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漢思（章靜 繪）

傅漢思（Hans Ulrich Vogel）是德國圖賓根大學漢學系教授。他的研究秉承了歐洲漢學的傳統，重視語言能力和對文獻的細致翻譯，但與早期德國漢學家不同的是，傅漢思較早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透過對檔案文獻的解讀，以此深入中國歷史研究。他很早就開始關注中國歷史中的礦業、鹽業，他對馬可·波羅的研究也與此緊密相關。近期，《上海書評》特約同在圖賓根大學漢學系任教的黃菲教授采訪了傅漢思教授，談談他的求學與研究經歷。

您很早就對中國研究感興趣？

傅漢思：我高中時期受當時同窗好友的影響，和他一起開始學中文。1974年我進入了弗萊堡大學（Universit?t Freiburg）漢學系，一年后轉到柏林自由大學漢學系。當時在歐洲左派思潮正興盛，不少西柏林的漢學家都在討論毛澤東，也在某種程度上帶動了我繼續學習中文的興趣。不過當時我大部分的時間還是集中在語言學習上，現在回想起來我對中國史研究的啟蒙來自當時柏林自由大學的清代史料閱讀課。那是我第一次接觸一手的中文歷史文獻，也是第一次逐字逐句地翻譯分析史料。這些閱讀也促發了我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興趣。后來我以太平天國起義作為碩士論文選題，著重討論太平天國內部的土地政策以及地方管理制度。1979年我碩士畢業之后，回到了祖國瑞士，進入蘇黎世大學繼續攻讀漢學系的博士學位。當時我對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特別感興趣，也因此注意到了云南的銅礦歷史，并很自然地想要與西方的礦業史做比較。在我開始閱讀清代史料的時候，我發現在與銅礦相關的材料中還有大量關于鑄幣的記錄，也因此開始了貨幣史的研究。我的博士論文即以《清代早期的中央貨幣政策和云南銅礦工業（1644-1800）》（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Yunnan Copper Mining Industry in the Early Qing [1644–1800]）為題，1983年獲得博士學位，但論文之后沒有正式出版，因為很快我就意識到還有許多與此相關的一手材料和檔案我沒讀過。

當時還沒有去過中國？

傅漢思：對。因為我在博士畢業之前都沒有機會去中國收集當地材料，主要依靠的還是蘇黎世大學和其他大學漢學系的中文圖書和檔案收藏。直到1983年博士畢業之后，我才第一次有機會到臺北和香港。之后由于瑞士漢學教職申請的特殊和困難情況，我在瑞士、德國、法國、英國和美國的不同機構中輪流進行由幾家基金會支持的短期研究，最后在1987年秋天我獲得了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研究助理講師的職位，也在德國的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versit?t Bochum）完成了教授資格考評（Habilitation，注：德語區的學術體制傳統，與北美的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的逐級升等制度不同。德語區學者在博士畢業之后無法直接獲得教職，必須在之后的博士后或研究助理講師任期中，以及近年來新設立的初級教授[Junior Professor]任期當中，獨立完成不同于博士論文研究方向的第二本研究專著書稿或相關研究成果，以此通過教授資格考評，方可直接申請或遞補大學的正教授或講席教授職位空缺）。1987年春天，我第一次有機會去中國內地，當時直接去了四川省的成都和自貢，都是為了收集與鹽業史相關的材料。

可以說礦業史、貨幣史以及后來發展出的鹽業史，是您一直關注的重點。

傅漢思：是的，當時我選擇以鹽業史作為不同于我博士論文的新的研究論題，也就是為了準備教授資格考評的研究題目。鹽，顯然是古代人類社會最為重要的經濟產品之一，因此社會如何組織生產、運輸、分配以及與此相關的技術都是我特別感興趣的議題。這樣從鹽業出發，可以擴展到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方面。同時我也一直對中西鹽業歷史的比較很有興趣。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甚至可以用制鹽方法來定義前現代社會。在前現代社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鹽都被用于人民日常生活的消費。而在現代社會中，大多數的鹽則作為原材料用于各種化學制劑。中國社會是從二十世紀才開始進入這個現代階段，我的研究主要是處理傳統鹽業制造技術，以及這些技術在天然氣和石油開采中的運用，并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相關發展做比較。這也關系到我對李約瑟提出的經典問題的討論：為何古代科學技術在中國十三世紀已經發展到了高峰，但現代科學技術卻只在西方發生。

在我完成了這項研究，并通過教授資格考評之后，于1994年接替了圖賓根大學漢學系林懋（Tilemann Grimm）教授退休后的空缺。林懋是德國著名漢學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高徒，1974年起任圖賓根大學漢學教授，專治明清史。我獲得圖賓根大學漢學系教授職位之后，一直主持系內事務直到2021年春天退休。在此期間，我們在北京建立了歐洲中國研究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我也開始擔任《東亞科學、技術和醫學》（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簡稱EASTM）這份雜志的主編。我還主持了2005年到2012年之間進行的大型研究項目“中國及東亞地區的貨幣、市場和財政（1600-1900）——從地方、區域到國家、國際層面的多維研究”（Monies, Markets and Finance in China and East Asia, 1600-1900: Local,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這個由德國研究基金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資助的項目持續了七年，培養了很多優秀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也邀請了很多國際學者建立了國際合作。這個項目最為看重的，是發現、整理一手材料。我的已畢業的博士生陳海連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2019年她以博士論文為基礎的專著出版，就是在大量一手檔案閱讀的基礎上展開的一部關于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中國鋅礦業的研究。（Hailian Chen, Zinc for Coin and Brass: Bureaucrats, Merchants, Artisans, and Mining Laborers in Qing China, ca. 1680s–1830s, Leiden: Brill, 2019）

除了您個人所特別關注的礦業、貨幣和鹽業史之外，圖賓根漢學系在近二十年以來也是科技史研究的中心之一。能否特別介紹一下您在此期間所主持并擔任過主編的雜志《東亞科學、技術和醫藥》。

傅漢思：《東亞科學、技術和醫藥》是一份匿名雙審制的學術雜志，主要出版發表關于傳統和現代的東亞科學、技術和醫藥史的研究論文，其中特別注重采用中文、日文、韓文一手材料的原創研究，以及關于科學、技術、醫藥和政治、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宗教、史學的互動發展。1975-1992年間，這份雜志由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席文教授主持。1993-1998年由普林斯頓大學的艾爾曼教授擔任主編，當時雜志名稱是“中國科學”（Chinese Science），基本是一年一期。1999年我從艾爾曼教授那里接過了雜志的主編，雜志的名字也正式改稱為“東亞科學、技術和醫藥”，從中國科技史這一領域逐漸擴展到東亞整個地區和醫藥、環境史等研究領域。而且，雜志逐漸改成了一年兩期的制度，雜志的基金來源是德國研究基金會，一共出版了二十九期。超過十五卷是組稿的專刊，例如2003年第21期的“越南軍事技術中的突擊戰術”，2008年第29期和2009年第30期的“早期近代日本的社會與疾病”，2011年第34期和2012年第35期的“知識的傳播與網絡：中國帝國晚期的耶穌會士、滿人和漢人”，2012年第36期的“傳統中國的婦女與紡織技術”。 在1999年至2017年期間，EASTM共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總長度超過四千頁。從2017年第45期之后，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詹嘉玲（Catherine Jami）教授開始擔任主編，保證了這份雜志繼續作為科學史研究的重要刊物。

您是怎么開始轉向馬可·波羅的研究？

傅漢思：吳芳思（Frances Wood）關于馬可·波羅是否來過中國的這本書（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Secker & Warburg, 1995）毫無疑問是近二十多年來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引起了公眾對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的興趣。不過在世界各地的元史和馬可·波羅研究專家都對她在書中的觀念相當質疑。我對馬可·波羅的興趣也是由此而來，因為身邊的親朋好友和同事都想問我對她書中的論述的想法。因此，我把這本書找來讀了，覺得關于馬可·波羅的研究還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另外一個動機，來自我對于中國錢幣史和鹽業史的關注。威尼斯商人的一個重要財產來源就是鹽的專賣和貿易，馬可·波羅作為一個威尼斯人，并且是一個商人家庭的后代，使得他對于自己所行之處所看到的跟鹽業相關的內容非常敏感。因此，我就特別注意到《馬可·波羅游記》中有很多關于傳統中國的造鹽技術的記錄以及元代的鹽業專賣制度的記錄。

實際上我一開始只是想要寫一篇文章，關于馬可·波羅對云南的鹽作為貨幣的特別記錄，當然也希望能夠在他的游記中梳理出更多關于鹽業管理和生產的內容。當我的文稿變得越來越長，我的太太、中西醫學史家白雅詩博士（Beatriz Puente Ballesteros）問我：“為何不寫成一本書呢？”所以我將文稿擴張，并交給了荷蘭萊頓的博睿出版社（Brill Publishers）。出版社覺得稿子很好，但還希望我再將此問題繼續擴展。于是我又加入了在《馬可·波羅游記》中所見的關于其他貨幣的討論，例如紙鈔、貝幣、銀以及金幣，同時又寫了一章關于元代的行政地理。我的好朋友伊懋可讀完書稿后，又建議我應該寫一章介紹關于所有這些和其他材料如何支持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證據。這本書于是變得越來越長。最后我在2013年出版了《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貨幣、食鹽、稅收的新證據》（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Leiden: Brill, 2013）。這本書最近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我要特別感謝由北京大學副教授黨寶海、南開大學副教授馬曉林和清華大學副教授周思成的精心翻譯。書的標題已清楚地說明，基于我對一手材料的研究，我相當肯定這位威尼斯人的確到過中國。我也很期待中文學界對這本書的回應和看法。

《馬可·波羅真的到過中國嗎？》，[英]吳芳思著，張學治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Hans Ulrich Vogel, 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Leiden: Brill, 2013.

《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貨幣、食鹽、稅收的新證據》，[瑞士]傅漢思著,   黨寶海、馬曉林、周思成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出版

這個研究馬可·波羅的角度很特別。

傅漢思：是的。我認為馬可·波羅首先是一個商人，因此他對于中國的貨幣和鹽業生產相當重視。在這本書里，我是通過考證不同手稿和版本的《馬可·波羅游記》中有關中國的各種貨幣、鹽業和稅收制度，同時以此對比元代相關史料，并與同一時期其他的歐洲游記材料相互校參，考證出馬可·波羅如此精準的觀察，不可能是道聽途說的，必定是其本人來過中國。其中特別是他對制鹽過程中的各種細節，以及用淋鹼煎滷方法取得鹽的技術的詳細描述，這是在地中海地區無法見到的，他一定是親自在中國見到過。另一個例子是馬可·波羅能夠很清楚細致地描述出當時中國的不同貨幣的具體使用，例如他提到在云南的貝幣流通，而且那里的黃金相對便宜。他也提到四川北部有著多種貨幣，其中也包含了用于小型交易的鹽幣和貝幣，同時他也注意到這里不是大汗紙幣流通的地方。所有這些詳細的描述，都說明他確實來過中國。此外我還花了很多筆墨詳細探討各種相關的財政制度，徹底地挑戰了吳芳思認為馬可·波羅沒有來過中國的研究結論。

我注意到馬可·波羅這個研究的前提也在于對多種語言文獻材料的把握能力。當前在歐洲，馬可·波羅研究還有什么其他新的發展？

傅漢思：這確實是我的優勢，除了我的母語德文之外，語言上我能夠熟練掌握的還有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蘭文、拉丁文，以及中文、日文和滿文。這使得我能夠讀多種一手材料和二手研究文獻。我對馬可·波羅的著迷，當然和我自己總體上對于中西文明交流這個研究方向的興趣有很大的關系。同時，這也與我自己的研究和語言能力有關。因為我對于不同語言學習的興趣，使得馬可·波羅成為一個對我來說非常理想的題目，可以讓我同時處理西方和東方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和討論。關于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并不是一個新問題，實際上從十九世紀就有學者開始懷疑了。但過去馬可·波羅的研究是很分散的。當前在歐洲很多國家都有展開關于馬可·波羅的研究，特別是意大利、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的學者，他們主要的工作在分辨和比較上百種《馬可·波羅游記》的手稿本。因為這些不同的手稿分別以各種歐洲的書寫語言與各種方言記錄下來，例如法蘭克-意大利方言（Franco-Italian），或者更精確的說，法蘭克-倫巴第-威尼斯方言（Franco-Lombardian-Venetian）、拉丁文、古法文，威尼斯語 （Venetian）、托斯卡尼語（Tuscan）、阿拉貢語（Aragonese）、加泰羅尼亞語（Catalan）、卡斯提亞語（Castilian）、古德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荷蘭文、甚至是蘇格蘭蓋爾語（Gaelic）。這么多不同古代地方語言的材料，需要來自不同地方傳統的學者一起努力，也因此目前歐洲關于馬可·波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尋找整理這些不同游記手稿本的流傳，不同手稿本之間的關系，以及其如何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被接受和闡釋的歷史。越來越多的當代關于馬可·波羅游記的手稿本與印本被整理出來并電子數據化，極大便利了現在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數據庫就是喬萬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奧（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485-1557）整理的意大利版本，以及他所收集和他引用的各種馬可·波羅游記的手稿本。關于這些方面近年來最重要的研究是2011年由威尼斯大學的意大利學者們所主持的相關研究計劃（http://virgo.unive.it/ecf- workflow/books/Ramusio/main/aboutproject.html）。不過，由于歐洲的這些學者不會中文，他們幾乎不了解中文文獻中關于馬可·波羅的材料。因此我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首先對不同手稿本和印本進行校勘，下一步又加入大量關于中文材料中的經濟史和制度史的討論，從而逐步展開我的論證。也因此當前馬可·波羅研究特別需要以全球范圍合作的方式，特別是來自歐洲、中國、日本的研究內亞歷史的學者一起合作，才有可能有下一步的發展 。幸運的是，通過舉辦研討會和座談會，以及通過西方（主要是歐洲）和亞洲（主要是中國）學者之間的具體研究項目中的相互交流，這種合作在最近幾年有了很大的改善和發展。

圖：幾種不同手稿本和印本的《馬可·波羅游記》

忽必烈汗向波羅兄弟贈送金牌子。法國國家圖書館，法文手稿2810（約1410-1412），第3v頁。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2000858n/f14;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ran%C3%A7ais_2810,_fol._3v,_Qubila%C3%AF_donnant_une_tablette_aux_Polo.jpeg

大汗的軍隊在攻擊叛亂的緬（今緬甸）國王。（請注意，馬可·波羅描述的是國王用大象攻擊大汗，而后來的插圖作者描述的則是大汗用大象攻擊國王！）
格拉茨（Graz）大學圖書館，Sig: HB 15 210/P 778；古法語手稿， Livre des merveilles（1298-1299）, 第58r頁.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rco_Polo,_Il_Milione,_Chapter_CXXIII_and_CXXIV.jpg

馬可·波羅的畫像, Hie hebt sich an das puch des edeln Ritters vnd landtfarers Marcho Polo, in dem er schreibt die grossen wunderlichen ding dieser welt，Norimberg: Friedrich Creussner, 1477。 這是馬可·波羅的記載第一次被印刷。

您最近在進行什么新的研究？

傅漢思：我目前主要關注的是明代的耶穌會傳教士史。目前在處理的個案主要是《坤輿格致》和《泰西水法》，特別是由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和楊之華等人一起合作翻譯的《坤輿格致》。他們把德國礦業學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 1494-1555）的遺作《礦冶全書》（De re Metallica，1556）的一部分翻譯成中文。這本書是歐洲礦業史的經典之作，論述了當時在歐洲的礦藏開采和冶煉技術。該研究項目是我與曹晉博士和金霞筆（Sabine Kink）碩士一起進行，也得到了圖賓根漢學系內以及系外其他研究人員的協作。我們一直知道在晚明和清代早期不少人都提到過這本書，包括《明實錄》等多種著述中也都有所提及，但之前從來沒有人見過此書。

就在幾年前我無意中在網上搜索到了一篇新聞報道，了解到在南京圖書館發現了《坤輿格致》的抄本，其中有一卷丟失，但剩下的三卷還保存著。我立刻聯絡曹晉博士去把所有的資料用電腦抄錄下來。現在我們的研究小組幾乎已經將這本書逐字逐句翻譯回英文，并將這個抄本與《礦冶全書》的拉丁文和德文版進行逐一比對。我們特別注重在翻譯的過程當中，流失了什么、改變了什么，以及從其他西方書籍中添加了哪些材料，同時我們也關注中國人是在何種時機下讀到這個抄本，又是如何了解它的內容。我們也想借這個個案，來進一步做比較史的研究，特別是從在中西方的國家和礦業的互動來討論早期中國全球化的問題。我們計劃將來發表所有的翻譯校勘和相關研究成果。我還想提一下，這個研究項目是德國研究基金會的支持的，此外，我們還得到了北京的中德科學促進中心（Chinesisch-Deutsches Zentrum für Wissenschaftsf?rderung）的資助，以支持在中國或德國大學從事“近代早期中歐技術科學知識的轉移”（Transfer of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課題的研究人員的相互交流。（《坤輿格致》和《泰西水法》項目的更多信息，見https://uni-tuebingen.de/en/fakultaeten/philosophische-fakultaet/fachbereiche/asien-orient-wissenschaften/sinologie/forschung/kunyu-gezhi-taixi-shuifa-dfg/）

您非常強調細致的翻譯，這是秉承了歐洲漢學傳統嗎？近年來圖賓根大學漢學系中國史研究方向上的教研重點是什么？

傅漢思：的確，我非常強調翻譯是漢學的根基，也是漢學家的基本功。因為在某種層面上，我們只有通過逐字逐句的細致翻譯和了解才能夠進入文字敘述的細節。仔細的翻譯以及深入的閱讀和適當得體的闡發，是我心目中以歐洲為代表的漢學研究的基礎。當然，為此也需要掌握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力求準確地還原史料的原意。至于更進一步的理論對話則是在這之后的順理成章。我自己一直努力在做的，就是在不同語言之間轉換，通過仔細的翻譯以及將不同文獻校勘比對來進行研究。實際上，我的研究取向在早期德語區的漢學界是相當特別的，因為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德語區漢學界的傳統還是集中在文學和哲學領域，并沒有太多的學者重視閱讀檔案研究和社會經濟史研究，現在則更多見了。而我對礦業史的關注，始終是在中西比較的視野下進行的，我認為礦業史是理解為何中西方出現“大分流”的重要因素。彭慕蘭所提出的“大分流”的概念，更大程度上只是針對農業和商業經濟來討論。假如我們不只從農業和商業，而是加入傳統手工業的討論，相信最后的結論會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希望目前的研究項目將來可以成為挑戰彭慕蘭的“大分流”理論的重要作品。

這種將中國置于全球史發展的研究取向，也是我們開設的全英文授課的漢學研究碩士項目的教學重點。從2020年夏季學期開始，我們正式開始全新的英文碩士項目“十六至十九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動態”（China and the Dynamics of Globalisation, 16th to 19th Centuries），我們的課程將集中討論在十六至十九世紀之間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以及東亞的財富、權力、含義（meaning）和知識結構的發展。隨著十五世紀末期開始的“地理大發現”之后，由于新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新航道的開辟，世界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持續且不可逆的全球化的過程。更為密切的中西交流不僅發生在經濟和政治領域，而更是在文化領域，也對明代和清代的國家與社會帶來了關鍵性的影響。中國在此階段之前已經是在歷史、經濟和文化上的東亞強大力量，在這個歷史發展階段中更加成為了全球發展的重要部分。這也是我們這個碩士項目關注的重點，就是將中國史放置在早期全球化的框架下來研究，這種比較的視角是這個碩士項目的關鍵部分，我們也會有特別的課程介紹這種比較的視野和相關的理論方法以及具體的文獻細讀和比對，目的也是提供在英國和美國之外，位于歐洲大陸中心關于漢學研究的獨特視角。

您對未來有什么進一步的計劃？

傅漢思：我已于2021年春季退休，并退出了大學行政工作，也基本退出了主要的教學責任，我想把自己的時間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研究和各種未完成的出版項目中。除了《坤輿格致》和《泰西水法》項目外，我大約還會在今年與曹晉博士和金霞筆碩士一起完成一本書——《貴州桐梓縣老鴉窩私鑄團伙（1794）： 研究與教學中的清朝時期（1644-1911）的公文》（The Counterfeiter Gang of the Old Crow’s Nest in the Tongzi District of Guizhou[1794]: Chinese Documentary Language of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這本書是研究性專著和教科書的結合，將由圖賓根大學出版社出版。在主題上，這本書將以檔案來探討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在貴州所發生的最大的私錢案件，同時我們希望將來可以用這本書來輔導德國漢學系的學生深入閱讀和分析以及掌握清代檔案書寫體例。另一本即將于今年或明年初出版的書，是《馬可·波羅研究：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論文集。本卷將由我和圖賓根大學漢學系助理研究講師田宇利（Ulrich Theobald）博士共同編輯，并在圖賓根圖書館出版社發表。這本論文集匯集了國際知名的馬可·波羅研究學者撰寫的相關文章。在馬可·波羅研究領域，我目前還在與意大利的學者合作，創建一個數字化的全球在線訪問的馬可·波羅書目，它將提供所有重要的原始資料和所有以主要語言編寫的研究文獻的全部信息。

未來我還計劃與同事合作完成《中國的“Georgius Agricola”：吳其浚（1789-1847）和他的〈滇南礦廠圖略〉》一書。這項工作是我幾年前與丹佛大學葛平德（Peter J. Golas）教授一起開始的，但很遺憾他不幸于2019年去世。我們的研究包括對《滇南礦廠圖略》最重要的部分的英文翻譯，以及十八和十九世紀云南省的采礦和冶煉歷史。另外，我會繼續作為主編負責“東亞的貨幣、市場和金融，1500-1900年”（Monies, Markets and Finance in East Asia, 1500-1900）叢書的出版工作，這套叢書由博睿出版社出版。最近，我與妻子白雅詩博士一起，計劃在博睿出版社創辦另一套叢書系列，關于“從西方到東方和從東方到西方的科學、技術和醫學的傳播：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Translat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from West to East and East to West, 16th to 20th Centuries）。這套系列叢書關注耶穌會士在中國活動的歷史，會陸續出版我們以及合作者的研究成果。我想，所有這些都應該讓我在可預見的未來保持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