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否過于在意實境而缺乏奇麗的幻想？當然不是。從《楚辭》到《聊齋》，反證比比皆是，更不要說那些酒前燈下妄言妄聽的奇聞異論了。這些書面的和口說的文本，性質、體裁各不相同，文化地位更是相去懸遠，有些早被奉為高文典冊，登堂入室；有些仍被看成街談稗說，賢人不顧。然而把它們當成回事兒的，多半也還因為在那里可以看到實存的反光。學者們相信，順著這道光線逆行，就可以摸回現實世界。至于那個奇異世界本身長什么模樣，是否有其獨到價值？倒很少有人措意。從這個角度看，說中國人“講究實際而缺乏神思”，并非沒有幾分道理。

日本學者武田雅哉對于中國文化中的異類想象有著精深研究。他好奇的性格，從著作標題中就一眼可見：那本描寫晚清科學幻想的書，題為《飛翔吧，大清帝國》，就頗帶幾分野氣。有意思的是，當年這本書的中譯本出版，《時代周報》為其所做專訪，一上來就把“飛翔”往“國家起飛”的主題上帶。武田表示，自己感興趣的“不是‘國家’，而是‘個人怎么想象去飛翔’的問題”。然而《周報》記者鍥而不舍，接著追問：“你認為中國的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是什么？”使武田不得不再次申明：“我們不是那個時代的人，所以并不能去評價他們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話不投機若此，記者卻仍堅持把握大方向，要武田對比一下中日兩國面對西方的反應。通篇看下來，兩人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同一頻道。武田關心的是各種虛構文本體現出的和“國家政治、經濟活力”不同的“另類‘活力’”，那位中國記者卻無論如何也“另類”不起來。不能不說，雙方的這種錯位真有些反諷意味，令人再次擔憂起中國人的幻想能力。

中華書局最近推出了武田雅哉的又一著作——《構造另一個世界：中國人的傳統時空思維》，光看題目，似乎規矩許多（其實此書繁體版題為《桃源鄉的機械學》，才真正是武田本人的氣質），內容則一如既往。他在不同時代的歷史空間里自由穿梭，征引文獻從《山海經》到《寶葫蘆的故事》，涉及話題更可稱得上廣博：昆侖山位置的游移不定、桂林山水景觀的命名規則、豬八戒怎樣從黑豬變為白豬、江青如何對永動機癡迷不已……書中每一個章節，甚至每一個段落，都好像一道門檻，穿過去就跨進另一個宇宙；而他在這些宇宙間來來去去，靈活自如，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攔。

的確，武田的視界里不存在任何壁壘。不同類型的文本，被他置于同一平面，供其隨手摘取。他也往往能找到那些散放于不同文本空間的相似標識，將其歸羅并置，立刻顯得生面別開。比如中國傳統地理學和造園學都使用的“地穴”這個術語。在前一體系中，它指的是“穿越地底的孔道”的出口。根據傳說，發源于昆侖的塔里木河，在塔克拉瑪干沙漠東部注入羅布泊，又經七百公里的地下伏流，在星宿海冒出地面，就成為黃河。在這里，星宿海就是一處“地穴”。而在造園學體系中，“地穴”指的是不同庭園或房間之間的門。這兩種地穴都被設想為圓形或葫蘆形的，至于它們功能的相近更是一望可知：連通兩個異質空間；而這又和葫蘆在中國神話中被當作不同宇宙間“傳送裝置”的看法相關。在此意義上，它很像物理學家設想的“蟲洞”。武田的這一認知有助于我們理解其他一些例子，比如傳說中和大海相通的水井，乃至中醫的經絡、穴位觀念等，就可以發現，它們都出自同一種認識：表面上距離遙遠的空間，內部卻自有隱秘孔道貫穿。

通過揭示不同文本類型中的思維同構性，武田雅哉提示我們，同一文化乃至不同文化空間里，也有“地穴”的存在。不過，要找到它們并不容易。除了豐裕的知識儲備和不受界域束縛的眼光，也需要學者心細如發。這方面的一個有趣例子是，武田雅哉在清代地理書中的西藏和西域地圖、明代《武備志》的鄭和航海圖、北宋《黃山圖經》里的黃山風景圖乃至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駐軍圖中，發現了同一種符號，就是如同臺階一樣的一條條的平行線（||||||||），用來標識陸路、海路和山路。這些文本的創作時代和目的各自不同，但對各種道路的認知是一樣的。

這個記號背后的意義是什么？武田說，它們是一套象征：通過在自然界中鋪設臺階，中國人為自己開辟了一個“安全道路”的系統，這一條條平行線也因此成為“被人掌控且沾上人味的空間之路”。這又進一步使人聯想到中國人喜好在石壁上題詩刻字的習慣，實際不也是將“自然”變作了“文化”嗎？在武田看來，這些跡象都表明，對中國人來說，“沒有抹上人味的‘自然’”是沒有“欣賞價值”的。同樣，如果把中國園林簡單地看作對“自然”的“回歸”，也是“非常荒謬的”——武田從道路標識記號出發，至此已進入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領域：中國文化到底如何認識“自然”？武田的觀點和目前流行的意見相去甚遠，是否正確，還可以繼續討論（我個人傾向于贊成），但他正是通過這樣的天馬行空而又無征不信的細節梳理，踏上了探尋中國人時空建構方式的路程。

雖然這只是一本通俗性質的作品，但武田雅哉的態度是非常嚴肅的。他抱著一字不肯放過的態度，對《西游記》中豬八戒所說的日落處的斯哈哩國做了一番考證，發現其原型是宋人趙汝適《諸番志》里提到的茶弼沙國。這段話又經宋代的《事林廣記》、明代的《三才圖會》等書轉錄，而《西游記》恰好就提到過《事林廣記》一書，足見八戒并非胡謅。他甚至仔細推究了茶弼沙何以變成了斯哈哩：打開《諸番志》，緊接在茶弼沙國后邊的，是斯加里野國，和斯哈哩的字形字音何其相似！

不過，斯哈哩國的話題在《西游記》中并非關鍵線索，可有可無，為此大費周章，是否值得？武田顯然沒有算過這個賬，但正是經由這番考索，他發現了古人在建構幻想世界時的嚴肅神情：“《西游記》中隨處可見中國人暢快又豐富的博物學知識，絕非只是隨隨便便建構起來的。就像現代科幻作家會將最新宇宙論或科學技術寫進作品里，講述編撰《西游記》的人，定是將當時最新的知識消息都寫進這部小說里。”這當然不是否定他們作品的游戲性，但無須搬用“游戲的人”一類說法，僅從這一個事例中我們就可以知道，無論是武田筆下的中國古人，還是武田本人，都是在用一種認真態度參與游戲的。

因為認真，幻想也就通向了科學——或者，也許更應該反過來說：這本討論幻想的書中，不斷涉入與科學有關的話題，正可見出，在武田雅哉那里，科學乃是幻想的一部分，而非幻想的對立面。這本書有幾節專論近代中國人的科學幻想（武田曾和人合寫過一部《中國科學幻想文學史》），其中有關晚清新學家對電的熱衷及其與“心靈科學”的關系（可以和羅伯特·達恩頓的《催眠術與法國啟蒙運動的終結》對看）、民初“神童”江希張《大千圖說》中論述的外星人的類別等幾部分特別有意思。在今日“真正”科學家的眼中，這些無疑只能掃入“偽科學”之列；但彼時的人們倒真心把它們看作“科學”的。中國人本有一套怪異知識的傳統，晚清國門洞開，面對涌入的海量新知，雖不免一知半解，卻也在一時間撞出許多靈思妙想，當然可以當作科學思維幼稚的表現，然而也展現出和“科學”接軌的努力：既是積極地將舊學引向新知，也是將新知引入傳統。

這些年的研究告訴我們，在科學的加持下，近代中國人想象力的奔騰恣肆，遠超此前的估計。武田書中提到一個例子：20世紀初，哈雷彗星掠過地球，曾在歐美社會引發極大恐慌；中國人對這件事的態度卻非常不同，沉浸在“人定勝天”、“科學萬能”的信念中。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實際上，即使從武田的簡單勾勒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彼時中國人的科學幻想洋溢著積極樂觀的精神意態，和一般印象里那籠罩在亡國陰影下滿懷憂懼的形象構成了鮮明對比。

這兩幅畫像完全相反，卻又一樣真實，對之如何理解？至少有兩個因素值得考慮。第一，對時人而言，科學取得的成就至少部分地印證了中國傳統怪異知識的可靠。讀一下康有為、譚嗣同、夏曾佑、孫寶瑄等人的文章可以知道，在他們那一代人心中，科學東漸并未打垮中國怪異知識傳統的聲譽，相反，倒增強了他們在這方面的某些信心——在接觸“科學”之前，他們可能對之還不無疑慮，但科學的威力將許多貌似荒誕的幻想變成了事實，不能不誘人將更多怪異知識放入“科學”視野下（當然是他們所理解的科學）重估，尋找其合理的可能。田曉菲曾在《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一書里，分析過黃遵憲做新加坡總領事時寫的一首詩《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詩作第一句就將人帶入一個神異境界：“南斗在北海西流”——過去認為絕不可能的事如今就擺在眼前，正常與反常的界線也隨之破裂。接下來，黃遵憲腦洞大開，不但設想蓮、桃、菊可以互易，或者“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為一”，甚而想及“動物植物輪回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為人”。這乍看好像是莊周夢蝶的翻版，但在莊子那里，是用作形上哲思的寓言；在黃遵憲這里，卻是當作一個物理意義上的可能性。詩中“即今種花術益工”、“六十四質亦么麼”等句子告訴我們，正是科學鼓勵了他的異想：在科學光輝的照耀下，似乎沒有什么不可能。

第二點是，中國近代的科學幻想是在一個“超國家”乃至“超天下”的框架中展開的?？茖W首先是一種外來的力量，它通過把異想變為現實而刺激了中國人幻想能力的提升，也使得這些思考一開始就運行在一個全球視野中。其次，“人間”萬國林立的現實也提示著“天上”不可能像過去所設想的那樣，是一個由玉皇大帝（作為“政統”領袖）和如來佛祖（作為“道統”領袖）統領的單一世界，而也必然是由各色各樣的外星國度構成的。這些投入幻想游戲的人們，玩得興高采烈、不亦樂乎，全不為中國的邊境所局限。然而這不是說他們不關心國運，實際上，在很多時候，他們的幻想本身就是救國的一部分；可是，我想說的是，救國的理想并沒有成為約束他們心智自由的障礙，他們有更廣闊的天空。

這樣，我們又一次回到《時代周報》記者和武田雅哉的分歧上。在我看來，那件小事乃是今日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集體焦慮的投射：正處于“起飛時代”的中國人，反而越來越被“起飛”所困擾。似乎只有不斷地要求別人確認自己已經騰空，國家起飛才真正變為事實。即便是談論妖精怪異，很多中國人也已經喪失了為武田所稱道的那種“面不改色、泰然自若”的從容?；孟脒^多地和國家、民族等話題捆綁在一起，也會變得過于沉重，而只能貼地飛行。只有把幻想當作幻想本身，當作一個需要嚴肅、認真參與的游戲，我們才能真正觸及中華文化生命里那最深沉、最隱秘的“活力”。這活力不是政治的、經濟的，而是精神的、氣質的，但在更長遠的視野里，它們定然也會是政治的、經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