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說唱文學子弟書研究》，李芳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李芳這部書，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增補而成的。時光如流，屈指算來，她博士畢業已經十四年，而我們合作開展子弟書整理與研究的經歷，卻仿佛就在眼前。

“子弟書”，是清代八旗子弟群體中產生的一種說唱文學，其文本性質介于傳統詩詞和鼓詞唱本之間，就像元人散曲介于詩詞和俗曲之間一樣。它主要流行于北京及沈陽一帶，隨清亡而消逝，其文本仍在民國以后的說唱和地方戲中被演唱或改編，產生著潛在的影響——如越劇《紅樓夢》中許多優美的唱詞，就來自韓小窗的子弟書《露淚緣》——但今天人們對它的了解十分有限，2012年，我和李芳、關瑾華合作編集的《子弟書全集》《新編子弟書總目》出版，就有不少人在介紹時把它說成“弟子書”。

我涉獵子弟書的研究，最初是因工作的需要。1989年夏天，我博士畢業留校，在中國古文獻所工作，當時研究室的主要任務，是標點整理清車王府舊藏曲本，其中有將近三百種子弟書，我們整理之后，以《清車王府鈔藏曲本·子弟書集》為題，于1993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書共四卷，用大十六開本，像兩塊大磚頭，厚厚的、沉沉的。我主要負責其中第二卷。通過校點，我對子弟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發現車王府所藏只是子弟書眾多版本中的一種，其他版本仍為數不少，而且車王府所收者，不過占已知篇目總數的三分之二，所以，我萌生了一個念頭：系統地匯集所有版本，編纂一部總集。這500多種子弟書，大約400來萬字，花個一二十年時間，應該能夠完成。

2000年11月，我申請的“子弟書全集”整理項目，由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簡稱“古委會”）立項，資助經費兩萬五千元。這是我學術生涯獲得的第一份資助！2001年4月到2002年4月，我在日本訪學，全面調查了日本公共圖書館有關子弟書的收藏，并全部作了復制。早在1991年，首都圖書館就把所藏車王府曲本全部影印，線裝，300余函，售價人民幣30萬元，主要銷往海外。早稻田大學買了一套，就放在普通書庫，可以出借，我用數碼相機把其中的子弟書全部拍了下來。其后，又借赴北京參加學術會議之便，調查了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民族圖書館等處收藏的子弟書，構成了一個初步的資料庫。最為幸運的是，2003年，我認識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謝壽光社長，他聽完我的介紹，當場拍板說，交給他出版，出版社愿意承擔所有出版費用。既然出版有了著落，我的工作也就必須抓緊展開。

但這只是我計劃進行的工作之一。我那時剛過不惑之年，精力旺盛，想法稍多，有幾個項目在同步展開：

一是在日本一年，對日藏中國戲曲作了全面調查，準備編一部“綜錄”，選錄孤本、稀見版本影印，再出一本專著，構成一個系列的成果，目錄與影印工作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承接；

二是力主啟動《全明戲曲》的編纂，并建議先整理明雜劇，獲得黃天驥師認可，也得到了中山大學的支持。此事作為團隊的集體項目展開，安排在中華書局出版，我是組織者與聯絡人；

三是將研究領域從戲曲拓展到說唱，時間下延至民國。“子弟書”只是其中的一項，廣東的木魚書、潮州歌冊等，是后續的目標；我還希望聯合學術界的同道，著手各自感興趣的對象，分別調查整理，將來以“中國俗文學文獻大系”之名，分頭出版，逐步改變這個領域較為冷落的局面。

但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從日本回國后，我開始招博士生，就有意讓學生參與我的計劃，在師生之間構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合作團隊。我給他們的題目，大都是我展開多年、有所積累，或是深感興趣、切實可行的，這樣不僅可以有針對性地給予指導，還能在資料、視野與觀點上提供幫助。學生多承擔一些文獻調查、尋訪等基礎性工作，我就能騰出時間與精力，再拓展新的領域，爭取新的立項，則之后再招收的學生就又可以有新題目供選擇，從而構成一個良性循環，滾動推進。

回顧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的歷史，我發現基本文獻的建設，大多是在1950年代完成或打下基礎的，如鄭振鐸先生主編的《古本戲曲叢刊》（一至四集，1954-1957）、中國戲曲研究院編校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1959）、傅惜華先生的“中國古典戲曲總錄”系列目錄（前三種，1957-1959）及《子弟書總目》（1954）等，皆是如此。正是一批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背景下投身俗文學研究的學者，如阿英、傅惜華、譚正璧、薛汕等，在長期關注中收集了豐富的資料，編制了相關目錄，為后人的研究奠定基礎。此外，許多老一輩學者在1980年代之后出版的著作，其實都是1950年至1965年這段時間寫成的，而我們在1980年代以后所做的工作，很多只是拾遺補缺，或是將有關專題捋得更細一些。到1990年代后期，通俗小說、文言小說和古代戲曲等，都已編有較為完備的目錄，主體資料大多已影印出版，而數量極為龐大、體裁各異的說唱，除了《子弟書總目》《中國寶卷總目》以及木魚書、鼓詞等有簡目或草目外，大多未得到編目、整理。另一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老一輩學者的收藏大多歸于公立圖書館，各館逐漸將這類新獲的書與其他“未編書”加以編目公布，所以我們已經有條件對俗文學文獻作全面系統的梳理，編制較為完備的總目，改變以往 “家底不清”的局面，并且為今后分類編纂整理“總集”奠定基礎。而這每一種具體的體裁，其實也是一個個有待拓展的“領地”。我們與其執著創造新理論、新體系，不如用樸實的態度，選擇合適的領域來做一個真正的“專家”。

我希望我的博士生，選一個合適的對象，圈出一塊領域，構建自己的“根據地”，通過三、五年的開墾，完成基礎文獻尋訪，然后寫成博士論文；再用三、五年時間繼續深入，在全面閱讀所獲文獻的基礎上，識其全貌，然后編制完成總目或敘錄；再以三、五年時間深入到文本內部有關問題，同時結合整個學術領域，打通其他體裁，那么，用十到十五年時間，就可以讓一個領域從基礎文獻整理到專題內容研究都得到全面推進，讓自己成為一名真正的“專家”。在此過程中，我個人與團隊則是他們的后盾，給他們指引方向，保障工作有序地推進。我一生可帶十幾、二十位博士生，若其中有半數達成預期目標，則能把八到十個專題領域，作出全面的推進，那時再回首觀照，它們就該是如星火燎原，遍地開花，或者是星光燦爛了吧！

2004年春夏之際，在李芳獲得碩博連讀生資格后，我專門就其研究方向做了溝通。李芳碩士時跟陳永正教授學習，接觸了“類書”，她也很有興趣，一種方式是沿這個題目做下去，但我對類書沒有研究，所能給予的指導十分有限；另一種選擇是跟我做子弟書研究，雖然她從來沒有接觸過，不過我積累的資料可作為她的基礎，她則可協助我完成這個選題。在認真思考后，她選擇了跟我做子弟書研究。

她沒有意識到的是，這其實給學弟學妹們帶了一個好頭。因為接下來廣東籍的關瑾華選了“木魚書”，潮汕籍的肖少宋選了“潮州歌冊”，福建籍的潘培忠跟我做博士后，選了閩臺“歌仔冊”，圖書館學專業的熊靜則做了清代內府戲曲文獻的著錄與研究，周丹杰、李繼明則后續完成了粵劇、木魚書文獻的編目與研究。我自己在日本一年，深感走出去看世界的必要性，所以我招收的博士生基本上都有海外訪學的經歷，加上我結合以往工作，申請承擔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題為“海外藏珍稀戲曲俗曲文獻匯萃與研究”。依托這個項目，仝婉澄做了日本的中國戲曲研究史，劉蕊做了法藏中國俗文學文獻及漢籍研究，徐巧越做了英藏俗文學有關文獻的研究，斯維做了悲劇觀念的東傳研究，林杰祥做了日本俗文學文獻的研究。還有一些同學則在參與“全明戲曲”編纂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如羅旭舟做明雜劇研究，李潔做明傳奇研究。也有同學在參與集體項目的過程中找到了自己的題目，例如王宣標在調查“全明傳奇”目錄時，發現《明史·藝文志》的編纂有許多問題尚待澄清；彭秋溪在追索明清曲目時，選擇了乾隆朝飭禁戲曲的研究及宮廷檔案中的戲曲史料的輯錄整理。他們的畢業論文也都得到了專家的好評，這是后話。

我自己則是花了十年時間積累、消化、融通，才完成了日藏戲曲文獻的尋訪編目、選錄影印和專題研究，所以對如何展開一個新領域的研究，有了一套自己的工作程序。首先是對有關文獻作全面系統的調查，這種調查不限于國內，而要求放眼全世界，以求全面掌握資料，再在此基礎上完成目錄編纂；其次，通過版本比勘，考查其中的珍稀文獻，申請復制和出版許可；最后，結合文獻版本、庋藏源流及相關內容，完成一部研究著作。在我看來，要真正推進一個專題領域的研究，以十到十五年時間為周期是正常的。我當時為李芳所做的安排，也是按這個程序來展開的，只是當時我個人的工作尚未完成，這些“設想”結果究竟如何，其實尚未可知。所以我很感謝她的信任。按我的安排，子弟書的編目和整理是我們共同合作的課題，“研究”部分則交給她，作為她的畢業論文和后續成果。

子弟書收藏最集中的城市是北京，所以李芳入學后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到北京訪曲。當時關瑾華剛剛獲得碩博連讀生資格，也很有興趣參與調查，于是她們兩人結伴而行，一起赴京。

2005年秋冬，她們在北京呆了三個月；2006年夏天，再赴北京一個月。當時我們唯一的經費，就是“古委會”的那些資助，她們則想盡辦法掰著指頭花。先是搭伙到李芳家鄉駐京辦事處，安頓住宿，每月只花一千多元。兩個人拿著北京地圖，尋找各路公交的最佳路線，滿北京城東奔西跑。外地人不能買月票，她們攢了一大堆一元錢的車票，回來后貼了十幾張貼票紙，去向財務處報銷。結果是兩次北京之行，她們報完賬，我的經費還剩余大半。

她們出門時的標配是手提電腦、相機，一套江蘇古籍版《子弟書集》（用于核對校勘），以及筆記本、水杯和其他日常用品。就是背一個雙肩包，拉一個行李箱，再斜挎一個小包。

她們去時尚是初秋，轉眼就到了寒冬，連冬服也都是在北京買的。我聽著她們的匯報，浮現在我眼前的景象，是兩個個子嬌小的南方女孩，穿著厚厚的羽絨服，戴著絨線手套，背著包，拉著箱，在冰天雪地的北國，呵著熱氣，每天都趕在圖書館善本部開門前到達，總是賴到最后一刻才離開；中午啃兩片面包，下午離開圖書館后才找個小吃店填一下肚子；晚上則整理白天所得資料，分檔歸類，記錄在案，然后尋覓第二天的目標。

她們告訴我很快樂，很充實，因為每一天都有新的發現，每個館里都有新的收獲，并且長進很多。因為看到的都是原始文獻，有抄本、刻本、石印本，不同的紙張，異樣的裝幀，各款的印章，筆跡迥異的題識，與看鉛字印刷的書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她們還說，終于能體會到，為什么老師總說古籍都是有生命的，親手撫摸書冊，她們仿佛看到了一冊書從產生到輾轉流傳的軌跡，體會到前輩們悉心收藏花費的心血。而她們的收獲并不限于此，出門在外，她們不僅要學會安排好自己的飲食起居，要適應北方的氣候環境，還要與不同類型的圖書館、不同性格的工作人員打交道，要面對諸多的新問題。而通過了考驗，就意味著成長。所有這些，讓她們忘記了每天高強度看書的疲勞。也許正是因為她們年輕，充滿著朝氣，有著昂揚的斗志，讓她們沒有覺得這是一件苦差事，只留下一生難忘的記憶。

記得她們最初到一家收藏子弟書十分豐富的圖書館訪書，由于該館原則上不對外單位人員開放，查驗過介紹信，核對了研究生證，工作人員便公事公辦，按規則收取“提書費”，顯得十分冷淡，這讓她們頗覺難受，于是來向我“訴苦”。我說不用介意，我們會用行動打動他們，改變他們的態度。果然，幾天下來，她們每天最早到、最晚走，翻書、核對、記錄，幾乎不挪窩，忙碌有序，不知時間流逝。這讓管理員產生了好奇，于是主動問詢了解。她們則如實地告知我們的工作程序，全面系統的調查，逐冊驗看的要求，令管理員大受感動，覺得她們作為學生能夠這般認真投入，實在太難得，就一路綠燈，甚至主動提供了館藏卡片柜里沒有著錄、很可能是子弟書的文獻，這給了她們意外的驚喜。

我只能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機會，與她們匯合，去解決一些她們難辦的事情。然后拉著她們四處“打秋風”，讓北京的朋友請客，來“犒勞”她們。記得“敲”卜鍵兄那次，伊白女史作陪，我們高談闊論，評點古今，她們聽得興趣盎然，因為這與課堂上的情況完全不同；卜鍵和伊白還有針對性地為她們作了指導，點明老師從文獻入手展開研討的意義。這些長輩的指點，有時候比自己老師所說，還讓她們印象深刻。我帶她們拜見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彌松頤先生，見到了滿族老人家彌奶奶，八十八歲的老人給她們每人都寫了“福”字，這份祝福讓她們之后的生活與工作都十分順當。我們一起去拜訪李嘯倉先生的夫人劉保綿，劉先生慨然搬出所藏子弟書和俗曲讓我們翻拍，我們才知道劉先生畢業于北大，也是一位俗文學研究者，這些文獻其實是她和李先生共同收藏的，我們還發現傅惜華先生當年可能沒有見過這些原本，所以在著錄李氏藏書時出現了一些誤差。

其間還有一則故事。2005年10月，正當李芳躊躇滿志地要在子弟書領域大展拳腳時，忽然發現北師大的一位同學剛完成了一篇題為《子弟書研究》的博士論文，她之前設想要寫的內容，全都已經寫了。她來電告訴我這個情況，情急之下，語含哭音。我覺得題目相重是可能的，但具體做法不可能一樣，讓她不要著急，先把論文轉給我看一看。看過論文，我覺得那位同學憑借個人的努力，獨力完成這篇論文，很是難得。但她主要利用了已標點出版的子弟書文獻和學者新發掘引用的資料，以及北師大圖書館的一些藏本，而沒有想過利用北京的地緣優勢來展開系統調查，其核心仍是古代文學研究模式下對題材、內容的討論。我們則是從文獻普查入手，在全面尋訪、匯集、研讀文獻的基礎上再深入研討，二者其實有著很大區別。所以我告訴李芳：不用擔心，在你還沒有對這個專題做真正的調查與研讀之前，單憑印象中的研究范式設計出來的章節、內容，其實是沒有太大意義的；我們必須在研讀文獻之后，才能提出問題、確立觀點，所以要有信心，只要繼續按計劃實施，最后要擔心的不是沒內容可寫，而是內容太多，寫不完。這讓李芳平靜了下來，更加著力于文獻搜尋。而她后來論文寫作時的情況，也確如我所預料，不是沒東西寫，而是材料太多，要吃透不易。甚至在畢業之后，又用了十多年時間來慢慢消化，才修訂完成她的這部專著。

人生總是充滿著緣分。有一次赴京，我去社科院文學所調查子弟書資料，遇見蔣寅兄，承他問起，我陳述了正在做的事情。對我們的做法，他深為欣賞，并且感嘆說：現在還有年輕人愿意這么做，很是難得。說完，他又冒了一句：文學所的俗文學收藏極多，無人編目，要是你的學生愿來文學所，我一定支持。沒想到，幾年后，李芳真的去了文學所工作，其機緣就始于此。

我們在普查了北京、天津、上海、沈陽等地的收藏后，發現還是缺了很重要的一塊：劉復（半農）當年收集的文獻。1928年前后，劉復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民間文藝組”負責人，搜集了兩萬多種、六萬多冊俗曲唱本，其中僅子弟書一項就超過一千種。這批文獻在1949年之后被遷往臺灣，收藏于傅斯年圖書館。2004年，史語所編選影印了《俗文學叢刊》，在第四輯里收錄子弟書條目309個，實收326種（內有同名異書），每種收一個版本，極大地方便了學者的利用。不過，當同一種書存有多個版本時，編者考慮到文獻的完整性，優先擇取那些首尾完整、抄錄工整的本子，結果所收多為晚清、民國抄本，而一些早期抄本，則因首尾有闕而未獲影印。我們編纂總目，要求目驗所有版本，再加著錄；校理全集時，必須校勘所有版本，最終厘為定本。所以，傅圖的收藏，是不可或缺的，必須逐一驗勘。但那時兩岸尚未通航，要去臺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5年，中山大學獲得校友資助，設立“凱思獎學金”，資助博士生到海外訪學，雖然數額不大，只夠支付最基本的交通與住宿費用，生活費用都需自己補貼，但在當時，這樣的機會卻是極為難得。我第一時間向學校提出了申請，并寫信請“中研院”文哲所副所長華瑋研究員擔任合作導師，終于幫助李芳爭取到去文哲所訪問半年的機會。于是，李芳成為大陸第一位自籌經費去臺灣訪學的學生——在此之前只有通過臺灣方面的資助，才能成行。

“中研院”不招研究生，或因如此，學生身份的李芳，得到了文哲所和史語所師長的諸多關照，常常被約請共進午餐。那時兩岸交流還不是很通暢，很多學者從未來過大陸。他們饒有興味地詢問大陸學生和學界的情況，李芳則乖巧地回答，更多時候是做一個聆聽者，安靜聆聽師長們講述他們在海外學習的經歷，臺灣學界的狀況，對不同學術流派的評價，以及許多的提點，這大大拓展了她的學術視野。與此同時，李芳作為一個“局外人”，還獲悉了諸多學人的“八卦故事”，并且習得一口純正的臺灣腔，直到去北京工作后，才轉換了過來。期間，李芳還去臺灣大學旁聽曾永義先生的課，周末去劇院看戲，與臺灣從事戲曲研究的師友們建立了良好的聯系。

李芳的日常工作，是每天在上班時間到傅斯年圖書館看書，結束后回到文哲所的研究室整理所得資料、閱讀臺灣和海外的文獻。因為時間緊迫而資料豐富，她帶著強烈的“饑餓感”，每天都幸福地泡在書堆里，不知疲倦。她不知道的是，師長們也在觀察她，因為這是第一個大陸學生“標本”呵。一年后，我去史語所參加俗文學研討會，“中研院”的師友對我說：他們每天早上到所里時，李芳就已經在研究室了；晚上十點多準備回家，發現李芳還在研究室。他們感嘆臺灣的學生不夠用功，這樣下去，今后和大陸學生的學術能力差距將會越來越大。因為欣賞我的學生，他們無意中對我這個當老師的也“高看”了一眼，這是最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

李芳來信匯報說，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的廣東俗曲也非常豐富，雖然在網絡可檢索，并且有一部分得到了影印，但還有許多工作可做。于是我與史語所王汎森所長聯系，簽訂了一個合作協議，請他發邀請函，我派學生自費赴臺去編那些待編的文獻。子弟書項目剩余的一點經費和我新獲的一個教育部項目，讓這項協議得以完成。王汎森先生也特地從他的所長經費里撥出一些，做為她們的生活補貼，使這個合作項目得以順利展開。

這樣，李芳在臺又多呆了半年，在全面比對、校核傅圖藏本之后，又利用近史所等處的收藏，編制了七萬余字的子弟書目錄。同時，關瑾華、肖少宋、梁基永等幾位也前去做了幾個月的調查編目，我們基本摸清了傅圖所藏俗曲的情況，掌握了許多其他類別的古籍資料。基永在文獻收藏方面有許多心得，所以還應邀做了一次小型講座。

我們這個小小的團隊，借助這樣的調查工作，除了馬彥祥先生的舊藏不知下落，關德棟先生的收藏因未清理不能借閱，可以說在全世界范圍內，凡是曾有著錄、有人提及的子弟書文獻，我們都復查、驗看過了，借此全面系統地掌握了現存文獻，為總目編纂和全集整理奠定了基礎。

應當說，在我們之前，關于子弟書研究做得最為深入的，是臺灣政治大學的陳錦釗教授。他1970年代讀碩士時，參與了傅圖所藏俗曲的整理工作，主要負責其中的子弟書文獻，后來遂以子弟書為對象，完成了博士論文。傅圖藏子弟書文獻的一些珍稀印記、題識，就是由他首先發掘利用的。1990年代之后，隨著兩岸交流的增加，他經常利用假期自費來大陸調查子弟書，又發掘了一些重要的資料。我對他的工作深感欽佩，聞知他也有意整理子弟書，我覺得這類文獻，出版一次不易，能出一種就不錯了，所以在21世紀初與他相識時，我曾表達過合作意向，請他負責臺灣所藏，我們來承擔大陸所藏，但他未置可否。李芳赴臺后，我請李芳拜見時再度誠懇相邀，仍未有結果，那就只好各做各的了。

陳先生的優勢是他翻閱過傅圖所藏，早年的積累較為豐富。不過，當李芳在臺一年，按版本目錄學的規范要求作全面系統的調查之后，我們掌握的信息，已經超過陳先生了。也緣于他最初并沒有這樣的意識，后來要再重做，時間和條件已經不允許了。至于大陸所藏資料，雖然他已經做了多年的訪書工作，但他只有假期很短的時間，無法像我們這樣做“地毯式”搜尋，加上某些圖書館還人為設置了借閱門檻，他憑個人之力，其實是很難完成普查的。我閱讀陳先生的《快書研究》（1982），其中附有他輯錄整理的“快書”，發現當有多個版本時，他往往選擇最易獲取的民國鉛印本作底本，而沒有用傅圖收藏的清抄本。事實上民國排印本存在較大的改動，已非清代面貌，看來對于底本的擇取，對于文獻學基本規則的理解，他似乎與我的想法不太一樣，所以也確實是分開各做一書為好。

我們在2007年左右完成了總目的初稿和全集的錄入工作，出了清樣之后，又花了多年時間校對，繼續補充新發現的資料。有幾種同書名、同題材的子弟書，在最初調查時，我們以為是同一書，所以只錄了開頭數句和末尾數句，經過仔細校勘之后，發現是同題材的別本，需要一并收錄，但也有兩種鄭振鐸舊藏本，因為國圖將鄭氏藏書集中掃描，不能提供，只好付之闕如。

子弟書的句式以七字句為基礎，通常又以十字句為多，最多時可達二十余字，為了保持原貌，這多出的字，要用小字雙行排列，但這行距很不好掌握。為了版面美觀，我請編輯做了很多的嘗試，最后終于調到合適的位置。再如子弟書演唱時分“落”，早期抄本都標有分“落”符號，早期刻本則在句末用圓點表示，我們在整理過程中發現這個問題，重新為所有文本補充了“L”符號。我們整理子弟書大都用三到五個版本作過校勘，心中才算安定，而版面上看，卻可能是一個校記也沒有。

而我們勤勉也獲得了最好的獎勵，那就是《子弟書全集》項目幸運地獲得國家重點出版資助，在2012年順利出版， 2014年獲得中國新聞出版政府獎提名獎，可以說謝社長的出版家眼光在這里得到充分體現。2020年10月，陳錦釗先生的《子弟書集成》也由中華書局出版。近十年來，子弟書研究十分活躍，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的數量都有明顯增長，想來我們和陳先生所做的文獻資料工作，已經產生了作用。

李芳在2008年6月順利通過答辯，赴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工作。之后又跟隨南京大學張宏生教授做一站博士后，主要承擔滿族詞人的詞作整理。她把自己的研究領域從子弟書拓展到旗人作家作品的研究，將詩、詞、曲、戲劇，合而為一，耐心地積累，慢慢地消化，如今再用了三年多時間，將畢業論文作了認真的修訂補充，呈獻給讀者。我則借此機會，把我們師生合作展開研究的過程作了一番回顧。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