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拒絕的凍卵

2018年年底發生糾紛，2019年12月和2021年9月兩次開庭審理，今年7月向當事人發出一審判決書的“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暫時落下帷幕，原告要求醫院為其提供凍卵服務的訴訟請求被駁回，法院同時也不認為醫院侵害了她的人格權（生育權的性質被認定為是人格權）。該案從一開始就引起包括有凍卵需求者在內的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在一個毋庸諱言的低生育率背景之下，我國對于單身女性凍卵的禁令（原衛生部于2003年頒布的《人工輔助生殖技術規范》）是否可能有所松動？敗訴結果并不出人意外。《人工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中明確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醫院的拒絕確實有規章可依。在禁止單身女性凍卵的堅硬現實面前，訴訟的意義顯然更體現在對社會性凍卵[1]議題的攪動上。[2]敗訴之后，支持凍卵權利化的法學觀點再度浮現，以為修法提供理據，為決策者調整思路鋪設臺階，當事人也稱受到許多聲援者的鼓舞，她將繼續上訴。

由于關涉單身女性凍卵這項“新興權利”的法律認定，且與社會性凍卵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所預示的女性權利前景、生育方式、身體自主性等諸多重要問題有關，這一司法事件及其后續其實構成了一個可從性別與法律的關系視角來分析的經典案例。本文便是以此案例為基礎，以努力與單身女性共情的方式，去理解社會性凍卵訴求背后的行為邏輯和深層困境，去分辨權利化論證路徑對女性處境的揭示與遮蔽，進而推測社會性凍卵實現單身女性原初目標的可能性及開放凍卵可能帶來的多重后果。

2021年9月17日，北京，國內首例單身女性爭取凍卵權利案在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第二次開庭審理，當事人徐棗棗（化名）在法院外。當天庭審持續約兩個小時，法院未當庭宣判。

二、社會性凍卵實踐：激進還是保守，賦權還是規訓

女性對一切可能增進平等、拓展自由范圍的技術都高度敏感并勇于嘗試。人類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發展到成熟階段后，凍卵很自然地進入部分單身女性視野。這一被美譽為“世上唯一的后悔藥”，具有“儲存生殖力”意味的技術，給單身女性想象和實踐一種更自主的生活提供了可能。例如，可以緩解與男性因生育時間上的差別而產生的婚育緊迫感，以更從容自如的態度管理時間發展自身。從這一出發點來看，凍卵應當具有對女性賦權的作用。在更激進的層面，凍卵還意味著，借助體外受精，單身女性可以獲得一種與性或任何伴侶關系相脫離的生育方式。這種生育方式在烏托邦式的暢想中，構成了對異性婚姻為基礎的父權社會的隱形沖擊，一個更獨立自信強大的女性形象由此而“浮出地表”。我們不能說此案當事人是基于這種愿望而起意凍卵，但是對于這種暢想，很多女性應當能夠心領神會。

有學者對單身女性凍卵認知問題進行了研究。[3]在一個年輕女性用戶為主的知名社交平臺上，有不少實施跨國凍卵和想要凍卵的女性以筆記形式分享了她們的心聲。研究者分析筆記，輔以訪談，最后發現，這些單身女性多是出于如下原因考慮和實施凍卵：管理時間、緩解大齡單身生育壓力、平衡事業與家庭、家長催婚等。這一發現印證了上文中我們對于一般意義上的單身女性凍卵動因的想象，但在另一方面也透露出，這些女性凍卵或與我國家庭的特點如代際關系緊密、生育是一家之事，以及女性的特定社會壓力有關。而且，這部分女性也無意借助凍卵來挑戰或對抗社會結構中給予女性的各種約束與規訓，對于她們來說，凍卵是緩解危機意識和生存焦慮的方式，是一種都市中產的新型“身體消費”。這一認知在觀念的光譜上顯然更偏向保守而非激進。至于凍卵的“緩解效果”，這一研究也指出，凍卵并不能真正幫女性應對需要面臨的結構性壓力，實施凍卵對于現代愛情關系的基本特征（如找到孕育共同生命的合適伴侶）也沒有任何影響。在凍卵過程中，女性身體的生育職責和異性伴侶關系其實是被進一步強化了，即（凍卵的）身體的體驗似乎給凍卵女性帶來某種自覺意識和主體性，但這種掌握自己身體的自主權是暫時性的，與其說身體是一種抵抗意識形態的“武器”或“工具”，毋寧說喚醒了女性身體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凍卵沒有打破父權社會所設立的男性與女性、文化與自然、工作與家庭的二元對立，甚至加固了父權制背后的一些傳統觀念。沒有誰應當背負起“打破”或“顛覆”父權制之責，因此這一表述并不是為了發起對凍卵女性的指責而是讓人們對凍卵的強化傳統的一面多加留意，而對其可能有的激進一面抱有審慎的懷疑。

關于凍卵技術是否會給女性帶來更多身體自主，醫學人類學的發現也給出了一條思路。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確能造福懷孕受阻的男女，但它從一開始就是高度性別化的，被認為是一項“性別技術”。醫學人類學學者朱劍峰稱這項技術雖然對男性也不友好、對男性身體也同樣進行著客體化的作用，但相比之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對女性身體的侵入性遠高于男性。[4]比如女性要大量服用或者注射藥物以促進排卵，并時時接受B超監測以確定卵泡的數量與成熟度，取卵則需通過卵巢穿刺的手術完成。這些醫療手段將女性身體和女性角色置于了生殖責任的主要承擔者地位。而這種侵入性與對生殖責任的強調，與女性是已婚還是單身并無關系。對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之于女性身體的權力技術的研究具有鮮明的后現代學術色彩，從生殖技術到身體技術、到生殖規訓或許只有一步之遙。不奇怪有女性主義者就認為，“生殖技術的任何進展，都不過是將婦女的身體變成生命工業化生產的實驗室，或將婦女子宮變成手術室。”[5]另外，在消費席卷的社會之中，有關身體的各種技術很難幸免于被商業化的命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也是一樣。對商業利益的追求會令技術給身體造成的痛苦、傷害與危險被盡可能淡化，讓可知可感的身體變為一個無關痛癢的待修剪物件，比如“無痛”人流。凍卵技術假如全面開放，而監管措施又未跟上的話，是否也存在被商業化的隱患？在追求包括性自主、生育自主在內的身體自主的同時，似乎也需面對身體被不斷物化和異化的可能，而這些負擔與焦灼，也是全由女性承擔。

男女兩性生殖器官客觀存在的差異，生殖技術的高度性別化，以及特定社會中的生育觀念，都是在思考凍卵是否會增進身體自主時必須考慮的因素。被視為“激進”的女性主義法學家麥金農認為在性別不平等的社會里，女性對性的控制也難以達到與男性一樣的程度。那么，對于那些不具有相當的性控制力的女性而言，墮胎手術的發展帶給她們的是更多身體自主還是身體傷害就更需掂量。同樣的道理，凍卵會給單身女性帶來何種意義上的身體自主，也取決于我們當下性與生育領域的性別化現實。

三、法學的援手：社會性凍卵權利化論證

再看法律層面的問題。我國目前對生育權利的法律保障主要體現在《婦女權益保障法》與《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1992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第47條（現第51條）中規定，婦女有按照國家規定生育子女的權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2001年《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公民有生育的權利，也有依法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凍卵案當事人指醫院侵犯其人格權，也是以上述申明了單身女性生育權的法律作為支撐。但問題在于，法條中所稱的生育權是否包含了單身女性以人工輔助生殖方式實現生育的權利以及為了延遲生育而凍卵的權利？答案并不是明確的。從單身女性生育權到單身女性“凍卵權”，中間還需填充論證環節——這一論證工作因牽涉到諸多新生的倫理問題而令許多頂尖的法理學家也只能謹慎為之。從已有的學界反饋中可以看到，目前存在這樣幾條權利化的論證路徑：如從自我所有權概念出發和從權利的來源出發的論證。[6]這是法學對訴求凍卵的單身女性給予支持的可行方式，也是研究者以專業姿態介入社會議題和政策制定的表現。

權利一詞因其對自由的喻示而吸引眾人，但是，將凍卵權利化的策略是否完全切合凍卵這項議題，或者說將凍卵論證為一項基本權利的思路，是否是從凍卵女性的具體處境出發的一條思路？之所以這樣發問是因為，對性別化的社會現實缺乏足夠考量可能導致新問題的出現。

一個可供參考的事例是自2001年開始、爭論了數年的丈夫生育權問題。如前文所說，1992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明確規定女性有不生育的自由。但包含有“公民有生育的權利”這一條文在內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于2001年出臺之后，即引發了相當多的，依據此條，“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權為由”的訴訟。不同的法院因對法律精神理解的不同而做出了不同的判決。最后，最高人民法院以2011年7月發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中的第九條來統一法院判決，即 “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權為由請求損害賠償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學理上的意見并不會因此而達成一致。運用法教義學的方法，一些法學家提供了如下解釋:《婦女權益保障法》中規定的生育權是私法意義上的生育權，它讓妻子可以用“不生育的自由”來對抗外界以及婚姻中可能占強勢的丈夫的權利。而且，這一權利應當是絕對的，不需要經他人同意。[7]換而言之，丈夫生育權的問題需要被解構，女性的“墮胎自由”需要被強調——前提是，婚姻家庭也是性別不平等蔓延的領域。

論爭發生在多年之前，但論爭中反映的問題對今天仍有許多參考價值。立法者對性別化的現實認識不同，可能制定出難以自洽的條文，引發爭端。隨后出現的諸多訴訟也從側面印證了一些學者對生育一事上妻子處境的判斷。立法者或是研究者需要對性別化的現實有“身在其中”的——用時髦之詞便是“具身化”的體認，才可能給出適切的決策或觀點。回到凍卵案的法理論證上，客觀中立的將女性視為與男性同樣的“人”，為其發展提供權利“護航”非常重要，對男女生理差異以及因此形成的社會差異深加洞察同樣不可或缺。社會性凍卵權利化的思路很專業很“法學”，但在“具身化”地反映女性處境上，仍有不足。而且，二十多年過去了，性別化的現實是否發生了改變，發生了多大改變？有關的實證研究都應當與理論探討同步進行。結合前文提到的女性凍卵認知研究，我們還可提出另一個相關問題，即法律究竟是需要改變對待凍卵的態度，還是需要調整對待女性的態度，才能更好地回應單身女性的生育困境？父愛主義的禁令被認為沒有足夠尊重女性的身體主體，那么，在存在著“開放凍卵應對人口危機”的聲音的氛圍里，開放凍卵的法律觀點是否可以被毫無保留地理解為是對女性身體主體的尊重？

一名技術人員打開裝著女性冷凍卵子的容器

四、生育：女性的多選題

凍卵與女性身體自主的關系絕不簡單，與推進平等、實現解放一類更大命題之間的關系就更顯朦朧難辨，這是由生育與女性權利、女性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決定的。我們或許可以說，揭開醫學、科技、倫理的諸層面紗，單身女性凍卵案實際上反映的仍是當前社會中的女性生存處境問題。

生育從來不應當成為女性的焦慮來源。生育也不應當是女性發展道路上的“麻煩”。令現代女性身陷生育困擾的，是一定社會中對待生育的態度以及與此有關的家庭內外的性別分工。為使女性獲得充分而自由的發展空間，很多理論工作者致力于對生育意義的重構并據此來設計相應的保障制度。生育是否是不止于滿足個人繁衍需要的社會化勞動中的重要一環？如果是，是否應當給予女性以價值相當的社會回饋？經濟學式的衡量還不夠，女性的發展還取決于身體的自主，不能決定是否生育，何時生育，生育間隔的女性，仍不可能真正意義上決定自己的人生。身體的自主又與性的自主、與親密關系中的協商能力有關，而糾結隱忍妥協又常常長著女性的面孔，配合與順從被視為了一種女性的自然。有女性主義運動提出與異性相切割的策略（與不婚不育保平安類似但不完全一樣），性罷工，不生孩子，但終究沒成為主流。當人成為統計學意義上的關乎國家發展的“人口”，女性組織更是回避節制生育的問題，以免承擔人口下滑這個沉重的責任。[8]以個體的方式來平衡發展自我與生育的關系，就成為了現代女性依然面對的問題。社會性凍卵，不過是新瓶舊酒，外加更多不可測的后果。

“女性生殖的所有方面都不是普遍或者統一的經驗，所有這些現象都不能脫離自己所處的社會情景框架去理解”，這里的社會情景，指的是國家、市場、社會運動、社會文化規范和社會不平等的權力關系。[9]對于單身女性凍卵的討論也需放置到一國當下的現實中進行，比如生育率、對待生育的國家態度、經濟發展情況、性別平等的狀況等。任何單一維度的思路都有可能導致事與愿違，比如導致更深的焦慮與“內卷”。當然，這些疑慮并不構成不去爭取的理由。女性在爭取自主的過程中一向都是腹背受敵，霧中前行。相信女性，讓一部分女性先嘗試起來，并沒有錯。

9月9日于滬上

注釋：

[1] 社會性凍卵（Social egg freezing，SEF），指因“社會原因”選擇的凍卵。除此之外還有醫用凍卵（Medical egg freezing，MEF)、臨床凍卵（Clinical egg freezing，CEF)和偶然性凍卵（Incidental egg freezing，IEF)。

[2] 依據之一是2002年的《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即有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并無子女的婦女，可以采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但案件卻發生在近年。近年來，生育政策放開，并屢見有關專家和政協委員在媒體上呼吁開放凍卵。

[3] 見張文婷、譚璇璇：《暫時性的生育延遲：適齡婚育青年對于女性凍卵的認知研究》，載《當代青年研究》2021年第4期。

[4] 見朱建峰：《醫學人類學十二論》，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86-87頁。

[5] 見李三虎：《技術與身體政治：現象學視角》，載《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6] 見2022年8月6日吉林大學法學院家事司法研究中心舉辦的《社會性凍卵：一種新權利主張？》研討會會議綜述。                                                                                                                     

[7] 見馬憶南：《夫妻生育權沖突解決模式》，載《法學》2010年第12期；周永坤：《丈夫生育權的法理問題研究——兼評<婚姻法解釋（三）>第9條》，載《法學》2014年第12期。

[8] 見[德]羅伯特·優特：《避孕：性自由和孕自主的千年掙扎》，李文愛譯，南方日報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頁。

[9] 見朱建峰：《醫學人類學十二論》，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