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大概會認識多少人？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英國的人類學家羅賓·鄧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定律，“150定律”：人類智力允許人類擁有穩定的社交網絡的人數，是148人，四舍五入大約是150人。鄧巴認為，不管是在遠古時代、原始部落，還是現代社會，人們都很難突破150這個上限。

但在今天，情況或許已經發生變化——一些新的關系出現了。

比如我們在各種微信群里素未謀面、但有過聊天的人，行業群里的同行，小區業主群里的鄰居，甚至是粉絲群、薅羊毛群里的朋友；再比如在一次疫情防控中，同一批被隔離的人，我們可能從未見面彼此的模樣，那他們是否屬于我的社交網絡？

今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星華的一篇文章，回答了類似的問題。在文章中，郭星華老師新創了一個詞匯——“信緣（information related group)”，他認為信緣群體，指的就是在數字社會里，人們因為信息上的關聯，通過互聯網結成的有某種社會意義的社會群體。

這是一種新的關系。在傳統社會學里，常見的社會群體有四類，分別為血緣群體、地緣群體、業緣群體、趣緣群體，對應的人們關系的紐帶分別是，生育、地域、職業和興趣。而在今天，這些以互聯網為紐帶連接而成的關系，可以獨立于這四種關系之外，它需要一個新的定義。

九月初，我們就“信緣”問題和郭星華老師做了一次訪談。他談到了自己“信緣”研究的緣起，這種研究在當下的必要性，個人如何在信息時代自處，以及“信緣”在疫情背景下，作為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展現，我們如何去規避風險、做得更好。

以下是郭星華老師的口述：

采寫|恩寧

受訪者│郭星華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信緣這個現象，我思考其實已經很久了。

最早應該是從QQ開始的。2002年，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遠離家鄉和親人，和大家的聯系主要是靠QQ。反正是有了這么一個社交媒體，我玩過一陣子，也跟陌生人聊過天。社會學家對什么都感興趣，覺得很新奇，想去思考，當時我就想，陌生人之間能夠達成這樣一種信息上的關聯，社會確實是在變化。當時是有了這么一個印象。

到真正開始思考，是到了2019年，當時我收到江西省政法委的邀請，去江西做一個鄉村社會治理的調研，走了很多的地方，也到了江西省上饒市。上饒市是全國做網格化管理做得比較好的城市。網格化作為一種社會管理制度，其實是從北京開始的，作為一種經驗推向了全國。

但是一到上饒那個鄉村，我有點被震撼的感覺。

給我震撼的第一點，上饒的網格不是按照行政區劃來劃分的。原來我們是以行政區劃作為管理單位，但當地因為地理環境不同，劃分標準也不同，有的網格是一個村，有的是好幾個村，還有一個村分了好幾個網格，不按行政區劃來了。

第二就是這些信息化的手段，攝像頭遍布全村，各個路口都有，全部納入了天網天眼工程。當時我在上饒市的網格化管理中心，在指揮臺，你可以看到城市里任何一個街道任何一個村的情況，隨時可以調出來，而且隨時可以和網格員通話。

當時我還遇到了一個例子，一個鄰里糾紛，樓上掉下來一塊香蕉皮，嚇著樓下一個小孩了，兩家起了糾紛，網格員馬上就處理了。在指揮臺你可以快捷地掌握最基層的動態，這個我印象非常深刻。

上饒回來之后，就開始激發我思考這個問題。在我們分析社會關系的時候，社會學的傳統里有四種常見的關系，血緣關系、地緣關系、業緣關系和趣緣關系。但在數字社會，目前有一些關系，是我們傳統的農業和工業社會從來沒有的。

展開來講，我們的傳統社會是以地緣為基礎的，地緣是一個極重要的社會治理依據。國家的治理只到縣，所謂“皇權不下縣”，所以在原來，鄉村是自治的，自治靠什么，靠的是鄉紳、長老和宗族。

到了工業社會，我們最重要的是業緣關系，地緣變得不那么重要了。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們都是單位制，單位就是業緣，人所有的工作和生活都圍繞著單位。

治理其實也是網格化，一個單位就是一個網格，這樣來控制人，你在一個網格內，不能隨意移到另一個網格。就像你想從一個單位調到另一個單位，不可以，必須要經過上級同意，所以人員流動是很困難的。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前的特點。

改革開放以后，地緣和業緣都弱化了、解體了，人可以自由流動了，可以說中國經歷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混亂，人流到哪里去了，在干什么，都不知道。

從一方面講，人獲得了極大自由，不再被緊緊地束縛在土地上，或者單位里面，獲得了極大自己的空間。但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講，難度也增大了很多。

但是到了現在，尤其是疫情這段時間，隨著數字技術的推廣運用，水平的提升，中國又找到了一個新的方法，那就是網格化。所謂網格化，不僅僅是地緣，而是地緣和信緣疊加而成的復合社會群體。

之前地緣在現代化大都市里，基本是沒有作用，有名無實了，人們雖然住得近，但并沒有形成有意義的社會群體。比如你跟你同一個單元的鄰居，可能住了十幾年，但你既不知道人家的名字，也不知道人是干什么的。但在數字時代，網格化了，地緣群體就再次顯示出了作為社會群體存在的意義。比如疫情流調，這都是以地緣為基礎，運用數字技術進行的。

包括我還注意到的一點是，傳統社會學上的社會互動關系，是分為直接互動、間接互動，面對面互動、非面對面互動等等。但是現在呢，比如說我們兩個人視頻聊天，能看到彼此，但是又不在一起，那這到底算面對面還是非面對面呢，感覺就很難界定。

社會學這門學科誕生的背景，是1848年，西方工業社會逐漸成型的時候。那時候產生了很多社會問題，就有一群學者建立了一門學科，來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它建立的理論，研究范式，研究方法，都是工業社會的。

那么今天進入了數字社會，有些研究方式、研究理論可能已經不適應了，不足以解釋當今社會了。尤其是中國的數字化程度，跟很多國家相比是走得更快的，我們需要創造新的理論。

比如傳統的四緣，已經不足以解釋當今的社會關系了，那我們就需要一個新的概念，比如“信緣”，來對這種新的社會關系進行概括，需要一個新的概念來進入社會學研究視野，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

既然信緣是傳統社會從來沒有的，那它有什么特點？互動的規則是什么樣的？和其它傳統的社會關系有什么區別、有什么聯系？這些問題很值得我們研究。

首先是，信緣跟其他所有社會關系一樣，有共同的特征。信緣群體也滿足以下幾個特征：有明確的成員關系、有持續的社會交往、有一致的群體意識和規范、有一定的分工協作、有一致的行動能力。

它也像其他社會關系一樣，是可以獨立存在的，同時也能和別的緣疊加。

怎么理解這個獨立存在？比如你跟很多陌生人在流調中都被劃為密接群體，你們既沒有地緣，也沒有血緣關系，只有信緣關系。再比如父子倆，兒子可能去了國外，不住在一起，那他們就只有血緣關系。你跟你的同事呢，可能只有業緣關系。這都是獨立存在的。

信緣也可以和別的緣疊加，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會和別的緣疊加。尤其是信緣和地緣一疊加，就會讓地緣的作用重新變得重要了。

比如我現在住在北京郊外的村子里，以前村里通知是用高音喇叭，現在都不用了，微信群里告訴大家，什么時候停水，什么時候停電，村里哪里在賣什么東西，你可以去買，大家要注意門前的衛生，諸如此類，通過微信把整個村子重新融合和聯系起來。我也很愿意看看有什么消息，群里提醒明天要下雨了，我就會做好準備。

信緣也可以和別的緣轉化。比如拼多多群，這是一個由商業動機組成的關系，薄利多銷，大家雖然不認識，但是一定是有一個人挑頭，大家都來參與，所有人的目標都是買到便宜的商品。這些人最初可能不認識，但慢慢拼了幾次單，沒準要組織線下的活動。或者像粉絲群，大家會線下見面，這就有可能轉化成別的緣了。

那么信緣和其他緣不一樣的地方在哪里？它的疊加，可能促進人們的聯系，也可能產生新的問題。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微信群，尤其是家屬群、親戚群、同學群?？赡苊總€人都有這種經驗，現在社會流動這么頻繁，不像原來大家都住得很近，現在大家都散落在各個地方了，可能關系慢慢就淡了，是有了信息手段，靠微信群把大家聚在一起了。

這個群可以更多地聯絡大家的情感，交流信息；但另一方面，它也會出現新問題，鬧出新的矛盾，這是以往沒有的。尤其是你在群里聊天，大家觀點不一致，有的人談養生，有的人談我孩子又得了什么獎，得了什么表揚。群里潛水的人聽了，可能就會覺得你是在顯擺和炫耀。但如果是原來，大家過年才見面，一對一聊天的時候，你說類似的事情，大家不會覺得有什么。

就我所觀察的，親戚群不吵架的很少，要么就是吵架，要么就是不說話，只要一說話就免不了要吵架。所以在數字社會，這種信緣關系，看似加深了彼此的聯系，實際上也帶來了更深層的一些問題。

最后還有一點就是，信緣群體的互動規則，已經和其他群體有些不一樣了，這一點對老年人來說尤其明顯。

舉個例子，在微信上，對方說，自己最近檢查好像有癌癥，有的老人可能會回復一個捂嘴笑的表情。他為什么發捂嘴笑？因為他不知道這個符號的意思，只是想隨便發一個符號，表示自己知道了。他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表情不合適。

在線下見面的時候，老人肯定不會這樣，肯定會很驚訝，或者表示關心、安慰。但在信息時代，它的符號已經不一樣了，不僅僅是文字，還有表情，它們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樣，很多老年人就不知道該怎么做了。你發錯一個表情，可能這個關系就斷了。

另一個例子就是，疫情期間健康碼的推行，實際上是推動了智能手機的銷量。很多子女都給老人買了智能手機，老人接受能力弱，不愛學新的東西，學得很慢。有的剛學會，特興奮，發朋友圈，曬照片，或者老給兒女發那種文章，比如養身的，還有類似《震驚！……》，搞了一段時間，發現沒人理他，生氣了，覺得沒人關心我，這可能也會讓他們覺得有些失落。

所以在數字社會里，信息這么方便，這么快捷，但是幾乎是一個爆炸的情況，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怎么有智慧地生存，怎么篩選這些信息，其實是一個新課題。

上面我們講的是，數字社會中個人面臨的是什么情況，要怎么辦。但是還有另一個層次就是，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在數字時代怎么運用技術，同時怎么避免它的一些弊端。

這次我們的研究中，重點講的是信緣群體里的一類人，就是“被動性非自愿型信緣群體”。這個群體，跟社會治理關系最大。

我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是上海疫情最緊張的時候，當時我仔細思考了一下，把信緣關系做了一些細化。信緣群體，可以根據群體的成員，是主動還是被動加入該群體，自愿還是非自愿加入該群體，將之劃分為，主動性自愿型信緣群體和被動型非自愿型群體兩大類。

一個很直接的例子，小區里的業主群，往往都是主動性自愿型信緣群體；但是在城市的網格化治理中，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同樣一個小區的疫情防控群，是由網格長或者社區工作人員建立的，這就是被動性非自愿型群體。

這兩個群的區別大概有三個方面：內部結構化程度不同，一個有領導與被領導關系，一個沒有；內部規章制度不同，一個有權威性，有明確的規章制度，另一個沒有；群成員退群的自由，一個可以自由加入、退出，而另一個你沒有這種自由。

其實很多學者已經研究過主動性自愿型的信緣群體了，比如粉絲群等等，只是他們沒用“信緣”這個詞，用的詞是“虛擬社區”，或者“虛擬群體”。而被動性非自愿型群體，很少有人研究，因為它是新情況，是在疫情發生之后才有的，所以我們這次就主要談了談。

被動性非自愿型群體，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隔離群，疫情防控人員通過大數據的抓取，讓你成為信緣群體中的一員，然后對這個群體進行統一管理。

這一類群體，我總結了三個特點，分別是被動性、即時性和脫嵌性。具體就是說，這個群體不是人們主動建立的，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是不自覺的；這個群體的形成很多時候也是突發的，是出現了什么事，比如疫情、重大案件，相關個體才會被注意到；還有就是，這個群體往往不依靠人們的日常生活而存在，只有社會治理的時候才被需要。

大家可能都還記得，在前段時間北京疫情，前后腳出現了兩個病例，一個是海淀區在銀行工作的白領，看她的軌跡，去的都是高級商場，下班了都是開車去購物或者娛樂。另一個是一個裝修工人，看得人很心酸，白天晚上都一直在跑，去各種工地，很辛苦。從這兩個人暴露出的行蹤，你就能看到，社會分層多厲害，白領的生活多愜意，底層人有多辛苦。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大家也會有擔心，數字技術這么發達，這其中是不是會有對隱私的侵犯？不僅限于疫情，可能以后有什么突發性的公共事件，這種排查是不是還會有？

因此，識別治理情境就是很關鍵的一步。所謂“識別治理情境”，是從社會治理主體的角度來講的，這個主體有可能是政府，也有可能是某個基層組織，你要識別這件事到底是什么情境，到底是一件私事，還是公事。

我在江西調研的時候就遇見了一件事，他們每個村里都有所謂的綜治中心，那里有個大屏幕，能看到全村的攝像頭，不僅可以看到實時的情況，還可以回放。結果村里有個人在那里值班，通過視頻發現，有一男一女在某個地方約會，而且那個女性是他老婆，他跑過去就把那個男性給揍了，后來那個人就把他給告了。

這就明顯用錯了治理情境，攝像頭收集信息，目的是維持社會秩序、社會穩定，這些家長里短不屬于治理范圍。你利用職務之便搜集這些信息，這是不對的，違背了你的治理目標。

所以治理的主體要明確，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要搜集，所有的事情都要管。必須要區分這件事是什么性質的事，在不在治理目標之內，如果不在，就不能濫用，不然會引起全社會的恐慌。

對治理情境仔細進行識別和區分，這樣才能更好地保護民眾的隱私。

原標題：《為什么我們總在親友群里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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