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巨星》的主演兼制片人阿米爾·汗，對于中國觀眾而言，早已不再是“神秘巨星”。《三傻大鬧寶萊塢》、《我的個神啊》、《摔跤吧！爸爸》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比起印度本土也不遑多讓。得益于國內(nèi)數(shù)量龐大的電影消費群體和阿米爾·汗的好人緣，《神秘巨星》上映首周末的票房就已遠超印度本土，即使不能再創(chuàng)造《摔跤吧！爸爸》的票房神話，也是節(jié)前略平淡的影市的一劑強心針。

電影的劇情無需多做介紹，仍然是阿米爾·汗駕輕就熟、而觀眾也甘之如飴的印度風味咖喱雞湯。中印兩國相似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唱歌改變命運”的主線情節(jié)設(shè)計，都降低了中國觀眾欣賞這部長達兩個半小時電影的障礙。

不過電影的重心并不是打造“有夢想就能成功”的勵志牌。“神秘巨星”尹希婭（塞伊拉·沃西飾）的歌唱才華從電影伊始便無保留地予以展現(xiàn)，成名之路也稱得上順遂，音樂人夏克提·庫馬爾（阿米爾·汗飾）這一伯樂更是有如天降。觀眾不會在電影中看到如《摔跤吧！爸爸》中女孩子們揮汗如雨的訓(xùn)練鏡頭，既是因為唱歌（不包括作詞、譜曲和編曲等制作環(huán)節(jié)在內(nèi)）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苦練之外的天賦，也是因為電影中人物的困境不在于懷才不遇和物質(zhì)貧瘠，而是家庭禁錮所帶來的自我封閉與自我設(shè)限。從這一意義而言，《神秘巨星》不是母女版的《摔跤吧！爸爸》，更像是發(fā)展中國家版的《心靈捕手》。

《心靈捕手》故事的重心，在于講述閑擲自身數(shù)學天賦的清潔工威爾（馬特·達蒙飾）如何在心理學教授尚恩（羅賓·威廉姆斯飾）的幫助下，打開心防并找回人生目標。自甘沉淪是衣食無憂的美國X世代（一九六零年代中期至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出生）在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思潮影響下的“頹”和“喪”，對于發(fā)展中國家的青年人就太奢侈。《神秘巨星》里尹希婭的暴躁和不安，不是來自于對自我能力的懷疑，而是對母親唯唯諾諾生活的哀其不幸與怒其不爭。電影講述自我意識的覺醒與成長，真正的“神秘巨星”不是尹希婭，而是終于鼓起勇氣，對家暴說“不”的母親。

尹希婭的母親背負上的是幾千年“重男輕女”傳統(tǒng)的歷史包袱。這一包袱是文化、習俗、經(jīng)濟等多重因素累加的結(jié)果。電影文本迎合最廣大觀眾的觀影需要，只聚焦在小家庭里的低氣壓氛圍，把尹希婭的父親塑造成色厲內(nèi)荏的暴君，其實是偷懶省事的通俗劇做法。觀眾看到片尾尹希婭的母親帶子女離家出走的一場戲，固然解氣，也還是能意識到現(xiàn)實生活中的娜拉幾無一走了之的可能。當然通俗劇慣例是要皆大歡喜收場。只是觀眾即使最后心滿意足地走出影院，也很快會知道電影不過是一出幻夢，是成功學話語體系下烹制的雞湯。這真相未免殘酷。

易卜生的戲劇《玩偶之家》，娜拉幻夢破滅，看穿丈夫的虛偽面目而離家出走。魯迅的雜文《娜拉走后怎樣》敏銳指出問題的本質(zhì)是錢或曰經(jīng)濟權(quán)。這一論斷對于尹希婭的母親，既部分地成立，也部分地不成立。

電影中的小家庭，經(jīng)濟上稱得上殷實。尹希婭上學之余還要去補習班當“插班生”，雙倍的學費也負擔得起。父親常年出差在外，最后覓得利雅得的工作，算得上國際化的高級工程師人才。尹希婭的母親文盲不識字，但娘家經(jīng)濟條件未必不好——換來筆記本電腦的嫁妝項鏈，價值想來不貲，否則不會被父親指定要在盛裝出席婚宴時配戴。母親懷上女兒不愿打掉，能躲起來大半年直到順利生產(chǎn)，這也遠超尋常貧苦婦女之所能。電影中的家庭暴力問題，關(guān)乎經(jīng)濟權(quán)，也關(guān)乎兩性關(guān)系中的權(quán)力支配方式，而又是男女雙方對社會強加的婚姻“范式”（Norm）利用或順從的結(jié)果。

“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家庭分工模式，并不必然帶來家庭關(guān)系中男方的強勢和女方的弱勢。長期存在家暴而沒有分崩離析的家庭，往往形成微妙的權(quán)力平衡困局。尹希婭的母親常年從丈夫的錢包里偷拿日常家用之外的數(shù)目，丈夫不可能毫不知情。作為一個受教育程度不會太差的高級工程師，同意與未曾謀面的文盲女子結(jié)婚，出發(fā)點也只能是愛情之外的現(xiàn)世考慮——這點在父親為尹希婭一廂情愿締結(jié)的“豪門”婚姻中，同樣可見端倪。電影中，姑奶奶隨侄子同住——又不是濟濟一堂的大家族式群居，也并不典型。父親與母親的婚姻，在締結(jié)之初，想必也是匹配的——男方有“文化”，女方有“家底”。婚姻生活的不和諧，是男方步步進逼和女方步步退讓的共謀所致。

中國傳統(tǒng)陋習中有“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的說法，其實娘家對外嫁女的支持作用是多方面的。《紅樓夢》中迎春慘死，孫紹祖肆無忌憚，所恃主要是其對于賈赦的債主身份。尹希婭的母親嫁給“鳳凰男”，婚姻中的主動權(quán)節(jié)節(jié)敗退，最后差點甘于認命，連帶上讓女兒認命，是社會陋習傾軋下的習得性無助。發(fā)展中國家的娜拉，出走困境的艱難程度，常常超過舒服坐在電影院吃爆米花的觀眾所能想象。機場吉他事件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母親的反擊漂亮有力，讓猝不及防的父親敗下陣來。但鏡頭也捕捉到母親走出機場后猶豫茫然的面部表情，暗示家庭婦女脫離家庭庇佑或魔窟后的前路艱險，不過很快用頒獎典禮的一場歡快戲挽回氣氛，給觀眾以勝利感。

電影在發(fā)展中國家可以引起廣泛的共鳴，與人性有關(guān)，與國別屬性無關(guān)。電影中的女角色戴上面紗后，還讓人恍然以為是在看伊朗電影。尹希婭勇敢地飛往孟買，爭取個人及母親和弟弟的命運轉(zhuǎn)機，也讓人想起第一個登上《Vogue》封面的黑人女模特、曾將自傳《沙漠之花》改編為同名電影的“非洲女權(quán)斗士”華莉絲·迪里。

華莉絲·迪里出生于索馬里，4歲被強暴，5歲被行割禮，12歲時為抗拒父親貪圖五頭駱駝的聘禮而將自己許嫁六十歲老叟，穿越沙漠逃婚成功，最后在外祖母及姨丈一家人的幫助下，從非洲遠赴英國，并以超模身份成名。在華莉絲·迪里傳奇性的大逃亡故事中，可堪尋味的是，華莉絲的母親當年便是以富家女身份“下嫁”其父親，而華莉絲的姨丈帶同華莉絲赴索馬里駐英國大使館任職，才帶來華莉絲事業(yè)上的起飛。

婦女的通往自由之路，如果始終要仰仗“貴人”相助，則只是命運之神垂注的恩賜，而非現(xiàn)代意義上的男女平權(quán)。電影中的男性角色，除了暴戾的父親，無論是“忠犬”男友欽騰、萌萌噠的弟弟，還是邪魅浮夸的夏克提·庫馬爾，都是正面人物，多少淡化了電影中女性角色所面臨的艱難時世，讓尹希婭和母親的“突圍”，更像是一出迪士尼公主電影般的童話劇。

《神秘巨星》延續(xù)了阿米爾·汗作為公眾電影人，對社會問題持久的關(guān)注和反思。影片當然不是戰(zhàn)斗的檄文，劇情也沒能在揭露問題之余尋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同樣值得欽佩。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變革遠非一朝一夕之功，不過讓婦女走出家庭，擁有獨立的經(jīng)濟權(quán)，至少可以極大降低《神秘巨星》中家庭暴力悲劇發(fā)生的可能性。

華人經(jīng)濟學家Nancy Qian（錢楠筠）發(fā)表于2008年《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實證論文，利用中國農(nóng)業(yè)改革后茶葉價格的上升，作為對女性收入提高的測度，發(fā)現(xiàn)家庭中女性收入的提高，可以顯著增加女孩的存活率。《神秘巨星》中姑奶奶的婚姻悲劇在母親身上重演，而母親的婚姻悲劇不會在女兒身上重演，原因不是尹希婭可以“嫁得好”，而只能是尹希婭事業(yè)成功為她帶來的主導(dǎo)權(quán)。從這個意義而言，每位用自己的收入買票走進影院的女性觀眾，都是自己生命中的“神秘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