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士人與皇權之間的關系復雜而微妙，中古士族文化中“寒素”概念的所指同樣復雜而微妙。如果我們把目光聚集在士族女性身上，將入仕朝廷代換為入選宮闈，則可以大大簡化問題，觀察到一些有趣的現象。

在中古社會，得到良好教育而能吟詩作賦的女性鳳毛麟角，其中入宮為妃者更是屈指可數。她們的生平事跡本不待筆者多言。本文意在從士族文化的角度，重新審視那些耳熟能詳的細節。

班婕妤

女詩人成為高級妃嬪，始自漢成帝時的班婕妤。漢成帝與班婕妤的因緣，更多地有一些偶遇的味道。成帝并未特意征召才女入宮，班婕妤是以世家之女的身份入宮的，入宮時其僅為身份最低的少使，祿視四百石。非權貴的中等士族女兒入宮為低級嬪妃，只是正常的禮制，并未見出優待。但成帝很快就“大幸”班氏，將其擢升為“視上卿，比列侯”的婕妤，顯然是折服于班氏不讓須眉的才學和儒家人格魅力。

成帝是崇尚儒學的。王葆玹先生在《西漢經學源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中指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成帝朝才實際完成，只是出于其他原因才全部歸功于漢武帝。此前沒有先例告訴成帝，女性也可以擁有儒者的才學和胸襟。成帝見到班婕妤這樣的人物，一定是萬分驚喜的。班婕妤的擢升，也應看作當時崇尚儒學的一個表現。

班婕妤除了文采飛揚，也是儒家禮教的虔誠踐行者。成帝出于寵愛想要與她同輦，卻被她認為不合禮法，嚴詞拒絕。班婕妤的做法，讓人覺得有點兒“別扭”，按理說，帝王與愛妃同輦一般是由外朝的方正宿儒來反對。班婕妤身為女性，自己把這樣的話說出來，是做了本該由儒生做的事。在今天看來，班婕妤未免顯得有些迂腐，但應看到，她對儒家理想的踐行，并非限于把自己放在柔順、附庸的地位，而是與男性儒士一樣，試圖構建一個理想中的社會秩序。這也顯示出這位儒家才女獨特的人格魅力。

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局部，漢成帝與班婕妤出游情景

可惜，漢成帝和班婕妤的故事并沒有美好的結局。班婕妤和許皇后一起，受到趙飛燕姐妹的構陷，被指控從事巫蠱活動。巫蠱是與儒家禮教背道而馳的，班婕妤以儒家禮教立身，趙飛燕便用最不符合儒家價值觀的事來誣蔑她。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大儒，大多受過這個手法的誣陷。班婕妤的侄孫班固，在《漢書》中力陳了班婕妤的冤屈。

漢成帝并沒有處罰班婕妤，反而賞賜她百金，以示安撫，他大概仍然是希望班婕妤留在自己身邊的。而班婕妤卻早已對一切感到厭倦，或許，她已看透漢成帝并不足以實現儒家理想的圣王政治，于是，她自請到長信宮去陪伴太后。有人認為，班婕妤是在保護自己。其實，在不可能跟皇帝離婚的前提下，這是班婕妤拋棄漢成帝的唯一辦法，就像對皇帝失望的男性儒士會選擇歸隱田園一樣。

在歸隱長信宮期間，班婕妤寫下了她的名作《自悼賦》。一個人最好的作品，總是產生于最失意的時候。男性士人最常見的失意是被貶謫，班婕妤則以女性的方式感受著類似的命運。

作為女性，班婕妤的出處進退無不與古代男性儒士的命運暗合。她的故事不斷為后世的詩人所吟詠，也是因為她更能激發男性士人的共鳴。

在與班婕妤的關系中，漢成帝是失敗者，他給后世留下了宮闈不修、不知崇禮賢女的印象。漢成帝連一個班婕妤都不能善待，足見他沒有能力按照儒家的理想治理龐大的漢王朝。班婕妤的樣板，卻讓后世的帝王蠢蠢欲動。他們也想得到這樣的才女，與之講論詩禮，更以其存在彰顯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一旦有機會，他們就要復刻漢成帝與班婕妤的相處模式，而無視其悲劇結局。他們或許在幻想，“這一次我可以做得更好”，從而可以證明自己比漢成帝更適合統治這個國家。

為了續寫班婕妤的故事，帝王們嘗試過各種辦法。

一種辦法是征召權貴家的才女為貴人，然后封她們做皇后。比如和帝鄧皇后為太傅之孫，順帝梁皇后為大將軍之女。她們也終生奉行儒家道德，透露出模仿班婕妤的痕跡。她們渴望成為班婕妤，她們的皇帝丈夫則渴望娶到班婕妤，一代又一代的東漢皇后，替班婕妤經歷了故事的美滿結局。

遺憾的是，東漢的這些儒士皇后，再也沒有人像班婕妤那樣，寫出傳世的詩賦。從入宮后的表現來看，她們的“女德”并非一味地柔順，而是真正體現了儒家理想；她們作為太后能稱制、治理國家，文化水平確實不低。說她們嫻于經史，當非溢美之詞。她們沒有成為文學家，并不是因為她們的智力和知識遜于班婕妤。這或許是因為，她們的人生如愿以償，沒有經歷足以激發文學創作的挫折。皇后不能成為文學家的原理，或許正與男性權臣很難成為文學家相同。

另一種方法是，請素族才女入宮做女官。典型的例子有班婕妤的侄女班昭。后世的效仿者，則有吳大帝時的虞趙氏、南朝宋齊間的韓蘭英等。她們都自有夫婿，在宮廷中任職時間很長，跨越了幾個皇帝，甚至可能經歷改朝換代。她們以長者的形象出現，是后妃的老師，也是男性儒士為帝者之師的翻版。

初唐的上官婉兒雖有妃嬪封號，但也類似這種情況。中唐的宋若昭姐妹五人，經歷德宗至敬宗多個帝王，德宗對她們“不以妾侍命之，呼為學士”，也屬于類似情況。

這些做女官的才女，也形成了一個序列。她們都出身于與皇權有一定距離的儒素之家。她們不但學識淵博，而且創作豐富，都是當時一流的女作家，更接近班婕妤的樣子。她們都輔佐過多位帝王，不曾與某一位帝王存在男女之情。

然而，古代社會能提供給女性的官職畢竟有限，這使得行動囿于宮闈之內的女官，看起來總像是皇帝家的高級奴仆，仍然顯得不夠尊崇，與皇帝不夠親近。當條件許可時，皇帝又會做起納素族才女為妃的夢。

晉武帝司馬炎在登基之初，就“博選良家以充后宮”。左思之妹左棻就是此時入宮，充任地位僅次于皇后的貴嬪。關于此事，《晉書·后妃傳》有一段可以做多種解釋的描述：

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仆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并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

可以看到，入宮女子分為兩個階層：左棻與大將軍胡奮之女胡芳及其他“世族子女”一樣，屬于較高的階層；其他二千石級別的地方官及武官的女兒，屬于較低的階層。事實上，左棻與胡芳同拜貴嬪，地位尚高于其他高官世族之女，更是遠遠超過普通二千石之女。耐人尋味的是，左棻之父此時為殿中侍御史，官俸尚達不到“二千石”。如果過分強調“寒素”政治地位之低下，這里就顯得不好解釋。有人甚至將最后一句曲解為： “名家盛族”之女都逃避入宮，所以入宮者都是“寒素”。這無法解釋“世族子女”四字何以在列，說司徒、鎮軍大將軍、廷尉之女皆屬寒素，也過于牽強。更直接的解釋是：之所以逃避入宮的都是世家女，是因為選妃的范圍就是世家女，寒族女子不存在是否逃避入宮的問題。只不過，因為此時皇家威信不高，所以世家女多不愿入宮，但不排除仍有少數世家決定送女入宮。“世家”高于普通二千石，權貴之女的地位要更高一些，將她們一律稱為“寒素”，是不適宜的。

左棻

左棻在這個妃嬪名單中顯得極為特殊，卻又獲得了與其他人一樣的待遇，甚至是優待。晉武帝的兩位貴嬪，一位為大將軍之女，一位為能作賦的才女，這似乎隱隱呼應著東漢皇后與班婕妤兩條路徑。左棻在后宮并未受到冷落。《晉書·后妃傳》載：

（左棻）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

看上去，晉武帝和左棻之間沒有什么愛情，但至少晉武帝對左棻是極為尊重的。晉武帝甚至在游覽時，還會記得特意去探望左貴嬪，與其談論文學，對于一位“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的放蕩帝王來說，這個舉動是不尋常的，證明左棻在晉武帝心中占據了特殊的位置。作為致力于大一統的帝王，得到士族的文化認同是重要的，在世家女還在逃避入宮的時代，能獲得像班婕妤一樣的妃子，這仿佛為晉武帝增加了漢家皇帝般的榮光。是左棻給了晉武帝體面，而非晉武帝給了左棻恩賜。

由此可以看出中古妃嬪制度的一些“潛規則”：從皇帝的角度看，一旦統一了中華，就需要招致才女為妃，來證明自己在文化上的合法性。從備選妃嬪的角度看，“二千石”的女兒才可以入宮，世家的女兒才可以做高級妃嬪，但如果是通經史、作賦頌的才女，則不僅入宮條件可以比“二千石”放寬一些，而且入宮后的地位不亞于權貴之女，甚至比權貴之女還要優越。

這形象地說明，掌握文化的階層，不混同于權貴，但具有獨特的優越性。其優越性取決于掌握文化的程度，而不得以其官階加以量化。出身于儒素之家的文學之士，社會地位幾乎等同于權貴，而高于“二千石”的“將”與“吏”。

那么，是不是說，升遷無望的官員，可以通過將女兒培養成超級才女，來提升家庭階層呢？如果這樣，這種家庭的女孩子，是不是需要出于功利的目的拼命讀書呢？從現實的歷史來看，超級才女出現的概率，遠遠小于六品官擢升為五品官。如果選擇用這樣的路徑來提升階層，希望未免過于渺茫，還不如做父親的自己好好努力。事實上，幾乎沒有人復制左棻的路徑。因為，成為超級才女，對天賦的要求太高了，家庭的支持、個人的努力，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窮人家的女兒從未成為超級才女，是因為她們得不到充分的教育，但，教育的作用是有上限的，權貴家庭比起殷實向學的儒素家庭，并不能提供明顯優越的教育。在同等的教育水平下，天賦的作用就很關鍵了。權貴之家不產生超級才女，并非像人們直覺的那樣，權貴女兒不肯努力，而是權貴階層的基數太小，隨機產生的一流文學家，更有可能落在基數較大的儒素家庭。

左棻雖然亦未被封后，但她的命運要好過班婕妤，大概是晉武帝吸取了漢成帝的教訓。與班婕妤一樣，左棻也有賦傳世，她沒有與帝王恩斷義絕的經驗要書寫，就只好寫《離思賦》，寫離開娘家的愁思。這里似乎有刻意模仿班婕妤之嫌。據說，這篇賦甚至是“受詔”作的。除賦以外，左棻也會為去世的皇后作誄，為新封的皇后作頌，履行文士的職責。

南朝劉宋時，鮑照曾對宋孝武帝說：“臣妹才自亞于左棻，臣才不及太沖爾。”（《鮑參軍詩注》，中華書局，2008，403頁）不知鮑照對皇帝說這句話的用意為何，但至少可以看出，鮑照、鮑令暉在成長過程中是以左思、左棻為榜樣的。不過，宋孝武帝大概是因為統一大業遙遙無期，并沒有漢成帝、晉武帝那樣的閑心。在大亂世中，縱有才女，也再無法復刻左棻的經驗。

當李唐王朝坐穩了大一統的江山，晚年的李世民心思又開始活動了，他征召了南方才女徐惠入宮。徐惠從才人做起，很快升到婕妤、充容，身后追贈賢妃，在后位虛設的時代，成為進入《后妃傳》的重要妃嬪。

在徐惠擢升充容時徐惠之父才獲得“水部員外郎”的官職，看起來，徐惠應該算是出身寒門。然而，從她“四歲誦《論語》《毛詩》 ”、八歲作楚辭來看，徐惠幼年接受的教育很好，在古代社會（特別是戰亂剛剛結束的時代）能這樣教育幼女的家庭，是很不同尋常的。

歷代圣母賢妃圖之徐惠上疏

《新唐書》只稱徐惠為湖州人，“湖州”恐怕是她的出生地而非郡望。徐惠出生于南朝故地，家教如此突出，令筆者不由聯想，她會不會與徐陵存在一定關系？在士族社會，名族往往壟斷優勢資源，再加上有地位者往往會聯宗，因而在同地域同姓氏的名人間產生聯想，并非完全多馀。陳朝滅亡后，陳朝文學重臣徐陵在政治和文學上都受到貶抑，如果徐惠與徐陵存在關系，史官也有動機加以回避。這或許也可以解釋，徐惠的父親能給女兒提供頂級的文學教育，卻不能在唐王朝獲得像樣的官職；可以解釋，史官在慣為傳主攀附名門的時代風氣下，卻對徐惠家世語焉不詳，說得好像徐家只是突然從平民中脫穎而出似的。

即使徐惠與徐陵毫無關系，也應看到，徐家累世生活在宮體文學繁盛之地，接受的是南朝的詩學文化。陳朝有妃嬪參與唱和的先例，即使其文學水平不高，但“滿宮學士皆蓮色”的一時盛況，勢必會給陳朝子民留下深刻印象，從而有力地促進女性學詩。因此，我們不應忽視徐惠身上的南朝詩學背景。

隋唐的前身北周，原本詩學文化相對落后。是庾信帶來了南朝詩學文化，李世民等關隴貴族熱愛宮體詩，是籠罩在庾信的影響下的。庾信本與徐陵并稱，但由于陳朝是最后的被征服者，徐陵在初唐的地位已無法與投奔北周的庾信相比。作為政治家，李世民當然首先要維護關隴貴族的利益；作為貴族文學家，李世民卻無法掙脫少年時代接受的文化影響，難免對南朝文化生出隱秘的向往，李世民重用的南朝士族虞世南，就曾是徐陵的弟子。在回顧六朝文學時，李世民往往不像魏征等山東士族那么激烈，而是會做出一些有利于南朝的折中，或許也與此有關。坐擁四海之后，李世民難免會對真正的南朝懷有一點好奇，想看看曾經與庾并稱的徐。召善于作詩的徐氏才女入宮，或許就有這樣的心理。從政治家的角度講，這也不失為向南朝遺民表示友善、宣示主權的一種有效策略。

徐惠對李世民也并不客氣。她借吟詠班婕妤故事，寫道：“一朝歌舞榮，夙昔詩書賤。 ”她自己明明是因為“詩書”被召入宮的，卻還在“敲打”皇帝說，你可不要像漢成帝一樣，為了擅長“歌舞”的佞幸之輩，委屈了真正對你有意義的“詩書”啊。徐惠似乎很自覺，知道自己在承擔班婕妤的角色，甚至因此對自己未來的命運也不太看好。

更有甚者，徐惠還寫詩給李世民說：“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在封建時代，帝王的詔令是任何人都不可違抗的，徐惠居然說“詎能來”，好像拒絕帝王的召見是天經地義一樣，公然嫌帝王對自己的厚待還不夠。說得如此自然，又如此豪邁。雖然有點戲筆調侃的成分，但在封建時代的詩歌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徐惠的這兩首詩能廣泛流傳，原因之一是能夠引發士人的廣泛共鳴，特別是寫出了貞觀年間士人的心聲。這個時代的士人對皇權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對帝王存在微妙的疏離感。李世民需要盡可能地與他們合作，才能證明自己政權的“合法性”。比起班婕妤的謹重守禮，徐惠更多地表現出了文人的清高風骨。看似簡單的幾個字，卻是不那么容易寫出來的。

徐惠敢這樣寫，也反映出李世民對她的寵愛、縱容，乃至隱隱的敬畏。徐惠并沒有什么和皇權關系密切的出身，卻得到了皇帝異乎尋常的重視。如果說，徐氏的政治地位可能因改朝換代而急劇下降，那么，由于中古的社會意識，徐氏的社會地位并沒有下降，徐惠的實際身份仍然高于一般的高官之女，徐氏的政治地位也終將獲得某種補償。

值得一提的是，《紅樓夢》中的賈元春，“才選鳳藻宮”，而父親只是一個員外郎，這在清代很難找到類似的原型。賈元春的形象，很像是班婕妤、左貴嬪、徐賢妃三人捏合的產物。

從三位才女妃嬪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實現了大一統的封建帝王，是需要納才女為妃的，這是他們證明自己合法性的一種手段，是他們尊崇儒士的一種表現，也透露出帝王對士族文化的渴望。才女嬪妃的出身可以放寬，往往出自與皇權關系不甚緊密的儒素之家，而其實際地位高于一般的世家女子。才女嬪妃除擅長詩賦寫作外，還會踐行儒士的道德理想，對皇帝呈現某種疏離的姿態，是儒士人格的女性版體現。才女嬪妃的存在，從一個側面說明女性的才學在中國傳統中受到一定的尊重，才女文化是與儒士文化聯系在一起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文首發于中華書局《文史知識》雜志2022年第九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