬼”。她吐了兩天的血之后被抬到田家。她請求婆婆讓自己留下，與未婚夫同葬。說了這些話后她就咽了氣，死時穿著新娘的服裝。據說那天晚上，她家院中的海棠突然開了花（在寒冷的華北春天海棠一般是不會開花的），而且所有花朵都是雪白色（哀悼的顏色）。

此事發生在順治朝（1644-1661）末年，將此事廣為宣揚的是保定太守胡蒼恒，而范貞女的伯父和未婚夫的父親也都大力為她征求詩文。他們得到的回應很熱烈，回應的人中包括北方最著名的學者：孫奇逢（1584-1675），魏象樞（1617-1687），魏一鰲（？-1692），刁包（1603-1669），丁耀亢（1599-1669）和申涵光（1619-1677）。當時的著名理學家孫奇逢為范氏撰寫了墓志銘。各方文字很快輯成一書，名為《雪棠紀》。該書刊刻了兩次，迅速流傳。顏李學派的創始人顏元（1635-1704）后來很遺憾地評論說，自己當時太年輕，“未能與其盛”，多年后他才有機會寫了篇贊文。但顏元還記得他很小時就能背誦《雪棠紀》中的詩。其中一首是山東某進士所寫，有下面的句子：“乾坤久不聞清語，巾幗何緣有大儒？”

宋典事件

1665年，山西蔚州出了個貞女宋典。宋典是個17歲的農女，在聽說未婚夫死訊后，即刻用羅帕（是未婚夫的聘禮）自縊而死。此事很快傳播開來，但如果不是因為身居要位的理學家魏象樞也來自蔚州，宋典的事很可能湮沒無聞。

魏象樞大概是受到幾年前圍繞著范貞女的“盛舉”的激勵（他也為范貞女寫了首詩），而把當地士大夫召集起來，請求政府表彰宋貞女。1666年，康熙親手書寫了“貞烈”二字以示旌揚，并下令給她家三十兩銀子，修一座紀念她的牌坊。魏象樞在旌表申請得到批準后的第二年，為宋典組織了公祭（公奠），在公祭上，宋典的遺體被挖出，重新與未婚夫合葬。魏象樞為此事撰寫了兩篇文字：一篇祭文，在公祭上誦讀；一篇銘，由他的妻舅李云華刻在石碑上（李云華也是富有的當地名人）。

與此同時，魏象樞還聯絡遠近學者，請他們撰寫紀念宋典的詩文。他本人已寫了兩首詩，但要讓宋典（也讓他自己）在全國得到仰慕，征請著名文人貢獻詩文是很要緊的。在范貞女事件中，撰寫者主要來自北方。但魏象樞的努力打破了這一地域界限。他作為直臣的名聲和他曾在朝中擔任的職位，大概都有助于他的請求。在回應魏象樞請求的著名學者中，朱彝尊（1629-1709）、汪琬（1624-1690）都來自南方的長江下游。汪琬寫了篇傳記，朱彝尊寫了首長詩，它們很快都出現在屈大均輯的一篇文字中。魏象樞將這些詩文收集刊印，題為《雙烈記》。

王秀文傳奇

1666年，當宋典為未婚夫殉死一事引起的興奮在北方尚未消退，又一位貞女王秀文的故事據說使長江下游的江蘇嘉定人人感動流淚。這個故事屬于另一類：王秀文幾次試圖自殺，但不是為了殉未婚夫，而是為了反抗母親試圖毀棄婚約。王秀文由伯父養大（伯父是個進士），8歲與項準訂婚，當時項準只有9歲。后來項家的家境敗落，王秀文的母親想毀掉婚約，把她嫁給有錢人。

王秀文走投無路，吞下了金環試圖自殺，但經過十一天的煎熬后被救。在她伯父的兒子的幫助下，她終于嫁入已經破落了的項家，與丈夫同甘苦。按照尤侗（1618-1704）的說法，這個故事也感動了當地文人，很多贊美的詩文因此問世，其中包括著名戲劇家洪升（1645-1704）的一首詩。洪升的那首詩很有名，一個文人后來評論說，那首詩比他的名劇《長生殿》還偉大。尤侗自己也寫了首詩給項準，贊美王秀文的異行，并鼓勵他努力向學，立身成名。

王貞女吞金（資料來源：《圖畫新聞》，收入《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朝代危機和貞女象征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清初文人在紀念貞女活動中投入的巨大熱情呢？的確，對于儒家士人來說，推廣道德楷模（包括貞女）已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少清初作者仍然按照傳統的語言修辭來贊美貞女，但清初文人并非只是在履行既定的道德責任。他們的不同尋常的努力和激奮的聲音透示出一種與以往不同的對貞女的情感和其道德象征的理解。下文將證明，清初士人非同尋常的激情與朝代更替以及他們在其中的經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根本上說，他們對貞女的關注是由他們在改朝換代的“民族傷痛”中所處的位置決定的。另外，他們的聲音也遠非和諧一致。

清廷征服，迫使儒家士人面對最困難的政治和道德選擇。很多人毫不猶豫地以生命來維護道德操守。比如黃宗羲和陳確的導師、著名思想家劉宗周（1578-1645）在1645年南明覆滅時自殺。此前不久他就寫過一篇關于兩位女性的傳記文章，其中一個是殉夫的節婦，一個是貞女。在那篇文章中，他譴責了那些“寡廉鮮恥”之人，“甘為鉆穴踰垣之行而不顧，視貞女可以愧死矣！”劉宗周以就義履行自己的道德哲學，他所贊美的兩位年輕女性也許激勵了他的行動。

像劉宗周這樣忠貞的儒家士子的自殺，極大改變了知識群體的面貌，時代的災難給一代文人留下了永恒的創痛。很多人沒有選擇殉明，而是以其他方式對改朝換代做出回應。其中有人參與復明的事業，有人完全放棄從政，以避免事清，還有的則在滿族政府里尋求發展。不論采取何種立場，他們的選擇在如何闡釋貞女行為時留下了深刻印記，贊美這些年輕女性成了他們政治和精神體驗的一部分。

不合作者

清初許多著名學者的撰述表明，貞女作為一種政治象征，在民族危機的時代被加入了新的意義。殉未婚夫的年輕女性不再僅僅代表讓不義男子蒙羞的杰出女德（如明朝文人贊美的那樣），而是代表了終極的政治忠貞。這種政治忠貞是17世紀儒家士人最崇尚的道德精神。貞女的新象征建立在傳統的節婦/忠臣的比照上：如果節婦如同盡忠于君主的臣子，那么貞女就代表著未臣事君主但仍為君主獻身的人。這一特舉為貞女形象添上了最榮耀的光環，使她的光輝掩蓋了所有其他節婦。比如，孫奇逢（1584-1675）在范貞女傳中說：

君于社稷，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分定于天，情根于性，其死也理之所不容紊，而義之所不容逃者也。至未覿夫面而為夫死，與未委質為臣而為君死者同科，則尤烈之烈矣！

孫奇逢是當時號稱“三大儒”之一的著名理學家，倡導通過日常行為進行自我修養。在贊揚范貞女，把她殉節的行為與忠誠的政治美德聯系起來的寫作中，孫奇逢微妙而有力地融入了自己的道德決心。孫奇逢沒有自殺，但他的確保持了政治氣節。面對清廷反復的征請甚至壓力，他仍拒絕事清。孫的態度在和他有相同政治理念和立場的士人中具有代表性。孫奇逢的兩個朋友刁包和申涵光（他們都為宋典貞女寫過詩），也拒絕臣事滿清政府。

為貞女撰文，也是孫奇逢向明朝最后一代皇帝崇禎致敬的一種方式。在引用儒家人倫關系的傳統說法時，孫奇逢添了一道明顯的曲筆。“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的關系是傳統的三綱說法的一部分，但孫奇逢又加上了“君于社稷”的關系。孫奇逢撰寫此他歌頌女性英烈的另一面，是對懦夫和無恥之徒的極度鄙視。在周貞女傳中王源問道，為什么近年來如此多的女性保持了忠貞，甚至為自己的丈夫或未婚夫而死？“豈廉恥滅絕，男子觍焉不復知有名節，物極必反，故鐘于女子而遠勝前代，若是乎？”王源的疑問讓我們想起清初的“男從女不從”的歷史：當新政府下令讓漢人男子像滿人一樣留發，漢人婦女不許裹腳時，女性反抗不從，而男子卻服從了。但王源心目中的這些無恥之徒究竟是誰？他描述過這樣一件事：在“烈皇殉國”十年后，某有名有勢的人在湖上舉辦了一個豪華宴會，邀請了十郡的文人詩客參加。客人們為此事寫了很多詩。一面是儒人雅客為求活命棄道德原則而不顧，另一面是年輕的未婚女子甘為信念而獻身。

對清初很多漢人知識分子來說，滿族的征服不只意味著改朝換代，而且意味著“夷狄”征服文明的華夏。清朝很多民族歧視性或侮辱性的政策（集中體現在命漢人男子效滿族而留發），也加劇了清初士人對明亡的追思。周佳榮指出，滿人征服激發了一種“漢人感”，儒家知識分子通過實踐儒家傳統的核心道德，表達自己不同于“蠻夷”的華夏身份。清初文人對推廣貞女形象的不遺余力，與他們的民族身份感亦密切相關。貞女作為極端忠誠的象征，有助于文人闡揚漢人道德的優越性。

復明分子在行動

屈大均（1630-1696）是廣東人，代表了為復明而行動的漢族知識分子。當明朝都城陷落時，他15歲。他發誓忠于命途多舛的南明，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為復明的無望事業而奔走，并參加了鄭成功（1624-1662）試圖收復南京的活動和吳三桂的反叛。臨死前，他命兒子在墓碑上刻了四個字：“明之遺民。”由于他的反清立場，他的著作被清廷所禁。屈大均力主明朝復辟。他對貞女的推崇，與他的政治活動密切相連。

在反清復明無望后，屈大均專心撰著。在他撰寫的書中，有一部題為《四朝成仁錄》，記錄了為南明四朝而死的忠臣。他又從全國收集了當時的貞女故事（包括宋典），輯入一篇題為《未嫁殉夫烈女傳》的文章。在該文結尾他寫道：

吾為《四朝成仁錄》，自烈皇帝以來，韋布之士，未仕而死其君者，何多其人也！若女子之烈，自宋典至吳，凡十有一人，吾取以為女宗焉。以視夫被執不污，觸鋒刃而死，抑又難矣。自女以為吾未嘗婦也，而不有其死夫；士以為吾未嘗臣也，而不有其死君。于是天下之為女為士，致有不可言者矣。

他的11位貞女的傳記與《四朝成仁錄》相輔相成。對于復辟無望的屈大均來說，記錄烈士烈女的歷史是他盡自己未盡的責任的一條途徑。

除了輯錄11位自殺烈女的傳記外，屈大均還為另外4位貞女寫了單篇傳記和文章，其中兩位出自他本族。他為自己族弟的女兒香姑寫了一篇《柏舟說》，文中再次把貞女比作未曾為官但為主而死的士大夫。這篇文章進一步表明，屈大均心目中純粹的士人是那種當國家滅亡時不為新主服務的人。他舉的兩個例子是伯夷和王躅。伯夷在商朝被周推翻后，因拒食周粟而餓死。王躅是齊國的直臣，為表示不與征服齊國的敵人合作而自縊。屈大均顯然把自己看成同類的人，盡管他沒有像他所贊美的烈士烈女那樣自殺。

屈大均用貞女來推廣自己反清復明的思想也出現在其他語境中。明朝覆亡后，有些人為拒絕事清而出家。屈大均自己就曾幾次進出佛門，但他對汪貞女的評論表明了他對出家這一選擇的矛盾心理。據說，在汪貞女的未婚夫死后，人們提出她可以出家為尼，但汪貞女說如果出了家，她就不再是公婆的兒媳，不再是死去未婚夫的妻子了。所以，她沒有聽從這個建議。屈大均評論說：“嗟夫，貞婦與忠臣同一道哉！貞婦不可以為尼，猶忠臣不可以為僧。然而僧其外而儒其中，若雪庵之流可也。必為僧，則君不得以為臣矣。烏乎忠！”屈大均大概對逃避忠君責任的“僧”不太滿意。至于他自己，當然他即使穿上僧袍也仍是儒士。屈大均最終回歸俗世，大概表明了他的矛盾心態，甚至也許說明他但缺乏一以貫之的決心。過僧人生活畢竟不容易，而自殺更難。然而貞女卻擯棄世俗享受，為信念而決然獻身，沒有猶豫也不留退路。也許，屈大均覺得她們如此令人敬慕，是出于愧疚心理，愧疚自己沒能為道德而就義？

清初文人除了為貞女立傳和寫文章外，還以其他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有的以其他文學體裁創造貞女形象。根據徐朔方和李惠儀（Wai-YeeLi）的研究，孟稱舜（1599-1684）創作的戲劇《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體現了作者深刻的亡明之思。故事的原型據說發生在宋朝。張玉娘是浙江松陽的才女，與表哥訂婚。未婚夫死后她拒絕嫁人，不久也死去。孟稱舜有意把這一故事放在宋元過渡時期：宋元遞變類似于明清更替，都是“夷狄”征服了文明的中國。孟稱舜還創造了王將軍這個人物，他在與元朝官兵戰斗后英勇自殺。在劇中，玉娘得知王將軍的死訊后說，“丈夫則以忠勇自期，婦人則以貞節自許，我今不敢遠望古人，但得效王將軍足矣”。

孟稱舜來自會稽（紹興府會所在地）的士紳家庭。在晚明時期，會稽是長江下游的文化中心之一。孟稱舜是當地文人圈的活躍人物，是改革派的復社和楓社的成員，也是祁彪佳（1602-1644）的朋友（祁彪佳為晚明文人界領袖，清軍入會稽時自沉而死）。雖然孟稱舜沒有選擇屈大均或祁彪佳那樣的政治道路，但在創作交織政治忠誠與妻子忠貞的貞女故事時，《貞文記》成了他委婉表露思明情感的獨特媒介。

效忠清廷

明朝的悲劇性覆亡并未讓所有人都悲痛欲絕或追思不斷。魏象樞（1617-1687）的經歷說明，雖然當時很多文人拒絕與滿清合作，但并沒有阻撓其他文人尋求在新政府中施展其政治抱負。魏象樞是理學家，熱衷獻身政事。他在1642年通過省里的科舉考試，那是明朝科舉的絕響。四年后，滿清政府舉辦第一次科舉，29歲的魏象樞中了進士，成為翰林，后升為尚書。順治末年，由于受陳名夏（1601-1654）案牽連，魏象樞的仕途受挫。但后來他重新獲得了繼任的康熙皇帝的信任，歷任言官、左都御史、戶部侍郎。魏象樞68歲退休時，康熙贈他一首詩和一塊親筆題字的匾額，以表彰他的杰出貢獻。

的確，魏象樞就是滿人政府依靠的那種漢人官僚。他熱衷仕途，處事干練，尤以敢言著稱。《清史稿》的作者評價說，魏象樞“廉直謇謇，能規切用事大臣，尤言人所難言”。他的文集很能證明這個評價。文集中包括八十多篇疏，很多是揭露政府弊病，或者為新朝提出政策建議。但魏象樞的忠誠不能僅僅用政治熱情來解釋，畢竟，他懷有建立理學的有序社會的抱負。他從早年起就“欲綜名教為己任”，在任職于清政府期間，他為自己的理想作出了不懈努力。顏李學派嚴刻的道學家李塨（1659-1733）評論說，清初幾十年，在舉薦著名理學家入仕這方面，魏象樞是最有影響的官員。像其他理學家一樣，魏象樞也希望通過有德女性的道德楷模，使腐敗的社會風俗得以凈化。在為宋典寫的祭文中，他說，“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為婦死節，皆人倫之大，風華之美也……若夫娟娟弱息，伉儷未諧，方在納采之年，遂引于歸之義如宋女者，尤奇中之奇，古今所不多見者也”。

為了更全面理解魏象樞的努力，我們應進一步將其放在清初政治史的語境中。當宋典事件正在展開時，清朝剛剛建立二十幾年，新政府仍努力把全帝國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反滿情緒強烈，叛亂頻繁，朝代更替的動蕩毀掉或破壞了地方政治結構。魏象樞和他的同仁懷著很大緊迫感，力圖恢復地方法律和秩序。鼓吹宋典這樣的楷模，不僅能給當地民眾樹立道德榜樣，也有助于新政府將地方重新團結起來。公祭、寫贊美的詩文這一類活動，有助于確認地方精英在社區中的領袖地位。

就魏象樞而言，擔當領袖角色的壓力可能是很大的。當魏象樞組織紀念宋典的活動時（他為此投入了大約兩年時間），他的政治生涯正處于低谷。他不在朝中，前途未卜。對于像魏象樞這樣熱心從政的人而言，這種處境可能更不好受。在地方道德活動中扮演領袖角色，不僅可以重新確認他在地方上的地位，也可表明他對新政權和新登基皇帝的不變忠誠。

魏象樞通過參與貞女事件來促進自己的地位，其時機是很理想的。1666年五月，也就是宋典自殺后的一年，康熙皇帝第一次下詔表彰安徽的貞女胡嘉芝。康熙特別贊揚她的道德成就：“胡氏合巹未成，一聞夫死，幾欲自盡，徑往夫家成服立嗣，不食數日而死。與已娶死節婦人不同，著地方官建坊旌表。”清朝時期，關于旌表的詔書和消息都馬上刊在政府邸抄或邸報中，因此魏象樞可能看到了該詔書。無論如何，六個月后，魏象樞起草的請求表彰宋典的上書遞到了康熙手里，康熙馬上應允。宋典是康熙朝第二個獲得朝廷旌表的貞女。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魏象樞的熱情同時可能也令他尷尬。魏象樞寫的祭文用類似當時其他人的語言稱贊宋典，說宋典代表了最高形式的忠貞。但貞女的忠貞與魏象樞自己的事清選擇形成了鮮明對照。宋典為忠貞殉夫，而魏象樞在明朝中舉，轉而獻忠于異族君主。魏象樞作為公共道德的大力鼓吹者，似乎力圖把貞女案例化為己用，用貞女事件掩飾自己的污點，在自己身上投射道德守護人的形象。當時，為新朝服務并仕途坦蕩的不只魏象樞一人。實際上，與魏象樞同時的很多地方官和朝官都曾為明朝皇帝服務過，他們占據著府尹或縣令之職，構成清初地方行政機構的主體。

清初文人表彰貞女的激情來源于對明清嬗變政治危機的深重感受，其長遠的影響從本書下文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來。貞女現象本來是可能被抑制的，但是，清初文人的頂禮膜拜為它的發展注入了力量，并為后人評價貞女確立了道德標準。誠然，貞女現象此后賴以發展的政治與文化氣候與清初很不同，但本章提及的很多文人儒士在清朝余下的時期里享有盛譽，他們的著作成為整個清朝文化傳統的重要部分，對造就后人的思想觀念起了重要作用。

（本文摘自盧葦菁著《矢志不渝：明清時期的貞女現象》，秦立彥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