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2-13日，首屆中國兒童史學術論壇“跨界共生：作為一種視角的兒童”在線上召開。兒童史學術論壇為OCAT深圳館主辦“2022 Bàng！兒童藝術節”期間為深化對兒童的理解并推動對兒童史研究的認識而展開。學科意義上的“兒童史”和 “童年研究”自西方世界已經有六十年歷史。不過，我國兒童史研究尚未全面展開，獲得似錦繁花的成果。但我們已經意識到，“兒童”和“童年”并非永恒不變的普適性概念，它會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變化。童年研究的意義便在于，增進人們對各歷史時空中童年體制的認知和了解，從而更好、更準確地定義兒童在社會中的位置，改善與兒童有關的社會政策和措施。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現實中的兒童問題，理解往昔，就需要加強兒童史的研究。

本次論壇邀請來自歷史學、人類學、教育學等領域的海內外學者，與藝術家們一起，從不同視角闡發對“兒童”及“童年”的理解，并反思兒童與社會、經濟、文化體系的相互建構。利用兒童歷史的視角，探討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影響與兒童之間的相互作用，目標在于促進對兒童與政治、知識和文化相互作用的探討，引起對中國兒童歷史進程的關注，從而為解決現實兒童問題提供思路。

8月12日上午研討會開幕。OCAT深圳館本次藝術節藝術總監魯明軍主持開幕儀式，館長方誼翎及名譽館長巫鴻分別致開幕詞。方誼翎館長在致辭中期待本論壇對推動國內的童年研究和對兒童的思考，進而為構筑美好的兒童成長環境、建設兒童友好城市提供支持。巫鴻從三方面闡述此次論壇的意義。首先，本論壇是以兒童為主題的綜合活動的一部分，這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形式既新穎，又更具價值。其次，兒童甚少被視作嚴肅的學術討論對象，但童年作為人生必經階段，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本論壇無疑將推動國內的兒童研究，更新社會對兒童問題的認知。最后，本論壇邀請了各學科門類的專家學者，為跨學科溝通、交流和學習提供了平臺。

論壇第一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俞金堯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王子今教授做了題為《漢晉“鳩車”考識》的報告。王子今教授首先指明，考察中國古代兒童生活，將對認識中國古代家庭和社會生活大有裨益。他通過細致嚴謹的史料梳理，認為“兒戲”一詞在漢晉時期已成習語，概念也較明晰。在這一時期，兒童游戲已然存在不同的類型，內容上多模仿成人行為，如騎馬打仗等。而由此帶來的則是兒童玩具的勃興。結合傳世文獻及實物遺存不難得知，漢晉時期已有泥車、瓦狗等多種玩具，本研究的主要對象“鳩車”也是其中之一。在具體論述中，王子今老師通過對文獻、圖像和實物遺存的綜合考察，闡述了鳩車的文化背景、形制和象征意義。他指出不同形制的“鳩車”在鳩的樣式以及輪子的數量上存在差別。在漢晉時期的畫像中，“鳩車”是區別兒童與成人的重要標志之一，而且可以顯示出兒童的大致年齡范圍。在討論環節，王子今教授細致解答了諸如“鳩”這一符號的意涵、中外兒童史研究的互鑒、兒童玩具的全球流動及古代兒童情感和心理等問題，并期望能有更多年輕人投身中國兒童史的研究之中。

華東師范大學杜成憲教授做了《“學前”教育與“幼兒”教育》的報告。杜成憲老師首先談及該問題的緣起，即“學前教育”的概念在當下受到廣泛挑戰：理論層面，有學者認為“學前教育”因被納入學制而造成概念上自相矛盾，應徑改為“幼兒教育”；而在實踐層面，孩子們被社會期望在入學前接受過一定教育，因此幼兒園被迫承擔起一些小學的教育功能。對此，杜成憲教授認為，這一概念非但不能取消，反而應當強調，但應盡量厘清其與“幼兒教育”的區別。緊接著，杜成憲老師通過梳理概念和歷史，探究了“學齡”和“學齡前”概念的形成過程，指出最初的幼兒教育機構正是借鑒了小學的經驗，但并不合適。因為這類機構本身是為了適應大工業生產的需要，接替家庭所承擔的照顧幼兒的職責，其對兒童照護的意義遠大于知識傳授。經過不斷摸索，較為適宜的“學齡前”教育模式才逐步形成下來。接下來，杜成憲老師總結了“學前教育”的三個特征：以“道德的培養”為旨趣、注重“消極經驗”的獲得與形成、以“教育強制性”為特點的管理，這些特征與學校教育迥異，它們共同構成了學前教育的“學前性”。之后，杜成憲老師回應了最開始的問題，解釋了為何幼兒園會被納入學制系統。他認為學制是國家行為，各級各類學校都應在學制系統里獲得明確的位置，作為社會化教育機構的幼兒園自不例外。而學齡前教育和學齡教育是一個整體的兩個階段，區別是為了更好地聯系，幼兒園的教育地位也應當在學制系統中得到體現。最后，杜成憲總結了“學前教育”和“幼兒教育”的聯系和區別，指出兩個概念存在交疊，但差異同樣明確，無法互相替代。比較而言，“學齡教育”的內涵似更專門，因其帶有一種明確的理念——對“兒童”的教育。總之，“學齡前”與“學齡”應當整體地、有差別地考量。

第一場討論最后一位演講者為麓湖·A4美術館副館長、首席策展人李杰，他分享的題目是《被遮蔽的力量——作為創造者、行動者、建構者與重塑者的兒童》。李杰在演講開頭闡述了過往兒童在社會中的邊緣地位，并認為在當代社會，我們不僅應為兒童賦權，為兒童書寫歷史，而且要將兒童作為鏡鑒，反思更廣闊的社會問題。接下來，李杰回顧了過往的兒童研究及相關實踐成果，指出兒童發展需關照四類興趣：社交、探索、創造和表達。具體到美術館，便勢必要思考以下三個問題：如何讓渡權利給兒童？如何成為連接家庭、學校、社區的紐帶？如何為兒童及其社群創造發展的土壤？接下來，李杰主要結合“iSTART兒童藝術節”項目多年來的豐富實踐經驗，如GaGa國等，一方面回應以上三個問題，另一方面也通過案例讓聽眾切實體悟兒童的能動性，進而重新發現兒童，理解兒童。最后，李杰總結了兒童友好的真正內涵，即不能僅停留在共情和參與，而是要將兒童視作“人”，使其能夠通過社會互動、表達創造，成為兒童友好社會的主體，而非對象。

8月12日下午為本論壇“海外場”，由四川大學王挺之教授主持。第一位發言人為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倪墨杰（Jack Neubauer），他報告的題目為《在歷史檔案中尋找中國兒童的聲音》（Searching for the Voices of Chinese Children in Historical Archive）。倪墨杰首先通過數據闡明兒童在當代社會的重要性，由此突出兒童史研究的意義。緊接著，他提出兒童史研究面臨的一個方法論挑戰——歷史學家如何發掘出有關兒童的歷史記載？隨后，倪墨杰以抗戰難童為切入點，介紹了自己研究的相關歷史背景。他通過對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美華兒童福利會歷史檔案等機構所藏的各類材料，如兒童書信等的批判性解讀，重構了三位中國難童，啟明、樂華和志滈的生命經歷，并以此探究兒童寫作是如何成為彼時中國慈善機構獲取人道援助的有效工具，歷史學家又如何在這些材料中分辨兒童自身的聲音。這便回應了開頭提出的方法論問題。同時，這也幫助我們重審諸如抗日戰爭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在問答環節，倪墨杰回答了“如何得知歷史信件是否代表兒童真實想法”等問題，認為在利用與兒童相關的史料時要堅持批判性懷疑的態度，對其進行內證與外證，逐步接近真相。

抗戰時期逃亡的難民

第二位發言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在讀博士屈林曉，她報告的題目為《營銷革命與20世紀美國兒童玩具消費的大眾化》。屈林曉首先提及，在解釋大眾媒體和消費文化對兒童的影響時，西方學者依據對兒童的態度分化為兩大陣營，即“被剝削的兒童”和“被賦權的兒童”。玩具作為兒童大眾消費文化的焦點，為厘清大眾媒體和消費文化對兒童的影響提供了一個重要切入點。隨后，屈林曉博士梳理了美國兒童玩具的歷時發展，指出在美國，兒童文學、玩具和其它形式的大眾媒體之間的結合可追溯至19世紀晚期的印刷媒體時代，這種結合日益為兒童打造了一個完全脫離成人的想象世界。兒童玩具的廣告營銷也逐漸從迎合父母的育兒需求、利用兒童的糾纏能力到吸引兒童本身。這也同兒童觀的發展相交織。屈林曉在最后總結，隨著大眾媒體營銷方式的變革，兒童逐漸被視為獨立的、具有完全能力的消費者，同時也是現代兒童玩具消費文化的參與者和塑造者，兒童逐步被賦予了權力。

愛丁堡大學現代社會史的路易絲·杰克遜（Louise A. Jackson）教授做了題為《從兒童的視角觀看？歷史、攝影與視覺世界》（Seeing from the Child's Perspective? History, Photography and the Visual World）的主題演講。路易絲教授首先引用社會學的觀點，指出兒童研究需將兒童視為文化場域中的參與者。就視覺（攝影）圖像這一主題而言，兒童不僅是鏡頭里的對象，亦是圖像的共同制造者。緊接著，路易絲教授引述約翰·伯格（John Berger, 1926-2017）的“觀看之道”等，指出兒童在探索世界時會先利用視覺，因此當我們觀看兒童主題攝影作品時，便可通過感受一個個瞬間來獲取兒童對世界的認知，這是此研究的理論基石。接下來，路易絲教授通過展示并分析不同時空下制作的兒童照片，詳細探討了后殖民時代女性主義對圖像的影響，及如何通過分析圖像中的凝視、兒童與成人互動，展現其背后的權力關系、記憶、時間性、情感情緒及空間和時間性等問題。最后，路易絲教授復述了本次演講的兩個重要觀點，其一是要關注兒童的自主性，探究兒童眼中的世界；其二則是要重視兒童和青少年創造意義的能力，探究兒童作為中介，是如何展示歷史的。這些都在對攝影圖像的分析中得以體現。最后，路易絲教授重點回答了攝影圖像自然拍攝和擺拍的辨別問題。她認為這也是兒童史的方法論問題，需從圖像自身進行內證，以及從攝影師身份等角度外證。

劍橋大學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教授第四位發言。他演講的題目是《英國兒童故事有何獨特之處?》（What is Special about British Children's Stories?）。麥克法蘭教授的分享緊密圍繞著以下核心問題展開：如何通過兒童故事窺見人類社會？在這一前提下，英國的兒童故事又有何獨特之處？在演講開始，麥克法蘭教授向聽眾介紹了西方世界兩個主要童書流派，一為德法、北歐、蘇格蘭的童話故事，如《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等；另一派則是英國的兒童文學。接著，麥克法蘭教授通過列舉英國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品，詳細闡述了英國兒童文學的流派。這些流派主要依據故事主角和內容進行劃分，包括純以動物為主角的、通過夢境或自身想象進入平行世界然后離開的、有歷史背景，講述正邪對抗的、講述幻想世界中正邪對抗的以及講述童年精彩冒險歷程的等。在介紹英國兒童文學的概況后，麥克法蘭教授對本次演講的核心問題展開了探討。他回顧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指出傳統的民間童話故事來源于農業社會，初由人們口口相傳，后被搜集整理而成。而英國的兒童故事則起源于其現代性。近代的英國人很早便離開家庭，在學校里和同學、朋友一起生活。他們在創作兒童故事的同時，也在重新創造他們失去的一些要素。他們在記憶當中搜尋，思考如何將想象的童年與現實相連。

香港大學龐德威（David M. Pomfret）教授最后發言，他做了題為《殖民地童年：一個跨帝國概念及其后殖民“來世”》（Colonial Childhood: A Trans-Imperial Concept and Its Post-Colonial Afterlives）的報告。在正式進入主題前，龐德威教授對兒童史的現狀進行了簡單回顧，指出兒童史研究面臨諸多挑戰，并特別指出能動性（agency）這一概念可以幫我們應對這些挑戰。一方面它所帶來的兒童視角可以顛覆既存場域，產生新的討論；另一方面能更好地再現過去的知識和場域。龐德威教授的主體發言則主要可分成兩大線索，其一是探討殖民對童年的塑造，其二則是后殖民時代的童年。龐德威教授首先分析了殖民地兒童的特點，指出他們處于一個相互糾纏的空間之中。殖民地兒童有三種類型：殖民者的兒童、本土的兒童和混血兒童，他們的復雜性體現在對“邊界”（border）的跨越上。這不僅指地理邊界，還包括種族邊界。前者直接帶來的是環境的改變，這造成兒童身體的變化；后者帶來的則主要是心理的變化，無論是更缺乏安全感還是更具優越感。接下來，龐德威教授闡述了帝國與青年的關系。一方面，來到殖民者兒童的成長與撫育與帝國的崛起息息相關，其身心健康是帝國所關心的事宜。另一方面來說，對待本土兒童的政策成為帝國展現自身形象和道德品質的窗口。演講第二部分，龐德威教授首先談到殖民地背景下兒童身份的消解。他指出，由于種族隔離政策，殖民者的兒童對本土兒童很容易形成優越感。同時，很多殖民者樂于收養本土兒童，并非出于人權動機，而是意識到兒童可作為一種資源和工具長期剝削下去。之后，龐德威教授指出種族優越感并不會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而消失，它會帶來持續的影響。比如帝國時代建立的組織在當地仍具極大影響力，當下的一些人道主義救援活動也帶有殖民色彩。此外，帝國的影響還包括殖民者文化與當地文化的交融。最后，龐德威教授總結了自己對殖民地兒童以及后殖民地視角的觀點。他第一點認為精英族群對各個殖民地的管理，對當地的城市規劃、文化、種族等方面都產生了重要作用。第二點他強調我們不能忽略在殖民過程中的種族差異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殖民過程并非線性的現代化的過程，還囊括對當地文化的改變和掠奪。殖民地兒童處于一個多極和多元的社會關系中，其結果也相當復雜。最后，他認為，殖民地兒童以自己的方式，對地方治理及社會其它方面都產生了影響。在問答環節，龐德威教授針對圖像史料運用以及殖民地教育等方面的問題做出了解答。

8月13日上午為專題討論的第三場，由《讀書》雜志編輯、副編審衛純主持。本場首位發言人為研究生黃安琪，她的演講題目為《哀慟與慈愛：19世紀晚期愛丁堡皇家病童醫院的情感教化實踐》。黃安琪從愛丁堡皇家病童醫院獨特的太平間壁畫切入，認為其作為更廣泛的醫療社會慈善和兒童保護歷史的一部分，具有超脫藝術本身的價值。接下來，黃安琪分別對愛丁堡皇家兒童醫院的早期歷史、太平間壁畫的繪制者、內容及其內涵等做了詳盡的闡述。她認為，通過對空間的塑造，病童醫院的太平間強化了父母直面兒童生命消逝時的具身體驗，喚起種種傷痛與平和情感。最后，黃安琪對本研究的意義進行了總結，對病童醫院太平間情感教化功能的重新發現，反映了19世紀晚期社會兒童觀的轉變，有助于我們反思兒童、情感與當代文明之間關系的建構過程，并重審現代化和文明化的路徑。

藝術家趙要做了《過去的床單兒，現在的床單兒，未來的床單兒》報告，他依據自身的藝術實踐和對兒童的理解，向聽眾闡述“床單”這一作品的旨趣。在之后的闡述中，趙要詳細介紹了自己參展作品的構思和制作過程，從材質、構造方法、展示空間和環境構造等角度，分析其中的設計與兒童世界的聯系。趙要的分享給聽眾留下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是在通過藝術創作中獲得的經驗理解了兒童，還是兒童為藝術提供了一種當代感？

第三位發言者為中國美術學院陳彧君，發言題目是《保持一個“耐心”的距離》。陳彧君認為今日的教育往往是片段性的，被切割為無數個碎片。兒童因此便面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即如何銜接他在不同階段所看到的世界和接受到的知識與信息。他以自己孩子成長經歷和繪畫作品為例，指出兒童其實具有一種天生的感受力。經過現代教化之后，這種力量反而會變得不通暢。在另一層面，兒童表達自身感受的方式也多種多樣且因人而異。他認為在教育中要避免灌輸，而要更多了解兒童的所思所想，讓他們在實踐中感受信息。在最后，陳彧君總結說，一個人的成長過程是延續不斷的，要銜接不同階段的知識和信息，就一定要突出兒童的主體性。

揚州大學許志強副教授做了《社會轉型視域下的兒童形象變遷——基于18、19世紀英國底層兒童經歷的思考》的主題演講。許志強首先界定了“社會轉型”“兒童形象”和“底層兒童”等基本概念。隨后，他分析了英國傳統的底層兒童形象，指出在17、18世紀之前，兒童主要被視為“小大人”、勞動者和準犯罪者，沒有受到合理對待。而這一現象在18世紀后逐漸改觀。一方面英國浪漫主義作家開始注重呈現兒童的本真形象；另一方面，在各種慈善力量的推動下，英國的改革者逐漸意識到對底層兒童的罪化和懲罰并不能有效解決道德和犯罪問題，而是更多需要把資源投入教育中，兒童由此從勞動者逐步變為受教者。最后，許志強對此做出了反思：底層兒童的形象與福利變遷源于其苦難歷程；社會慈善力量的不懈推進是變革的重要動力；政府是社會變革的主導者和最終決定力量。演講結束后，許志強老師回答了“19世紀歐洲童話的再發現與兒童形象是否存在關聯”的問題，認為童話的再發現是滿足兒童觀轉型之后的兒童訴求的一種體現。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辛旭老師做了題目為《“邊界”：超越阿利埃斯范式的新視角》的報告。辛旭首先闡釋何為兒童史研究中的“邊界”（border）？指出這一概念同時在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上展開，前者主要指全球史、帝國史視域下物理的、有形的邊界；而后者則指兒童身體和生理上的無形界限，例如“年齡”的劃分。這便引出了兒童概念的問題。兒童既是一個自然概念，同時又是一個文化概念，其意涵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轉換而不斷轉變：從帶有“原罪”（sin）的小惡魔，到象征未來和希望的現代兒童觀。在界定了“兒童”后，辛旭又從對象、主題、方法和材料等方面簡要介紹了何為兒童史，并指出當下的兒童史研究已經超越了脫胎于家庭史、婦女史的經典范式，走向多元。她主要分享了兩個超越經典范式的研究方向，其一是上文提及的對于“童年”與“邊界”的研究。在這一方向上，學者們把目光投向歷史上各類跨越“邊界”的兒童，討論兒童跨越空間的個體經驗，以及其中交織的各類身份、族群認同和知識、信仰、情感的傳播和交互作用等等。其二是日本的少女研究。該方向的研究者關注到了以往在歷史研究中被忽略的少女群體。他們在分析中除了突出女性視角以外，還強調年齡的重要性。辛旭老師在演講的最后指出，兒童史是“嶄新而又任重道遠的領域”，我們既要把兒童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更要視其為“知者”，關照其自覺行動的意愿和能力。她指出在幫助我們開拓想象力和促進人類知識發展的意義維度上，完全能夠將“作為一種視角和方法的兒童”稱為“兒童認識論”。

最后，辛旭與魯明軍分別致閉幕詞。作為論壇的學術策劃，辛旭首先揭示了主題“跨界共生”的內涵，指出這一主題的思想來源借鑒了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通過“跨界”的探討，我們不僅可以更多發現兒童自身的能動性，而且可以重新審視傳統民族國家敘事。同時，兒童史論壇的策劃組織本身就形成了一張行動者網絡。她在致辭誠摯感謝本次論壇演講和主持評議嘉賓的支持，以及所有組織、策劃和參與者付出的巨大心力，并希望將來有機會聽到更多兒童工作者的聲音。魯明軍則回顧了本屆論壇的議程，肯定了本論壇的開創性價值。他強調兒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今天兒童眼中的世界和過去的完全不同，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不同的文明之間，甚至可以細化到不同個體之間。在這一維度上，向兒童學習與教育兒童同等重要，這也是策辦本論壇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