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伊始，當“文革”結束后恢復高考錄取的第一批大學生步入校園的時候，我還在軍隊，在塞外的大青山下。早春的時候，我也進入了一個學校，是北京軍區空軍在天津軍糧城辦的五七干校。而它恰是“文革”的遺產之一，是遵照毛澤東文革前夕著名的、要把全國辦成一所“學工、學農、學軍和批判資產階級”的大學校的“五七指示”建立的干校，我參加的大概是最后的一、兩期。

在干校盡管也忙，但比起我在基層部隊的時間還是多了許多，也不用擔負什么直接責任。而當時的時代氣氛已經在朝著“思想解放”的路上走，這結果就是年底召開的、啟動了改革開放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78年的干校，大批判已經不怎么搞了，更沒有了針對具體批判對象的批斗會，學員主要是勞動和學習。

作者軍旅照

白天種水稻、打馬草，讀書討論，晚飯后我會有一次在曠野中長足的散步，可以極目四望，看到遠處勘探隊的藍色活動房屋，再遠則是大海。春天的時候，萬物都在萌生，我的思想也在蘇醒和活躍。其時的一些想法載入了我后來出版的《若有所思》——我把這本書戲稱為“包含了我后來所有思想學術的萌芽”。

夏天又回到原部隊，擔任政治機關的干事，但到了次年春天，我又獲得一次學習機會，而且是調離原部隊，到上海江灣五角場的空軍政治學校教員隊學習。在這里一年半的時間里，我的主要精力實際是花在一門“非功課”——學習英語上。1980年夏天，我被分配到了北京的空軍學院做政治教員。在我所住的小屋子里，可以看見頤和園萬壽山上的白塔。

從內蒙－天津－上海－北京，應該說我的讀書條件越來越好，時間越來越多。但為一生的職業計，還是希望有專門的讀書求學機會，終于在84年得以轉業，當年秋天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那時國內的學校體制和各項規定還不嚴密，學生相當自由，但學習的風氣卻是濃厚，思想的交流也非常活躍，幾個學生找一個不上課的教室就可以貼海報請人來講演，而蟄伏到一個遠離北京的地方讀幾個月書也無大礙。

自此以后，我后來的學術研究就獲得了一種職業前景的保證，也可以說這時才真正走上了一條學術研究之路，以后的經歷就基本是從學校到學校了，雖然也經過了90年代初開始的市場經濟大潮，但也心如止水。如果沒有前面的社會閱歷，我大概也是會不滿意老呆在學校的，以青春的年齡，也會想到世界上去闖蕩闖蕩。

但是，到那個時候，我想我已經知道了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是什么，那就是一份思想學術的工作。后面我就不再談經歷了，而主要說說這些年從事這一工作的幾點體會。

平衡的吸收

一個較深的體會是平衡的吸收。我們這一代學者的學徒期是漫長的，尤其又是從長期封閉的環境中走出來。而要保持思想的敏銳，“學者”的職業含義又還隱涵著需要終身學習之義。而我還希望盡可能地從思想和知識的來源上平衡自己的學習和吸收。

這并不是說我一開始就很明確這一點，最初的選擇還是有些運氣或個性的成分，但越到后來就越是比較自覺地堅持這一點了，即盡可能地“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這不僅包括書本和文字的學習，也包括對世事的觀察。這樣看起來，我在進入大學之前的社會閱歷也可以說是一種“學”了，近年有機會到中國和世界各地“游學”，也會注意觀察當地的社會情況。

當然，在1980年代初，我得首先努力補上書本學習和學校訓練這門課。整個八十年代，我沒有多寫作，一個是讀書，一個是譯書。我在進大學之前就仔細地讀了幾本西方哲學史，并翻譯了我的第一本譯著、悌利的《倫理學導論》。這翻譯也是因為我讀他的西方哲學史引起的。悌利不算是很有獨特創造性的思想家，但也許正是因此，他能夠相當客觀公允地將一部西方哲學史梳理得相當清晰。

我也讀其他各有特點的西方哲學史和原著，比如黑格爾與他的哲學和世界歷史體系聯系在一起的哲學史講演錄；羅素重視與政治社會聯系的西方哲學史等。我對羅素的哲學史中的一句話印象很深，即“一種思想往往是另外一種思想的解毒劑”。

我同時也讀了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笛卡爾、康德、洛克的一些原著。我以為無論后來研究什么哲學，先用西方哲學打下思想方法的底子是有必要的。但我的確也感覺到了有些西方形態的哲學可以理解和得到啟發，卻是中國學者難于做出來的，比如20世紀最有哲學思考天才的兩位：海德格爾與維特根斯坦。

我還翻譯了德國哲學家包爾生《倫理學體系》的理論部分和歷史部分，這起因也可以說包含有對曾經用文言翻譯其理論部分的蔡元培校長的敬意，和對曾經細讀這個譯本的毛澤東早年思想的留意。包爾生在其當世影響較大，但現在幾乎不提他的名字了，但他對近代西方思想來自希臘和基督教的兩個來源卻有精到的敘述，包括對基督教帶來的一種根本的價值觀的轉折和近代轉折的意義也多有闡述。

我自己帶有學術意義的研究則是從法國“存在主義”開始的——雖然那時將許多人和思想都歸在“存在主義”名下是很可疑的。我首先注意的是薩特的哲學，讀了英文版的《存在與虛無》等，也有翻譯過來的他的大量生動有力的文學作品，寫了一組有關其自由哲學的論文。但是，我不久就轉到了存在主義的另一面，即有神論的一面，寫了馬塞爾的論文，并上溯到帕斯卡爾，寫了介紹他的思想的一本小書。另外我也開始很留意加繆，尤其是他強調包容和節制的思想。我也很喜歡讀盧梭，但在思想理念上對阿隆，以及更早的托克維爾、孟德斯鳩更加重視。

所以，我實際上是從法國思想起步的。雖然后來我也從英國哲學如霍布士、休謨、洛克，甚至經濟學兼倫理學家亞當·斯密等、從德國古典哲學以及更廣義的思想家如韋伯那里受益匪淺。但以上也都主要是歐陸思想，1980年代后期我翻譯羅爾斯《正義論》的理論部分和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則表明我思想關注的重點已經轉到社會政治制度及其正義而非個人生命選擇的問題，從思想方法上也是更重視理性乃至經驗而非直覺和情感。

他們兩人的思想也形成自由主義內部的一種對照，前者更強調平等，后者則更強調自由。當然，我也喜歡讀西方哲學的早期經典，尤其是喜歡古希臘哲學，也留意其在近代的演變，并在1980年代后期翻譯了拉羅什福科的《道德箴言錄》和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前者指明人事實上是什么，后者則談到人可以想望什么。平衡吸收——這就是我早期學徒生涯印象較深的一點體會。

獨立的思考

第二點體會則是獨立的思考。我曾經在一篇“知識分子，以獨立為第一義”的文章中談到知識分子應當獨立于權力、資本和大眾。但我這里想說的“獨立思考”還不是作為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獨立思考，而是一種內部的力求獨立，即盡可能的獨立于各種思想學術流派，包括獨立于中西思想學術之間來進行思考，即應當總是盡力以探求真知、真理、真相為目的，而不受派別、國別和文化地域的過分影響。

我從1990年代開始就基本不再翻譯了，而且想回到中國，回到中國的歷史，以便日后或許能夠開始自己的真正具有獨特思想意義的寫作。所以，我有兩、三年甚至不怎么讀西書了，幾乎完全“浸入”在中國典籍的閱讀之中。在閱讀中國典籍的時候，我也盡可能地“順著讀”而非“逆著讀”，全面地讀而非單面地讀，經史子集都讀，且是作為修養而非研究的目的來讀，避免“為用而學”，更不“急用先學”。

“順著讀”比較容易防止先入為主地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待歷史。雖然一個生活在今天的人肯定會帶有現代的考慮和眼界，甚至我后來也嘗試做一種傳統思想的現代轉型的工作。但在那段閱讀期間，我希望盡量通過古人的眼光來了解歷史，努力認識中國數千年的文明歷史和在這段歷史中生活的人們對歷史的體驗和渴望，我希望深入體會我所屬的文明的原汁原味。我今天依然覺得，有這一段封閉期——一段對域外思想、對現代思想的封閉期還是挺好的，這或也可以說是一種中西古今思想之間的平衡。

讀中國歷史可能最好不是只讀一個方面，它的文化傳統本身就是以綜合和連貫為其特征的，是無法嚴格以現代學科方式劃分的。比方說，如果僅僅讀史，讀其現實黯淡的一面的材料，那可能會覺得中國歷史就是一部“相斫書”，或者就是一部專制史，甚至是一部黑暗史、血淚史；而如果僅僅讀經，則又可能容易夸大它理想的方面，它理論的方面，將它實現的方面與未實現的方面混同。

另外，我們自然還需讀諸子、文學等集部，如此才能注意到它思想曾經活躍和文化相當精致的一面。我想，如果沒有這幾年的潛心閱讀，我是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世襲社會》和《選舉社會》兩本書的，也寫不出《良心論》這樣的書。

我非常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價值和意義，不僅認為它在歷史上達到了一種獨特文明的高度，而且到今天一些最重要的思想也是完全可以成為我們的獨特精神價值資源的，它總體上也是可以調整得與現代社會良序制度相容的。但是，我不認為在今天的情況下，中國的傳統文化，或者說主要是儒家文化，能夠大規模復興，原因主要就在于它上要依賴政治的力量，包括一套社會政治制度——尤其是文官治理和選拔制度；下要依賴一套鄉村社會的家族制度，但上面的社會政治制度在上世紀初就已不存，下面的制度經過百年來的政治動員和市場沖擊也幾乎摧毀殆盡。

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全面復興的上行與下行兩條路線實際都將遇阻。中國傳統文化強在“人文”，但也弱在“人文”，自西周就開始了的“周文”取得過了不起的成績，尤其是其從察舉到科舉的古代選舉制度，為社會等級的開放流動與不流血地更換統治階層開辟了一條獨特的道路。這是傳統中國最特殊、也是最偉大的一個發明，迄今也可以給我們一些現實的借鑒。但傳統人文作為“人文”還基本是文化精英性質的，它甚至不太容易像真正的宗教信仰一樣，具有可能超越社會政治和基層結構的爆發力量和普及力量。

在中國文化中浸泡過一段時間之后，反過來對西方思想也有了一些新的更深認識。在1980年代，我們那一代學人對西方思想的確深入辨析不夠，只是如饑似渴地吸收，而且往往會根據當時西方的熱點來吸收，我們缺乏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甚至也缺乏對西方歷史文化的統觀。

在現代世界中，西方思想的影響也是太強勢了。這有它的原因和理由，并不能一概批判和否定，尤其是它具有的人文社科學術上的長期積累、遞進的優勢，是我們現在的學術還不能比的，更不要說自然科學和技術了。但也正是因為這種強勢，我們在人文社科領域又要有所警醒，不宜亦步亦趨。

后來，我不僅注意讀西方的哲學史，思想史，觀念史，也注意讀西方的“經史子集”，尤其是讀了許多西方的社會政治的歷史，比如希臘羅馬的歷史、中世紀史乃至教會史、《統治史》，休謨等人寫的英國史、霍布斯鮑姆和托尼朱特寫的近現代史等等。后來也有機會去更多地游歷、去實地“看世界”了。

另外，也要注意西方社會和思潮的最新變化，這種變化在價值觀念上的一個側面，或可用一位非洲裔的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的話來說：“如果你一直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按照同樣的規則參與博弈，并按照同樣的標準來給予評判，那么，你在60年前會被貼上‘激進主義’的標簽，30年前會被貼上‘自由主義’的標簽，現在卻會被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簽。”

他的話可能說得比較尖銳甚至夸大，但我們的確可以看到在西方，尤其近年在美國的這樣一種在思想學術上的演變趨勢，那就是越來越強調實質的甚至物質化的平等，也強調一種滿足個人欲望的充分自由。于是在西方可以說已出現了一種“西方反對西方”的情況，這種“反對”一是表明西方的思想分裂和價值沖突，即一部分西方正在反對另一部分西方；二是表明，在這種分裂中，在西方思想學術界看來還是批判和否定西方的思想更占上風。用索維爾的另一句同樣尖銳的話來說就是，對多元主義文化的強調今天似乎已經變成了：“你可以贊揚世界上的所有文化——除了西方文化；你不能譴責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他說的可能有點極端，但也是對另一種極端的反應。

我感到慶幸的是，我的直接“看世界”——實地接觸當代西方社會和思想比這稍早，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精神上準備好了，內心已經有一種定力了，所以可以比較從容地選擇，不被時新的西方思潮淹沒，不至于西方熱什么，我們就熱什么。我一方面還是贊嘆西方思想學術的精致，但也不會摧毀自己的自信，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和不要什么了。

我希望使自己的視野盡量開闊，努力獨立地去追求對的東西而不是新的東西，也不想刻意維護屬于哪一個派別或地域的東西。但由于西方思想目前事實存在的強勢影響，又有不少呼聲說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國際學術——實際是西方的學術緊密接軌。考慮到這一點，我倒寧愿與當代西方思想新潮保持一段距離，甚至有意拉開一段距離。這樣或許才能保持自己比較獨立的思考，專注于自己的問題意識。我希望繼續補課，不僅更深地認識自己的傳統，也更深地認識西方的傳統。

我很遺憾，對猶太教、佛教和伊斯蘭教都還了解得不夠。對內亞、西亞、北非等中西以外的歷史也了解得不夠。當然，精力有限，也不可能全面補課，但是，還是想盡可能地具有世界眼光和歷史眼光，就這樣靜觀這世界，靜觀其往，也靜觀其變。我想不僅了解思想學術，也觀察社會現象，包括一些極端的現象、異常的觀念也都要在觀察之列。我大概也會、或者也應該做一些微薄的努力來試圖有所影響這世界，但要警惕為追求當前的影響力而寫作。

我的基本思想觀念甚至學術體系，大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基本形成，不容易改變了。在進入新世紀之后，我在倫理學的一些應用領域，比如政治倫理、國際關系倫理、生態倫理、科技倫理等方面也嘗試做了一些研究，甚至也發表過一些社會時評，當然還有散文札記。我的思想大概不容易歸類或入派，但有一點可能是我的特點，即不喜任何高調——無論是社會的高調還是道德的高調，甚至常常是持一種底線思維，更關注那些可能對文化、社會乃至人類造成真正重大危險的東西。

我的學科意識甚至學術意識大概不如我的問題意識強烈，我的思想學術更多地是跟著問題走。我甚至常常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傳統的讀書人，但卻不可能再像過去傳統的讀書人那樣會有時感嘆“書讀完了”。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一下變得很大，變化的速度更是驚人。

如果從今天世界的眼光看，僅僅讀中國的四部書，也不難發現它單調、重復的一面，但它也有穩定人心和更加重視常態的一面。今天從四處涌來的書再也不會讀完，永遠不會讀完了，就連自己書房的書也不可能讀完了，而且每日還有許許多多通過網絡等各種新媒體涌來的新知識和新信息。我們只能努力地做一個文化薪火的傳承者，如果還有一些創造性，也盡力增加進去一點自己的熱力與火光。

我喜歡德爾斐神廟的兩條銘文，一條是“認識你自己!”，一條是“不走極端”。在我看來，獨立是我這一行的自我要求。平衡則不僅是一種方法，甚至還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目標，或者說是一種“中道”。當然，每個人都可以走自己的路，完全可以是專家之學，可以是立場鮮明、乃至極端思想，甚至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社會應當容忍所有偏激的思想，我甚至也非常欣賞某些偏激的思想，但還是不希望自己這樣。

社會可以在容忍各種偏激的、但也遵守某些基本規則的思想競爭乃至斗爭中保持平衡（當然中道的思想最好還是主流，否則社會也容易過度分裂），但我卻希望自身也有一種平衡。我固然還是一定會有自己的思想傾向性，甚至可能有自己不易覺察的“極端”。但我至少是努力想保持平衡和中道的態度。我提醒自己保持反省，對他人的觀點和意見保持敏感和開放。而要清醒地認識和遵循中道，可能也恰恰需要透徹地了解各種極端，即“叩其兩端而執中”。

1978年以來的四十年，一般是被稱為“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但人文學者不像經濟學、法學等社會科學的年青學者那樣，直接參與了一些重要政策的“改革”，對于人文學者來說，更重要的可能是“開放”所帶來的思想變化。在久久封閉之后，西風西潮迅速涌入，我們一開始大都是如饑似渴地吸收，學習，然后才有如何自立，如何在自身文化傳統和現實社會的基礎上發展的考慮。而更大的進步則還有待于來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四十年世界已大變、新鮮事不斷涌現。但現在我們這一代學人耳邊與聞的聲音已不再是出發或集結號了，經常聽到的倒是“曰歸曰歸”的聲音。個人也還有一些精神上的求索，可能是無關學術，甚至無關中西，但卻始終潛藏在心底。我想在這里就以我在四十年前——那是還寫詩的年齡——寫的一首短詩作為這篇回憶的結束：

讀Augustine

好象我的靈魂

跳出了腔子

突然看我一眼

我停住了腳步。

只是

那么一剎那

好象∶

一切創傷都得到了撫慰

一切名利都成為糞土

一切野心都成為泡沫

還有一切的笑和一切的哭

一切煩惱都不再存在

一切的希望都成為無

好象只有一種莫名的驚畏

充溢在天地宇宙之間

一切的白晝只成為一個夢。

只是那么一剎那

我只來得及寫好信封

最后發走的

卻是一張白紙。

（本文系《探索與爭鳴》公眾號“一個人的40年”專欄專稿，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