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卡塞爾文獻展被視為當代藝術的風向標，預示著即將在世界各地美術館、雙年展和藝博會上大放異彩的藝術家、藝術品，以及觀念。為期100天的第十五屆卡塞爾文獻展將持續至9月25日，然而，這屆文獻展卻是1955年創辦以來最具爭議性的一屆，其部分原因是相比過去今年的文獻展以藝術表演、公眾參與、圓桌會議為主。當地媒體宣稱這是“一場沒有藝術家的藝術展”，而一些評論家則質疑展出內容是否是藝術。

種種爭議之下，藝術業內人士如何看待這一展覽？泰特現代美術館館長弗朗西絲·莫里斯在內的美術館館長、策展人和畫廊主提出了他們的看法。也許，除了作品外，藝術還來自分享知識和想法。

第15屆卡塞爾文獻展海報立于弗里德利希阿魯門博物館的柱子前，其立柱成為羅馬尼亞藝術家丹?皮喬沃維奇的作品，以致敬文獻展策展的核心理念——“米倉”。攝影:Thomas Lohnes

第十五屆卡塞爾文獻展上，一塊黑板上出現了“NO ART MAKE FRIENDS”的字樣，這是來自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藝術集體ruangrupa為文獻展設定的主題，策展團隊將友誼描述為相互支持，或稱“nongkong”(印尼語，意為“一起閑逛”)，以及交換剩余收成、建立紐帶的“lumbung”(印尼語，意為“米倉”)。

ruangrupa將他們的策展方法定義為“去中心化”的資源分配，他們選擇了核心藝術家和集體，藝術家再邀請自己的社群參與，從而產生了約1500名參與者的名單。與其說這是一場龐大的藝術展覽，不如說是一次社會實驗。

ruangrupa成員合影。 圖片來源：第十五屆卡塞爾文獻展官方

ruangrupa是首個擔任文獻展藝術總監的集體，這個非營利組織通過藝術與社會科學、政治、科技、媒體等其它學科的參與，在城市和文化的語境中促進藝術思考。Ruangrupa 成員的成長背景使其對于民間傳統和生活實踐的關注遠甚于對學術理論的思考。正如作家David Teh在其2012年的文章《誰在乎很多》所說，畢竟，他們信奉的“朋克、可復制、DIY文化，與21世紀初全球領域興起的‘沙發客’階層的新情境主義相吻”。這個描述完美地概括了ruangrupa團隊對卡塞爾文獻展的愿景，在那里，觀眾會發現“班諾格合作藝術與文化”（Baan Noorg Collaborative，由藝術家發起的非營利性的文化藝術組織，立足社區發展的基本策略，2011年成立）的涂鴉滑板、El Warcha（阿拉伯語意為“工作坊”）設計的開放木工店，以及Serigrafistas Queer將廢棄的場地改造成帶有流光天篷和臨時臥鋪的休息區。即使在展示更容易被識別為藝術的作品時，布展也暗示了一種反戀物癖的態度：翻轉的牛奶箱作為凳子環繞著視頻屏幕，展簽懸掛在任意高度，并用膠帶粘貼。

El Warcha，《堆疊椅子的奇妙方法》，2022。攝影：FRANK SPERLING

圍繞藝術的討論之外，同樣引起熱議的還有2022年初就初見端倪的反猶爭議。當時ruangrupa曾因邀請支持文化抵制以色列或反猶太主義的組織參與文獻展而被位于卡塞爾的“反猶太主義聯盟”問責。隨著文獻展的開幕，這一爭議并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因被認為含有反猶內容，印度尼西亞日惹（爪哇中南部特區）藝術團體Taring Padi 的作品《人民的正義》（People’s Justice）應卡塞爾市市長的要求被移除。從用黑布遮蔽到被勒令拆除，不同性質的爭議占據了德國的頭條新聞。

“班諾格合作藝術與文化”是2011年成立于泰國叻丕府的藝術團體，《事物的儀式》（2022）是該團體在卡塞爾文獻展展廳中呈現的滑板坡道。攝影：NICOLAS WEFERS

種種爭議之下，六位博物館館長、策展人和畫廊主給出了他們的看法：

弗朗西絲·莫里斯（Frances Morris，泰特現代美術館館長，八位國際策展人之一，他們選擇了印度尼西亞藝術家團體ruangrupa來組織第15屆卡塞爾文獻展）：

我可能是委員會中最權威的人物（為今年文獻展的選擇策展人），因為我代表了一個主要的西方國際美術館 （泰特現代美術館）。雖然我是遴選委員會的一員，但來到卡塞爾，我對包括傳統作品在內的藝術作品的質量感到非常震驚。ruangrupa帶來了整整一代的藝術家和我不知道的實踐類型。

對我而言，這是一個案例研究，說明我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行動。 我們知道，僅僅欣賞藝術已無法吸引美術館的新觀眾。必須要讓他們參與活動、獲得體驗。 如果我們認真思考，需要開始將一些資源從常規形式（如大規模借作品辦大展）中轉移到為不那么有特權的觀眾帶來更明顯引人入勝的體驗。 因此，本屆文獻展令人興奮的地方在于，它給類似泰特這樣的機構指明了“社會性”的前進方向。

弗里德利希阿魯門博物館一層，是專為兒童設計并鼓勵他們探索藝術和文化的項目RURUKIDS。攝影：Haupt & Binder

卡特琳娜·格雷戈斯（Katerina Gregos，雅典國家當代藝術博物館藝術總監。她于2012年策劃了《宣言9》，并于2018年策劃了首屆里加當代藝術雙年展）：

用通常國際展覽的標準來判斷今年的卡塞爾文獻展是沒有意義的。它令我感動，讓我了解了在不穩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下創作藝術是什么感覺。它慷慨、包容、友好、樸實無華，不受藝術界普遍存在的偽知識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影響。誠然，其中一些地方看起來很業余，但它的“心”是對的。 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它對當代視覺藝術的提問： 藝術太精英化了嗎？ 無法參與到更廣泛的社區嗎？ 當代藝術是否變得多余？ 文獻展似乎在暗示——“是的”。

本屆文獻展是重要，但我不確定它的影響會持續多久，或者說鑒于藝術市場的不認可，文獻展不會有太多的粉絲。與此同時，批判性、實驗性、紀實性、社會性或研究性實踐與藝術市場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成為幾乎無法逾越的鴻溝。美術館和藝術機構當然可以從文獻展的開放性、通俗性和社區建設中學習獲得啟發，但也需要記住，除了強調新想法之外，它們也是藝術品和文化遺產的守護者。

“巢集體”（來自肯尼亞內羅畢的跨學科藝術團體），《返回發件人》（2022），舊衣服的裝置和反烏托邦的廢棄物景觀。攝影：.NILS KLINGER

Alex Mor（巴黎Mor charpentier畫廊的聯合創始人，其代理藝術家包括Marwa Arsanios）：

我們習慣于認為威尼斯雙年展、卡塞爾文獻展和其他主要雙年展是藝術市場的晴雨表，因為它們往往會對藝術家的職業生涯產生重大影響。 但今年的文獻展抹去了過去的藝術經驗，創造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 通常我會在展覽中四處走走，與策展人和藏家會面，向他們展示我們的藝術家作品。這次我去了烹飪課、舞蹈表演、詩歌朗誦，并結識了來自對我而言陌生的國家和城市的人。

在卡塞爾的四天，我沒有談過一次價格，這通常是不會發生的。這次文獻展也讓我關注到過去未曾看到的藝術家，比如勞倫斯·阿布·哈姆丹 (Lawrence Abu Hamdan)的作品超越美術館的白盒子。

我們代理的藝術家馬爾瓦（Marwa Arsanios）曾跟隨拍攝敘利亞和哥倫比亞等國的婦女爭取水和土地權利。這一次，她利用文獻展的資金，進行了一次冒險，在黎巴嫩山脈中部買了一個采石場，把它變成了公共所有的土地。這是她工作中重要的一步，因為她已經不僅僅記錄一些東西，而是要采取行動。文獻展是我第一次看到這么多的項目，它們不再是關于藝術，而是關于為世界各地的人創造對現實生活有真正影響的東西。

馬爾瓦視頻作品，2021年，圖片來源：第十五屆卡塞爾文獻展官方，藝術家提供

馬克·戈弗雷（Mark Godfrey，藝術歷史學家，“菲利普·古斯頓 現在”的策展人之一。該展覽在2020年“黑命運動”后被有爭議地推遲。而此次文獻展中，印尼集體組織Taring Padi，2002年的作品被解讀為反猶太主義引發了爭議）：

Taring Padi的作品“人民的正義”被安裝在弗里德里希廣場上，約瑟夫·博伊斯的7000棵橡樹就坐落在此、2017年瑪爾塔·米努金（Marta Minujín）的《書之帕臺農》也建在此地。此處一直是放置文獻展策展人愿景核心作品的地方。

在今年的文獻展上，ruangrupa采用了與以往不同的策展方式。他們是一個藝術家團體，創造了一個反等級的結構，也并未打算把自己置于其他藝術家之上，做傳統的介紹、解釋或評論作品的策展工作。

《人民的正義》完成于20年前，但在落地之前，ruangrupa似乎沒有認真地看過它。這令人驚訝，但這是他們自己說的。由于他們建立的策展模式，當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的形象被注意到時，他們似乎不想解釋。 但我希望《人民的正義》能繼續展出，并附上一段文字，解釋為什么一個印尼集體創作的關于蘇哈托政權的作品被認為包含種族主義內容。

由于這次文獻展，人們會對集體產生更多的興趣。 但當談論在公共空間展示復雜的政治藝術時，我認為策展人應該在藝術作品和觀眾之間進行調解。

 Taring Padi的另一件展出作品，《團結的火焰》

施韋塔爾·帕特爾（Shwetal Patel，印度科欽雙年展的創始成員，駐倫敦和科欽的獨立研究員）：

在去文獻展之前，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直到到達那里，我才意識到我那受過西方藝術史訓練的大腦，加之我在印度科欽的經歷，都無法為ruangrupa視野規模做好準備。最后我四處奔波，意識到這是一個藝術展覽，也是一個社會參與的社區項目。這個文獻展提出了許多問題在其閉幕后仍將繼續探討：看護中心在文化空間中的角色是什么？大使館和藝術委員會的標簽有何作用？什么是藝術品，藝術品在哪里？或者這都是一種社會實驗？或者所有問題只是一種社會實驗？

利用城市空間做展覽是有趣的，可以帶著觀眾去到平常很少去的地方，也讓更多的人進入展覽的語境。

NSC是2013年在越南河內成立的獨立藝術家團體，它始于一群朋友建立的公共空間。《Tu?n Mami：越南移民花園》（2022）是將藝術作品視為環境、平臺或者情形的“行為裝置”。攝影：Haupt & Binder

尼娜·亨德里克斯（Nina Hendrickx，安特衛普Zeno X畫廊總監，該畫廊代理藝術家包括馬林·杜馬斯和圖伊曼斯，今年的文獻展中沒有畫廊代理的藝術家參展）：

今年的文獻展有大量的工作坊而沒有多少藝術，策展團隊ruangrupa基本上拒絕遵守歐洲機構議程。

回顧往屆文獻展，尤其是由凱瑟琳·大衛（Catherine David，第十屆策展人）或奧奎·恩維佐(Okwui Enwezor，第十一屆策展人）的策展，陸續有非西方藝術家加入，但到了今年幾乎沒有來自西方的藝術家。美術館一直在說他們想要多樣化并展示來自世界各地的實踐，但這次文獻展做到了，而且不僅僅是包括一些黑人藝術家，而是把每件事都做得與眾不同。Ruangrupa向我們介紹了諸如“lumbung”(米倉）“nongkong”(一起閑逛)等概念。就好像他們在說:我們不會使用西方藝術界的一些陳詞濫調。你需要用我們的詞匯來代替。

“Waza藝術中心”是由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盧本巴希的藝術家和策展人在2010年創立的策展經驗平臺，其靈感來自剛果東南部公共研究的實踐。攝影：Haupt & Binder

這次文獻展告訴我們，好的藝術不一定是一幅還沒干透的新畫；藝術來自分享知識和想法；藝術和藝術市場可以更具可持續性。但我擔心，這是藝術市場甚至機構不想聽到的教訓。 因此，下一屆文獻展可能會更加保守和傳統。

注：第十五屆卡塞爾文獻展將持續至9月25日。本文編譯自《藝術界如何看待第15屆文獻展》（《阿波羅雜志》，簡·莫里斯/文）和《友誼與對抗：第15屆文獻展》（《美國藝術》，Minh Nguyen/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