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地方，春節逛（城隍）廟會已經成為一項傳統民俗活動。顧名思義，城隍廟乃是供奉“城隍”的地方。放眼全國，城隍廟往往有之，這位城隍老爺究竟是何方神圣得以擁有如此之多的信眾呢？

被收編的神祇

實際上，“城隍老爺”是中國傳統信仰與道教中的一位神仙。雖然往往“神”、“仙”合稱，但兩者仍有微妙的區別。漢代許慎的《說文》記載，“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從示，申聲。”可見，“神”是存在于天上具有超越人類力量的群體。而“仙”實際上是經過修煉而成的具有優異功行的杰出人物。《釋名》釋“仙”曰：“老而不死日仙。仙，遷也，遷入山也”。仙人長生不死，成仙之后就“遷入山也”，遠離塵世，傳說的“八仙”既是如此。因此，成“仙”也成為道教追求的最終目標。簡而言之，凡人修煉可以成“仙”，若要成“神”就只有死后因其有功于國于民于族，而奉祀為神一途了。“神”與“仙”的這一差異，大概在神話小說《封神演義》里就有所表現，負責封神的姜子牙自己是“仙”，而位列“封神榜”中的諸位都是死后才成的“神”。

八仙圖

城隍廟里當然不會供奉活人，所以“城隍”自然是一位“神”。“城隍”一詞，最早可見于《周易》一書，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說文》里對“城隍”的解釋是：“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易曰：城復于隍。從阜皇聲。”可見“城隍”一詞本意即城壕，后泛指城墻和城壕。

起初，城隍是位土地神，根據《禮記》的記載，歲末天子在歲末豐收之后對保佑農業的八位神靈進行祭拜，也稱作“八臘祭”。所謂“八臘”指的是先嗇（神農氏）、司嗇、農、郵表畷、貓虎、坊、水庸（溝渠）及百種。其中的“水庸”就是“城隍”，《五禮通考》載：“水，隍也，墉，城也”。可見早在三千年前，“城隍”的原型就已經作為保護城市的土地神接受國人的祭祀了。相傳三國時代已有供奉城隍的廟觀，“蕪湖城隍祠，建于吳赤烏二（239）年”，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城隍廟。南北朝時候的《北齊書?慕容儼傳》已經明確記載：“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稱城隍神，公私每祈禱。”

東漢以后，隨著佛教的傳入，作為中國本土宗教的道教開始模仿佛教的神佛觀念，將仍然在民間活躍的社祭活動，納入道教信仰體系，構建了一個龐大的神仙體系，并最終將“城隍”也收編入內。

根據老子的觀點，“道”無處不在，道教崇奉的所有神靈都是“道”的化身，他們以其自身的不同特點、職能而被人們所供奉。因此，道教擁有一個十分復雜的神仙體系，各位神仙的起源、形成、性質、特點及其所具有的神通、功能各不相同。南朝時期的陶弘景倡導“仙亦有等級千億”的理論，并以此給神仙世界劃分等級差別，在《真靈位業圖》第一次將紛亂的道教神靈整理為譜系，后來的道教又在其基礎上進行完善，最終形成了以“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四御（一說為昊天金闕至尊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極大帝、勾陳上宮天皇大帝，后土皇地祇）”為首的神仙譜系。

道教中的三清

這其實是個類似人間的仙官官僚體制。按照《道教三洞宗元》的說法，玉清、上清、太清三境，每境各有左、右、中三宮，宮中有仙王、仙公、仙卿、仙伯、仙大夫，可謂等級森嚴。至于從民間俗神收編的“城隍”，其上有主宰三界十方的“玉皇大帝”，下有判官等小吏，地位自然算不得尊貴。

欽定的暴發戶

雖然是個神界小官，但畢竟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隨著時間的推移，“城隍”的職權倒是變得越來越大。兩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戰亂，平民百姓流離失所，保護城市的城隍神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更高了，百姓賦予城隍神的職能，逐漸擴大到主管生人、亡靈、水旱、疾疫、賞善罰惡等，幾乎對城市所有的一切全方位的保護和管理，儼然成為該城市的行政長官。唐代詩人張九齡在《祭洪州城隍文》中寫到：“城隍是保，氓庶是依”，意思是城和城中的百姓，都要依賴城隍神的保護。

到了唐代，城隍的業務更繁忙了，除了保護城池外，還兼管當地的冥籍和水旱吉兇，成了一地陰間的最高神。《太平廣記》就描述過一個唐洪州司馬王簡易的魂魄被城隍拘去的故事。換言之，唐代之后的“城隍”在“剪惡除兇，護國保邦”之外的另一個身份，是閻羅王的下屬，閻羅陰司的派出機構的冥官和陰陽兩界（現世尤其是來世）的司法神，他負責所轄地的人死后靈魂最初的審判，然后再送至十殿閻羅處處置。

《太平廣記》

進入明代之后，城隍的地位陡然上升。這是因為朱元璋的關系。這位明太祖是中國歷史上身份最卑微的開國皇帝，起自貧寒而深諳百姓對神鬼之敬畏。他看中道教“益人倫，厚風俗”的社會功能，也想利用城隍 “監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故而對其極為尊崇。大明開國伊始的洪武元年，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就詔告天下，府、州、縣重建城隍廟，城隍廟也就成為中國惟一由皇帝頒布命令每一座縣級以上的城市必須建造的廟宇。據統計，朱元璋統治時期，全國有城隍廟多達1472座，每一座城市中至少有一座城隍廟。

上海城隍廟

不僅如此，城隍的品級還要高于人間官吏。大致是京都城隍官級皆正一品；府城隍官級為正二品，州城隍官級為正三品；縣城隍官級為正四品。換句話說，府城隍與朝廷中央六部尚書的官級相等，而縣城隍則與地方知府官級相等。等于城隍的級別要比對應朝廷命官的地位高二三級。各地政府實際上有了“陰”、“陽”兩個衙門。各級官吏在任與離任之時，都要先祭告于城隍，始終受到城隍老爺的“監察”，而城隍則像錦衣衛一樣，隨時監察官吏的一言一行，防止他們橫行。

這樣一來，明清時代的城隍老爺頓時就變得炙手可熱起來。平日里的求雨、祈晴、禳災、還愿等活動選定吉日在城隍廟舉行自不待言。每逢春節和城隍老爺壽辰之日，這里更變得十分熱鬧，人們從早到晚絡繹不絕，善男信女都會到城隍廟里來進香禮拜，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廟宇文化。比如是始建于明代永樂年間的上海城隍廟，人稱“城隆廟不但在閉關自守時代，是闔城士庶唯一追尋快樂的地方， 就是在現時，也還依然保持舊日的熱鬧”。順便一提，現存的上海城隍廟是在1926年毀于大火后由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大亨出資重建的。重建的大殿貼有對聯一副，上下聯分別是“做個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仿佛是想告誡這三位黑社會頭子什么一樣。在供奉城隍的過程中，民眾總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來“塑造”城隍老爺的生活。明代以后，幾乎每位城隍神都有了一位漂亮的夫人，每座城隍廟都增設了一間城隍夫人的臥室，有些城隍廟中還出現了城隍少爺、城隍小姐的塑像，讓城隍老爺神有了一個圓滿的家庭。

有名有姓的城隍老爺

作為神祇，城隍神還有一個獨特之處。自宋代開始，城隍開始人格化，多以去世的英雄或名臣奉為城隍神，這樣城隍老爺就變得有名有姓了。譬如北京以明嘉靖年間彈劾嚴嵩而被害的楊椒山為城隍神，蘇州以戰國時楚國公室大臣春申君黃歇為當地城隍神，鄭州則以秦末漢初時劉邦的部將紀信為城隍神，莆田抗元英雄陳文龍被封為福州城隍神，抗元英雄陳瓚則被封為興化府城隍神等。

寧波城隍廟

不僅如此，作為神官體系中的一員，城隍神似乎是沒有編制限制的。一個地方有超過一位城隍老爺并不稀奇。就拿上海城隍廟來說，一開始供奉的是西漢大司馬霍光，用以鎮伏海潮和海怪。明永樂年間之后，供奉的城隍神則是秦裕伯。此人原來是元末明初上海地區的名人，深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器重。洪武六年（1373）秦裕伯去世，與妻子合葬于上海。因為他本不愿為官，但是為“釋主疑，明民志，不惜一身之去就，為國人請命”，朱元璋悼其“生不為我臣，死當衛我土”，敕封他為上海縣城隍神。八一三淞滬抗戰時期，為了鼓舞士氣，民間又將第一次鴉片戰爭中駐守吳淞口的民族英雄陳化成神像移置入內，與原來的城隍秦裕伯背靠背坐著，享受市民的祭祀。這就形成了“一廟三城隍”的景象，以此觀之，陳化成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奉為城隍神的人。

城隍老爺既然有名有姓，又與民眾生活尤其相關，自然成為歷代小說家創作的題材。蒲松齡《聊齋志異》第一篇就是《考城隍》，敘述了蒲松齡的姐丈之祖宋公，病死后入冥司考取河南城隍的故事。《聊齋》中的另一篇小說《胭脂》也描寫了學使施愚山在城隍內審案，利用城隍的威神，賺使兇手毛大自我暴露的故事。“大清第一才子”紀曉嵐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里也有大量關于城隍的故事。其中的《槐西雜志》（一）中提到，城隍神的控馬卒仗勢欺人，為非作歹；社公（城隍的下級）怕得罪城隍，敷衍塞責。顯然城隍的控馬卒就是封建官場奴仆的寫照，而社公就是對封建官員圓滑世故的影射。

《閱微草堂筆記》

差不多與紀曉嵐同一時期的袁枚在《子不語?陰間中秋官不辦事》里講了一個更為有趣的城隍故事，湖北荊州府監利縣舉人羅之芳中進士后一病而歿，一年后的中秋節時，趁其家中請仙時附體而還，說自己在福建浦城縣做城隍，“陰間比陽間公事更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辦事”，所以趁機回家探望。觀此城隍所為，其心情、其言行簡直跟人世間仕官在外地的人沒有區別。

《子不語》

可以說，正是因為各地的有名有姓的城隍老爺原本就是來自人間，令百姓感到熟悉親切；在民間信仰中，它作為神的神圣性、神秘性逐漸被人間性、生活化所代替，使得這位城隍老爺逐漸成為民情百態的縮影。于是，今天的城隍廟雖然褪去了宗教色彩，但正如1948年出版的《上海市大觀》所說的那樣，“城隆廟成為一個中國本來面目的游覽場所，說它是中國本色的博物館，或者中國本色的美術館，也未嘗不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