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建投讀書會·澎湃北外灘”是建投書局、虹口區委宣傳部、澎湃新聞合作策劃的高品質文化主題講座。2017年12月16日，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周武擔任主講嘉賓，他演講的題目是“大上海的興起”，因篇幅較長，分兩篇發布。此為下篇。

對現代中國而言，大上海的興起具有極其特殊的意義。什么意義？第一個意義是它創造了一種都市類型，一種非常特別的都市類型。在它興起之前，中國的城市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城市的規模、地位與城市的行政等級相對應，依次是都城、省城、府城、縣城，都城比省城重要，省城比府城重要，府城比縣城重要。中國古代80%以上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或者政治中心，大上海的興起則完全跳脫了這樣一種模式，這座城市不靠皇帝、不靠官吏，而靠買賣發展起來，買賣是它的靈魂，所以它跟中國傳統城市類型非常不一樣。如果把上海放在世界城市序列當中看的話，它也是非常另類的。它不像倫敦、巴黎，倫敦、巴黎從前近代一直到現代，是通過自我更新機制來完成整個城市的演變，是從傳統一直延續下來的；它不像紐約，上海是一個移民城市，紐約也是移民城市，但紐約是在主權完整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都市；當然也不像加爾各答，不像香港那樣，完全變成了殖民地，是殖民城市，上海不是。就城市而言，上海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標本。這就是為什么上海能吸引全球那么多學者研究它，重視它。現在可以毫不夸張地講，上海是全球最受關注的城市之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它甚至比北京更受矚目，相關的研究成果也更多。

大上海的興起不僅創造了一種都市類型，而且從某種意義上改變了中國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的歷史大格局。近代之前，中國的歷史是以帝都為中心的歷史，基本上是從西安看出去的歷史，或者從北京看出去的歷史。大上海興起之后，在帝都之外形成了另外一個中心。北京是因“政治”（都城）而成為中心，上海則是因為“社會”（工商）而成為中心。這個是非常不同的。相對帝都而言，上海本是非常邊緣的濱海縣城，它能夠從邊緣走向中心，在中國這樣的一個歷史大格局中另創一個中心，其意義自然非比尋常。上海，這個靠近大海、以海命名的城市，在現代中國的重要性，甚至比倫敦之于英國、紐約之于美國、巴黎之于法國、柏林之于德國更為顯著，是任何其他中國城市所無法替代的。它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產物，又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肇始者和推進器，而且，差不多是現代中國一切變化的制造者，在近代以來中國各個歷史時期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不了解上海，不研究上海，怎么可能了解中國的現代變遷？因為中國現代變遷的源頭，不說所有的源頭，至少絕大部分的源頭都出自上海。因此，關注和研究現當代中國，就不能不關注和研究上海。

譬如工業，上海是率先步入工業時代，并建立現代工業體系和工廠制度的大都市，也是率先建立現代都市工業區的“工商都市”，滬東（楊樹浦一帶）、滬北（閘北西區）、滬西和滬南工業區陸續形成，成為中國現代工業文明的搖籃，這些工業區創造了無數的中國第一，絕大多數現代工業門類都是在這些工業區孕育發展起來的。中國之有現代工業始于上海，上海之有民族現代工業則始于這些工業區。正是因為上海在全國率先實現工業化，上海才真正確立起自己無可撼動的優勢。一旦形成優勢，就會產生積累效應。全國工業資本和人才向上海集中，就體現了這種效應。但工業化不但產生集聚效應，也會產生外溢效應。在上海工業化的進程中，中國其他城市無論是青島、天津、漢口、無錫，還是大西北，現代工業的建立都離不開上海，最初都是從借鑒上海經驗開始，然后慢慢發展起來。公共設施也是這樣，基本上都是從上海開始，而后逐漸在其他城市推廣開來。工業的發展，離不開研發，離不開現代科學技術。上海從一個濱海縣城衍變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每一步都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研發、創新與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的轉化、應用和推廣。開埠以來，上海不但是中國接觸、介紹、傳播、接受、消化西方科學技術最為集中的地方，而且是中國科學技術研發、轉化和推廣的中心。上海的現代性和優勢地位的確立，很大程度即建立在全國領先的科學技術的基礎之上。上海是中國最早引進、使用和推廣電話、電報、電燈、汽車、自來水、煤氣等公用設備和技術的城市，在工業技術、建筑技術、工程技術、河道疏浚技術及通訊交通技術的引進與研發上，也都走在全國前列。上海的公用事業靠技術，制造業靠技術，甚至上海能夠成為文化中心城市，也靠技術。如果沒有與世界同步、全國領先的技術，特別是印刷技術，上海就不具備足以成為文化中心城市的文化生產能力和知識傳播能力。

從政治上來講，雖然說上海是一個因工商而成為中心的城市，但現代中國的政治變遷也離不開上海，為什么這么說？晚清以來的政治思潮、政治組織、政治動員、政治活動，上海都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是北京之外的又一個中心，而且多在上海率先醞釀、組織和發動，戊戌變法如此，以及后來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等等，亦莫不如此。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上海更成為影子政治中心，民國政要在上海多有房產，住在上海，國民政府的許多決策都是在上海密謀成案后，再在南京發布。支撐南京國民政府的龐大經費，大量來自上海。至于，中共就更不用說了。上海是中共的創建之地，早期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可以說，晚清以來，各種政治勢力都在爭奪上海，以上海為競逐的舞臺。上海是各派政治力量消長的晴雨表。不理清上海在現代政治演進當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怎么說得清楚晚清民國的政治？

就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變遷而言，上海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上海不僅是通商的大碼頭，也是新知識的碼頭，新思想的碼頭，新文化的碼頭。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識、新思潮、新學術、新文化最早是在上海登陸，并借助上海的文化生產能力、文化組織能力、文化表達能力、文化融匯能力和文化傳播能力，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全國各地。在這個過程中，上海成為全國乃至整個東亞無可爭辯的文化中心。不是說其他口岸在文化上沒有貢獻，但真正足以影響到整個國家的思想觀念，足以牽動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變遷走向的力量，是大上海興起之后才出現的。

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光緒帝最后的閱讀書目。1908年1月，光緒帝朱筆開了一個書單，要內務府照單購買，書目如下：政治官報局刊印各書：《日本憲法說明書》《日本統計釋例》《日本憲政略論》《譯書提要》《駐奧使館報告書》；商務印書館新印各書：《孟德斯鳩法意》《政治講義》《法學通論》《比較國法學》《政治學》《國法學》《民法原論》《政治泛論》《憲政論》《行政法泛論》《日本預備立憲》《國債論》《警察講義錄》《日本警察講義錄》《日本警察法述義》《自治論纂》《憲法研究書》《日本監獄法詳解》《萬國國力比較》《政治一班》《列國政治異同考》《歐洲最近政治史》《歐洲新政史》《歐洲財政史》《經濟通論》《理財新義》《日本法制要旨》《日俄戰紀》《最新戰法學》《德國學校制度》《各國憲法大綱》《英國憲法論》《萬國輿圖》《歐美政教紀原》。這個書單所列的書目，除5種由政治官報局刊印外，其余34種全部由商務印書館編譯出版。其實，光緒帝開出這個書目并不奇怪，晚清時期絕大部分新式讀物都來自上海，上海不但是內地新知新學的主要來源地，也是廟堂新知新學的主要來源地。當上海的出版物成為廟堂讀物的時候，它沖擊和改變的就絕不僅僅是一時一地的讀書人的知識架構，而是整個國家的朝政。

另外一個例子是商務印書館。商務創辦于1897年，最初的主業是印刷，所以叫“印書館”，但它印書主要幫別人代印，當然自己也零星地印過一些書。1903年初，張元濟加入商務之后，即著手組建編譯所，并按朝廷頒布的新學制編纂新式教科書以“扶助教育”，隨即推出《最新國文教科書》，大獲成功。以此為起點，商務在書業林立的上海迅速崛起，成為現代中國首屈一指的出版重鎮，在教科書、西學傳播、國粹保存、原著出版、辭書編纂、期刊發行印刷技術等方面都曾做出過開創性和引領性的貢獻，于中國文化的積累、傳承、發展與現代轉型可謂厥功至偉。商務版讀物的出版、發行總量一直雄踞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首位，業績驚人，王云五說抗戰前夕，商務出版物占全國出版物總量的一半。據美國著名的中國學家、MIT政治學教授白魯恂說抗戰前商務印書館一年圖書發行總量相當于美國一年圖書的發行總量，我沒有研究過當年美國的圖書發行，但白魯恂教授是一位嚴謹的學者，他的說法應有所本。不過，即使這些說法跟事實有些許出入，商務的文化生產能力、文化組織能力和文化輻射能力超強卻是事實。

商務的出版物不僅在國內書籍市場上所向披靡，在海外，特別是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亦廣有市場。最近承張元濟先生哲孫張人鳳先生惠贈他和新加坡的同仁合著的《開卷有益·潤物無聲：新加坡華文教科書圖示目錄（1902—2015）》一書，其中顯示民國時期南洋華文學校的教科書主要由上海多家出版機構提供，其中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最多。這些教科書涵蓋蒙學、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及大學先修班，涉及語文、歷史、地理、社會、數學、科學（生物、化學、物理）、道德教育、音樂等，總計有440種。由于這些教科書系專門為南洋華文學校編纂的，在上海編寫，在香港印刷，而后直接發往南洋華文學校，國內圖書館基本上看不到，因此國內學界對于上海出版物在南洋的發行情況一直不甚了然。這本書以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新加坡教育部文物中心和南洋理工大學王賡武圖書館的館藏為依據編纂而成，所收錄的教材每本均有圖示，極為珍貴。借助這本書，可大致勾勒出當年上海與南洋跨區域文化網絡的歷史，亦可約略窺見上海出版業的跨區域文化輻射能力。

文化輻射能力是需要有許多支撐條件的，并不是想輻射就能輻射的。商務及當年上海出版業能夠具有這樣的能力，那是因為依托上海，上海出版業的全國中心地位建立在上海作為中心口岸地位的基礎之上。上海是中國最早全球商貿網絡和通訊信息網絡的城市，也是中國最早進入工業時代的城市，正是上海的全球商貿網絡、通訊信息網絡和科學技術革新，為包括商務在內的上海出版業提供了廣袤的發展空間。有學者說，商務只能出現在上海，商務也只能繁榮于上海，道理就在這里。

出版與印刷是緊密連在一起的。在雕版時代，上海毫無優勢可言。開埠以后，上海率先引進石印、鉛印技術，并以此為基礎，創新發展出與歐美先進國家同步的龐大文化工業。正是憑借龐大的文化工業，上海擁有了領先整個亞洲的文化生產能力。令人扼腕的是，上海自開埠以來逐漸確立的這種優勢在1949年以后未能得以延續下來。記得1997年，也就是商務印書館建館一百周年的時候，商務印書館曾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辦過一個紀念會，在那次會上，時任上海市政府顧問的汪道涵先生曾應邀發表過一個簡短的講話，他說：我在80年代初期有一種想法，想把上海的出版機構現代化。首先從印刷著手，但后來我知道這個想法是不現實的。因為換了機器，轉速加快了，而我們的新聞紙質量不行，一上了機器就被拉斷。因此，要換機器就得考慮造紙工業。我對汪市長的這幾句話印象特別深刻，所以到現在仍然記得。

印刷之外，發行也是非常關鍵的一環。商務自創立之日起就開始致力于構建多層次的發行網絡。1899年開設滄海山房，開始在上海本地建立發行網。1902年在棋盤街設立發行所，開始構建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性發行網絡。據莊俞《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統計，截止1928年，商務已在全國各大中型城市及東南亞設立的分館、支館、分廠、分店，共計40家，其中香港分館和新加坡分館負責對海外發行，京華印書局則可單獨印刷、出版書刊。分支館之外，商務還設有千余個銷售網點，不僅遍布中國、東亞，南洋，以及日據時期的臺灣也有它的銷售網點。此外，近代郵政體系建立后，商務還依托這個體系，辦理郵購業務，館內設有一個征集了十萬訂戶的“通訊現購處”。這是一個龐大的網絡。借助這個網絡，商務把自己的出版物源源不斷地推向全國市場。

不僅如此，商務還接受許多世界知名出版公司的委托，代理它們在中國的業務。民國前商務就已成為美國三家知名出版公司中的兩家和英國五家出版公司在中國的代理商。當然，跟世界知名出版公司建立代理關系并不容易。晚清時期西文讀物，特別是教科書，在上海非常暢銷，而西方出版公司的代理條件又往往十分苛刻，因此那個時候上海的出版公司翻印西文教科書及其他讀物成風，商務也不例外，在這一時期也翻印了上百種外國教科書，由此引發的版權官司時有發生。商務與金恩公司（Ginn & Co.）之間的版權糾紛，就是頗為典型的一例。金恩公司是美國有名的教科書出版商，商務曾希望代理它在中國的業務，但金恩公司開出苛刻的條件，商務無法接受。于是商務就開始直接翻印金恩公司的教科書。這引起金恩公司的極度不快，1911年初將商務告上法庭，控其侵犯版權。由于當時中、美均未加入《伯恩公約》（當時國際上關于版權保護的通用公約），因而不受該公約的制約。商務的翻印行為不受約束，金恩公司敗訴。在訴訟官司結束不久，商務總經理夏瑞芳指示，商務與外國圖書公司交涉的時候，如果外國書商不同意商務開出的條件，那么就翻印對方最暢銷的書，以此來逼迫對方就范。這種做法雖然有效，但亦有損商務在海外的聲譽，被視為是一個有條約保護的、合法的“盜版商”。這當然不是商務所樂見的，因此商務決定改變策略，如果國外出版社提出條件，那么商務可以放棄翻印，來換取合理的代理條約。最后張元濟以商務的實力、網絡和誠意與金恩公司化敵為友，商務停止翻印金恩公司的教科書，金恩公司則給出他們能給的最好代理條件，雙方最終達成了雙贏的局面。有關商務與金恩公司版權糾紛的曲折原委，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王飛仙博士有專文論述，非常精彩，值得一讀。

商務的成功，至少有一半要歸功于它精心構建的這個跨區域跨國網絡。其實，不僅商務，上海的優勢地位也是靠這樣一個不斷延伸與拓展跨區域跨國的龐大網絡支撐起來的。沒有這個網絡，就沒有上海。當年的上海跟中國其他城市最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國際化和全球性。可以說，上海是最國際化和全球化的中國城市。羅茲·墨菲說：“就是在這個城市，中國第一次接受并汲取了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治外法權、實力外交、租界居留地以及侵略擴張精神等一系列歷史經驗和教訓；也就是在這個城市，西方文明特有的那種理性的、法制的、科學的、工業化的、高效率的和擴張主義的因素，與華夏文明固有的那些因循的、唯直覺論的、人文的、尚農的、低效率的和閉關自守的因素首度交流融合。這種異質文明碰撞的現象遠比在中國其它地方明顯得多。兩者會合的后果以及中國社會對此做出的響應，首先在上海這個城市出現，于是現代中國也就在此誕生了。”上海本身就是中西兩種文明交匯融合的產物，是上海把世界帶進中國，也是上海把中國帶入世界。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像上海這樣在一個國家的現代成長中扮演過如此重要的角色，也沒有一個城市像上海這樣在中西文明的交匯融合過程中發揮過如此關鍵的作用。

因此，我的結論是，要了解中國近代以來的變遷，不能不研究上海；要了解中西接觸與交涉的歷史，亦不能不研究上海。

我要講的就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