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在一篇討論馬基雅維利的札記中開宗明義地寫道：

“《君主論》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不是什么成體系的論述，而是‘活生生的’書：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科學在這里以戲劇性的‘神話’形式融為一體。

“現代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現實人物或具體個人；它只能是一個有機體，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要素，通過它，那個得到承認并在行動中多多少少得到維護的集體意志開始凝聚成形。”

在這里，“現代君主”本是對現代政治中的政黨的隱喻，但葛蘭西的論斷同樣適用于21世紀世界上僅存的少數幾個君主國上。日前查爾斯宣誓繼任后，在倫敦、愛丁堡和牛津被捕的共和主義示威者們就是最好的例證：逮捕他們的依據不是侮辱王室，而是2022年上半年才通過的反抗議法，但這部反抗議法之所以能通過并落實，又恰恰是因為英國依舊存在著王室。正是這樣環環相扣的現代化了的君主制，讓喊出了“誰投票選出了他？（Who elected him?）”的抗議者只是因為說了實話便被戴上了手銬。

在法西斯監獄中寫作的葛蘭西被迫運用晦澀的語言，那我們便不妨把話說得更明白些：信息時代的君王固然是一尊花瓶、一個凝聚民心并代表國家的符號，但這種象征意義卻是具有實在作用的粘合劑，它將那些仰賴家世才能占據財富與地位的權力精英們團結成一股政治集團，法律是他們的詞句，土地所有制和官僚機器是他們的物質力量，在當代社會中延續著他們的古典政治。

如果說伊麗莎白之死有什么政治內涵，便在于她統治的七十年來穩定發揮的這種作用。女王沒能挽救分崩離析的帝國，更無法奇妙地激勵不列顛人克服衰退和蕭條，但她確實讓聯合王國及其引以為傲的君主制傳統在去殖民化、經濟下行與政治危機中一次次地幸存下來了——只不過不是憑她自己，而是靠著那頂王冠的魔力。

當地時間2022年9月14日，英國倫敦，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靈柩覆蓋著皇家旗幟，頂部戴著皇家王冠，由國王皇家騎兵炮兵的馬拉炮車抬著，在從白金漢宮到倫敦威斯敏斯特宮的儀式游行中。

“帝國就是和平”

對多數現代居民而言，王公貴族已經離生活太過遙遠了。20世紀中國的兩次革命先是推翻了滿清朝廷，又徹底改造了供養皇權的社會土壤。但在清末，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保皇勢力曾激烈地抨擊革命黨人建立共和的主張，鼓吹效仿英國、確立“虛君”制度。在《新中國建設問題》中，梁啟超是這樣為君主制辯護的：

“夫歐人果何取乎此裝飾品，而全國人屈己以禮之，且出其血汗金錢以豢之也？以其可以杜內爭而定民志也。夫以法國大革命恐怖時代，全國民死亡將半，爭亂經八十余年而始定；以中美、南美之每改選大統領一次輒起革命一次；試問國家所損失為數幾何？以區區之皇室費與照例遵從之虛文易之，天下代價之廉，莫過是也。”

在梁啟超看來，一個皇位便可以杜絕黨爭，讓民眾齊心協力，避免各方勢力為爭奪國家元首之位而無謂地流血傾軋。他的觀點與一般的印象頗為相似：英國不流血的“光榮革命”雖然保留了王室，卻通過漸進的改革實現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而法國人在革命熱忱中砍了國王的頭，共和制度卻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斗爭后方才確立——似乎讓國王的頭顱留在他的脖子上，對國家與民族而言才是更妥當的選項。今天的中國不少人無緣由地愛戴伊麗莎白，大抵也是人們對兩次革命后與法國類似的漫長而曲折的探索道路有所后怕的緣故。她和英國的君主制象征著穩定，而在她統治的七十年間我國的歷史卻并不風平浪靜。

梁啟超

但架空的王權之下，秩序從何而來？梁啟超認為，虛君制度免除了爭奪國家統治權的斗爭，因而能夠安全地讓議會集中權力；而在弱肉強食的世界民族之林中，又只有強力的政府才能領導國家走向強盛。他這樣寫道：

“且在今日國競極劇之世，茍非得強有力之政府，則其國未有不式微者。

“……政府之權力，亦除卻使男女易體外，無一事不能為也。所謂強有力之政府，莫過是矣。然則易為而不流于專制？則以非得多數于國會者不能執政，而國會實由人民選舉，其得多數者，必其順民心者也。此制也，在專制君主國固不能行之；即在德日等之大權立憲國仍未能行之；若在美洲之諸民主共和國，尤絕對的不能行之；能行之者，惟虛君主共和國而已。此論政體者所以推此為極軌也。”

梁啟超的觀察至少是部分正確的，英國作為現代民主制度的濫觴，其政府的權力反而大得驚人，而這種權力的相當一部分便是仰賴君主制的恩賜。這種恩賜最直接的體現便是“王室特權”：雖然這些權力名義上由君主享有，但幾百年來早已形成了君主只在首相的“建議”下才能行使的慣例，于是這些特權實際上掌握在行政機關手中。歷史上常被政府運用并多次引發爭議的權力包括解散或休閉議會、赦免罪犯嫌犯、宣布緊急狀態或宣戰等。

“君臨國會”的學說則是君主制更間接、卻也更深遠地集中權力的渠道。這一原則在政治上意味著，君主是國家的主權者、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只是君主的多數權力被議會代為行使（而那些依舊直接保留在君主手中的權力即王室特權）。因此，立法機關的權力幾乎是無上的，議會能在怎樣的范疇中行使怎樣的權力，完全是由議會自己的立法決定的，這就是“規定自己的權力的權力（Kompetenz-kompetenz）”。相比之下，多數現代國家都另有高于本國政府的憲法，最高權力機關也無權以一般的立法程序更改，必須經過全民公投或是其他復雜的程序才能修憲。

由于英式議會制度下，內閣是由議會的多數黨組建的，執政集團往往能同時掌控行政與立法大權， “議會主權”正是指這種在法理上與實際上的集權狀況。諷刺的是，即便現代英國民主發端于議會與王權的斗爭中，最終形成的卻是議會與王權的共生：只有君主制存續，議會和政府才能繼續在法理上大權獨攬；而只有議會許可，君主制才能繼續存在。

所以，很難說清楚到底是君主的威嚴和禮節讓國民放下紛爭，還是虛君加持下實際的集權以強力維持了社會穩定。至少對9月11日在牛津被逮捕的西蒙·希爾（Simon Hill）來說，后一種情況真的發生在他身上了。

“不是我的國王”

上個周日，查爾斯正式繼承了英國王位，這一消息在英國各大城市中通過正式的儀式進行宣布。在牛津的儀式上，當查爾斯被正式宣布為“英王查爾斯三世”時，西蒙喊出了那句“誰投票選出了他？”，周圍的群眾馬上就讓他閉嘴，緊接著趕來的警察給他戴上了手銬，將他押上警車。警察逮捕他的依據是幾個月前通過的《警察、犯罪、徒刑和法庭法（Police, Crime, Sentencing and Courts Act 2022，下文簡稱PCSC法）》和1986年的《公共秩序法》。同日的愛丁堡，一位年輕的女性抗議者也被警察以擾亂秩序為名逮捕，而她當時只是舉著“帝國主義去死，廢除君主制（Fuck Imperialism – Abolish Monarchy）”的標語。

2022年9月12日，英國倫敦，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逝世后，反君主抗議者舉著寫有“不是我的國王”和“廢除君主制”的標語牌。

輿論普遍認為，PCSC法是對民眾權利的進一步限制，因為該法大大擴展了警察在針對示威活動執法時的自由裁量權，而上述對反君主制抗議者的執法則是直接限制了言論自由，因為顯然這些抗議者并未開展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在許多其他國家，言論、集會、示威等自由往往明文羅列在憲法中，倘若某部法律有不當限制這些權利的爭議，人們至少可以在法律的世界里據理力爭，但英國的司法機關通常不會審查議會的立法；換言之，議會完全可以通過合法程序埋葬這些權利。

英國沒有成文的憲法，傳統上自由表達政治觀點的權利屬于“法無禁止即可為”的范疇，而并沒有像其他諸多國家那樣在憲法中明文規定這一權利。人們津津樂道的1689年《權利法案》僅規定了議員不得因其言論而受罰，此后的三百年間，即便種種慣例和習慣法大體保障了民眾實質的言論權利，但作為法律概念的言論自由權卻并不存在。直到1998年，為了讓普通法系與英國簽署的《歐洲人權公約》中對公民權利的明文規定相調和，英國才通過了《人權法案》，明確列出了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一些英國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然而，由于英國議會通過的法案之間并無上下位之分，《人權法案》原則上并不能阻止議會頒布另一部限制某些權利的法案。

議會面臨的實質約束只有破壞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的外交風險，以及觸怒本國社會力量而引發動蕩的政治風險，而后者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按鬧分配”。

PCSC法最早針對2019至2020年間各類環境保護組織的激進行動而起草，以環保活動家為核心的反對勢力也在該法審議期間組織了一系列抗議，但英國主流民意雖然贊同環保主義、卻厭煩堵塞交通這類環保運動的常見策略。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潮、疫情以來反對防疫政策的抗議活動也并未成功阻止PCSC法的出臺，均是因為這些運動并未在英國社會中掀起太大波瀾。然而，該法案卻幾乎完全沒有觸動工會的既有權利，并未對罷工等工業行動增加限制；而在實踐中，即便今年物價上漲引發的大罷工一浪接著一浪，公共交通等重要領域動輒停擺，也全無警察動用PCSC法強行執法的爭議出現。這是因為工會在英國政治中根深蒂固，雖然規模有限，但組織和動員能力很強、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極大，當局并不敢輕易惹惱工會。

甚至嚴格意義上來講，發表反對君主的觀點在英國可以按重罪論處。1848年通過的《叛國重罪法》第三節規定，任何鼓吹廢除君主制的言論或行為都是重罪，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雖然自1879年以來就再也沒有人被判決過這項罪名，這一法條的存續本身就是對法治與言論自由權的莫大諷刺。可以說，英國議會與政府的權力邊界在19世紀與今天并沒有根本差別，只是國際共識與社會觀念的改變讓一些幾百年前的信條放在今天不合時宜，因而沒有人會冒著丟失選票的風險去執行罷了。

這種沒有邊界的權力正是源自王權與“君臨國會”的原則，只是執政者們通常懼于政治風險而不會行使逾越常理的權力罷了。但在女王去世之際，PCSC法這部本就有侵犯自由之嫌的法律以一種更反動的方式被執行了，王室的尊嚴被這種非常卻又符合法理的方式維護了。王權最終通過它昔日授予議會行使的主權，巧妙地維護了它自己與時代脫節的存在。

“誰擁有英格蘭？”

現在，讓我們結束在法理宇宙中的遨游——英國也是現代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發源地之一，如果君主制及其擁躉沒有相應的物質力量去維持法律的現狀，他們早就該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封建制度那樣隨著工業化和民主化而消散在歷史中了。

2019年，調查記者蓋伊·施拉布索爾（Guy Shrubsole）出版了著名的《誰擁有英格蘭？（Who Owns England?）》一書，總結了他對英國土地制度的長期調查。與大部分現代國家不同，土地所有權的信息在英國“臭名昭著地”不透明，就連政府的土地注冊處（HM Land Registry）也只掌握了英格蘭約83%國土的所有者信息，而且普通人能直接從網上的公開渠道獲得的資料相當有限，詳盡的信息只能在地方的主管部門逐次查詢，手續繁復還要收取費用。據估算，倘若某人想要弄清楚全英所有土地的所有權，光是交給各地政府的手續費就總共超過七千兩百萬英鎊。

施拉布索爾發現，全英格蘭一半的土地被掌控在不到兩萬五千人手中，而這些土地中的一大半又是由貴族家庭世代繼承下來的。貴族和鄉紳占據了全英約30%的土地，另外18%由大企業所有，王室和英格蘭國教會又擁有2%。這些統計還沒有把那17%所有權不明的土地計算在內，而這部分土地幾個世紀以來完全不曾在市場上交易過，很可能也屬于貴族們長期世襲的地產。另一個出乎意料的事實是，普通人能夠自由移動的土地大約只占全英國土的10%。

多數現代貴族當然不會繼續在他們的家族已經占據了幾個世紀的土地上延續著祖先田園牧歌的生活；相反，他們早已習慣于用現代手段來經營土地、汲取巨額收入。

當地時間2022年9月12日，蘇格蘭愛丁堡荷里路德宮舉行“鑰匙儀式”，將愛丁堡城鑰匙交給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

王室給爵士領主們做了表率：查爾斯三世方才從伊麗莎白二世處繼承的不只是白金漢宮、巴爾默勒爾城堡等王室的私人地產，還有在“王家地產（The Crown Estate）”經營下的約三十萬英畝、總價值逾150億英鎊的公共地產。王家地產進行集團化管理，以盈利為導向運營土地，2021年一年的收入便接近五億英鎊，倫敦著名的商業街攝政大街（Regent Street）就是王室名下的地產；但王家地產又并非一般的市場經濟主體，它還擁有全英55%海岸的潮間帶和所有沿海12海里內的海床，并因此在油氣開發與清潔能源等產業賺得盆滿缽滿。家族信托則是貴族們的另一種選項：阿索爾公爵布魯斯·莫瑞名下的七萬英畝土地，便是由其父約翰·莫瑞生前創立的信托經營的，于是公爵及其后代們不必親自從事任何勞動或商業活動，也依舊能在英國富豪中榜上有名。

在政治生活方面，即便貴族頭銜越來越少出現在時政新聞中，古老而高貴的血脈卻從來沒有遠離過英國的權力中心。貴族看上去不再直接掌握權力的原因十分簡單：有貴族頭銜者無法成為下議院的議員、進而較少在內閣中擔任正職；而貴族頭銜又有一系列復雜的傳承規則，能繼承上一代頭銜的晚輩名額相當有限。但是，為數眾多的政治家們即便沒能繼承來公爵伯爵一類的頭銜，卻依舊出身名門、享受著財富與人脈；而在聚光燈之外，還有不少權力游戲的幕后參與者們。

二戰后，王室曾提議授予溫斯頓·丘吉爾以“倫敦公爵（Duke of London）”的頭銜，以表彰他在戰時領導英國的巨大貢獻。但他考慮再三后還是拒絕了封爵，因為倘若他獲得了貴族頭銜，其獨子蘭道夫·丘吉爾在自己逝世后就將繼承頭銜而無法繼續擔任議員乃至進入內閣，而他的孫子溫斯頓未來也會面臨同樣的尷尬。至于丘吉爾自己，他一直為他的直系祖先、光榮革命和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功臣馬爾博羅公爵約翰·丘吉爾而自豪無比，但恰恰是因為沒有繼承到祖先的爵位，才有資格成為下議院的議員，并在日后進入內閣乃至官拜首相。

至于知名度稍低些、但同樣擁有巨大政治能量的中高層政客，類似的例子就更多了。現任農村事務次官理查·貝尼昂（Richard Benyon）的血脈包括索爾茲伯里侯爵與雪萊男爵的家族，他自己名下便擁有繼承來的位于倫敦西部伯克郡的一萬四千英畝土地，而2019年時這些土地受益于約二十八萬英鎊的農業補貼。選民想必只能懷著最大的善意，相信這位既是主管三農政策的高官、本身又是享受補貼的大農業土地所有者的爵爺不會偏袒本階級的利益吧。另一位頗有影響力的保守黨議員、也是英國脫歐最堅定的鼓吹者之一，理查·德拉克斯（Richard Drax）的貴族血統可以追溯至十一世紀的諾曼征服以前，他在英格蘭西南的多塞特郡擁有近一萬四千英畝土地。在脫歐尚未成為定局的2019年，反對移民的他曾公開宣稱：“這個國家人滿為患了。”

“秘密國家”

某種意義上，英國政治的一些特征確實契合了陰謀論者對“深層國家”的想象。英劇《紙牌屋》《是，大臣》《一場典型的英式政變》《國家秘密》中，政黨精英、官僚系統、軍隊、情治部門、財閥企業、甚至還有美國人，每股勢力都能在政治舞臺上一手遮天。當然，現實并不會像電視劇的邏輯那般簡單粗暴——躲在幕后卻又無處不在的權力集團把民選政府玩弄于股掌之間。

現實的情況更為復雜。以上各方勢力確實都有神通廣大的能力：執政黨的建制精英可以借由上文論及的政制權傾朝野；高級行政人員無須對選民負責卻依舊主宰政策制定；軍隊和軍情五處確實在上世紀策劃過針對民選政府的陰謀；財閥企業自然也有合法與私下的種種渠道對政治施加影響。這些勢力也確實交織成同一個社會網絡，各行業的精英們很可能原本就彼此認識，從同一批的名牌公學和大學畢業，相互之間總有各取方便的人情和交易，自然發展出了復雜的裙帶關系。但是，這些勢力之間有著矛盾的訴求，彼此間同樣明爭暗斗、爭權奪利，自然不可能匯聚在一間煙霧繚繞的小屋子里暢談如何操縱這個國家。

除非，他們共享某種政治上的最大公約數，并存在著某種實在的紐帶，將這些勢力在特定議題上團結成同一個政治集團。

政治學者巴靈頓·摩爾在其經典專著《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中提出，即便新興的工商資產階級在現代英國民主政治的建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但土地貴族階級的“資本主義動力”同樣是不可或缺的。近代的不少英國貴族樂于將他們汲取自土地的財富再度送入市場，投資于航海、海外貿易或殖民擴張等活動，或是干脆在自己的土地上開展資本主義化的經營：被視作商業革命開端的圈地運動和“羊吃人”，卻是由貴族把持的議會一手實現的。

接下來的幾百年間，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階級日益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系。商人和工廠主發家致富后，往往自己也效仿起了貴族圈子高雅的生活方式，并把子女送進精英公學、指望他們交到貴族好友甚至與名門望族喜結連理。那部分有進取心的土地貴族們也接納了高歌猛進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他們將世代傳承的財富投資到工廠、銀行和種植園處。理查·德拉克斯的貴族祖先就曾在跨大西洋奴隸貿易中大發橫財，據《衛報》調查，約三萬名奴隸曾死在德拉克斯家族在加勒比海的種植園中。

當然，兩個階級間遠非親密無間，著名的《谷物法（Corn Laws）》就是雙方經濟矛盾的集中體現。十八至十九世紀的英國政治是輝格黨與托利黨的舞臺，被經典馬克思主義學說概括為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爭奪國家領導權的斗爭。最終把雙方推到一條船上的，是大有炸平白廳、讓泰晤士河倒流之勢的社會主義運動。一戰后，俄國革命的影響與勞資糾紛的激化讓英國短暫迎來了一段工人斗爭的高潮，1924年的大選中傳統上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由黨一敗涂地，其左翼激進派系轉投工黨，而溫和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支持者們則倒向了保守黨。這一分野是歷史性的，從此保守黨的隊伍既受益于名門望族的身后資源、也從大資本的政治獻金中獲利頗豐。

貴族和資產階級并非簡單地結為同盟，而是在政治上、經濟上乃至血緣上都逐漸相融。時至今日，豪門后代們用企業化的方式經營著繼承來的龐大地產，靠著土地財政的收入為自己和子女的任何事業提供充足的經濟資本；企業家和銀行家的行列中也幾乎不再有“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富人，更多人同樣是靠著優渥的出身、高貴的交際圈子和家族賬戶中的真金白銀來維持地位；至于議會和政府中端坐著的保守黨權力精英們，即便姓名前沒有貴族頭銜、直接名下沒有以百萬計的財富和地產，他們哈羅和伊頓、牛津和劍橋的背景就已經讓許多事情不言自明了。

所以，如果說英國的各個利益集團間果真有什么能讓他們團結一致的底線，那就是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政治資本在世代間的世襲絕不能被打破，他們的先人在軍事征服、奴隸貿易、血汗工廠和金融投機等渠道中積累下的原始資本絕對不容攻擊；換言之，他們共享的價值觀就是“把農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陳舊的，祖傳的，歷史性的鞭子——的每個呼聲宣布為叛亂。”（馬克思語）

最符合這種共識的制度就是君主制，因為君主的存在本身就昭示著：有些人僅憑血脈、傳統和繼承權便可在出生時就高人一等。而維持這種共識的紐帶，除去這些人來到世上后就無法改變的血統之外，就是他們從小到大、從上學到求職再到平步青云的整個成長過程中不斷受益的、并終將有一天繼承過來的祖先不義地奪來的財富與地位。于是，即便政見不合、利益分歧不斷，在君主制存續的問題上，英國的精英階層總是如此團結。

2003年，長期支持共和主義的《衛報》曾向上議院上訴，控訴1848年《叛國重罪法》中規定廢除君主制的言論可招致終身監禁的條款違反言論自由，但卻被上議院的貴族議員們駁回了：“沒有人會因為和平地宣傳君主制應當廢除并由共和政體取代，就面臨任何被起訴的風險。”于是十九年后的今天，英國當局只好找出了別的緣由和法條來給反君主制人士戴上手銬。君主制確實意味著穩定：精英階層內部對王室的延續毫無雜音，國家機器忠實地換著法子維持帝國的航向。

當地時間2022年9月12日，英國倫敦，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首次在議會大廈發表講話。

查爾斯三世只面臨一個問題：君主制的維護者們利用王冠來為自己世代繼承的特權辯護，但無權無勢的王室則因此被動地成了社會不平等的守護天使。那么，人民越是對特權和不平等忍無可忍，對君主制的反感就會從怒火中產生。正如《雅各賓》雜志所言，“任何一個人純粹因其血統便能生來就在國家機器中占有一席之地，正如我們生活的這個一些人生而富有、另一些人生而貧窮的世界一樣令人厭惡。”

伊麗莎白二世或許不該在這個本就充斥著不滿與動蕩的年份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