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湖書院

（一）寒泉之會

乾道八年（1172）呂祖謙任秘書省正字。這年科舉開考，呂祖謙點檢試卷，讀到陸九淵的卷子大加贊賞。陸九淵高中之后，呂祖謙還特地去看望陸九淵，兩人由此相識。

二月四日禮部考試尚未結束，呂祖謙接到父親呂大器病危的家報“倉皇奔歸”。呂祖謙未能見到父親最后一面，他悲痛不已，在武義明招山結廬守墓。這時的呂祖謙已是知名學者，一時之間各方士子集結明招山求學問道，至乾道九年（1173）已有三百人之多。這個局面遭到陸九淵批評，他致信呂祖謙稱“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有損“純孝之心”，另一位朋友汪應辰也勸呂祖謙愛護身體。呂祖謙接受了他們的意見，教學延續到年底便堅決遣散學生。淳熙元年（1174）五月呂祖謙服滿，六月便得了主管臺州（浙江臨海）崇道觀的閑職。這時陸九淵從杭州到金華拜訪呂祖謙，八月呂祖謙又往會稽游歷一番，寫了一部游記《入越記》。本來呂祖謙還計劃往雁蕩山游歷，朱熹來信說計劃明春往金華看望呂祖謙并同游雁蕩。

在認識陸九淵之前，呂祖謙與朱熹已交往十余年。紹興二十五年（1155），19歲的呂祖謙在父親呂大器任福建提刑司干官的任所。呂大器與朱熹的父親朱松是故交，當時26歲的泉州同安縣主簿朱熹來拜訪呂大器，從此與呂祖謙結下深厚友誼。

待到淳熙二年（1175），朱熹因故爽約。呂祖謙不想失去與老友相見的機會，干脆往福建崇安訪問朱熹。四月初呂祖謙抵達崇安與朱熹相見，兩人游覽數日后又往寒泉精舍共同研讀十余日。寒泉精舍本是朱熹為母親祝夫人守墓之所，后來成為他著書立說與接待道友講學的主要地方。這次史稱“寒泉之會”的相聚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大事，朱、呂兩人在寒泉共讀北宋理學諸子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人著作時，除了感嘆先賢“廣大宏博，若無津涯”之外，還摘編諸子著作精華編成《近思錄》作為理學入門教材，這是統一理學思想、擴大理學影響的一次重大行動。

呂、朱這次在福建共處約有一個半月。五月十六日，呂、朱兩人從寒泉出發，往信州鉛山鵝湖寺（今江西省上饒市鉛山鵝湖書院）會見陸九齡、陸九淵兄弟。與呂、朱同行者不少，他們暢游武夷山，二十一日在響聲巖留下題刻“何叔京、朱仲晦、連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呂伯恭、潘叔昌、范伯崇、張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右側還有三年后朱熹留下的另一處摩崖“淳熙戊戌八月乙末，劉彥集岳卿、純叟，廖子晦，朱仲晦來”。

明招山呂祖謙墓

（二）朱陸鵝湖之會

朱陸鵝湖之會的緣起，一般認為是呂祖謙試圖統一理學的理論分歧。陸學同樣出自程學，但講求通過內心澄明直見道體，與朱熹強調通過知識修養把握真理形成明顯區別，這是理學史上著名的“遵德性”與“道問學”之爭。朱陸之會源于呂祖謙“一道德”的企圖，后世也多將呂祖謙視為這次學術辯論的策劃者。這種說法雖然有跡可循，但最早出自陸九淵一方的敘述，特別是形成于宋代的佚名的《陸九淵年譜》稱：

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鵝湖寺。

而且引陸九淵弟子朱泰卿的話直接點出了呂祖謙“欲會歸于一”：

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于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于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疑，亦有意于學。

問題是呂祖謙自己的書信中只講“與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復同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其有講論之益”，似乎是二陸與閩浙贛其他士子紛紛慕名前往鵝湖與呂朱相會的意思。當然朱陸之會究竟是呂祖謙策劃還是二陸拜訪朱熹并非問題的關鍵，重要的是朱陸的確展開了高深激烈、意義非凡的學術辯論，而呂祖謙是雙方共同的好友。

陸氏心學與朱氏理學給人直觀的印象，似乎“心學”高玄空虛而“理學”經世致用。然而不但明代“心學”的一代宗師王陽明以事功名震天下，就“修齊治平”而言陸九淵的成就似乎比朱熹更加確鑿一些。齊家方面，朱熹出生于典型的遷徙官僚家族，他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父親因長期在福建任官而遷居建陽考亭，去世時也將朱熹托付給福建老友。朱熹后來拒絕了婺源朱氏發出的回鄉之請，將父親留下的百畝田產歸入婺源祠堂祭祖，雖然曾經編修族譜追溯祖先，其成長發展畢竟脫離家族組織，其子孫也遷徙流散各地。相形之下，撫州的金溪陸氏是南宋著名的聚居義門，自六世祖陸德遷始遷至陸九淵已是六世同居，家族內部經營生活均由族長統一安排，陸九淵去世半個世紀后更被朝廷敕旌“陸氏義門”。治國方面，朱熹一心期待得君行道而開萬世太平，但他僅在寧宗朝以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在朝46天，并因皇帝嫌惡而黯然離去。而陸九淵自淳熙九年（1182）出任國子正，在國子監講《春秋》，一時名聲大振。淳熙十年（1183）升任敕令所刪定官，負責整理編定皇帝詔令在內的文獻并有機會向皇帝進言。他道學腔調的輪對札子并不受孝宗的待見，畢竟直到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才以祠祿官罷職回鄉，這時他在朝已有四年之久。此外即便從修身而言，雖然朱熹給人的印象是提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道德家，卻在慶元黨禁中遇到了“誘引尼姑”之類惡意誹謗并流傳著為爭閑氣拷打官妓嚴蕊的話本小說，在儒林與世俗不同輿論環境中的形象竟判若云泥。而陸九淵雖然得壽僅54年，畢竟終身從容獨立，私生活也算毫無瑕疵。

朱陸鵝湖之會氣氛相當緊張，最關鍵陸九淵吟詩中有一句“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朱熹頓然失色，甚至鬧到不歡而散。三年之后陸九淵再次會晤朱熹，朱熹才和詩回應以“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不過從結果來看，這次鵝湖之會沒有達到呂祖謙所預期的“會歸于一”的目的，倒是讓陸九淵心學引起士林高度重視，進而成為全國性學派。

鵝湖山

（三）白鹿洞講演

鵝湖之會后，朱熹繼續與呂祖謙探討學術并著書立說，完成了《四書集注》。淳熙五年（1178），朝廷任命朱熹為知南康軍（今江西省廬山市星子鎮）。這時的朱熹已是當代大儒，連辭不允后赴任南康軍引起矚目，天下士子都期待他做出非凡的政績。淳熙六年（1179）三月赴任后，朱熹最有特色的行動是尋訪陶淵明、白鹿洞等文化遺跡。朱熹來到南康軍時，甚至不知道號稱四大書院之一的白鹿洞書院究竟是何模樣，“未悉本處目今有無屋宇”，于是決心親自勘查，結果發現“損其舊七八”而僅剩地基石礎。

白鹿洞書院坐落于廬山的五老峰南麓，遠離市井塵囂，秀峰環抱，幽靜澄明，最早是唐朝李渤避兵亂讀書之處，因養白鹿相伴而稱“白鹿先生”。據說李渤后來出任江州（江西九江）刺史時回到當年讀書處，重新修繕房屋、種植花木。因“白鹿先生”所居三面環山、地勢低洼，遂有“白鹿洞”之稱。南唐在升元年間（937-943）于此建立學館，號稱廬山國學，并命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白鹿洞洞主。開寶九年（976），宋廷將南唐的廬山國學改為白鹿洞書院，太平興國二年宋太宗賜《九經》于白鹿洞書院?；实v末年（1054）書院毀于兵火，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白鹿洞就成為一片荒草瓦礫相雜的廢墟，直至朱熹的到來。淳熙六年（1179）十月十五日下元節，朱熹在視察陂塘時，經樵夫指點才在李家山找到白鹿洞書院廢址。于是朱熹任命軍學教授楊大法與星子縣令王仲杰負責重建書院。朱熹向朝廷打報告申請重建經費只是遭到了嘲笑，但淳熙七年（1180）三月朱熹已經自己設法修復白鹿洞書院，有學舍二十余間，招收生員二十余人，并增置學田，自任洞主。九月朱熹任命學錄楊日新為書院堂長，并請呂祖謙為重修書院撰寫記文。

在此之前的淳熙三年（1176）三月，呂祖謙與朱熹密會于衢州開化縣北汪氏兄弟的聽雨軒，四月兩人分手，朱熹北上祭祖，呂祖謙返還婺城。此后呂祖謙返還朝廷擔任史官，奉命重修《宋徽宗實錄》，這期間又發現了后來成為永嘉學派代表人物的葉適，葉適帶著呂祖謙的書信拜訪永康學派代表人物陳亮。淳熙五年（1178）末，呂祖謙得風痹之病，數月未愈，并于次年四月返鄉家居，這時朱熹已在南康軍尋找白鹿洞舊址。十月，鵝湖之會的陸九齡來拜訪呂祖謙，呂祖謙很高興，寫信告訴朱熹。朱熹則回信告知他已在重建白鹿洞書院并請撰記。呂祖謙的《白鹿洞書院記》強調廬山從來都是佛教勝地，南渡兵火以來佛教寺院毀而復興，廬山唯一的儒學卻湮滅無聞：

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于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

可以說是道出了朱熹的心聲。淳熙七年（1180）三月十八日，重建的白鹿洞書院正式開講，朱熹親自講授《中庸章句首章》，此后還經常到書院與諸生研討論辯，并進一步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學規》（又稱《揭示》）。

陸九齡于淳熙六年（1179）十月拜訪呂祖謙之前，其實已于當年三月在鉛山觀音寺與赴任途中的朱熹再次會晤相談，這時兩人的學術分歧已經縮小，“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的和詩也是作于這時。觀音寺之會后，陸九淵也給朱熹寫信，朱熹又寫信轉告呂祖謙，說陸九淵在信中承認“人須是讀書講論”，但又指陸九淵不愿承認舊說的錯誤，“巧為詞說，只此氣象卻是不佳耳”。不久陸九淵約朱熹共游廬山，但陸九齡在淳熙七年（1180）九月病故，陸九淵推遲了廬山之約。淳熙八年（1181）二月，陸九淵終于帶著弟子由金溪來到南康，兩人暢游廬山名勝，朱熹還浮夸地稱“自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

二月二十日，朱熹請陸九淵到白鹿洞書院，登堂升席為僚友與諸生開講，“得一言以警學者”。陸九淵這次講《論語》“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口若懸河，而且得意非凡，自謂“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朱熹）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陸九淵的講演之所以有這樣的效果，原因就是他痛批天子士子的通病，滿口仁義道德其實都為利而來，等于是罵讀書人盡是小人：

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

于是朱熹請陸九淵將講演內容整理成文字作為《講義》刻石，并親自作跋指出“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陸九淵講演極其成功，當然也是朱熹組織教學的功業，但“今人只讀書便是利”，等于是堅持鵝湖之會中陸氏心學“遵德性”的立場而否定朱熹“道問學”的路線。白鹿洞之會轟動一時，其實標志著朱陸之前不可調和的思想沖突。到淳熙十年（1183）以后，雙方弟子卷入了相互指為禪學、老學的學術紛爭中，而朱、陸兩人在白鹿之會后再也沒有見面。

（四）要輯軒窗看多稼

陸九淵在白鹿洞書院講演五個月后，朱、陸共同的好友呂祖謙在家中去世，享年僅45歲，呂氏的家族墓在今天金華市武義縣的明招山。而這時呂祖謙的另一位好友、時任知隆興府（今江西南昌）兼江南西路安撫使的辛棄疾，已經因為不耐煩官場而決定退閑隱居于鉛山帶湖的新居“稼軒”了。

朱熹任職的南康軍在宋代隸江南東路，治所在今天江西省廬山市的星子鎮，而知隆興府兼江南西路安撫使辛棄疾在今天江西的省會南昌辦公。重建白鹿洞并請陸九淵講演這段時間，朱熹與辛棄疾還有工作上的交往。朱熹文集中有一封書信提到，辛棄疾有一船掛著江西安撫使“占牌”的牛皮路過南康軍地界拒絕搜撿，被當地按規定扣押了下來并準備沒收充公，結果辛棄疾親自給朱熹寫信聲稱船上所載是軍備物質，指朱熹也沒有權限干涉，要求立即歸還放行。

朱熹與辛棄疾雖然在工作上有些小摩擦，至少因為堅持抗金而相互敬重與欣賞。出自江西義門之家的陸九淵對辛棄疾的為政更加在意，他直接寫信給辛棄疾大談“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背后又給永嘉人徐祖寫信說：

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奸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為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為所賣。（《與徐子誼書》）

這段“某人始至”的議論被認為是陸九淵“對稼軒頗多訾議而隱其名”，可見江西土著對辛棄疾頗多不滿。

辛棄疾是一心恢復中原的英雄豪杰，對南宋官場多有不適，早在淳熙六年（1179）就對宋孝宗說過“臣生平剛拙自信，年來不為眾人所容，顧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論盜賊札子》）這樣的話，于是著人在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饒）城北帶湖之畔買地建宅準備隱退。因向往過上“要輯軒窗看多稼”的日子，辛棄疾以“稼軒”命名新居，并邀請著名文學家、鄱陽（今江西波陽）人洪邁寫了一篇《稼軒記》。淳熙七年（1180）辛棄疾在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任上創建地方武裝“飛虎軍”，淳熙八年（1181）冬朝中以“奸貪兇暴，帥湖南日虐害田里”“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彈劾辛棄疾，淳熙九年（1182）春辛棄疾入住帶湖稼軒。

淳熙十四年（1187），左相王淮提出辛棄疾不應該長期賦閑，但遭到右相周必大的反對。這時太上皇宋高宗去世，很多愛國志士重新燃起恢復中原的希望。淳熙十五年（1188），辛棄疾的老友、呂祖謙的同鄉、永康學派的代表人物陳亮再次上書請求恢復中原，還提出以太子為撫軍大將軍，并用“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陳亮心中的“非常之人”應該包括他給辛棄疾信中提到的“四海所系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也就是朱熹、辛棄疾與韓彥古（韓世忠之子）三人，不過這樣的上書只是遭到了朝臣的譏笑。

永康陳亮墓

（五）陳辛鵝湖之會

陳亮一心想聯合抗金志士，相約朱熹在蘭溪（今屬浙江）見面，朱熹婉拒。淳熙十五年（1188）冬，陳亮又分別給朱熹與辛棄疾寫信，約三人一起在紫溪（今江西鉛山南）會晤，期待討論世事、籌劃恢復。然后陳亮就先往上饒拜訪辛棄疾，辛棄疾也不顧風寒與陳亮同游鵝湖，共酌瓢溪，盤桓十日，極盡款曲。結果他們沒有等到朱熹的出現，陳亮失望地“飄然東歸”。第二天辛棄疾“意中殊戀戀”，竟一路追趕陳亮而云，“至鷺鷥林，則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獨飲方村，悵然久之，頗恨挽留之不遂也”。為此辛棄疾又賦新詞《賀新郎》，接著辛、陳兩人反復唱和，抒發對知音的眷戀、對恢復事業遙遙無期的哀憤。

朱熹缺席第二次鵝湖之會的原因，他在信中說：

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取閑漢在山里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圣賢豪杰，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么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

表面上看這時的朱熹專注學術，對恢復大業早已不抱期望，事實上卻流露出對陳亮的不滿。陳亮與朱熹的首次會面朱熹在南康軍任職而巡歷婺州、衢州之時，此后陳亮對朱熹極其尊重，稱其朱熹是“人中之龍也”（不過陳亮也自稱“人中之龍，文中之虎”）。而朱熹對陳亮的性格、處事及思想觀點多有不滿，以致激起后來的王霸義利之辯。朱熹在學術上極其嚴厲，朱陸鵝湖之會對于朱熹而言并非美好的回憶，他與辛棄疾在道德理念上應該也有些隔閡。不過朱熹的缺席成就了辛、陳鵝湖之會的慷慨深情。而陳亮返回永康讀到朱熹的信時，應該會再次無限地思念他們共同的好友呂祖謙。其實數年前陳亮推舉朱熹與辛棄疾為“四海所系望”之后接著又說，朱、辛兩人“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無個伯恭在中間撋就也”，伯恭就是呂祖謙，只有他才能把當時的思想界團結起來，但這時呂祖謙已去世七年之久。

今天尋訪南宋淳熙年間兩次鵝湖之會的遺跡，無疑就是拜訪鉛山的鵝湖書院，今天的鵝湖書院也以塑像的形式再現了兩次鵝湖之會的場景。但鵝湖之會發生時在鵝湖寺，朱、陸與辛、陳相會時此處并無鵝湖書院。朱陸之會大約四十年后，知信州楊汝礪在鵝湖寺旁建四賢祠紀念朱、呂與二陸。淳佑十年（1250），南宋為鵝湖四賢祠賜額“文宗書院”。不過文宗書院在元初遷至鉛山城內西北隅，在至大年間（1308-1311）鵝湖寺帝重建了四賢祠。明景泰年間，文宗書院正式改名鵝湖書院。弘治年間鵝湖書院一度遷至鵝湖山頂，因“人跡殆絕屋且壞”，最后于正德年間重新在原鵝湖寺旁四賢祠舊址重建?，F在所見鵝湖書院的規格是清代形成，并在民國與“文革”兩次破壞之后，于1983年由當地政府徹底修復而成。如今鵝湖寺早已不見蹤影，40年前修復的鵝湖書院倒也頗有幾分古意。

至于白鹿洞書院，嘉定十年（1217）朱熹之子朱在知南康軍時繼承父志續修過一次，淳佑元年（1241）理宗在視察太學時將御書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賜給太學生，提升了白鹿洞書院的政治地位。元代白鹿洞書院改稱朱晦庵書院，至正十一年（1351）毀于兵火，明正統三年重建。正德間提學李夢陽整飭書院并手書“白鹿洞書院”匾額懸掛至今，正德十三年（1518）王守仁（陽明）出任“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南贛巡撫）時，手書《大學》《中庸》“致之洞中”，后來又兩次在白鹿洞召集門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白鹿洞書院停辦，田產劃歸南康府中學堂，宣統二年（1910）書院舊址改為江西高等林業學堂。

白鹿洞書院于1988年被列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鵝湖書院則是2006年第六批全國重保。

鵝湖書院辛陳之會塑像

朱子白鹿洞教條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