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建投讀書會·澎湃北外灘”是建投書局、虹口區委宣傳部、澎湃新聞合作策劃的高品質文化主題講座。2017年12月16日，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周武擔任主講嘉賓，他演講的題目是“大上海的興起”，因篇幅較長，分兩篇發布。此為上篇。

很高興有機會跟在座的各位一起分享我對我們身邊這座城市歷史的理解，我想重點講三個問題：一是開埠以來上海起落歷史的骨脊和脈絡；二是大上海因何而起；三是大上海興起對現代中國意味著什么。

比虛構更神奇的城市

上海是一座有著自己獨特身世和經歷的都市，這種身世和經歷比虛構更神奇，由此造就的五色斑斕的起落歷史，就其骨脊與脈絡而言，大致可以概括為兩次跨越，三次轉型。

先說兩次跨越。

一是跨越蘇州河。開埠之前的上海縣城由城壕和城墻環繞，空間狹小局促；開埠以后，隨著城北地帶租界區域的興起，上海城市空間快速推進到蘇州河南岸，并開始跨越蘇州河，一座座橫跨蘇州河兩岸的橋梁由東向西次第興建。這場起自19世紀中葉的“造橋運動”把蘇州河南岸和北岸連成一體，蘇州河因此而成為上海這座城市的內河。城市空間向北大幅拓展，上海由此步入“滬北滬東時代”。以此為基礎，20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迎來“大上海建設計劃”。

1930年代的蘇州河

二是跨越黃浦江。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蘇州河上的“造橋運動”移到了更寬闊的黃浦江，南浦大橋、楊浦大橋、徐浦大橋、奉浦大橋，以及外環隧道、延安東路隧道、人民路隧道、復興東路隧道、打浦路隧道等十多條越江隧道，把黃浦江東西兩岸連成一體，黃浦江由此變成了上海這座城市的又一內河。上海進入舉世矚目的浦東開發開放時代，城市空間再度大幅擴容。當浦東新區開始與浦西并駕齊驅的時候，上海就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上海了。

大都市的興起總伴隨城市空間的擴張運動，上述兩次跨越基本底定了大上海的空間格局。第一次跨越促成了蘇州河北岸由東向西快速都市化，閘北正是在這一次跨越中由水網交錯的僻靜鄉野近乎魔幻般地變成了“華界工廠之大本營”，近悅遠來、百業興旺的投資樂土，繁榮、繁華不亞于租界，為華界各區之冠。若不是因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一二八事變和八一三事變，被夷為廢墟，閘北緊鄰上海城市的心臟地帶，絕不至于由“自治模范”淪為“棚戶王國”；第二次跨越則促成了浦東在開發開放中快速崛起，向世界一流的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的新城區大步邁進，短短二十多年時間，等于再造了一個上海。

因日本侵略淪為廢墟的閘北

在兩次跨越的過程當中，上海城市經歷了三次重大轉型。

第一次轉型以1843年開埠為界，上海由原先區域性港市轉型為外貿主導的國際性“互市巨埠”。開埠前的上海已經相當繁盛，但這個繁盛是建立在埠際貿易基礎上，主要是靠內河航運發展起來的。開埠以后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由埠際貿易轉向對外貿易。外貿主導跟埠際貿易主導的城市完全不一樣。埠際貿易在江南城市中的第一位是蘇州，那個時候蘇州是江南中心的中心，所有的物流包括上海都是要輸入到蘇州，然后由蘇州再分散出去。當時江南的商路是以蘇州為中心建立的，為什么是這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蘇州既是省會城市，又在運河線上。當京杭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的大動脈的時候，蘇州的地位當然是很重要的，而上海離運河相對較遠，反而是松江離運河更近一些，因此松江是府城，上海是縣城。在開埠之前，你看上海沙船業聯系整個江南地區，基本上是走南線，從七寶、閔行再到太湖流域。

開埠之后，中外貿易體制發生重大變化，這種體制下海運就變得非常重要，沿海的貨物大量進入上海，再由上海往內地輸送，內地貨物經由上海中轉，然后再發往世界各地。在這個過程中上海發展成為亞洲頭號商埠，這是第一次重大轉型。就是說埠際貿易時代塑造了蘇州，外貿主導的時代則塑造了上海。

第二次轉型以甲午戰爭為起點，上海從比較純粹的商業都市轉型為商業與制造業并重的“工商都市”，1949年以后更進一步轉型為共和國的工業基地。此前的上海，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已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口岸和整個東亞的樞紐型商埠，但一座城市不可能一直只做貿易，純粹做貿易不生產的話，這座城市是長不大的，無論是人口容量還是其他方面的功能都有限。上海作為中心口岸在做對外貿易的過程中，已逐漸形成一種內驅力，要就地生產，從消費引向生產領域。但在甲午戰爭之前這種內驅力因缺乏正當性和合法性而始終處于被抑制的狀態，清政府不允許民間私人資本投資興業，不能建立工廠、企業。甲午戰爭之后情況就發生變化了，日本通過《馬關條約》攫取在中國條約口岸投資設廠的權利，按照“一體均沾”的原則，列強也都取得了這項權利。雖然外國列強此前就已在條約口岸——主要是上海投資設廠，但并不合法。甲午戰后簽訂的《馬關條約》使此前并不合法的投資設廠合法化了，于是，上海進入“外資興業的時代”。

在這種背景下，民間“商戰”的呼聲愈演愈烈，清政府開始調整經濟政策，逐步由禁止轉向開放和獎勵民間私人資本創辦實業，民間私人資本壓抑已久的興業熱情被釋放或召喚出來，開始建工廠，大家都開始做實業，做實體經濟。上海由此進入“工業時代”。大量通過對外貿易累積起來的資本開始轉向生產領域。轉向生產領域首先就有一個選址的問題，這就跟上海整個城市地價聯系起來。工業用地有兩個基本要求：一是地價相對低廉，二是交通便利。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在當年的上海，只有蘇州河和黃浦江沿岸那些毗鄰租界的地方。于是在邁向工業化的過程當中，上海就率先在這些地方，即滬東、滬北、滬西、滬南形成了四大都市工業區。

第一個工業區就是滬東，即楊樹浦路一帶，滬東工業區投資主體是外資。第二個工業區是滬北，指當年的閘北西區，這個工業區以民間私人資本為主體，基本上是那些從事絲茶貿易商人獲益后，由貿易而生產，開始在閘北地區投資設廠，閘北西區于是成為絲茶加工的重要基地，并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發展速度相當驚人。據粗略統計，1910年的時候閘北才2.3萬人，1926年的時候已增至15萬人，增加了將近10倍，抗戰之前閘北這個地方已經變成了華界最繁榮的工商業中心。還有滬西，它的投資主體比較復雜，有日本資本、西洋資本還有中國民間資本。還有一個滬南工業區。這四個工業區興起以后，大上海的雛形就出來了。我前面講的跨過蘇州河，動力就來自工業化。須知，在這之前，蘇州河北岸是非常荒涼的，基本上是人煙寥落的區域，即使是楊樹浦那一帶稍具人氣的引翔鎮，那個時候也不過寥寥500戶人家。上海進入工業化時代后，滬東、滬北才一路高歌猛進。上海遂從貿易都市轉變而為制造業跟商業并駕齊驅的工商都市。

楊樹浦水廠大門

在上海城市歷史上，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轉變。我一直認為開埠后上海真正的優勢在于國際化和工業化，前者使上海成為中外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知識、思想的聚集與融匯之地，后者則使上海成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祥之地和“主要的世界都市工業中心之一”，不僅工業門類最齊全，民族資本家與產業工人最集中，而且是中國工業化的孵化基地。據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于1934年底統計：全國有華商注冊商標9224件，而僅上海一地就有7932件，占86%。1949年初，全國有五萬多件產品商標，其中上海有四萬多件，占80%。這說明上海在工業化過程中已經累積起巨大的優勢。所以，1949年中共執政之后，要變農業國為工業國，能夠依仗和可以依仗的就只有上海。那個時候中國工業比較發達的不是北上廣，是“上青天”。上，即上海；青，即青島；天有不同的解釋，有些人認為是天津，有的人認為是奉天（今沈陽）。不管怎樣，上海位居首位。中共執政后充分利用并強化了上海的這種優勢，1949年以后，上海在新政權的擘畫下迅速變成了純粹的生產型城市，進而轉型成共和國的工業基地。上海于是變成了工業上海。

當上海變成了工業上海，伴隨大規模工業建設而來的是，工業用地需求的急劇擴大。1950年代初，上海全市包括郊區在內的面積僅為618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占82.4平方公里。這樣狹小的市域空間顯然已難以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為了配合上海城市由消費型城市轉變為生產型城市，以及隨這種功能轉型而來的大規模工業建設，解決工業職能擴大與地域限制之間的矛盾，國務院批準將原屬江蘇省松江行政專署管轄的上海、嘉定、寶山、川沙、南匯、奉賢、松江、青浦、金山、崇明等10個縣劃歸上海市，上海轄區面積一下子擴大了10倍，總面積達到近6185平方公里，這是上海有史以來在地理空間上一次規模最大的擴展。1961年3月，浙江省舟山縣嵊泗人民公社所轄行政區域也一度劃歸上海市管轄。轄區的擴大，為上海工業發展與產業布局提供了有力的空間支撐。上海隨即啟動衛星城建設計劃，第一批重點建設閔行、吳涇、安亭、嘉定、松江等五個衛星城。1970年代以后，上海又新建了兩個以大型企業為依托的衛星城：一個是以上海石油化工總廠（今改為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石化上海金山實業公司，簡稱“金山石化”）為依托的金山衛星城；另一個是以蘊藻浜工業區和寶山鋼鐵總廠（今已改制為寶山鋼鐵集團公司，簡稱“寶鋼”）為依托的吳淞衛星城。

1954年上海詳圖

1959年上海市全圖

應當說，工業上海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曾經創造了無數的全國第一。外地人常常批評上海人，覺得上海人有一種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其實是與上海工業時代創造的輝煌聯系在一起的。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和上海相比，最重要的工業品牌都來自上海，自行車、縫紉機、手表、白兔奶糖等等，哪一樣不是出自上海，在那個年代上海品牌就是一個質量保障，非常風行。到八十年代以后這些品牌才一個接一個倒掉。

工業上海，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可惜現在研究得非常不夠。現在上海已建了很多博物館，其實最應該建的是上海工業博物館。這座城市跟工業的關系太緊密了。上海的輝煌，上海的艱難，上海的歡樂，上海的憂傷，跟工業的起落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這是我講的第二次轉型，從貿易都市轉型為工商都市，到1949年之后進一步轉型為共和國的工業基地。

但是，上海地下沒有礦藏，地上少特產，是資源非常有限的城市，本不適合建工業型生產城市，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幾乎全部要從外面進來。改革開放之前，原材料靠全國調配，靠中央的命令調撥，當時口號叫“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改革開放以后，情況就兩樣了。原材料逐步市場化，維持上海龐大的工業體系所需的原材料問題變得越來越嚴峻，上海在工業領域原先累積的優勢變成劣勢，大量的工廠沒有原材料不得不停工。當年上海前后幾任市長如汪道涵、江澤民、朱镕基等，最揪心的問題就是原材料。沒有原材料，工廠就沒法開工，職工就要下崗，怎樣來化解這樣的問題，是最頭疼的事情。在這種背景下，如果經濟結構不做調整的話肯定不行。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上海作為共和國的工業基地，肩負共和國的重責大任，每年創造的絕大部分利潤都要上繳，能用于建設的資金所剩無幾，城市基礎設施常年得不到更新，變得破舊不堪。有個國際知名的外國導演曾說，如果拍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電影幾乎不需要布景，直接拍就是了。八十年代初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有個流行說法，叫“新北京、破天津、舊上海”，用“舊”來形容那時的上海，很形象。其實，那時的上海不僅“舊”，而且擁擠不堪，昔日的國際大都市風光不再。市區人均居住面積僅4.3平方米（包括棚戶、簡房、閣樓在內）；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戶91.8萬戶，占全市總戶數60％左右。當時上海社會科學院姚錫棠先生組織了一個研究團隊，對上海的產業結構狀況做了深入研究，認為上海如果繼續沿著工業上海這條路走下去是死路一條，絕對走不通。“上海向何處去，建設什么樣的上海”，開始被尖銳地提了出來，由嚴峻現實催生的憂思和反思，終于在1980年代中期匯成了關于上海發展戰略的大討論，并最終促成了上海的重新定位，也就是把功能單一的上海改造成多功能中心城市。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蘇州河的污染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歷史上的蘇州河曾經是一條清澈、靈動、嫵媚,以盛產松江鱸魚著稱的河流。從上世紀初開始,伴隨著工業時代的到來，蘇州河兩岸從滬東到滬西逐步變成了一條綿延的工業長廊，一座座廠房和煙囪臨水而立。在工業化的鋪展之勢面前，蘇州河日甚一日地被兩岸的社會經濟構造所籠罩，一點一點地失去了自然本色。茅盾在《子夜》的開篇中寫道：“蘇州河的濁水幻成了金綠色，輕輕地，悄悄地，向西流去。”以“金綠色”描寫蘇州河水，足見那時蘇州河的污染已十分嚴重。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蘇州河因為多年來兩岸的工業排污和居民生活排污,終年黑臭不堪,魚蝦絕跡,已變成一條“黑如墨、臭如糞”，不再孕育任何生命的“死河”。雖然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開始對蘇州河進行大規模治理，水質已明顯改善，即使是這樣，現在蘇州河水質仍沒法跟工業化之前時代的原始狀態相比了。

浦東新區總體規劃圖

上海第三次重大轉型由此拉開序幕。怎么轉？就是從生產型城市轉型為優先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恢復上海原有的多功能的中心地位。當然這個轉型過程到現在還在進行中，遠沒有完成。上海的城市定位一直在變，但轉變生產型城市為多功能中心城市的方向沒有變。最新的定位是上海要建成四個中心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

亂世造就的通商巨埠

對上海城市的歷史，更具體地說，對上海歷史中的兩次跨越和三次轉型的大脈絡有所了解之后，再來看大上海是如何興起的，就能看得比較清楚一些。

以前有些外國人認為開埠之前上海是漁村，現在反其道而行之認為開埠之前上海已經很繁榮了，考古學家更將上海的歷史上推到6000年前，我對這些說法一直是存疑的。其實，上海直到五代末或北宋初才形成聚落，而后發展為村社、集鎮，北宋熙寧年間始設上海務，作為朝廷管理酒務稅收的機構。南宋末才設立上海市舶司和上海鎮。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才設縣。剛設縣的時候，地方志上說上海只是“區區草縣”，就是簡直不值得一提的縣城。到開埠之前，區區草縣已變成“江海通津，東南都會”。為什么開埠之前上海會演變成“江海通津，東南都會”？這跟康熙和雍正時期開放海禁有關系，上海是江南典型的港市，它的起落跟港口的興衰直接相關，港口盛，上海就盛；港口衰，上海就衰。區區草縣變成東南都會，就是因為康熙和雍正朝開放海禁。洋人剛剛到上海來的時候看到黃浦江上往來穿梭的全是沙船，儼然是一個沙船世界。據統計上海那時候的沙船約有3500艘。這么多沙船停泊黃浦江當然是非常壯觀的，給人以“帆墻林立”之感。沙船業是上海開埠之前最重要的支柱性產業之一，上海的世家大族多與沙船業有關，全然沒有關系的是很少的。

開埠前的上海當然已經不是“區區草縣”，不是“無所表見”的城市了。隨著國內外貿易的發展，上海在周邊地區的地位已日益突顯。雖然在行政上仍隸屬于松江府，但雍正以后，一向駐太倉、蘇州，比府衙更高一級的地方軍政機關，蘇松太兵備道衙門移駐上海，作為一個象征，蘇松太兵備道的移駐上海，說明上海已成為一個區域的政治中心。難怪嘉道年間上海人曹晟在其所著《覺夢錄》中稱當時的上海縣城“不更出于松城之上乎！自海禁既開，民生日盛，生計日繁，金山銀穴，區區草縣，名震天下”。這段話大體反映了開埠前夕上海政治、經濟發展的實況及其在區域中的地位。即使是這樣，亦不宜過高估計。不錯，開埠前上海沙船業的規模已非常可觀，但那時的上海主要是作為蘇州的轉運港而存在，上海同長江航道以及大運河航道的物流聯系，大體是通過蘇州完成的，即上海先通過內河航道連通蘇州，然后在蘇州經運河而達長江。上海的水路優勢主要體現在海路上，所謂“往來海舶，俱入黃浦編號”，但上海并非這些貨物的終點站，“海外百貨俱集，然皆運至吳門發販，海邑之民，殊無甚利”。也就是說，上海開埠之前，蘇州是帝國物流運輸的終點和起點，海內外的貨物先集中到蘇州，然后再由蘇州散發出去。上海只是蘇州的重要轉運港，因而被稱為“小蘇州”，這個稱呼恰如其分地體現了上海在江南城市格局中的位置。且不說經濟上富庶繁華、文化上精致優雅的蘇州，就是當年府衙所在地松江，亦遠非彼時的濱海縣城上海所能企及。

為什么上海開埠前始終只是一個區域性港市，不能更進一步向前發展？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上海的發展根本沒有自主性。它發展與否受制于整個天朝體制，朝廷讓你發展就可以發展，朝廷不讓你發展你就不能發展。朝廷把海禁解除了，上海就發展起來了；朝廷一關門，上海就蕭條了。這是一個因素。另外一個因素是，開埠前中國南北整個物流交通體系是以大運河為中心，整個運河城市帶在帝國晚期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上海地處運河邊緣，而松江更靠近運河交通網絡，因此在地緣上也更具優勢。只有到海運取代河運的時代，上海的地緣優勢才可能顯現出來。正是由于這兩條根本性的制約，那個時候上海的發展不可能像現在有些人說的那樣，開埠之前的上海已經是繁盛無比的東方大港。

1937年的大上海

開埠以后上海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隨著對外貿易體制的變更，一口通商時代的終結，上海迅速取代蘇州一躍而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上海開始步入超常規發展階段，發展速度超乎許多人的想象。有洋人甚至說上海發展得比悉尼或舊金山更為迅速！發展之快，有如腫瘤一般。當年的英國駐滬領事說：“近幾年來，上海作為根據1843年條約實行五口通商的主要商埠，在貿易上所發生的變革和驚人發展，差不多是任何遠離現場的人所無法領悟的。在拓殖和貿易史的編年史上，從未看到有比這更加驚人的情況。”上海為什么發展得這么快？多半的研究者皆歸因于開埠。其實并不盡然。開埠固然重要，但開埠并不必然導致上海的崛起。實際上也是如此，并不是一開埠，上海就發展起來了。開埠后的最初十年，上海市面并未見什么顯著的進步。除了外灘陸續建起一群洋行建筑外，自外灘往西依然是一派田園風光。那些洋行在外灘建立之后，洋人也并不愿意住在租界里，通常他們都是在縣城或東門外一帶租民房住，因為那個時候租界條件太差了。如果沒有后來發生在上海周邊地區的兵燹與動蕩，上海不可能那么快興起。也就是說，上海的快速興起，除開埠外，還有另外的“大事因緣”。這個“大事因緣”就是19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發生在上海及周邊地區的戰亂，具體地說，就是上海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江南戰事。

就規模而言，小刀會起義不過是一次區域性的城市暴動，但它對上海的影響卻不可小覷。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影響就是把上海縣城及周邊縣的衣冠右族和難民逼入租界，“華洋分居”一變而為“華洋雜處”。此前租界和華界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租界是洋人社區，除了雇傭一些仆人之外，不允許華人隨便呆在租界里面。小刀會起義之后，大量人口涌入租界，租界原來只有500人，一下子驟增至2萬多人。更大的變化是1853年太平軍定都南京之后，一向富庶的江南變成了兩軍對壘的沙場，引發了更大規模的難民潮從四面八方涌入租界，因為租界是當時江南唯一的安全區域，避難的士庶官紳視租界為“避秦之桃源”。當年究竟有多少難民從江浙逃到上海，時人做過許多估計，有說50萬，有說75萬，有的統計甚至說各地涌入上海的難民最多時有300萬。300萬這個數字當然不靠譜，但太平天國時期上海人口激增，確是事實。

這么多人涌入租界，對上海來講意味著什么呢？首先當然是混亂和無序。那是上海歷史上最恐慌的一段歲月。盡管租界有英國和法國軍隊駐守，但租界依然處在惶惶不安之中，無論是洋人，還是難民，都有大難臨頭之感。人人心里都在問：“這樣的情況到底還能持續多久呢？這種罪惡活動有沒有早日終止的希望呢？外籍居民什么時候才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在碧綠的田野上散步？什么時候可以再去訪問農村，再從這個狹隘的城郊市廛到青山之上、綠水之邊去逍遙漫步，重享心曠神怡的幸福呢？”可以說，混亂和無序是當時上海面臨的最大難局。對租界而言，如何在混亂和無序之中建立秩序和安全體制，是異常急迫而又十分棘手的頭等大事。

1941年租界全圖

過去很多研究上海史的人批判工部局和公董局，認為這是類殖民機構，是嚴重的僭權行為。因為它們的成立標志著租界已變為國中之國。這是沒有疑義的。但事情還有另外一面。那么混亂的局面，如果不建立市政機構，人人自危，總也不能算是好事。我曾在一篇論文中說工部局的設立是租界當局在混亂中重建秩序的一種努力。怎么重建秩序？主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修法，洋人是講究法律的，1845年頒布的《土地章程》里面并沒有賦予租界設立市政機構的權力，要設立這樣的機構，首先必需修法，修改《土地章程》。土地章程是什么？土地章程其實就是類似于現在講的基本法，或者說是租界的根本大法。土地章程修訂以后，就可以根據土地章程修訂條款建立相應的機構。后來我們看到的英租界的工部局，以及法租界的公董局，就是這么出來的。

這里有個插曲簡單說一下，最初為了應對租界周邊的亂局，法租界和英租界原本聯手建立統一的市政機構，就叫工部局。后來法國人發現工部局的權力都掌握在英國人手里，就不干了，鬧獨立，最后建立了公董局，管理法租界界內事務。無論是工部局還是公董局，它們在重建界內秩序過程當中都曾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秩序建構最重要的是做了兩件事：一是建立巡捕制度，就是現在講的警察制度；二是建立義勇隊，護衛租界安全。有了工部局、公董局、巡捕、義勇隊，以及英法駐軍，租界這個“冒險家的樂園”逐漸制度化，界內秩序由亂而治。租界為什么會被大家認為是一個安全的區域，并不僅僅由于租界獨立于中國行政體制之外，更由于它的制度化。以前學者們比較強調前者，其實后者更重要。租界制度化之后，確立了一整套迥異于中國傳統治理方式的城市治理體系，也就是所謂租界法度。可別小看了這套法度，它確保上海成為一個安全的孤島，在四海不靖中保持一隅的繁榮。

當然，一波又一波的難民潮給上海帶來的并非只是混亂和無序，難民涌入上海租界的過程，也是財富和勞動力向上海集中的過程，它至少還給上海帶來三樣東西：一是資本，江南地區是相對富庶的區域，當年逃難到上海的，不少是當地有錢的殷實人家，他們逃到上海，也把財富轉移到上海。轉移到上海的這部分資金，可視為上海租界開發的第一批啟動資金；二是龐大的消費需求，大批難民涌入上海，衣食住行成為大問題，上海典型的民居形式——石庫門就是這個時候開始成片開發的，有需求就有市場，這就為上海創造了巨大的消費市場；三是廉價的勞動力大軍，難民潮中更多的是貧民，他們要在上海生存下來，就必需找活干。因此，這些麇集在上海數十萬的難民又為租界的開發提供了現成的廉價勞動力。所有這些就為上海的快速興起提供了不竭的動力。而上海的快速興起又為來自五湖四海的各地移民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就業機會。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江南戰事引發的難民潮只是一個源頭，此后，在別的地方呆不下去的人，紛紛跑到上海。1920年代為什么大批的作家、藝人從北京及其他各地跑到上海來，半部中國現代文學史、藝術史都是在上海寫就的，原因即在于上海有著其他地方不具備的相對自由、安全的環境，有足以讓他們立足和發展的空間。

開放的上海，對不同的人群有著不同的吸引力：對資本的擁有者來說，上海是一個首選的投資場所；對追求享受的達官貴人而言，上海是罕見的溫柔鄉和銷金窟；對謀生者來說，上海是充滿就業機會的地方；對尋求發展者來說，上海是一個各路英雄的用武之地；對文化人來說，上海是一個施展才藝的理想舞臺；對逃難的人來說，上海又是一片“國際綠洲”和“避秦桃源”……于是，難以計數的逃難者，投資者，冒險者，躲債者，亡命者，尋找出路者，謀生者，追求理想者，有文化的，沒文化的，富翁，遺老，政客，窮漢，紅男，綠女，流氓，懷抱著各自的夢想從四面八方匯聚到上海。

有了租界法度，上海就像一個巨大的聚寶盆，把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特別是江南的各種資源吸納進來。別的地方亂了，遭災了，上海反而興旺了，繁榮了。所以，馬相伯說“一部上海的繁榮史，就是一部中國的傷心史” 。

照片中的工部局大樓

講上海的興起，當然離不開開埠，開埠在上海城市歷史上的重要性無可置疑，但同時開埠不止是上海，還有廣州、廈門、福州、寧波，而且這些城市不是省會，就是府衙的所在地，行政地位都比上海高，上海還是一個縣。為什么其他城市開埠后未能像上海一樣快速興起呢？所以單純從開埠角度討論大上海的興起其實是不夠的。有一種說法認為上海市之所以可以發展得那么快，成為中國乃至整個亞洲最繁盛的商埠，是因為上海擁有可以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城市相媲美的廣袤腹地，這些腹地可以生產糧食、蔬菜，足以保障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的物資供應。

這種看法貌似有理，其實也是有問題的，為什么呢？因為上海的地緣稟賦不是開埠以后才有的，早在開埠之前上海的地緣稟賦和地理空間就已經逐漸形成了，至少從宋以來已沒有太大的變化，那么上海為什么要到1843年以后才發展起來？所以，純粹從腹地這個角度考慮也是不夠的。江南作為腹地，確實是上海一個非常大的優勢。這種優勢怎么才能發揮出來？只有到了上海興起之后把江南變成自己的腹地，上海本身具有的地理優勢和地緣稟賦的潛在價值才可能發揮出來。如果上海本身沒有足夠強大的吸力的話，憑什么江南的物流和人流往上海來。換句話說，只有到了開埠以后，特別是在太平天國以后，上海以對外貿易中心口岸的力量重塑江南經濟版圖和文化版圖的時候，江南逐漸成為上海廣袤而又豐饒的腹地，上海的地緣稟賦才真正轉化成上海的優勢，江南的上海遂變成上海的江南，江南才真正變成它的腹地。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上海還有一個特殊性，就是它地近中國最大的絲茶產地。那個時候在中外貿易當中，中國能夠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是什么呢？一樣是絲，一樣是茶，上海最靠近絲茶的產地。上海開埠之后，全國各地產的各種絲90%是從上海出口。茶的情況比較復雜，是多口貿易。武夷的茶通過福州口岸出口，江浙的茶通過上海出口，兩湖的茶則通過漢口出口，茶葉雖然是上海出口很重要的物品，但更重要的是絲。上海早期最有錢的富商巨賈基本上都是絲商。當年外商的洋行一般都設有六個下屬部門，其中第一個就是蠶絲，第二個就是茶葉。這說明絲和茶在當年進出口貿易中的極端重要性，外灘洋行基本上都以絲茶作為主業，把中國的絲、茶出口到國外。

大上海的興起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跟早期全球化的歷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中西接觸的早期歷史中，茶、絲和瓷器等少數幾樣東西曾是早期全球化時代最受西方青睞且最具標識意義的中國商品，可以說是茶、絲和瓷器把中西兩個世界連接起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些商品又加入了文物。洋貨進口也大都是經過上海，再從上海分派到各個地方去。其實不僅僅是物流，上海之所以重要，即在于它是一個樞紐港，在中西接觸和交涉中占據樞紐性地位。中國出使外國的使節，還有留學生最早從哪里出發？就從上海蘇州河邊的天后宮邊上的出使行轅出洋。外國人進入中國首先抵達的也是上海，不僅僅是到中國的外國人首先抵達上海，到東亞國家的外國人也往往要先抵達上海，然后再從上海到別的地方去。凡是到過中國的洋人多半都在上海住過，他們留下的筆記里面也有不少是記載他們看到的上海。

跨越蘇州河

中西之間的接觸與交涉，以交通通訊網絡的建立為前提，上海是近代中國最早建立通達世界各地的海上通道的城市。開埠之初從歐洲到上海通常要走好幾個月，1870年以后隨著蘇伊士運河通航，以及歐洲與中國海底電纜的接通，中國和歐洲之間的交往更便捷、更密切，整個商貿組織和結構都發生了變化。跟商貿組織的變化相關的還有整個信息渠道，中西通訊系統也建立了。墨頓社會學有一個原理，叫“優勢積累原理”，說的是一個人一旦在某個方面建立優勢以后，這個優勢會不斷滾動疊加，優勢會變得越來越大。一個城市也是這樣，上海在中西接觸和交涉過程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逐漸變成一種優勢。這種優勢的積累和放大使得其他城市沒有辦法跟它抗衡，沒有辦法可以跟它比肩，上海就是這樣的城市。

到19世紀后期，以租界為中心的上海已發展為亞洲最繁華的通商巨埠，1881年就有人在《申報》上面發文章，稱“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這大概是上海被稱為“東方巴黎”的最早記錄。此后，凡到過上海的人，莫不驚嘆上海發展之快。有一些洋人沒有到上海之前，還以為上海大概跟香港差不多，不過是一個“熱熱鬧鬧、吵吵嚷嚷、中國式骯臟的貿易中心類的商業城市”，等他們到上海之后，發現上海完全像歐洲一樣，那樣優雅，那樣美麗，黃浦江邊到處聳立著一座座貿易宮殿。在當年到訪過上海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眼中和筆下，上海租界已然是整個東亞世界最具活力的國際性大都市。早期洋人繪制的上海租界地圖，通常也把租界叫做“歐洲城”，把老城廂叫做“中國城”，在他們的視野里，上海租界是建在東亞的美輪美奐的歐洲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