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奈保爾

用“游記”來形容奈保爾這本《我們的普世文明》是否足夠？它確實是奈保爾用三十年間跨越四大洲，行走20個國家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但它同時也是一部汪洋般浩大而深邃的世界政治文明版圖解讀：從第三世界的貧窮角落，到帝國的中心地帶。

在這種不同世界的旅行之中，奈保爾見證了處于沖突和劇烈動蕩中的世界；也是在這種對比中，讓作者重新審視著這樣一個世界所存在著的各種差異和誤解，剖析不同國家政體和意識形態的現實困境。在序章中，他說，“這本文集里的文章，是我一生歷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受委托，為了寫作踏上旅途，我必須記述形形色色的地方，它對于我的能力而言，也許既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擴展。這是一段美妙的經歷，而本書的讀者可以把它當作那個時代的紀念物來加以端詳。”

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私家地理摘錄其中“剛果新王：蒙博托與非洲虛無主義”一章節選，它觀察了剛果擺脫比利時的殖民統治之后的泡沫和虛像。

《我們的普世文明》；V.S.奈保爾 /著；馬維達、翟鵬霄/譯；南海出版公司·新經典文化；2022-8

APERIRE TERRAM GENTIBUS：向諸國敞開。

在金沙薩的火車站，紀念碑已經面目全非，花崗巖上的浮雕口號卻留了下來。這條鐵路從大西洋一路鋪到金沙薩，運載著奔走于激流之外的另一種蒸汽交通工具，剛果就是這樣被打開的。紀念碑豎立于一九四八年，以紀念鐵路通車五十周年。

但這條鐵路現在主要用于貨運。這座帶有城郊風格的小車站仍然豎著“金沙薩東”的站牌，但現在，很少有旅客會乘火車抵達這里，走出站臺，步入碼頭后面沿著剛果河南岸修建的雙向林蔭大道，步入昔日帝國的輝煌。車站外面的環島里面，國王阿爾貝一世的雕像已經被搬走。通過仍在銷售的舊明信片可以知道，雕像中的國王穿著制服，佩戴著遮陽頭盔和寶劍；雕像基座側面的銅制銘牌也被敲掉了，只剩下銘牌上方的一點裝飾，看上去像是香蕉葉子；泛光燈也已經被砸爛，電線裝置被扯了出來，已經生銹；整座紀念物只剩下兩根高高的磚砌立柱，如同立在被遺棄的剛果版亞壁古道盡頭。

站廳里，時間表的框子已經變形，里面空空如也，金屬框里面的玻璃也不見了。然而，在車站的院子里，走過一扇扇無人看管的敞開的門，一件真正的殘骸出現在眼前：第一個運行在剛果鐵路上的火車頭，生產于一八九三年。它立在一片光潔的砂石上面，周圍種著巴豆，旁邊有兩棵旅人蕉。火車頭小巧玲瓏，是為窄軌鐵路設計的，車身裝著低矮輕巧的鍋爐和高高的煙囪，車廂是敞開的，顯得古香古色；整個火車頭看上去依然完整。車頭上標著“第1號”，旋渦花飾上鐫刻著十九世紀比利時工業擴張時期赫赫有名的字號：約翰·科克里爾－瑟蘭有限公司。

在金沙薩，知道這個火車頭的人并不多。它之所以能幸存下來，也許是因為和很多比利時遺物一樣，已經是個廢物了—就像棄置在庫房平臺上那臺半塌的叉車；就像火車站院子里另一臺被洗劫得更徹底的叉車，生銹的叉齒像是要爛掉了，栽倒在塵土里，像兩顆金屬做的長牙；就像那臺獨輪割草機，被扔在火車站外面的公園里，公園早已荒蕪，有些地方被踩磨得露出了泥土，其余的部分長滿了雜草。這臺割草機現在成了一個小男孩的財產，他注意到有個陌生人在窺伺，就上來主張他對這臺機器的權利，他嫻熟地駕著割草機飛跑，揚起一路塵土，生銹的刀片呼呼作響。

今天的金沙薩

現在的來訪者都是從恩吉利機場來到金沙薩的，機場在市區東邊幾英里遠的地方。扎伊爾不是一個適合游客休閑觀光的地方—官方和非官方的干擾太多了—到這里來的一般都是做生意的，而如果他是個穿著民族服裝的黑人，那么他一定是前來參加會議的某個代表團的成員，現在有很多會議在扎伊爾舉辦。一條公路從機場延伸出去，一路經過用法語和英語寫著蒙博托語錄的黃黃綠綠的巨幅廣告牌，經過剛果河（土著城的貧民窟就在南岸），經過比利時人建在綠茵花園中的別墅，來到市區和洲際酒店。另一個方向則是一條安靜的六車道高速路，大約有二三十英里，通往位于納西爾鎮的“總統領地”。

納西爾像一個度假勝地，裝飾得十分浮華，但已經隱隱透露出衰敗的痕跡。身份顯要的訪客在這里下榻、開會，相當數量的黨員也得以在此一嘗奢侈的滋味。穆罕默德·阿里去年在這里受訓。今年一月，朝鮮的雜技演員和聯合國的人曾在這里下榻。這里有安裝著空調的平房、極其寬敞的會議室、奢華的休息室和游泳池。這里還有一個中國人管理的示范農場。納西爾帶著新總統的風格，是官方眾多奢華建筑中的一座。那些奢華建筑都是酋長的庭院，最近幾年在日益凋敝的首都冒了出來，一舉確立了總統的權勢和非洲的卓越。為接待國家首腦而新修的宮殿里，浴缸是鍍金的—向我透露內部信息的人來自另一個非洲國家，他在里面住過。

就這樣，比利時的遺跡正在慢慢消退，就像那座面目全非的紀念碑一樣破敗不堪。《埃利馬報》用了半個版面報道赤道省的地區長官在博蒙戈的為期十五天的訪問；然而斯坦利，這位在馬塔迪港和金沙薩之間筑起公路的剛果公路先驅，卻被推下了榮譽的王座。博物館里，比利時館長保留著一個巨大的鐵制車輪，那是當年在那條公路上奔跑的馬車的輪子，它訴說著多少歲月的艱辛!但如今，斯坦利山已經改叫納加利馬山，變成了總統公園。俯瞰激流的斯坦利雕像也被手執長矛、身材高大的土著無名氏雕像所取代。在基桑加尼的瀑布旅館，這座鎮子以前的名字“斯坦利城”還殘留在一些瓶瓶罐罐上。殘破的咖啡杯現在被用來裝蔗糖和奶粉，等到這些杯子被拋棄的時候，這個名字也將一起消失。

剛果河畔的基桑加尼天主教堂

比利時人的遺跡正在被擦除，正如阿拉伯人的遺跡已經被擦得干干凈凈一樣。阿拉伯人曾經是比利時人在剛果東部的競爭對手，斯坦利瀑布行政區的歷任總督中還曾有過一個阿拉伯人的身影。但現在還有誰會把剛果跟十九世紀的阿拉伯帝國聯系在一起呢？一個巴提特拉族小伙子還記得，他的祖輩為阿拉伯人抓過奴隸，后來比利時人來了，招他們入伍，他們便站到了比利時人這邊。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小伙子現在是大學生，主攻心理學，他和扎伊爾的很多年輕人一樣，密切關注著獲得國外獎學金的機會。他的女朋友屬于另一個部落，以前，那個部落的人是販奴者獵取的對象，而現在，販賣奴隸的故事讓她覺得很好笑。

叢林迅速生長，漫過了大事和騷亂的發生地。叢林已經掩埋了阿拉伯人規劃過的城鎮、種植過的果園，就像獨立后的幾年動蕩歲月中，斯坦利城喬波瀑布附近的時尚東郊也被掩埋。比利時人拋棄了自己的別墅，非洲人來了，先是住在里面，然后開始把東西拆走，別墅里的五金件、電線、木料、浴缸和洗手盆（這兩樣東西都可以用來腌木薯）被洗劫一空，只剩下砌地板的磚石。到了一九七五年，一部分殘垣斷壁還留在那里，已經顯得相當古老，就像雜草叢生的龐貝古城出現在熱帶，珍玩與裝飾都不見了，只有威尼斯城堡夜總會的遺跡可以讓人隱約想見當年那些居民的文化生活場景。

一張臭名昭著的照片，一個黑奴看著他女兒被比利時種植園主砍下的手腳

令人驚訝的是，就在時隔不久的今天，比利時在人們記憶中的痕跡已經所剩無幾。一個在美國生活過幾年的四十多歲男子告訴我，他父親生于一九○○年，還記得比利時人征收的橡膠稅，以及砍手的酷刑。一個女人說，她祖父把白人傳教士帶到村里，讓他保護村民免遭酷吏的虐待。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講述這種故事的人可以被描述為“進步人士”。有很多三十歲以下的人，他們掙脫了叢林，來到金沙薩，當上了教師或行政人員，他們說，他們從未從自己的父輩或祖輩那里聽到過關于比利時人的事情。

一位在大學任職的男老師說：“比利時人給了我們一個政權。比利時人到來之前，我們沒有政權。”另一個人說，他從他爺爺那里只聽說過班圖人的起源：他們從乍得湖向南漫游，穿過剛果河來到一片“無人的”田野，只有俾格米人住在這兒，他們是一群“原始人”，都被趕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對很多人來說，過去是一片空白，他們個人記憶開始的地方就是歷史的起點。很多人記得村莊里的孩童時代、學校，然后就是—獨立帶來的動蕩。比如這個來自班頓杜省的男子，他是“農民”的兒子，是他們村子里第一個接受教育的人，對他來說，新世界是在一九六○年突然降臨的，當時，剛果分裂武裝力量的士兵開進了他們的村子。“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士兵，我害怕極了。那些人里面沒有軍官，他們虐待女人，殺了一些男人。他們在找白人。”

許多社會活動人士呼吁從布魯塞爾挪走曾殘酷統治剛果的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雕像

一位校長告訴我，在殖民時代，學校里教的剛果歷史是從十五世紀末葡萄牙航海者的到來開始的，然后就跳到了十九世紀，講傳教士、阿拉伯人和比利時人。而現在的非洲史正如其所寫的那樣，把非洲人還給了非洲，然而這部歷史也同樣模糊不清：只是列出了一長串部落的名字，外加幾個偉大的王國。扎伊爾去年出版的《黑非洲史導論》就屬于這種情況。官方發行的《扎伊爾指要》也是如此：完全略過了葡萄牙人、傳教士和阿拉伯人，簡單提到了幾個大多無時間可考的非洲王國之后，直接跳到了剛果自由邦的建立。敘述的語調平平淡淡，中規中矩，提到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絕對權力時的語調，跟說起古非洲國王的權力時別無二致。只有論及獨立運動時，文字中才注入了激情。

過去消失了。書中羅列的事實并不足以讓人們獲得歷史感。在一個少有變化、叢林與河流壓倒一切的地方，另一種過去變得觸手可及，它能夠更好地回應非洲人的迷惘和非洲人的宗教信念，它就是“我們祖先生活過的美好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