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日軍攻占山海關，其后又大舉出兵侵占熱河，進而沿長城一線進攻，大有直驅平津之勢。山海關事件拉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1933年3月起，國民政府陸續調動各方軍隊在長城一線抗擊日軍達兩個多月。長城抗戰是九一八事變后到全面抗戰前，國民政府中央與地方軍事力量配合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反抗日本侵略的戰役，參戰者有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晉綏軍等。長城抗戰也是中日在華北的第一次正面對抗，標志著日軍開始入侵華北。關于此役，除探析國民政府的應戰舉措外，華北地方勢力的態度與表現也尤為關鍵。以閻錫山為首的晉系勢力占據山西、綏遠兩省，是當時華北地區除東北軍外最大的實力派，其于華北局勢的影響至為深遠。目前學界對閻錫山及晉綏軍與長城抗戰相關諸問題尚缺乏完整系統的研究，本文主要利用臺北“國史館”藏閻錫山史料檔案，以閻錫山及晉綏軍為切入點，探討長城抗戰前閻錫山的出兵考量與安排、戰事中閻錫山與國民政府中央之互動、晉綏軍抗戰的過程與表現等，希望以此來透視九一八事變后閻錫山對抗日之態度，以及在日本入侵華北的形勢下，晉系勢力與中央之關系。

閻錫山

山海關事件后閻錫山的出兵考量

1933年1月初，日軍攻陷山海關（即榆關），舉國震動，抗日呼聲再度高漲。身處華北的“山西王”、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極為關注，在接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以下簡稱“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張學良的戰事報告后即表示：“日方對我榆關屢思狡逞，此次釁自彼開，肆意轟炸。誠如尊論，系具有擴大擾害之謀。我兄秉承中央既定方針，貫徹御侮初旨，貴部復能奮勇抗御、沉著應戰，至深佩仰。此后戰況尚祈隨時見示為盼。”華北戰事驟起，主政山西的閻錫山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在關注戰事發展的同時，閻錫山也表達出唇亡齒寒、協助抗日之意。1月4日，他再次致電張學良：“敵既有意擴大戰事，想我兄當以秉承中央，備有整個計劃。事關抵御外侮，茍有需弟之處當盡力以赴也。”此時閻在日記中也表達了對國事的憂慮，“事前不可不未雨綢繆，臨時不敢與敵以隙”，“今日欲御外侮，非有三十年之準備不可……而當局者又排除異己，黨內分裂，與敵人以莫大之隙”，流露出對日本侵略的擔憂和對中央的不滿。

面對“日軍一再無端挑釁”，閻錫山認為“自非群策群力不克有濟”。1月5日，為與北平軍分會協商抗日大局，閻錫山派晉綏軍軍事整理處處長黃臚初赴張學良處協商晉省出兵事宜。為動員閻錫山出兵抗日，張學良向黃表明抵抗的決心。據黃報告，張學良“飭部誓死在秦皇島以東抵抗，掩護大軍在灤河集中。已派鮑志一見蔣先生速定大計，復將鈞電意旨轉陳中央，以表將領團結御侮之血誠”。張還表示已派專員赴晉接洽彈藥及出兵事。黃向張說明閻錫山對抗日的態度，稱閻希望中央有全局計劃、統一指揮，如此，愿為抗日盡一份力量。

攻陷山海關后，日軍進一步向熱河集結兵力。鄰近的晉綏自然感受到危機，但是否派軍入熱河參加作戰，還須結合自身利益進行考量。晉系將領集體商議后一致認為，熱河湯玉麟“隊伍龐雜，與晉軍毫無感情，且晉熱交通不便，如以晉軍步兵越過察宋（哲元）防境，加入熱湯軍作戰似有困難”，最后決定“至熱境戰事欲加入步兵，以系統及感情言，當然以漢卿部隊為宜。以防境關系加入宋部亦無不可，倘以騎兵缺乏，我方可聽命調遣也”。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晉系將領不愿為湯玉麟火中取栗，但也表達出必要時出兵協助之意。雖然晉系將領反對冒險進入熱河境內參加作戰，但如果戰事擴大，勢必牽連晉綏，閻錫山也不能不有所行動。

此時又有人建議閻錫山，可以趁華北對日作戰的時機，一面將留晉客軍遣送出晉，“一面仍整頓實力以備非常。而對外仍示和平，順應大勢，以圖進展，或能為華北延生機也”。中原大戰閻、馮反蔣失敗后，馮玉祥部西北軍殘部紛紛進入山西境內，留晉客軍主要有宋哲元二十九軍駐陽泉，“鮑（剛）、張（人杰）稱六團，駐介休、孝義。孫（殿英）稱十八團（作戰可當兩團用）駐晉城、高平、陽城、沁水、長子、屯留”。其后二十九軍雖移防察哈爾，但仍有部分留晉。九一八事變后閻錫山重掌晉政，客軍在其看來已成為一大隱患。此時華北對日戰事爆發，閻也有意借此機會將客軍禮送出境。山海關事件后，北平軍分會即命留晉的宋哲元、孫殿英部開赴前線抗日。1月16日，二十九軍分別由晉、察、冀三省開赴長城沿線，孫殿英部開出晉境，集結北平以北，準備入熱河作戰。由于民眾抗日呼聲甚高，山西省內也爆發了民眾抗日請愿活動。1月9日，山西省學生聯合會到太原綏靖公署門口請愿，要求閻錫山及晉綏軍各將領即日出兵抗日，閻親自接見并作答復，眾乃散去。及此，無論是出于自身利益還是民情民意，晉省已不能不有所行動。

對日戰事再起，中央也希望晉綏軍出兵參加抗戰。1月1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過閻錫山派駐南京的代表臺壽民，向其轉達了中央對晉綏軍出兵抗日的意見：“（一）晉軍參加抗日可以表現全力御侮之實；（二）希望晉出步兵兩軍，每軍以三旅或兩師編成，并希以傅(作義)、徐(永昌)分統之；（三）抽山炮兵四團，以二團分屬上兩軍，另兩團備配助他處無炮或炮不足之軍；（四）另編騎兵一軍；（五）在紫溝堡、大同間集中，并聲明晉軍不向熱河方面使用。”為促使晉省出兵，軍委會同意晉綏軍不向熱河用兵，但并未指明出兵地點，只是要求部隊向平綏線方向集中。

對此項安排，閻錫山基本同意，但因此時徐永昌任晉省主席，不便調離，閻要求徐留省。同時，閻又以晉綏軍缺少御寒裝備為由，要求出兵路線由平綏線改為滄石大道。閻錫山還提議由傅作義、李服膺擔任晉綏軍統兵將領，并稱此舉已征得張學良同意，便于配合平津前線的東北軍。對此，蔣介石予以同意，但表示出兵路線仍需征詢張學良意見。晉綏軍對前線各參戰軍隊在炮兵上也予以支持，分別派炮兵團往東北軍、商震、孫殿英部，并留一團給中央軍。就此，閻錫山與中央在出兵問題上初步達成一致。

閻錫山雖然同意出兵，但具體事項仍需雙方進一步協商。由于前線形勢緊急，日軍隨時可能侵占熱河。1月19日，張學良會見黃臚初，希望晉綏軍騎兵早日開赴前線，并請徐永昌盡快赴北平面商對策。針對張的催促，閻錫山允騎兵早日出發，但以晉綏軍經費補給困難為由，要求國民政府中央予以補充。關于晉綏軍經費問題，據臺壽民報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初步擬定照中央軍待遇撥發，但最終結果仍待蔣介石決定。晉綏參戰部隊被編為一個軍團，歸北平軍分會指揮，閻錫山認為“傅等與漢卿及其部將均有相當感情，當能融洽一致，于戰事有利也”。

實際上，晉綏參戰軍隊由傅作義、李服膺統率的步兵兩軍與趙承綬統率的騎兵一軍組成。經過多方協商，最后蔣介石確定晉綏軍參戰方案：“（一）使用方面因漢卿來時面要晉軍任最左翼，現改定晉軍不參加熱河戰事，專防多倫至張家口之線；（二）動員經費及其后津貼歸中央與直轄各軍同樣辦理，交軍政部備案；（三）鮑張兩部一任鈞座（閻錫山——引者注）處置；（四）宋部既開無問題，惟孫（殿英）任意擴充己部，電汴劉（峙）禁止其招兵；（五）晉兵工廠由軍政部籌妥經費即開工。”關于晉綏軍駐防地，蔣介石指示“以主力駐張垣，以騎兵附有力之支柱部隊駐多倫”，同時要求晉綏軍在2月20日左右將軍隊開至指定地點。為動員晉綏軍出兵抗日，蔣介石做出不少讓步，對于晉方要求予以很大支持。除未讓晉綏軍參與熱河戰事外，在動員軍費、客軍出晉、兵工廠問題上均滿足了閻錫山的要求。太原兵工廠始建于晚清，生產規模較大，是民國三大兵工廠之一。中原大戰閻氏倒蔣失敗后，國民政府裁減晉綏軍并關閉了太原兵工廠。此時中日戰事再起，中央為使晉綏軍協助抗日，同時也為充實華北抗戰力量，有意恢復兵工廠。2月21日，蔣介石親自致電何應欽，說明太原兵工廠由軍工署負責籌備，“一俟有款，即可著手進行”。

2月5日，為進一步聯絡閻錫山，商議具體事項，軍事委員會派出北平軍分會參謀長楊杰到達太原，代表中央與閻錫山會談。雙方會談后確定晉綏軍步兵兩軍仍擔任左翼張家口至多倫一帶防務，歸張學良指揮；開拔費20萬元及每月8萬至10萬元的后方設備等費用，由中央負責籌發。另外，雙方具體商討了對留晉客軍鮑剛、張人杰的處理和山西兵工廠恢復辦法，最后一致同意鮑、張兩部客軍先領給養，開出晉境加入作戰；太原兵工廠恢復，但不由中央完全接收。解決這些問題實際上也是滿足了閻錫山答應出兵所提出的條件。2月17日，張學良代表葛光庭赴晉與閻錫山會談。會談后葛表示：“晤閻接洽結果，異常圓滿。據閻表示，國難嚴重至此，全國上下，惟有蠲除成見、團結對外，始有生存出路。關于抗日問題，閻已具最大決心，與暴日周旋到底。對熱河方面，決以實力援助。刻山西軍隊，正在動員中。”面對南京及北平方面的代表，閻錫山均表達了配合抗日的積極態度，這既是向中央示好，也是在日軍侵略態勢下求得生存的現實之舉。用閻自己的話來說，“愈難過的關頭，愈不可躲閃，困難關頭的躲閃，增大難關的成數，是相乘數，不是相加數”，或可反映其當時的心態。

協商至此，大體原則已確定，經費便成為晉綏軍能否如期開拔的現實問題。閻錫山在1月31日就向北平軍分會張學良請求騎兵開拔的經費，電函中謂：“騎兵出發此間尚未接到中央命令，已飭積極準備。惟以經費關系，后方附屬部隊尚未能成立，承電中央催撥軍費。”兩日后蔣介石催促出兵，閻再次提及經費及補給問題：“熱河情況既日趨險惡，晉省騎兵軍自應早日開拔以資援助，惟該軍長趙承綬應否另加任命，歸何人指揮以及出發后兵站之補給應由何方負責，敬請示及為盼。至該軍接濟輜重等因經費支絀尚未完成。”蔣答應開拔費由張學良撥發，慮及國家財力困難，部隊經常費仍由山西省照常發給。即至晉綏軍開拔出征前夕，2月12日閻錫山仍然電請北平軍分會撥付經費：“臨時費既由漢卿兄籌撥，頃得京訊，介公有令，晉軍本月二十日前后開動之意，即請代為催發以免遲誤。”經一再催促，張學良始撥付臨時費15萬元，晉綏軍參戰部隊也承諾于2月20日正式開拔，總指揮傅作義則赴北平商洽具體事宜。晉綏方面許諾如期出兵，蔣介石也頗為欣慰，不禁感嘆道：“今張已赴熱，閻之出兵有期，則北方布置已定。”

雖然軍事委員會與張學良都力促閻錫山出兵，但各自在涉及切身利益問題上也不無齟齬。關于撥款經費數目，盡管張學良最終答應晉綏軍開拔經費由北平軍分會負擔，但所撥15萬元并未達到當初軍事委員會所允之20萬元數目，剩余部分只能由中央補齊。據臺壽民等向閻錫山電告：楊杰曾致電軍事委員會，“深不滿平張只撥十五萬，請軍會再電平張維持原議。軍會已托鮑文樾電平，并由君實（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議劉光——引者注）提議。若平張不按原數照撥，即由軍會補發足數。”關于晉綏出兵方向，據楊杰言，山海關事件后張學良本意讓晉綏軍開赴熱河前線，因閻反對，張又提議可駐防天津。2月16日，北平軍分會發布軍隊序列，忽令晉綏步軍沿平綏線到通州下車，開赴灤河陣地。無論是熱河、天津還是灤河，均是東北軍防區，張學良意在以晉綏軍減輕東北軍的防務壓力。對此閻錫山自然不能同意，遂向軍事委員會呈報軍隊開赴張家口、多倫方案已定，不可輕易改動。軍事委員會予以同意，令其按原方案集中。由此可見，張學良與中央之間協調并不順暢，軍事委員會著眼于整體防御布局，而張學良則更多關注自身地盤與利益。除南京與北平地方協調不暢之外，張學良、閻錫山之間也互有猜嫌。張在中原大戰之時未能助閻，導致后者失敗，此時閻雖答應出兵，但也不愿為他人作嫁衣。在日本軍事侵略與國民政府中央雙重壓力之下，地方實力派要想求得生存，必然要將自身利益放在首位。

長城抗戰期間閻錫山與中央之溝通

按北平軍分會部署，晉綏軍被編為華北軍第七軍團參加對日作戰，步兵被編為第五十九、六十一軍，騎兵編為陸軍騎兵第一軍。關于晉省參戰軍隊指揮人選，閻錫山決定任命“傅作義為第七軍團總指揮兼五十九軍軍長，李服膺為六十一軍軍長，趙承綬為陸軍騎兵第一軍軍長”。2月26日，晉綏軍“騎兵全部已由張家口向多倫推進，步兵大部正向張家口輸送，其余部炮兵一部亦正由陸路向大同急進中”。不過，晉綏軍雖然名義上派出步兵兩個軍、騎兵一個軍，實際上步兵只有兩個師。第五十九軍由晉綏軍第三十五軍第七十三師編成，軍長由傅作義兼任，轄第二一〇旅（旅長葉啟杰）、二一一旅（旅長金中和）、二一八旅（旅長曾延毅）；第六十一軍由晉綏軍第三十三軍第六十八師編成，轄第二〇〇旅（旅長劉馨馥），二〇一旅（旅長李俊功）、二一三旅（旅長賈學明）。

2月21日，日軍大舉入侵熱河。至3月初，不及半月時間省府承德便告淪陷。戰爭形勢的突然惡化也引起了晉系將領的擔憂，傅作義表示“將來熱河如不守則此輩必蔓延。冀察一帶，察省與西北關系極重，殊堪顧慮”。熱河失守，察哈爾則暴露在敵前，而察哈爾又是通往晉綏兩省的要沖。內外壓力交迫之下，張學良被迫辭職下野，國民政府派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北上主持華北軍事。何應欽甫一到任，即要求閻錫山再增派軍隊予以協助，電謂：“承德失陷，冀察防務益形重要，宜生（傅作義）、慕顏（李服膺）兩部駐察兵力似嫌單薄，擬請尊處酌派得力部隊兩師，集結大同附近以厚聲援而策緩急。”面對如此請求，不愿再派兵的閻錫山只得虛言應付。

熱河淪陷后，3月9日，蔣介石北上抵達保定，主持對日折沖。閻錫山獲知后即派徐永昌先行晉謁，同時借機向蔣示好，表示心向中央、患難與共。閻在致蔣電文中謂：“今者國難滋深，節麾南北，奔馳瘁勞。國事山向來追隨鈞座，受國家之優遇，亦當追隨鈞座赴國家之危難。中央如為保全國土而忍辱，錫山愿與鈞座分禍，如為發揚民國精神而奮斗，愿同鈞座犧牲。”3月11日，閻錫山本人由太原到石家莊晉謁蔣介石，這也是蔣、閻中原大戰交惡后的第一次見面。蔣見閻后向其表示對日決心：“宜先規定陣線，區分部隊，構筑強固工事，再查敵情以定處置。至此限度如其再強迫進犯，則盡我之力抗拒之。及至力盡則最后決心犧牲，不敢自棄其志。”閻臨別時說道：“謀國不可玉碎”，實際是表示對中央對日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對于此次會見，閻甚表滿意，認為“談話極為懇切”，政略上之意見“亦極與介公意思相同”。

關于此次會談內容，閻錫山對外界稱：“余與蔣委員長晤談結果，均以為國事敗壞如此，至堪痛心。今后惟有舉國一致，精誠團結，各盡各的責任，作有計劃有決心的共同奮斗，以救危亡。”并借此就晉綏軍抗戰向外界做出說明，聲明此次抗戰全責在中央，晉綏出兵只是協同配合作戰，難以單獨負責，“外傳察哈爾防務，將由晉軍擔任說。查察哈爾對熱河緊要的防線，即有一千余里之長。竭晉綏軍之全力，當此防務，相差尚遠。此次抗日，由北平軍分會統一指揮，晉綏軍抽撥三軍，歸北平軍分會指揮，分撥何處、擔任何項任務，悉聽北平軍分會之命令，非晉綏軍專任察哈爾防務”。此時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正率部在長城前線作戰，晉綏軍入察難免不引起外界誤會。為避免與二十九軍發生沖突，閻錫山表示不會趁中日戰事攫取察哈爾地盤，“平津有傅作義將主察消息，決非事實。此等謠言，實足以擾亂抗日戰線，中央即有此命令，傅亦必堅辭，決不能使抗日事實之中，有爭權利之謠言發生”。

會晤結束后，閻錫山在歸途中向蔣建議利用日本軍部與政黨之間的矛盾，以經濟手段引起日本內部糾紛，稱“國聯會員既一致認日為毀約，我方努力運用，俾盟約十六條第一、二兩項見諸實行，則日本輸入輸出均受打擊。商業受損失，政黨自起反對，造成日軍閥不能不改變政策之趨勢，則經濟封鎖之日即軍閥氣焰沒落之時，我四省倒懸或易解決，不知鈞座以為有可能否”。可以看出，閻蔣此時在對日層面達成共識，蔣對閻的提防也消解了不少。晉系與國民政府中央的關系就此拉近，閻錫山在中央看來也成為羈縻華北、對抗日本的倚恃。

隨著戰事推延，中日雙方在長城一線已呈現膠著態勢。北平軍分會參謀長楊杰認為陣線太長，一人恐難以指揮，力主前線軍隊劃分為三個方面軍或集團軍，蔣介石任右翼總司令，何應欽任中路總司令，閻錫山任左翼總司令，并稱已征得蔣介石同意。閻錫山獲知后請朱綬光代為力辭，在致朱電報中直言：“察綏防線幾二千里，由北平統一指揮，因應敵情臨時調度均易。我如擔任左翼，貽誤恐多，似不如現制為好，希代我切辭之。”實際上閻認為抗日乃全國事，國民政府應統籌負責，故不愿以晉綏一方擔此重任，始終堅持晉綏出兵僅是輔助作戰。基于此，3月14日，閻錫山應蔣介石要求，再派李生達第七十二師率四個團前往平漢路石家莊至新鄉一段護路。大敵壓境、華北危急，晉綏方面僅做如此表示，社會上不免多有懷疑。對此，閻錫山曾向孔祥熙傾訴，聲言晉綏軍幾經編遣，只剩基干，加之晉綏地方財政竭蹶、社會凋敝，轄境之內客軍盤踞、土匪蜂起，故救國有心無力，此次出兵抗日已盡其所能。這番話背后也印證了閻錫山此時的心境，“和內始能御外，解鈴系鈴全在當局”。國民政府中央欲使地方配合抗日，雙方應取互相信任之態度。中原大戰反蔣失敗后，山西省經濟愈加竭蹶，晉綏軍也被迫編遣，實力大損。盡管閻錫山不愿晉綏軍再卷入戰事，但在共赴國難的一致要求下，勢難袖手旁觀。閻亦明白，只有與中央緩和關系，才能在內憂外患的情勢下得以自保。

另一項使閻錫山頭疼的問題是潰散至后方的抗日義勇軍和留晉客軍。東北各地義勇軍在東三省淪陷后紛紛退入熱河。熱河淪陷后，義勇軍的處置成為一大問題。大部分義勇軍退入察東，察哈爾比鄰晉綏，在閻看來義勇軍潰兵對其帶來很大威脅。關于義勇軍的處置，主持北平軍分會的何應欽認為：“對小部竄入者立時收槍解散，大部者設法仍令回熱境工作，或調至后方編練。”但此種處置結果并不能使各方滿意，乃至專門辦理此事的華北第二集團軍抗日挺進軍總指揮劉翼飛向北平軍分會請辭。閻錫山則建議國民政府對義勇軍“應速斷然處置，能解散者即行給資遣散，可調動者速調至冀南豫北，不礙戰事，不妨交通，各地極力整頓”，實際上是想把義勇軍調離察哈爾乃至華北前線，以免威脅晉綏。

熱河抗戰開始后，大部分留晉客軍已開離晉境抵達前線，此時尚有鮑剛、張人杰兩部留晉。鮑、張兩部原為西北軍方振武舊部。3月間，該兩部由方振武策動，自稱“抗日救國軍”，開出晉境擬赴華北前線，以圖抗日。此間方曾派代表先后與何應欽、蔣介石見面，希望國民政府能給以名義，但被要求取消抗日旗幟，部隊開到南方。與國民政府溝通無效后，方即指揮鮑、張兩部自行沿平漢線北上。何應欽遂派兵堵截，故晉方又擔心其回撤晉境。臺壽民等就此事提醒閻錫山：“方振武部此間與北平均主解決，我省潞遼間似應有布署防其回竄，并請電李師長注意。”對于義勇軍和客軍，閻錫山十分警惕，在晉境者借機使其開出，不在晉境者盡量使其遠離自己的地盤。不過客軍的開出，客觀上促成了之后二十九軍的崛起，引起了華北軍事格局的變化。

因此時馮玉祥已在察哈爾醞釀抗日反蔣活動，國民政府欲以閻錫山主察省軍事以圖消解。3月底4月初，汪精衛回國復職，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以晉綏臨近察哈爾為由，提請閻錫山主持察省防務。蔣介石也屬意閻錫山指揮察哈爾、多倫防務，認為如其能應允可給予較高名義。對此，閻再次予以回絕，當即轉電向汪說明，并請徐永昌轉告北平軍分會：

（一）晉綏軍隊自上年一再裁編后，每棚所剩僅僅九人，第三次正在裁遣，因榆關失陷中止。此次奉令出兵，除派傅、李、趙步騎三軍開赴張垣一帶及李生達師開赴平漢線護路外，綏遠因傅軍開走，土匪立時蜂起。晉境客軍尚不下兩萬余人，留剿土匪保衛地方實無余力。（二）平北至灤東之線不過數百里，以二十余萬大軍防守尚虞不足，察區防線在千里以上，若分負責任，于此專取防御之下，更非有較多之軍隊不可。若由軍分會指揮全局，因應敵情，隨時調遣，可省兵力；（三）若由我擔任，中央必不能再加如許之多兵。即使能增如許之多兵，更須多數之軍費，曠日持久，非國之利；（四）我若擔任，中央既無此兵又無此費，一再要求，強中央之所難，不要求，則誤國自誤。

閻錫山認為，以晉綏之兵力、經費均無法擔此重任，他也無意出面主持華北亂局。在其看來，如領命，恐將步張學良辭職下野之后塵。4月11日，何應欽再次致電閻錫山請其主持察綏兩省防務，如實在不行可擇一晉系將領代替。閻錫山向何表示：“惟晉省將領中，求其資望相當能指揮察綏全盤軍事者，亦實難其選，與其僨事于事后，不若陳情于事先。我兄統籌全局，威望允孚，指揮若定。鄙意察防仍似由軍分會直接主持為好，國難至此已極，弟忝膺軍寄，但使于事有濟，早抱犧牲決心。逆料敵人必逐漸西犯，綏遠布防亦不宜緩，屈時當由弟派員擔任，藉紓中央西顧之憂也。”即晉省難以負責察綏兩省，但可承擔綏遠防務。綏遠是閻錫山地盤，防務自當義不容辭，甚至不愿他人越俎代庖。而察哈爾此時形勢復雜，多方力量糾合，閻自然不想引火上身。

此時在國民政府中央主政的汪精衛極力謀求對日緩和，派實業部部長陳公博赴北平以勞軍名義進行疏通，并詢問閻錫山對于華北軍政的意見。閻錫山答復，無論是和是戰，均須內部求得團結一致，“內部若不真實團結奮斗，恐中途發生事變；忍辱，慮內訌因之而起，徒予敵人再度可乘之機。奮斗、忍辱，其結果皆足以促國家之危亡，取辱于千秋萬世也。強鄰在側，有隙必乘，自腐不復，蟲生難免，自古未有國內不和外侮能已者。前此之錯誤大家應同警惕，今后之痛悔大家應共努力。……如中樞決定大計，奮斗則同其犧牲，忍辱則分其譴責”。在此閻表示了與國民政府中央同心協力的決心，并期望以此契機紓解與中央間的隔閡。此時面對日軍壓迫下的華北亂局，何應欽向蔣介石建議，“覽一適當之人選使負華北軍事統率之職，俾能融會多方，齊一內部之意志，藉以緩和多派系之活動”，同時推舉閻錫山任此角色，認為閻“尚有國家觀念，比較馮（玉祥）韓（復榘）為可靠，中央亦力足以掌握之”。蔣介石對閻也頗為屬意，在日記中寫到對各地方實力派應對之策略，對馮玉祥限制、對閻錫山放任、對孫殿英聯絡、對楊虎城領導、對韓復榘督察、對于學忠培植。“放任”既顯示出對閻的某種無奈，也表示閻對于國民政府中央來說尚可信任。張學良去職后，閻錫山已成為華北最大的地方實力派，蔣介石頗想以閻為主體重塑華北軍事格局。不過由于此時華北已成為抗日前線，加之各方力量駁雜，閻自然不會為其火中取栗。且中原大戰之殷鑒不遠，閻錫山也不想獨領華北軍事，以免與國民政府中央再生嫌隙。

長城抗戰

晉綏軍在長城抗戰中的作戰

在長城抗戰前期，晉綏軍基本處于防御狀態，未參與戰事。為防止日軍從熱河進攻察哈爾，晉綏軍開赴熱察邊境駐防。1933年2月下旬，趙承綬部騎兵開始陸續向熱察邊界重鎮多倫集結。3月，傅作義部第五十九軍開赴察哈爾前線。3月8日，該軍下達命令：第二一八旅進駐寶昌，并分一部于紅城子北構筑工事，隨時支援前方的多倫；第二一〇旅進駐張北附近構筑據點式工事；第二一一旅在張家口附近集結。同日，李服膺第六十一軍也到達張家口附近，其第二〇〇旅負責守備沽源、獨石口、赤城一線。至此，晉綏軍在沿熱察幾百里的邊境上展開布防。雖然面廣線長，但缺乏縱深，加之兵力不足，很難固守。長城沿線戰事打響后，駐守多倫附近的第二一八旅被調回張家口附近構筑陣地，此時多倫只剩趙承綬部騎兵部隊防守。由于此時日軍主攻方向為冀省長城各口，所以熱察邊境尚為平靜。三四月間只有零星日機到多倫投彈，及少數偽軍蒙匪騷擾，日軍未有大舉進攻之態勢，趙承綬也稱“多倫前方敵情，并不緊張”。不過，4月底，日本即糾結偽匪蒙軍向熱察邊境進犯，主攻地點為趙承綬部騎兵防守的多倫。4月28日，關東軍聯隊長小柳津指揮劉桂堂、李壽山、崔興五等偽軍萬余人，并有日軍四五百名，裝甲坦克車數十輛，向趙部防守陣地猛攻。趙承綬部騎兵與敵激戰至29日午后6時，敵方增援，并利用坦克、飛機掩護，突破陣地，占領多倫。4月30日，趙承綬向北平軍分會電陳：

敵以兩日猛攻未下，復偵知我兵力單薄，遂舉全力向我猛攻，劉逆桂堂并報奮勇，即連〔聯〕合日兵于本日午后五時向我磴口橋附近，以大部炮火之掩護猛襲數次。其時我已無預備隊可增加，相持至六時許，結果被敵攻入，敵之裝甲車及步騎即利用地形，直向多倫城東北兩面沖入。城內守兵無多，且無城垣可資抵抗，致被沖入已陷入混戰狀態中，敵并向各街巷搶掠，希圖擾亂。務請鈞座速令湯、馮各部注意為盼。

多倫失守后，趙部被迫后撤。5月2日，趙承綬向北平軍分會說明，多倫被敵攻陷后，其軍隊“于亥時撤出多倫城外，并令各旅團在大梁底、哈巴丘一帶集合，除騎三五七各團及騎二旅旅部于東午已集結大廈外，又騎一旅孫旅長及第一團聞經蒙邊向左翼撤退，迄今未得確信。（北平軍分會）已令職部向張北迤北地區集結整頓待命，職已到達張北”。駐防察東的趙承綬部為騎兵，本身即不善于防守，況且該地地勢為平坦曠原，易攻難守，加之察東防線綿長、守備薄弱，被迅即突破并不意外。敵偽占據多倫后未再進犯，趙承綬部退守張北，與李服膺部在張北構筑防線，馮占海部義勇軍及湯玉麟部退守沽源，至此察東未再發生戰事。不過馮玉祥在察哈爾的活動引起了晉綏方面的擔憂，5月20日，徐永昌向北平軍分會陳明，鑒于察哈爾“多雜色部隊”，馮玉祥在察欲圖糾集抗日同盟軍。為防止日軍借此進攻，應加強晉北綏遠防務。他認為“敵偽進迫，糜亂可以立待，故晉北綏遠亟須布防準備迎敵。對于察省目前之計，除令李、趙兩部努力抗敵，作殊死戰，同時對于其他各部分，務設法弭救以紓中央北顧之憂”。此后，隨著熱察邊境戰事漸趨平靜，晉綏軍的防御重點轉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為防止察哈爾事件波及晉綏，5月29日，閻錫山特委任孫楚為晉察綏邊防司令，進駐大同，把守晉綏門戶。中原大戰之后，馮玉祥余部紛紛退入山西境內，閻對馮之舊部頗為提防。此時馮玉祥在察哈爾糾集舊部、意圖再起，不能不引起閻的戒備。

3月12日，古北口陷落，北平城直接暴露在日軍面前，北平軍分會遂開始將各部隊調集平津附近守備。到4月底，日軍已相繼攻破長城各口，大有包圍平津之勢。4月25日，蔣介石指示何應欽、黃紹竑，北平為華北重鎮，國內外觀瞻所在，不可輕易放棄，必須布置一、二師兵力死守，并稱可由“素具犧牲決心且有守城經驗”的傅作義部擔任守城任務。為不使閻錫山猜嫌以生窒礙，其中特別強調傅部應由北平軍分會直接調遣。4月30日，何應欽急調傅作義部到昌平支援，傅部第五十九軍于5月1日到達，察哈爾只留李服膺部第六十一軍防守。軍事委員會鑒于察哈爾空虛，希望晉省續調一、二旅至張家口，遭到徐永昌的回絕，理由為：“山西現尚住有客軍兩三萬，而地方軍亦不過兩萬有奇，若再調動必有困難。以心理言，我既非全國徹底抗戰，敵如決心攻我某處，絕非再添晉軍一兩萬所能挽救。故愿待萬一平津出事，華北危機時，晉軍決為國家守其天險。換言之，晉軍愿為國家保全一塊土而犧牲，不愿支節犧牲也。”徐如此回答無非是在抱怨傅部被調走，同時也表明晉系出兵抗日的首要目的在自保，并不愿做無謂犧牲。

傅部東開，察哈爾只留李服膺一部。此時察東多倫已經失守，若察省有失將直接危及晉綏，平綏鐵路也將不保。傅作義建議閻錫山應妥籌察省防務，甚至提出趁古北口戰事緩和，請宋哲元回察省主持軍務，傅部仍回綏東，李服膺退駐大同和柴溝堡以保晉綏，“如此則察省防務必可鞏固，而平津亦絕不因職一部即有危險也”。就在5月11日平津戰事緊張之際，北平軍分會欲將傅作義部再調往北平以北的懷柔布防。傅對此頗有抵觸，電請閻錫山，希望以“察防吃緊，我方欲負察防整個責任，不愿使軍隊分散，減少力量而兩俱無補”為借口，為其推脫。

5月16日，蔣介石再電何應欽，表示可派遣傅作義部加入北平城防御作戰，若“能在第二及最后預備陣地與敵拼命相持，則時局必可轉移”。蔣還提出，“如傅宜生部能加入，則即任傅為守城司令亦可”。5月17日，傅作義部開赴北平外圍懷柔以南的牛欄山，協同中央軍固守北平。牛欄山扼控古北口至北平公路之要沖，戰略位置極為重要，傅部到后即開始設置防線，修筑工事。5月23日拂曉，傅部即在牛欄山陣地與日軍遭遇。關東軍第八師團鈴木旅團及川原旅團的福田支隊，配屬坦克10多輛，山炮、野炮共30余門，在10多駕飛機掩護下向傅部前沿陣地發動猛攻，戰況甚為激烈，乃至白刃肉搏。傅部憑借工事掩體屢次擊退日軍進攻，是為長城抗戰的最后一戰——懷柔之戰。為謀與日和談停戰，何應欽命傅部撤出戰斗。當晚，在苦戰10多個小時后，傅部奉命撤至順義高麗營一帶。前方戰事稍緩后，鑒于“傅作義部連日在順義與敵激戰，犧牲甚巨”，5月25日閻錫山特派太原綏靖公署軍醫處處長薄桂堂攜款5000元，前往慰勞。傅作義部的作戰也得到蔣介石、何應欽的嘉獎，蔣“電傅作義詢苦戰后損失狀，并匯洋五萬元補充。何應欽亦電傅，表示嘉許，傅以戰區人民損失甚重，擬撥款一部救濟”。

1933年5月底，中日協商停戰，簽署《塘沽停戰協定》。閻錫山獲知后表示贊同，“此間對和議原無異議”。他在日記中也寫道，“咬住牙關忍，忍到頭，即是勝利。挺起骨頭撐，撐得住，即是成功”，似同意國民政府對日緩和的態度。對于停戰，閻關心的是察綏兩省是否在停戰區，認為“汪先生發表我方雖已與敵軍代表簽訂只限軍事交涉政治之停戰協定，但日軍今后是否不再侵犯察綏殊難斷定之談話”一出，“民眾對此大為恐慌，揣疑停戰協定未將察綏列入停戰區域，甚揣察綏在協定內已劃歸日本”。閻錫山實際是擔心中日協定中有對晉綏不利的因素，避免自身直接暴露在日軍威脅之下。隨著戰事結束，參戰的晉綏軍自然也沒有滯留的必要。6月3日，閻錫山就以馮玉祥在張家口活動為由，催促傅作義早日沿平綏線返綏。6月6日，察哈爾之晉綏軍全部退回山西境內。7月3日，在北平周圍之傅作義部“由昌平、沙河、南口等地分別登車，直回綏遠，預計往返十二次全部始竣，傅俟部隊齊抵綏后返綏”。至此，晉綏軍所有參戰部隊由前線撤回。

盡管國民政府在長城抗戰中動員兵力較多，但分兵把守，難免會被日軍各個擊破。晉綏軍負責察綏左翼防務，這一地區鄰近山西、綏遠，添列晉綏軍防御也屬情理之中。但此戰線綿延過長，兵力配置明顯不夠。徐永昌就不無擔心地指出：“察綏防地幾二千里，灤東至北平無此之長而軍隊有一二十萬，如察綏者實就晉軍所能負責？”實際上長城抗戰前期察哈爾不是日軍的主攻方向，彼時尚可應對。及至4月底日軍糾集偽軍進攻，即一舉沖破該防線，占據多倫。戰事后期，傅作義部發揮了構筑工事、善于守城的優勢，在懷柔一戰中展現了出色的陣地防衛作戰能力。傅部構筑的工事均為團、營、連三線縱深配備，每個連的工事都有上下兩層，即使上層被敵炮火摧毀，仍可轉入下層繼續堅守；在陣地上筑有堅固的掩體及掩蔽部，設置了各級指揮所以及彈藥庫、醫藥室、監視所；在各種掩體之間挖掘了縱橫交錯的交通壕，便于部隊運動和相互支援。即便如此，在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傅部陣地也很難長期固守，于大局影響不大。晉綏軍作戰過程表明，分兵把守、固守據點，以消極防守和陣地戰為主體的作戰方針，是完全不適合于對日作戰的。

結語

長城抗戰期間閻錫山應國民政府中央之請，出兵參與對日作戰，派出兩個步兵師約15000人，以及趙承綬部騎兵軍和李生達第七十二師4個團護路，顯示出較為積極的抗日態度。長城抗戰是自閻、蔣在中原大戰分道揚鑣后的第一次合作，在閻看來是與國民政府中央謀求關系緩和的一個契機，于國民政府來說也需要以閻作為籠絡華北、與日對抗的助力。

中原大戰后，閻錫山實力受挫，不得不回到“守境自保”的老路上。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占領東三省，閻切實感受到日本侵略的危機。在“一·二八”抗戰中，閻錫山援助前線作戰的十九路軍重迫擊炮數門、炮彈600發。山海關事件后，日軍開始侵入華北，國民政府不得不在局部進行必要的抵抗。同時，戰事之下華北軍政格局變幻，國民政府中央勢力借機進入華北。在此情形下，一貫善于見風使舵的閻錫山越來越感到與中央合作抗日的必要性，這也是其在長城抗戰期間積極出兵的重要原因。在此后日本侵略華北的過程中，閻繼續在各派之中縱橫捭闔，但始終保持對國民政府中央支持的態度。閻錫山的積極也贏得了蔣介石的信任與好感，長城抗戰期間蔣頗有意讓其主持華北軍事，閻則出于自身利益幾次予以拒絕。不過令閻沒有想到的是，長城抗戰期間客軍出晉，這些軍隊在察哈爾抗戰后多數被二十九軍收編，間接促成了二十九軍的壯大，成為日后影響華北政局舉足輕重的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閻錫山在長城抗戰期間出兵參與對日作戰，其首要目的仍在確保自身安全，故毗鄰晉綏的察哈爾自然成為晉綏軍防御的重點，而對長城沿線戰事則頗有旁觀心態。戰事后期，傅作義部被調遣開赴北平前線，傅本人并不情愿，認為北平軍分會“任務配置有欠允當”，使其“不僅犧牲實力”，并“留社會以惡譽”，與北平軍分會心生嫌怨。對于已開出晉境參與作戰的部隊，閻錫山也盡可能地保存實力。如北平軍分會欲調遣在平漢線護路的晉綏軍李生達部北開參戰，閻則借口拖延予以阻礙。

無論如何，長城抗戰是晉綏軍第一次參加對日作戰。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雖然出兵配合國民政府中央抵抗日本侵略者，但仍然是以自身利益為優先，意在徐圖自保。這也是地方實力派在國民黨中央集權及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機之下的一種生存策略。

（本文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22年第2期，原題為《徐圖自保：閻錫山與長城抗戰》，作者馬瑞為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