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江與西湖對杭州城市生成、發(fā)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從文物考古的角度，杭州的精華，首先在于山，環(huán)湖諸山之中，有眾多歷史古跡存焉。本文作者從考古角度以杭州的山為切入，勾勒數(shù)千年來杭州置城的歷史。

江山湖海，四大自然因素，錢塘江與西湖對杭州城市生成、發(fā)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從文物考古的角度，杭州的精華，首先在于山，畢竟江海流動不居，而幾度夕陽，青山依舊，環(huán)湖諸山之中，有眾多歷史古跡存焉。

一

老和山遺址，顧名思義，位于老和山腳下的今浙江大學玉泉校區(qū)內(nèi)。遺址發(fā)現(xiàn)于1936年初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時，同年5月31日由吳越史地研究會和西湖博物館做了為時一天的清理，具體成果，不甚了了，但有個名叫施昕更的年輕人，參加發(fā)掘工作后，深受鼓舞和啟發(fā)，稍后在他的家鄉(xiāng)發(fā)現(xiàn)了足以改寫中華文明歷史的良渚文化遺址。

1953年浙江大學新校區(qū)建設(shè)，華東文物工作隊會同浙江省博物館（原西湖博物館）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開展了較大規(guī)模的搶救性發(fā)掘，除了大量漢六朝至宋元時期的墓葬，也出土數(shù)量不少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和石器。據(jù)參加發(fā)掘工作的牟永抗先生回憶，工作在三伏驕陽下進行，“既有馬家浜文化的遺物，也有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的堆積” （牟永抗《關(guān)于良渚、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憶——紀念馬家浜文化發(fā)現(xiàn)四十周年》），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浙江最早正式開展的考古工作之一，興奮的年輕人有無窮的好奇心。

如今我們知道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以余杭瓶窯“良渚古城”為中心的良渚古國，開創(chuàng)了輝煌的古文明，而在20多公里以外的今杭州主城區(qū)附近，大概只在老和山附近的古蕩等零星地點存在邊緣性的同期聚落。

也許可以把良渚古城視為杭州的前身，1977年蘇秉琦在良渚說過一段高屋建瓴的話：“我本來想說良渚是古杭州。你看這里地勢比杭州高些，天目山余脈是它的天然屏障，苕溪是對外的重要通道。這里魚肥稻香，是江南典型的魚米之鄉(xiāng)，杭州應(yīng)該是從這里起步的，后來才逐漸向錢塘江口靠近，到西湖邊就扎住了”。回顧40多年前的談話，我由衷感佩蘇公縱橫捭闔的歷史地理視野，在歷史長河中，城市中心的發(fā)展確實是流動的。但如果縮小視野，就今日杭州主城區(qū)范圍而言，那么，老和山腳下才算最早的杭州吧。

今天的西湖全景（徐超攝）

二

除去“最早的杭州”所在，老和山北麓也發(fā)現(xiàn)過杭州迄今為止最具規(guī)模的兩漢墓地，有座西漢墓葬出土“朱樂昌”銅印，隨葬品豐富，墓主人可能是個等級不低的武官（蔣贊初《杭州老和山1953年第一次的發(fā)掘》；朱伯謙《杭州古蕩漢代朱樂昌墓清理簡報》）。從老和山、玉泉、岳墳一帶的漢六朝墓葬，并結(jié)合此前的先秦遺址，可以認定這里是杭州最早出現(xiàn)的中心聚落之一，有學者認為秦至西漢時期的錢唐縣治“應(yīng)在茅家埠（雞籠山下）至靈隱寺，再沿靈峰山下順東北方向由白樂橋至玉泉和浙大，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賓館（即劉莊）一帶范圍內(nèi)。這里方圓數(shù)里，地勢較平，三面環(huán)山，一面水，確是人類繁衍生息的好地方”（林華東《錢唐故址考辨》）。

會稽郡錢唐縣，是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在境內(nèi)推行的首批郡縣，更是杭州的直接源頭。秦代錢唐縣治位于靈隱山一線，既有南朝錢唐縣令劉真道《錢唐記》“縣在靈隱山下，至今基地猶存”的文獻記錄，又有考古發(fā)現(xiàn)的佐證，也符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jīng)驗。今日之杭州城區(qū)曾為江海故道，鄰近大江，地下水苦惡，唐代以前的江干灘涂平地不宜人居，只有高度適中的山麓臺地，有山泉可飲，又不為洪水所淹，適合形成聚落，繼而發(fā)展為縣治級別的城市。

靈隱至岳墳一線的西湖北山就是這種好地方，除老和山遺址外，岳墳外賓館工地（今杭州香格里拉飯店）據(jù)說也發(fā)現(xiàn)過史前至漢代遺物（王士倫《從出土文物看古代杭州文化》）。但從目前掌握的考古資料看，在商周時期，杭州只有零星且較低級別的遺跡和遺物，論社會發(fā)展的程度，依然落后于北部的余杭區(qū)，像余杭潘橋鎮(zhèn)小古城遺址這種規(guī)格的馬橋文化（約當中原夏商時期）聚落、余杭鎮(zhèn)近十年內(nèi)發(fā)現(xiàn)的較大規(guī)模的戰(zhàn)國至西漢早期墓地，在杭州城區(qū)迄今未見。

先秦時期，最靠近杭州城區(qū)的考古大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于半山一帶。1990年，半山石塘村兩座戰(zhàn)國貴族墓是浙江省最大的先秦墓葬之一，盡管被盜，依然出有30多件原始瓷樂器，其中的水晶杯尤其神奇，堪稱國寶。據(jù)發(fā)掘者推測，墓主人應(yīng)是本地的“行政長官或軍事首領(lǐng)”；這位長官最大的可能就是本地的縣官；既然縣官葬于半山，縣治也應(yīng)在附近（杜正賢《錢唐故址新探》）。這是什么縣呢？應(yīng)該是楚國滅越后在錢塘江北岸設(shè)置的無名之“縣”，作為楚國故縣，為秦朝承襲并取名為錢唐縣。這是考古工作者基于考古新發(fā)現(xiàn)的合理推測，至于秦置錢唐縣治為何從半山遷移到靈隱山下，那就無法進一步揣測了。

三

據(jù)劉真道《錢塘記》載“防海大塘在（錢唐）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東漢有個名叫華信的人，在錢唐縣東約一里的地方修筑過防御錢塘江的海塘。

華信立海塘，作為西湖以東至錢塘江之間陸地開發(fā)進程中的里程碑，是杭州城市發(fā)展史的大事件。華信海塘必在今城區(qū)范圍內(nèi)，主流觀點認為即今杭州中山路。一里，約今四五百米，距離甚近。如果錢唐縣治在西湖以西的靈隱山或老和山，到中山路的距離絕不止此數(shù)，所以，大家相信此時的錢唐縣治已從靈隱遷到了寶石山東麓。寶石山東至中山路的距離，約一里許。

學者所據(jù)主要只是“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這句話。先由唐宋時期錢唐縣治位于西湖東北的事實，推斷錢唐縣治先從靈隱遷至寶石山東麓，再以此推定華信海塘即今中山路，再以中山路反過來坐實縣治在寶石山東麓。如果缺乏考古實證，在邏輯上，是個死循環(huán)，但它符合杭州城市發(fā)展的基本趨勢和事實，因為隋唐錢塘縣治確實在今寶石山東麓一帶，由后代的事實，反推縣治必曾有從山中搬出的過程，那次搬遷活動就發(fā)生在華信立海塘前后，邏輯自洽，合情合理。

在天竺山俯瞰上天竺（法喜寺）

寶石山東麓一帶，今天是一馬平川，歷史上則多連綿起伏的山丘，杭州少年宮（即原昭慶寺）后到今省政府大院之間有一些小山，名叫彌陀山，舊稱霍山，也稱武林山（附近的杭城北門武林門，由此得名）。霍山不高，但地位尊崇，號稱杭城諸山之祖，東漢以后的錢唐縣治即在此附近。

說來奇怪，四五百年的縣治所在，竟然連一點重要的考古遺跡也無。據(jù)說，民國初，“寶石山畔有毀掘墳?zāi)拐撸鯙榻酥梗湎履擞兴稳酥梗傧履擞袝x人之墓，千百年間堆積如此”（鐘毓龍《說杭州·說陸地》）。網(wǎng)絡(luò)和民間口碑中倒有許多線索，從彌陀山至六公園附近的都錦生織錦廠、望湖賓館一帶，歷年來發(fā)現(xiàn)過東漢水井、漢晉磚瓦和青瓷器等文物（林盈盈、林華東《再論秦漢錢唐縣故址地望》），但從未有科學的考古調(diào)查和發(fā)掘報告刊布，聊備一說而已，真相只能期待將來的地下發(fā)現(xiàn)了。

靈隱寺后山散落的宋明時期的石像生

秦漢六朝時期的杭州，譚其驤《杭州都市發(fā)展之經(jīng)過》稱為“山中小縣時代”。杭州早期歷史可以視為一部山地聚落的變遷史，先是由北至南，從余杭到杭州，繼而自西而東，從西湖以西的深山走向湖東的低山丘陵。

將臺山排衙石

環(huán)湖諸山中，將臺山頂?shù)呐叛檬惋w來峰山頂?shù)纳徎ǚ澹瑧?yīng)該是分布有唐宋摩崖石刻最高的兩個地點，因為前者鄰近鳳凰山的杭州唐宋衙署，后者的靈竺山水從晉唐以來就是佛教圣地和熱門景區(qū)。至于其他更高更偏遠的山峰，例如十里瑯珰、石人嶺、天門山等地，對唐宋時期的文人墨客而言，路途實在艱難，則為白居易、蘇東坡的足跡所未及。清代曾有一種說法，秦錢唐縣治在粟山（石人嶺），但那里山高路遙，在唐宋乃至近代，尚屬荒僻，不宜人居，作為秦漢時期的縣治是沒有可能的。

四

隋唐五代時期的杭州，譚其驤稱為“江干大郡時代”。江干最重要的地點，曰柳浦。柳浦位于鳳凰山下的錢塘江北岸，與對岸的西陵（今蕭山西興）隔江相望，是跨越錢塘江的津渡要地。

隋開皇九年（589），隋平陳后，廢郡設(shè)州，杭州之名正式在歷史上出現(xiàn)。兩年后，在柳浦之西的鳳凰山東麓建成州治。這座“周圍九里”的小城，即隋唐五代至北宋的子城，后來的南宋皇城。

鳳凰山之名，聽著普通，其實是一座高峻的石灰?guī)r質(zhì)的山峰，論宜居程度，未必勝過寶石山東麓。依山建城，主要出于戰(zhàn)略考慮，因為占據(jù)柳浦渡及其附近的制高點，就等于扼住了兩浙之間的咽喉。

白居易《余杭形勝》詩云：“余杭形勝天下無，州枕青山縣枕湖”。唐代的杭州，南為江干鳳凰山麓的州城（子城），北有寶石山麓的錢唐縣城，浙江大學歷史系陳志堅教授的著作《州枕青山縣枕湖——杭州城址變遷史話》，以此句為書名，可謂醒豁。陳志堅說唐代的杭州是“州城”和“縣城”兩座小城并列的布局，上演一出“雙城記”，直到長慶年間（821~824）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依然如此。陳志堅對南宋以前杭州城市歷史的研究極其精彩，我于此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隋唐時期的杭州州城與錢塘縣城

唐宋子城（南宋皇城）“周圍九里”，規(guī)模不算小，千年以下，城墻、衙署、樓閣亭臺，俱已無跡可尋，但饅頭山一帶尚有建筑基址埋于地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勘探到皇城遺址，保存尚可。子城最大的特征就是“依山筑城”，而鳳凰山本是陡峭的山峰，山谷之間并無太多可供建設(shè)的平曠臺地。2019年，我到皇城西側(cè)考察圣果寺（南宋改為殿前司，巖壁間留有宋高宗“忠實”摩崖）遺址考古工地，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孫媛領(lǐng)隊在此已發(fā)掘一年有余，令人大開眼界——今天的地面很高，觸手可及“忠實”摩崖和吳越國十八羅漢造像，而吳越國時期的寺院臺基已在距今地面5.72米深的地下，而隋唐時期的地面還埋在更深處呢。一千多年來，該地屢興屢廢，屢廢屢興，地面不斷抬升，今天我們已經(jīng)站在了比隋唐時期至少高出6米的地面上。

宋高宗趙構(gòu)楷書“忠實”摩崖（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

圣果寺遺址是鳳凰山的一個縮影，有理由相信南宋皇城遺址的核心區(qū)，恐怕正是在隋文帝開皇九年（589）以來經(jīng)過無數(shù)次的夯筑和興廢逐漸填筑、抬升起來的。鳳凰山麓地表抬升的過程，就是杭州子城的發(fā)展過程。

南宋《咸淳臨安志》所附《西湖圖》（姜青青改繪）

今人不見唐宋子城、南宋皇城的盛況，終究令人遺憾，但南宋宮廷繪畫也許可以部分滿足我們的想象力。馬遠《踏歌圖》畫面中段的云霧深處，若隱若現(xiàn)的松林，掩映著宏偉的建筑群，云霧邊緣的一堵城墻，美術(shù)史家一般認為是南宋皇城的某個場景。馬麟《樓臺夜月圖》、馬遠《雕臺望云圖》等團扇小品，山石、樓閣、樹木、空曠的天空，畫家筆下的景物，可能也是南宋皇城的一角。

馬遠《踏歌圖》

也許讀者會說，南宋畫家慣用“斧劈皴”技法表現(xiàn)的山峰，太過峻峭、奇崛、突兀，不像人們慣常想象中的江南秀麗山水。但如果我們曾經(jīng)取道八蟠嶺，直趨山頂，一定會感慨鳳凰山的峻峭，并折服于南宋畫家在寫實基礎(chǔ)之上的概括與升華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

鳳凰山是神奇的。浙南山區(qū)真實的大山，不如她靈動，浙北水鄉(xiāng)雕琢的假山，不及她自然。如果說有不足之處，就是石灰?guī)r山區(qū)，雨水多，云霧多，南渡的北方權(quán)貴不適應(yīng)，把杭州說成“卑濕之地”，南宋皇子多夭折，據(jù)說與山中的潮濕環(huán)境有關(guān)。但鳳凰山絕不卑矮，大凡研讀南宋宮廷畫并且實地攀登過鳳凰山（鳳山）、玉皇山（龍山）的人知道，這是一組奇崛的山脈，夏圭、馬遠筆下的煙霧彌漫的山水景觀，不正是湖山的寫照么。

五

唐代南北雙城之間的腹地，即今杭州主城區(qū)，由于遠離山麓，迫近錢塘江，飲水很成問題。直到唐建中年間（780~783）刺史李泌開六井，導西湖水入城后，“自是民足于水，生齒日繁”。

公元893年，割據(jù)兩浙的錢镠修筑大城（羅城），將子城、錢唐縣城和“主城區(qū)”包羅在內(nèi)。杭州筑城的過程，是先完成兩頭，再連接中間，故而呈現(xiàn)為南北兩頭粗、中間略細的腰鼓狀，故稱“腰鼓城”。910年，錢镠在東城墻外修筑起捍海塘，從此海潮不犯城內(nèi)。經(jīng)過錢氏吳越國近百年的經(jīng)營，這座腰鼓城終于一躍而為“東南形勝第一州”，并在南宋臨安城時期臻于鼎盛。

飛來峰吳越國時期的西方三圣造像

在西湖野山中尋訪摩崖題記

隨著西湖以東的主城區(qū)人口日繁和高度發(fā)展，鳳凰山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逐漸降低。元滅南宋后，拆毀城墻，皇城亦遭毀棄，元末重建杭州城時，竟將隋唐以來的政治中心鳳凰山整體割棄于城外，淪為城市邊緣。自五代吳越國以來，城區(qū)逐漸成為城市日常生活的中心，但由于“古今重疊型”城市的特性，唐宋以來的城市遺跡深埋地下，南宋臨安城遺址普遍埋于距今地表2米以下的深處。在今天的主城區(qū)很難見到早期的古跡，真正的唐宋遺物，例如慈云嶺、煙霞洞、石屋洞、九曜山的吳越國佛教造像，南屏山、飛來峰、排衙石的兩宋摩崖題記，則深藏環(huán)湖諸山之中。且往山中行，山中才有好風景。

六

自從鳳凰山被割棄于城外，吳山遂為明清杭州城內(nèi)唯一的山。吳山是篇大文章，這里只說瑞石洞的奇石，常來吳山的人，注定會喜歡此地的石頭。

與鳳凰山、飛來峰一樣，吳山也是典型的石灰?guī)r山體，陸游《西湖春游》“靈隱前，天竺后，鬼削神剜作巖岫”，張岱《西湖夢尋》形容飛來峰“棱層剔透，嵌空玲瓏，是米顛袖中一塊奇石”，同樣可以用來描述吳山瑞石洞。不同的是，靈竺是唐宋的熱門景區(qū)，而紫陽山（吳山的一部分）瑞石洞一帶，鄰近南宋太廟，是為朝廷禁地，宋寧宗朝權(quán)臣韓侂胄也曾在此附近建造閱古堂等私家府邸，一般平民想必無緣欣賞這里的奇峰異石。

宋元鼎革后，此地逐漸開放，周密《癸辛雜識》說他從青衣洞的閱古泉，走到瑞石洞，看過月波池、飛來石，天色向晚，據(jù)說山中有虎，就不敢繼續(xù)向前走了。莫非宋元之交的吳山，果真荒涼如此？元代詩人薩都剌《游吳山紫陽庵》詩：“天風吹我登鰲峰，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烘紫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飄綃云起穿石屋，石上涼風吹紫竹。掛冠何日賦《歸來》，煮茗篝燈洞中宿”。瑞石洞奇石已是官員、文人士大夫的賞玩對象，并已有“紫瑪瑙”“青芙蓉”等承襲至今的命名。

乾隆皇帝南巡，常來瑞石洞，并為“飛來石”題詩禮贊。我對瑞石洞的喜愛，不在靈隱飛來峰之下，因為這里的每一塊奇石，翠壁、壽星、鰲峰、垂云、紫瑪瑙、清芙蓉等等，均有貼切、典雅的命名，并在石頭恰當?shù)牟课唬澘躺献煮w、大小、疏密、排布合宜的題名。題名與奇石，渾然一體，猶如《登徒子好色賦》形容佳人“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是那種傳說中的分寸感恰好的完美。

我極贊賞奇石和題名所共同創(chuàng)造的審美范式。但瑞石洞的奇石題名，并無落款，年代不詳，杭州文史工作者多據(jù)薩都剌《游吳山紫陽庵》詩把這組石刻系于元代。但薩都剌的題詩與石刻的年代并非一回事：或許在薩都剌以前，這些石頭已具美名；口耳相傳的美名，并不一定非要題刻在石頭上不可，猶如吳山十二生肖石，每塊石頭都有老杭州耳熟能詳?shù)拿郑两褚参磳⑺鼈冪澘唐渖稀?/p>

無法判斷年代的文物，就談不上研究，更無法寫文章，我每次到瑞石洞，都心存歉意。明萬歷三十一年（1583）浙江布政使范淶撰《紫陽庵碑記》，記錄瑞石洞附近紫陽庵及奇石的形態(tài)和空間關(guān)系甚詳，在西湖歷代記文中，描述景物很少有如此明確而具體的。范淶對瑞石洞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了然于心。后來我在丁丙《武林坊巷志》中讀到一條材料，才恍然大悟，范淶非但做過這篇文章，而且他就是奇石題名的作者，據(jù)清人姚靖《西湖志》：“萬歷三十一年，布政司史繼宸、范淶建秀石堂、遠覽堂。……其山多勝跡，有采芝巖、載藥圃、滌凡池、尋真路、成道樹、松關(guān)、補衣石、青芙蓉、歸云洞、天籟谷、三臺石、紫陽亭、……瑞石洞、飛來石、龍窟、鰲峰、翡翠巖、垂云峰、月波池、蟾蜍石、蹲獅石、丹藥灶、翠壁、迎真橋洞、朝元路、透天關(guān)諸勝。范公（范淶）悉為鐫識，復撰《紫陽仙跡記》，繪其圖景，并勒石空翠亭中，并諸名人詩石在焉。”（丁丙《武林坊巷志·豐下坊三·紫陽庵》）。這批奇石經(jīng)其品題，名實之間的關(guān)系，就此固定下來，我們至今可以按圖索驥，將名叫垂云峰、壽星石、橐駝峰的石頭，逐一確指。奇石的定名，極形象；題名的書法，極寧靜，體現(xiàn)了古人造景的匠心，賦予大自然以不朽的人文審美價值。

我不厭其煩地描述吳山奇石，是因為環(huán)湖諸山在我國園林史上的特殊意義。宋徽宗在汴京建造的艮岳，模擬鳳凰山；宋高宗退居臨安城內(nèi)的德壽宮，其園林則模擬靈隱飛來峰和冷泉溪。鳳凰山、吳山、飛來峰，是宋代最重要的皇家園林師法造化的范本，恐怕也是奠定當時園林“疊山理水”審美范式的靈感源泉之一。

鳳凰山的月巖

月崖

鳳凰山圣果寺附近的月巖，中秋夜，圓月從奇石上空掠過，是南宋皇城內(nèi)膾炙人口的賞月地點。明萬歷年間杭州才人高濂的《四時幽賞錄·勝果寺月巖望月》是篇好文章：

勝（圣）果寺左，山有石壁削立，中穿一竇，圓若鏡然。中秋月滿，與隙相射，自竇中望之，光如合壁。秋時，當與詩朋酒友，賡和清賞，更聽萬壑江聲，滿空海色，自得一種世外玩月意味。左為故宋御教場，親軍護衛(wèi)之所，大內(nèi)要地，今作荒涼僻境矣！何如鏡隙，陰晴常滿，萬古不虧，區(qū)區(qū)興廢，盡入此石目中，人世搬弄，竊為冷眼偷笑。

鳳凰山，月巖，左瞰西湖，右覽錢江，奇石嶙峋，江潮起落，萬壑松濤，中秋之夜，與三二詩朋酒友，賡和清賞，南宋的大內(nèi)要地，今日之荒涼僻境。無限風光，不盡唏噓。

環(huán)湖諸山，是士大夫向往的地方，也是杭城普通民眾歸去的方向。明萬歷《杭州府志》卷十九《風俗》謂杭州南北二山是“百萬居民墳?zāi)怪凇?/span>。墳?zāi)篂榭脊殴ぷ髡咚P(guān)注，卻并不為人喜聞樂見，故而點到為止，但環(huán)湖諸山與杭州市民生活和情感的緊密連接，是可以想見的事實。

環(huán)湖諸山對于杭州古代城市和文化的發(fā)展，具有多重的歷史、人文、藝術(shù)審美的價值。我說，杭州的精華在山，不亦宜乎！

《在田野看見宋朝》（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

（本文收錄于浙江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在田野看見宋朝》，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刊發(fā)。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