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來恭王府，已是兩年前的事了。這次忙里偷閑，又匆匆趕來，為了看“啟功舊藏影本題跋暨碑帖展”。回想兩年前，恭王府舉辦周汝昌文獻展時，曾展出不少周汝昌收藏的碑帖、信札，也有《紅樓夢新證》（下稱《新證》）的手稿，琳瑯滿目。而今年，又恰逢周汝昌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冥冥中，某些說不清的東西似乎在時空交錯中互相牽引、映照，不時就會邂逅。是書法，還是《紅樓夢》，或兼而有之，我自己也不清楚，更說不明白。但我知道，的確有一件實在的東西，曾把周汝昌與啟功聯系起來，那就是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下稱國圖）的四卷《楝亭圖》（典藏號：14762）。

說起《楝亭圖》，但凡讀過《紅樓夢》、了解一點曹雪芹家世的朋友，大概都清楚。曹寅的父親曹璽，在江寧織造任時，曾植楝樹于庭，樹大成蔭，便筑亭其下，公暇則讀書、課子其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夏，曹璽病逝。曹寅來到金陵，見舊亭坍圮，追念舊德，遂為之重修，以曹璽所植楝樹扶疏其旁，名曰楝亭。而后，請黃瓚、張淑、禹之鼎、沈宗敬等人繪《楝亭圖》，遍征題詠，蔚成大觀。

清乾隆以后，對這四卷《楝亭圖》的命名，頗為混亂。考卷中題跋，卷二戴本孝跋云“因出示荔翁老先生《楝亭圖》冊”，秦松齡跋云“題《楝亭圖》”，卷三王鴻緒跋云“試展《楝亭圖》，難以繪事量”。可見當時題跋諸人，皆稱其為“楝亭圖”，并無異名。此后，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下稱《書畫錄》）著錄為“國朝惲南田諸名賢楝亭詩畫卷”，吳大澂《辛酉日記》稱其為“楝亭十圖卷”，張伯駒在各卷卷端附紙題簽作“楝亭圖”，啟功稱“楝亭圖詠卷”。晚近各家，對這四卷圖的著錄、命名，異稱紛出。后來的研究者，又多從啟功說，稱其為“《楝亭圖詠》”。盡管《楝亭圖》曾由冊頁改成卷子，各家題詠先后次序也可能有過調整，但對它的命名，我覺得仍應因其舊稱——《楝亭圖》。

四卷《楝亭圖》，圖有十幅，第一、二、三卷，各有三幅，第四卷一幅。繪圖、題詠者，凡五十七人（亦有繪圖兼題詠者），多名重一時。繪圖者有宮廷畫師（如禹之鼎），有博鴻之士（如嚴繩孫），也有布衣、隱士（如戴本孝、惲壽平、陸漻等）。題詠者有滿族貴胄（如成德），也有明遺民（如王方岐、陳恭尹等），更多的是文壇巨擘（如王士禛、姜宸英等），也有尚未考清身份、生平未詳的（如黃瓚、袁瑝），足見當時征詠盛況。

《楝亭圖》曾是張伯駒的舊藏，在張伯駒之前，這四卷《楝亭圖》藏在何處，因相關材料讀得比較少，還不是特別清楚。要往遠了追，能追到陸時化（1714-1779）。據其《書畫錄》，知道他確曾親見過《楝亭圖》的某些部分，這些都比較詳細地著錄在《書畫錄》中。關于這些書畫的來源，陸時化在序里也只說了個大概，多為“故家舊俗、高僧韻士”所藏。至于當時《楝亭圖》藏在誰家，并未詳細說明。

四卷《楝亭圖》，聚集時賢五十余人。對曹家來講，《楝亭圖》已成一種情感象征，不啻傳家之寶。如果不是特殊原因，《楝亭圖》應不會輕易從曹家流出。鄧之誠在《〈棗窗閑筆〉跋》中曾提到一個線索：

據繆荃孫藕香簃別抄稿本云：曹寅，字子清，號荔軒。刻《楝亭十二種》，繪《楝亭圖》，遍征題詠。父璽，字完璧，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典江寧織造，筑楝亭。及寅典蘇州織造，筑懷楝堂以志慕，后亦調江寧。按此圖后歸內府，豈由抄沒耶？

文末按語，為鄧之誠所加。雖稱“此圖后歸內府”，卻未舉出證據，懷疑是曹家被抄所致。

據吳大澂（1835-1902）《辛酉日記》，咸豐十一年（1861），他曾在上海見到過《楝亭圖》：

二月二十七日，晴。韓維喬表兄來。午后，周存伯、徐辛谷來，即同戴禮庭至周存伯公館，見畬春帆，復偕諸公至秦誼亭公館。候翁叔均（大年）不值，見《楝亭圖》卷三軸，題詠極多，皆國初鴻博諸名人、一時杰構，惜忽忽展觀一過，不得細讀。

三月二十一日，晴。郁子梅續娶，余往賀喜。午后歸。從翁叔均借觀楝亭十圖卷，手橅一幀。

二十二日，晴。為三弟臨《楝亭圖》一幀于扇頭。唐辛生來。薄暮，至南香花橋三叔寓中，聞外舅自江北來滬，寓太平街德隆棧，余往謁，不值，遂歸。

吳大澂在上海秦誼亭公館所見《楝亭圖》為三卷，且為完整的“十圖”。此前，蘇州博物館李軍先生見告，李福尺牘中也提及曾見《楝亭圖》三卷，裝一匣（此條材料未見）。由這兩處“三卷”記載可知，《楝亭圖》頗有可能曾以三卷流傳，重裝為四卷，大概是比較晚的事了。

據《書畫錄》著錄，陸時化當時所見，其中有禹之鼎繪圖，且迻錄了禹之鼎的跋文（“偶讀楝亭詩畫冊……”）。今所見《楝亭圖》第一、四卷，各有禹之鼎繪圖一幅。有禹氏跋文的一幅，在第四卷，與《書畫錄》相合。尤侗《楝亭賦》也見于第四卷，其余圖、詩，都在第三卷。由此可知，當時陸時化見到了現在的第三卷（無何炯題詠），也見到了第四卷的部分內容，沒有見到第一、二卷。

奇怪的是，《書畫錄》著錄王士禛題詩的尺寸為“長九尺零二分”。今所見第三卷，確有王士禛題五律一首，此詩收進了《帶經堂集》，題作《楝亭詩曹工部索賦》。第三卷王士禛的這首五律，尺寸明顯比第四卷尤侗的《楝亭賦》短很多。“長九尺零二分”，應是著錄有誤。

張伯駒舊藏四卷《楝亭圖》，經趙萬里入藏國圖后的幾十年中，很少有人能再看到原件。不久前，李軍先生見告，最近，其中的一卷《楝亭圖》正在蘇州博物館展出。也很早就聽說，中華書局有影印出版這四卷《楝亭圖》的計劃，時間過去了很久，卻遲遲未見。

研究曹雪芹家世，這四卷《楝亭圖》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幾年前，與胡文彬先生聊天，談及《楝亭圖》時，先生還特別囑咐，留意卷中的黃瓚、袁瑝。慚愧的是，這么多年過去了，仍未尋得半點有關二人的材料。等我看到完整的四卷《楝亭圖》，也是很晚的事情了。

去年，忙完課業，忽想起黃一農教授在文章里談到《楝亭圖》時，說曾在國圖看過其中的一卷。因為特殊的研究需求，我需要目驗、核對四卷《楝亭圖》上的舊紙折痕，以考訂其重裝問題。于是，我決定去國圖善本室碰碰運氣。雖然多次提出調閱原件的申請，可能因我年齒尚幼，資歷尚淺，根本沒有資格目驗這四卷寶貝。很遺憾，最終也沒能見到廬山真面。

讓我稍稍感到寬慰的是，在國圖善本室見到了完整的四卷《楝亭圖》高清照片。在善本室的電腦上，顛來倒去，反復看這四卷《楝亭圖》的照片，考察卷子形制、比勘題詠文字、辨識人物印章、摹寫十幅《楝亭圖》，斷斷續續竟耗去近一周時間，才把最基礎的工作完成。

細審各卷鈐印，有幾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首先，張伯駒的“京兆”（陽文葫蘆形印）、“叢碧”（陰文方印）、“張伯駒印”（陰文方印）等印章，皆鈐于各卷卷末連接舊紙的裝裱銜接處。其次，張伯駒的題跋、識語所在紙張，紙色頗新，與康熙年間諸家題詠所在舊紙有明顯區別。最后，較諸家題詠所在各紙，張跋所在紙張，其高略長。由以上三點來看，《楝亭圖》各卷卷末所附長紙似是張伯駒新附、重裱。

周汝昌看到這四卷《楝亭圖》時，是1948年，張伯駒在燕京大學中文系二樓舉辦展覽。展出的藏品，其中就有《楝亭圖》。那時，周汝昌正致力于搜集有關曹雪芹家世的資料。正因為此次展覽，張、周二先生因《楝亭圖》相識相知。后來，也是因為周先生將四卷《楝亭圖》中的題詠錄入《新證》，其內容才廣為人知。

啟功也曾寫過一篇《記〈楝亭圖詠〉卷》，收在《啟功叢稿（題跋卷）》里。啟功能看到《楝亭圖》，且將題詠錄副一冊，也是因為張伯駒。比勘《新證》所錄與《楝亭圖》原件，發現《新證》所錄文字，與《楝亭圖》原件并不一致。周汝昌寫作《新證》，采錄題詠時，并非據《楝亭圖》原件。他所據的，正是啟功的錄副冊子。

據周汝昌回憶，其同學孫錚受張伯駒委托，曾持來啟功的錄副冊。“打開看時，果是啟先生手跡，一色小字正書，略帶一點兒行書筆致，也不太多。我就欣喜興奮地錄入了我的《證石頭記》稿（即后來改名的《紅樓夢新證》）。正剛（引者按：孫錚，字正剛）說，張先生愿將此手鈔冊見贈。我聽了深為感動，但念這不太合宜，有‘貪得’之嫌，就托正剛又奉還了張先生。但此冊究竟下落如何？早不可問矣。現在想來，當時不敢徑領惠賜之高誼，是個‘錯誤’，如在我手，也許尚可幸存。”（《北斗京華》，中華書局，2007年，296、297頁）可見，當時這件錄副冊在張伯駒手中。大概是啟功錄副完成后，一并將此錄副冊送給了張伯駒。

去年，取《新證》所錄，與四卷《楝亭圖》中的題詠逐一校過，排出了其中的異文：

第一卷  成德《曹司空手植楝樹記》“此即司空公之甘棠也”，《新證》脫“公”字。王方岐題詠“春暉曖嘉樹”之“曖”，《新證》作“暖”。吳文源題詠“半璧江南蔭大賢”之“璧”，《新證》作“壁”。方嵩年題詠“詎料繼組者”之“詎”，《新證》作“孰”。林子卿題詠“只為曾霑譙國淚”之“霑”，《新證》作“沾”。

第二卷  戴本孝題詠落款作“鷹阿山樵戴本孝”，《新證》作“鷹阿山樵戴書”。姜宸英題詠“故工部侍郎完□曹公以康熙初年出蘇州督理府事”，“□”字處，原件空白，《新證》作“璧”。“知其亭而不能記其亭之所以名也”，《新證》作“知其亭而不知其亭之所以名也”。“銷亡”之“銷”，《新證》作“消”。毛奇齡題詠“再來舉浣見文官”之“浣”，《新證》作“院”。杜濬題詠“道長在根柯”之“在”，《新證》作“右”。金依堯題詠“召伯棠”之“伯”，《新證》作“公”。吳農祥題詠“官閣攀條頻悵望”，“頻悵望”三字，《新證》作“飛彩鳳”。

第三卷  程義題詠“玕瑯滿眼如雪”，原件“雪”字右邊有三點，末補“屑”字，《新證》作“玕瑯滿眼如霏屑”。何炯題詠“□清陰于杰構”，因原件此處殘損，“□”字僅存右上一角，難以辨識，《新證》也以“□”標出。“貽百世之孫子兮”之“孫子”，《新證》作“子孫”。

第四卷  尤侗題詠，《新證》引《艮齋倦稿》卷五所收《楝亭賦》，且與錄副冊作了對比。“爰構草亭”，《新證》引《艮齋倦稿》作“爰筑”。“像依依于楊柳”，《新證》引《艮齋倦稿》作“象依依于綠柳”。此兩條，《新證》皆出校。另有未出校者，如“孝子啜其泣矣”之“其”，《新證》作“以”。“羅君通之墓廬”之“君”，《新證》作“居”。馮經世題詠“拜命吳門纘業新”之“命”字，《新證》作“業”。

周汝昌錄完以后，就將啟功那冊錄副題詠奉還了張伯駒，不知這個錄副冊子是否尚存天壤間。如果失去了這個冊子，以上異文的來龍去脈，恐怕再也無從稽考了。

四卷《楝亭圖》，上鈐“廙軒”印，凡十二處。十二方“廙軒”印，散在各卷，皆在圖畫或題詠舊紙：第一卷兩方（一在禹之鼎繪圖左下角；一在成德《曹司空手植楝樹記》題詠右下角），第二卷三方（一在沈宗敬繪圖左下角；一在姜宸英題詠右下角；一在毛奇齡題詠右下角），第三卷六方（一在嚴繩孫繪圖左下角；一在惲南田繪圖左下角；一在徐乾學題詠右下角；一在韓菼題詠右下角；一在宋犖題詠右下角；一在王士禛題詠左下角），第四卷一方（在尤侗題詠左下角）。

啟功在《記〈楝亭圖詠〉卷》，也著重談過此四卷《楝亭圖》的遞藏：“卷中常見有‘廙軒’收藏印章，廙軒是清末湖南巡撫俞明鎮（引者按：應作“震”）的號，是否即俞氏所裝不可知。”（《記〈楝亭圖詠〉卷》，《考古》，1963年第6期，23頁）

《楝亭圖》、《柏葉盦印存》、俞廉三尺牘中的“廙軒”印（五幅《楝亭圖》照片取自《美術研究》2017年第5期）

案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號觚庵。祖籍浙江紹興，生于湖南，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歷官刑部主事、甘肅提學使等職。入民國后，歸老西湖，卒于杭州。著有《觚庵詩存》。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緣起”中說：“伯舅山陰俞觚庵先生同寓頭條巷……俞先生藏書不富，而頗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書局石印戚蓼生鈔八十回《石頭記》，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師海王村書肆者也。”（《柳如是別傳》，“緣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頁）王伯沆批《紅樓夢》，在“讀法”中也說：“八十回本今有正書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書抄寫甚精，大本，黃綾裝，余曾見之。后恪士以贈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王伯沆紅樓夢批語匯錄》，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頁）因俞明震曾收藏戚序本《紅樓夢》，《楝亭圖》由他來收藏，似乎顯得順理成章。但事實并非如此，“廙軒”主人應是俞廉三。

案俞廉三（1841-1912），字仲隅，號廙軒，又作逸仙、虞仙，浙江山陰（今紹興）人。清末湯壽潛為俞廉三所撰《神道碑銘》，述其履歷頗詳，節錄如次：

公諱廉三，姓俞氏，字廙軒，吾浙山陰人也。……公生而穎異，幼即端重如成人，肆力于學，不屑屑帖括及一切趨時速化之書，而但求有裨實用。……公稟承庭訓，習為判牘，雖老吏勿如。年逾弱冠，即投效山西戎幕，橐筆治軍符，并與防河之役……先后積功，由武鄉縣知縣、代州直隸州知州，升寧武府知府，調補太原府知府……張文襄公初撫晉，聞公名，調公總理文案。公建議，以為治晉之策，首在禁煙……十五年，升補冀寧道，歷署按察使、布政使，尋升湖南按察使，晉頭品頂戴、山西布政使。二十四年，調補湖南布政使，遂升巡撫，兩兼湖南學政……二十九年冬，調撫山西之命下，而公引疾歸矣。歸舟過武漢，張文襄方督湖廣，知公原籍無片椽可托，留公居江夏，公葛巾卉服，以書畫自娛，灑然有終焉之志。三十三年八月，特命來京召見，旋命以侍郎充修訂法律館大臣，公一意融會新舊律法，務蘄于當。三十四年十月，命在紫禁城騎馬。宣統元年閏二月，補授倉場侍郎，剔倉儲之弊……三年十二月，奏請開去差缺。翌年二月，薨于天津。予謚敏僖，春秋七十有一。夫人陳氏先公卒，生一子啟元。繼室蔡氏無出。……孫三，晉玢……晉璜……晉璠及曾孫肇康，均幼。……丙辰冬月，晉玢葬公于蘭渚山之原，以墓碑為請，不可辭。銘曰……（湯壽潛：《俞廉三神道碑銘》，《紹興縣志資料》第一輯，“人物列傳”第二編，1939年10月排印本，紹興縣修志委員會刊，3158-3160頁）

俞廉三神道碑銘

《清畫家詩史》有俞廉三小傳，稱其“酷嗜書畫，因習六法以自寫胸臆”（李浚之《清畫家詩史》，中國書店，1990年，445頁上）。俞氏寄情書畫金石，收藏頗多。輯戈青侯制印，編有《柏葉盦印存》《浮芥亭印存》。戈青侯，河北景州布衣，好古精鑒，工篆隸，善刻印，俞氏延其入幕，相與討論，稱莫逆交。（《清畫家詩史》，445頁上）

《柏葉盦印存》書前，有俞廉三敘，自述與戈青侯的交往，其中有“余與君交，垂四十年”句。俞氏敘，自述其性嗜篆刻，幕友戈青侯，刻印技藝高超，所刻圖章，以俞氏所藏為多。戈氏去世以后，俞氏追昔撫今，感慨事功學問百無一成，于是裒集篋衍，匯戈氏刻印二卷，以戈氏生前自署“柏葉盦”命名此書，故曰“柏葉盦印存”，希冀戈青侯姓名長留天壤。又附俞氏自作之印，別為一冊，附于卷末。

由《柏葉盦印存》，知此四卷《楝亭圖》中所鈐“廙軒”印，其主人應是俞廉三，與俞明震無涉。啟功所說“廙軒是清末巡撫俞明鎮的號”（《記〈楝亭圖詠〉卷》，23頁），與湯壽潛所撰《神道碑銘》“二十四年，調補湖南布政使，遂升巡撫”合榫，只是誤將曾收藏《楝亭圖》且做過湖南巡撫的俞廉三誤記成了俞明震。

《柏葉盦印存》所收幾方“廙軒”印，形制略有不同。其中，有一方與《楝亭圖》中的“廙軒”印形制相同，應同出一印（?）。至此可知，前述以“廙軒”印主為俞明震的觀點皆誤。究其原因，二俞皆浙江山陰人，生活時代相近，且俞明震又曾收藏戚序本《紅樓夢》。在《楝亭圖》的遞藏問題上，二人的確容易相混。

除《柏葉盦印存》，尚有尺牘、拓片等資料，也可證明《楝亭圖》中“廙軒”印主為俞廉三。如2016年嘉德春季拍賣會上，曾拍過一批王先謙、王懿榮等人致唐才常的書札，其中就有一件俞廉三的尺牘，亦鈐此印，形制與《楝亭圖》中的“廙軒”印同（?）。

以上三份不同材料，“廙軒”印章的關合，足以證明，廙軒主人就是俞廉三，收藏四卷《楝亭圖》的人也是俞廉三，與俞明震毫無關系。

坐在湖心亭南邊的圍欄上，把這篇稿子清理完，原本暄暖的陽光已是強弩之末，府里的游客也已變得稀稀拉拉。從恭王府南門出來，想起啟功的錄副冊子可能還在張伯駒那里，便順著胡同一路向北，而后沿著后海往東，走不多遠，就到了路南的張伯駒、潘素故居紀念館。

面前，朱紅的大門緊閉，紀念館與周圍的房子沒什么不同，看上去很不起眼。一打聽才知道，紀念館這段時間不對外開放。站在門前，失落地拍了幾張照片，正打算從原路往回趕。迎面過來一位蹬三輪的師傅，他努力蹬著車子，側過身，一手指著這邊，對坐在后面的兩位外國友人說：“瞧，那就是張伯駒故居，張伯駒是民國時候的才子，他把自己花錢買的書畫都捐給了國家……”

附記：感謝顧斌先生的寶貴意見！

1月18日于恭王府湖心亭草成

1月22日增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