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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2038年版《無問西東2》拍攝之必要性與可能性

謝彩/上海政法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講師、文學博士
2018-01-23 13:56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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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無問西東》意欲達到的野心是:成為一部關于大學精神、時代精神的禮贊。圖為片中國軍飛行員、廣東名門獨子沈光耀(王力宏飾)。

電影《無問西東》的籌備始于2011年清華大學百年校慶,幾經輾轉,直至2018年1月12日始于全國公映。

這樣一部采用膠片拍攝并較少使用特效的電影,最初經由某些專業觀眾目測后,認為可能會是“票房毒藥”。然而,該片上映后迅速實現口碑及票房逆襲,在朋友圈的刷屏效應亦呈現持續升溫態勢。截至1月22日,上映十一天的《無問西東》票房已達4.6億元,豆瓣口碑上升至7.5。這對一部國產文藝片來講,可謂票房和口碑雙豐收,是非常不錯的成績。

有人認為,《無問西東》虛實結合,講述四個不同時代清華人的故事,盡情詮釋了屬于他們那個時代(1924、1938、1962、2012)的深情與怒放、勇敢與自由,它是百年清華的“芳華”記憶。影片在最后部分,夾帶了長達七分鐘的催淚“彩蛋”,將真實人物的老照片和扮演該角色演員在鏡頭中的截圖無縫拼接、相互映襯,逐一介紹了在電影里“跑龍套”的學術大牛們,這些名字包括:梅貽琦、梁思成、林徽因、梁啟超、王國維、徐志摩、孫立人、馮友蘭、錢穆、蔣夢麟、楊振寧、馬約翰、錢鍾書、沈從文、朱自清、陳省身、華羅庚、穆旦、聞一多、陳寅恪、袁復禮、鄧稼先、蔣南翔。

在大量觀眾紛紛以進影院來表達對《無問西東》支持的同時,亦有部分觀眾提出質疑:既然是清華的命題作文,為什么電影就不能在鏡頭里更多地展現歷史上存在過的那批著名清華學者的真實經歷,卻只把他們放在最后的彩蛋里?學者們的故事,或許比“小三疑云”、“元配打臉”、“奶粉提案”之類的情節更有意味。影片口碑兩極分化的分水嶺,主要在四段故事題材的取舍方面。

事實上,與其糾結于“《無問西東》作為一部文藝片值不值得打8分”這樣的問題,不如把問題置換為:“既然大家都對清華的校史頗感興趣,那么《無問西東2》是否有拍攝之必要性與可能性?”

一、美國的大學宣傳

2012年以前,在大部分中國學生及家長的生活閱歷里,高校宣傳片仍然是較為罕見的存在。2012年初,北京大學和耶魯大學的宣傳片在網絡上突然爆紅,引發大量關注。

北大宣傳片像水墨畫,鏡頭語言頗為含蓄、節制,當中加入了大量歷史、人文素材,旨在傳遞中國文人薪火相傳的精神氣質。而耶魯大學宣傳片像油畫,風趣活潑地反映耶魯生活、學習場景,每位講解者的入學或教學、科研經歷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旨在“招生宣傳”,解開家長和學生心中諸多疑問。

實際上,對這兩部片子,我們很難用評分來區分其水準之高下。值得注意的是,自2012年起,中國網民對中美高校宣傳片風格差異的關注與熱議,卻間接地激發了部分中國高校(尤其是歷史悠久的名校)投入專門人力與財力去拍攝宣傳片的積極性。

與此同時,尚有一部分中國高校對“宣傳片”這一新生事物持觀望態度。相比之下,美國高校在“公共關系”領域所作的探索,的確頗為前衛、大膽。

根據美國歷史學家塞繆爾·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1887—1976)1935年出版的著作《哈佛學院的成立》(The Founding of Harvard College,哈佛大學出版社),盡管他并沒有使用“公共關系”(public relations)這個術語,但他在復述1641年由傳教士休?彼得(Hugh Peter)、托馬斯·韋爾德(Thomas Weld)和威廉?希賓斯(William Hibbins)為創設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而籌集資金的“化緣任務”時,如實描述了美國在殖民地時期的第一次大學公關行為:有一次在英國,傳教士告訴哈佛(創立者),他們需要一本用來籌集資金的小冊子。

如今這種宣傳冊已是任何一個項目基金驅動的標配。但在17世紀,它顯然還是新生事物。宣傳冊《新英格蘭的第一桶金》(New England's First Fruits)應運而生,它的寫作主要是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完成的,但其印刷任務的完成卻是在1643年的英國倫敦,數以十億計(你沒看錯,是有這么多)公關宣傳冊的印刷首戰告捷。

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后,伴隨工業的發展,美國高等教育的生態發生巨大變化。開始有部分高校意識到處理公共關系的必要性。1900年前后,美國高校迎來了“公共關系辦公室”的上升期,該部門先后被稱為公關辦事處、新聞辦事處、公關辦公室等。1897年,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開風氣之先,成立了一個公關辦公室。1900年,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MIT)雇傭了波士頓一家公關公司,幫助它們與公眾進行交流。1904年,奉校長查爾斯·范·海斯(Charles R.Van Hise, 1857—1918)之命,新聞學教育先驅威拉德·布萊耶(Willard G. Bleyer,1873—1935)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成立了新聞辦公室。1899年,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秘書安森·斯托克斯(Anson Phelps Stokes)將秘書辦公室打造成了一個高效的校友與公關辦公室。

清華大學教授、建筑學家梁思成(1901—1972)的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其公共關系計劃則可上溯至1904年,那一年,賓大成立了公關辦公室。

1917年,“美國大學新聞辦公室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 News Bureaus)成立。1929 年,“美國大學公關協會”(American College Publicity Association)成立。此后,美國高校的公共關系部門運作與管理逐漸形成專業化體系。(以上有關美國高校公共關系史的敘述,可見Gary A.Warner,“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Offices at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ublic Relations Quarterly,1996年7月號。)

概而言之,已有逾百年公共關系運作歷史的美國高校,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媒體應對、形象宣傳乃至危機公關機制。相較于“大學是否需要拍攝宣傳片”這樣的問題,很多高校更為關心的可能是“大學宣傳片應該怎么拍”,以及“我們大學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學生”。

二、《無問西東》沒有把自己的定位局限于“高校宣傳片”

而對中國的許多大學而言,宣傳片往往被賦予太多期待與意義。事實上,單純從技術層面看,耶魯大學早期著名的宣傳片《我為什么選擇耶魯》(That's Why I Chose Yale)以及哈佛大學的宣傳片《一切皆有可能》(Anything Could Happen at Harvard),拍攝難度并不大,片長都在二十分鐘以內,全片將一個個人物對自身經歷的講述串聯起來。宣傳片拍攝的意圖很清晰:為有意報考該校的新生服務,吸引學生報考,吸引企業、社會機構贊助辦學。

美國其他一些名校的宣傳片,定位亦相仿。這或與這些高校是私立、有籌措辦學經費壓力有一定關系。但與美國高校不同,中國的高校是以公辦為主,基本上不存在“化緣”的壓力。因此,問題來了:中國大學宣傳片的功能定位到底是什么?

根據近年來部分中國高校宣傳片的拍攝經驗及其口碑來看,拍成劇情類的,可能由于視角過于局限,關注了一批人卻無意中忽略另一批人,從而導致片子被網民噴;拍成新聞類的,用宏觀的視角,輔以厚重解說,展示大學歷史風貌、綜合實力,往往又顯得過于中規中矩,不夠靈動,易于導致觀眾審美疲勞。

事實上,通常大學宣傳片的主要受眾,一是中學生(特別是高中生),二是在校的學生(特別是大一的學生)。針對前者,校方希望他們能通過看片認同大學的理念和環境,踴躍報考;針對后者,則是加強學生對母校的歸屬感和自豪感。

中國高校宣傳片在經歷艱難的探索期以后迅速成長。與此同時,中國的傳播生態也在迅速發展。在2015年和2016年新媒體內容生產與傳播領域,涌現大量以講述個體經歷、經驗為主要形式的短視頻。從傳播效果來看,個體經驗講述是一種易于令受眾理解、形成共鳴的有效形式,通常也不易產生一些含義上的誤解,因此,越來越多的高校招生宣傳片在拍攝時選擇這種套路。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無問西東》是有野心的。如果只是拍個招生宣傳片或者校慶宣傳片,它不需要拍出兩個半小時的長度,它也不需要使用膠片拍攝,用數碼設備就很好了。很顯然,它并沒有將自身局限于“清華宣傳片”(輔助于招生宣傳、激發校友共鳴)的定位,甚至于不滿足于只是作為對清華大學的禮贊。雖然在表現形式上,它的套路和近年來流行的宣傳片相仿,是“講述個體經驗”,是小敘事。但是,從最終成品,我們可以想見它意欲達到的野心是:成為一部關于大學精神、時代精神的禮贊

《無問西東》采用的是2.35:1的寬銀幕膠片原始比例拍攝,畫質非常細膩,人物的皮膚顯得通透漂亮,并自帶老片的年代感。哪怕電影只是絮絮叨叨地穿插了不同時空的各種小敘事,但膠片拍攝帶來的油畫質感,間接地賦予它宏大敘事的 意味。

對任何編劇、導演而言,想象歷史、虛虛實實地還原歷史場景和人物并非易事。《無問西東》在拍攝過程遇到很多艱難困苦,自是一言難盡,但李芳芳可能仍然是中國最幸運的導演,相信全中國95%導演都羨慕她能用這么了不起的表演陣容:米雪、章子怡、祖峰、張震、黃曉明、王力宏、陳楚生……華人演藝圈內的老中青翹楚都聚齊了。

要知道,這是王家衛的陣容,這是李安的陣容。熱衷于追星的某些觀眾,看到這個陣容,買票進電影院,可能想要看到的是《臥虎藏龍》。結果,有人驚艷,有人驚訝甚至有點失望地發現,他們看到的是祖峰、陳楚生版的《芳華》,看到的是黃曉明、章子怡版的《小時代》,看到的是米雪、王力宏版的《致青春》,看到的是張震、韓童生版的《中國合伙人》。但和上述這些電影相比,《無問西東》似乎更有力量感。這種力量可能來自于影片中的人物。電影里有很多角色,擁有始終敢對世俗的強大力量置若罔聞的氣場。

《無問西東》的英文名“Forever Young”(芳華永駐)可能更貼近于它的劇情。這是一部跨越百年的青春電影。如果以七零后這代人為坐標,可以說,祖孫四代的青春愛情都濃縮在這一部電影里了。它和近年來常見的國產青春電影套路不一樣的是,影片里沒有墮胎、出軌、三角戀、購物、縱欲等情節。

清華作為百年名校,在中國已經足夠著名,有足夠資本傲嬌乃至自戀。難得的是,這樣一部講述清華人故事的電影,骨子里自帶誠意與謙遜,沒有暴發戶氣質,也沒有通過鏡頭中的人物流露出絲毫的精英優越感。它讓我們看到了屬于那個時代的繁盛,看到了印度詩人泰戈爾(1861—1941)口中所謂“送給這個世紀的禮物”:一個大學、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最寶貴的財富,莫過于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以及由這些思想和精神滋養出的偉大靈魂。他們各自躬耕于所擅長、所專注的領域,抵御住世俗的狂躁,執意跟從內心,通過留下某本書,或者經由他們的學生口口相傳,或深或淺地,留下他們來過這個地球的痕跡。這些偉大的靈魂今天依然值得我們肅然起敬。他們的“產權”甚至不應該歸屬于清華,而屬于全人類。

《無問西東》里的人物所要面對的問題不再是戀愛、墮胎、分手,而是時代洪流之下,在渺小的個人命運與家國關系之間如何抉擇。電影里的年輕人不是膚淺和短視的,他們不厭其煩地討論什么是善、如何體察內心做出選擇以及應該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

其實,人類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從未停止。有勇氣并且有能力去深入討論這些問題的電影,永遠都不會過時。

三、2038年,我們是否需要一部《無問西東2》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奇跡。

1936年,愛因斯坦(1879—1955)在慶祝哈佛建校三百周年紀念會上這么說過:“人們把學校簡單地看作是一種工具,靠它來把大量的知識傳授給成長中的一代。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要為活人服務。它應該發展青年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質和才能。”(引自錢穎一,《大學的改革》第一卷,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頁89。)

1937年,北平淪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決定南遷,聯合組建臨時大學。

1938 年4月,經過數月跋涉,“聯大長征”隊伍抵達昆明。

《無問西東》把1938年的昆明拍得格外動人。那年,廣東名門獨子沈光耀(王力宏飾)來到昆明的西南聯大求學。國難當頭,除了吸收大學里的知識,他還想跟隨美國空軍學習,成為飛行員,參與抗日戰爭。他在順應父母心意和救國救民之間難以抉擇。

沈光耀一心想不顧生命危險參與抗日,救助百姓,母親則告訴他應當先想好如何度過一生。沈太太(米雪飾)說:“我不想你的一生陷于名利,因為再大的世俗名利,你的祖先都擁有過,我只想要讓你照著自己的心意享受人生,和自己中意的女子結婚;我也不因為你是獨生子想讓你傳宗接代,而是想要讓你按照自己的心意體驗為人父母的樂趣。你突然寫信說要去當兵,我怕你還沒想好怎么過好這一生,就連命都沒了。”

歷史上像沈光耀這樣的人物其實很多,包括梁思成夫人林徽因(1904—1955)的弟弟林恒(1916年生),于1939年隨中央航空學校來到昆明,1940年以優異成績從航校畢業,在一百多名學員中成績名列第二,不幸于1941年在成都的一次空戰中犧牲成仁。可以說,《無問西東》里虛構的人物沈光耀,身上凝聚的是無數知名或無名英雄的生命歷程。而這些人物用自己短暫的一生,詮釋了在影片開頭和結尾當代角色張果果(張震飾)一遍又一遍拷問自己和觀眾的問題: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所要面對的人生,你是否還會有勇氣前來?電影中,每個人都在青春時期面臨抉擇,他們拿出了自己的勇敢、真心、深情、憐憫,選擇了自己想要的人生。

沈光耀與母親在西南聯大的這一段戲,令很多觀眾淚目,戲里這對講著粵語的廣東母子短短幾分鐘的鏡頭圈粉無數。也正是這段戲,令很多觀眾對電影頗感遺憾:如果《無問西東》能夠砍掉發生于2012年和1962年那兩個故事的一些戲分,多分點時間和戲分給西南聯大這段故事就好了。

西南聯大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奇跡。近十年來,出版界涌現出大量關于西南聯大的各類書籍,從有些書名如《逝去的年代》、《消失的大師》、《不再有的學子》來看,就可看出書的主題及情懷。這些書籍的火爆,與其說作者是帶著禮贊、仰望的態度去追憶一所在歷史上僅僅存在不足九年(1937—1946)的學校,不如說也多少暗含了對當前教育現狀的失落或不滿。

這些圖書當中,可能最權威、最有影響力的一本,是厚達678頁、長達57萬余字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華、南開》(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經濟學家陳岱孫(1900—1997)在為該書所作的序中寫道:“……西南聯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形式上的弦歌不輟,而且是在極端艱苦條件下,為國家培養出一代的國內外知名學者和眾多建國需要的優秀人才。……我們不得不把這成果歸功于同學的求知愿望和教職員的敬業精神。而這兩者實植根于以愛國主義為動力的雙方共同信念和責任感。……對國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曾啟發和支撐了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師生們對敬業、求知的追求。”

陳岱孫先生的這段話,也恰如其分總結了電影里沈光耀最終加入空軍、以身殉國的選擇。是的,沈光耀的選擇跟電影里所說的“珍貴的你”并不矛盾。他用這樣的行為顯示了他的珍貴,他的獨一無二。

實際上,西南聯大在昆明的這一段歷史,有足夠有趣且感人的史料,足夠再拍若干《無問西東》的續集。世人所熟知的楊振寧先生,于1938至1942年在昆明西南聯大就讀本科,1942至1944年讀研究生,1945年赴美留學,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楊振寧多次在不同場合講過:“我從西南聯大一畢業就前往美國留學,所學的知識和西南聯大時期完全吻合、銜接,沒有遇到絲毫困難,因為我當時學到的是物理學最前沿的知識。”楊振寧的碩士導師王竹溪正是清華1929至1933年的本科生,畢業后赴歐留學,接觸到物理學最前沿的領域,回國后在西南聯大任教,剛好教了楊振寧。

類似故事,西南聯大校史上不勝枚舉,隨便拎出來,都是拍電影的好題材。比如說,兵荒馬亂南遷的日子,仍然有學者心系研究,如建筑學家梁思成。“……北京到昆明,沿路穿越二千四百公里的內地鄉村、夜宿村舍、在艱苦和疲累的條件下旅行,打開了研究人員的視野,使他們認識到中國民居在建筑學上的特殊重要性……一九三九年秋天,思成帶一隊營造學社的考察團離開昆明,到四川省四十個縣進行為期六個月廣泛和詳細的考察,同行的有劉敦楨、莫宗江和陳明達。他們對寺廟和寶塔進行一般考察,丈量、照相和研究。”(引自[美]費慰梅著,成寒譯,《林徽因與梁思成》,法律出版社,2016年,頁140)也正是執教西南聯大的這段經歷,促成了梁思成用英語完成了第一部中國建筑史,震驚中外學界。

所以,不妨眼光放遠一點。2038年,適逢西南聯大(昆明)一百周年紀念,清華若拍宣傳片《無問西東2》,如果劇本愿意把重心放在西南聯大歷史上涌現過的那批精彩人物經歷,相信一定能夠拍出史詩般的感覺,值得期待。

四、不要看輕“間接的生存”

因為害怕遺忘,人類發明了文字,用以記錄值得銘記的東西。而人類發明的電影,在功能上當然也包括儲存人類生活痕跡這一意義。

和電影的覆蓋率相比,史書的傳播面積畢竟要小得多。所以,為讓世人更直觀地了解清華的校史,李芳芳選擇拍攝了這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電影。其實,西南聯大的經典校史傳播,同樣需要這種方式。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無問西東》的續集,當然有拍攝的必要性。

另一個問題,當然也被討論濫了:銘記歷史之終極意義究竟是什么?雨果在《悲慘世界》里其實回答過了:“在人類身上既沒有小事,在植物界也沒有小葉子——它們是有用的。歷代的面貌正是由一年年的面貌組成的。”(引自《悲慘世界》[上],上海譯文出版, 2013年,頁133。)

以文字、繪畫或者影像等形式存在的作品,當然是有意義的,至少意味著某些曾降臨在地球上的了不起的人物存在過的痕跡:那些人物的肉身雖然已灰飛煙滅,但他們的靈魂卻依然間接地生存著,他們曾經有過的深邃思考,他們曾經留下的音容笑貌,間接存活于他們留下的著作里,存活于親人保存完好的照片里,存活于某些電影的某一幀畫面里,存留于散落在全球各地、互不相識的讀者或觀眾心里。他們這種“間接的生存”,是不可以被看輕的,也許會有消極甚至對世界充滿敵意的觀眾因了解到他們的存在,而重新生起對這個世界的善意,增加了生的意識。而對曾經與這些生命直接發生過交集的親友而言,他們“間接的生存”這一事實,可以填補他們的肉身已經不在這個世間所帶來的空虛。

《無問西東》的拍攝動機當中,大概也承載了這樣的初心。四個清華人的故事,在畫面上,恰巧也對應了四季:張果果的故事發生在2012年冬末春初,乍暖還寒的北京充滿現代氣息;陳鵬(黃曉明飾)的故事發生在1962年夏末秋初,銀杏葉落得滿地金黃;沈光耀的故事發生在1938年盛夏,他葬身于虛空之中的生命,亦如夏花般綻放;吳嶺瀾(陳楚生飾)的故事發生在1924年隆冬,他面對成績單心潮暗涌,有如風中傳來若隱若現的臘梅般暗香浮動。雖然這四個人物是虛構的,但觀眾們愿意相信,他們的生命和心路歷程,正是無數不知名的清華人曾經歷過的。

在大量觀眾以貢獻票房形式來表達對《無問西東》支持的同時,亦有部分觀眾提出質疑:既然是清華的命題作文,為什么電影就不能在鏡頭里更多地展現歷史上存在過的大家、名師們的真實經歷,卻只把他們放在最后的彩蛋里?學者們的故事,或許比“小三疑云”、“元配打臉”、“奶粉提案”之類的情節更有意味。影片口碑兩極分化的分水嶺,主要在四段故事題材的取舍方面。

事實上,與其糾結于“《無問西東》作為一部文藝片值不值得打8分”這樣的問題,不如把問題置換為:“除了‘西南聯大’的那段歷史以外,《無問西東2》拍攝之可能性還有哪些?”

《無問西東》里其實還講了一段同樣讓觀眾印象深刻的故事:1923年,剛剛入學清華的吳嶺瀾面臨著專業選擇的困難。在自己不擅長的“實科”和擅長的“文科”當中,到底應當如何選擇?在校長梅貽琦(1889—1962)的啟發下,他開始思考是否該轉專業。在他的價值觀里,他認為讀文科是可恥的,應該讀理工科(電影里叫“實科”),學到真刀真槍的應用技術,報效祖國。直到1924年聽到泰戈爾在北京的演講,他才意識到,去讀文科、一生致力于思考、研究哲學并以這種“思考”作為職業,其實并不可恥。

在歷史上,1924年真實發生過的那一場泰戈爾演講,曾經是京城文化界轟動一時的大事。電影里虛構的吳嶺瀾說他在聽演講時見到了很多“出色人物”卻刻意沒有點名,其中尤其著名的兩個“出色人物”,就是林徽因與徐志摩(1897—1931)。泰戈爾訪華期間,他們擔任翻譯與助手,林小姐貌美如花,徐志摩郊寒島瘦,泰戈爾如松柏,三人站在一起,恰如蒼松竹梅的一幅“歲寒三友圖”。

此外,《無問西東》沒有詳細交代的另一個細節是,吳嶺瀾聽到泰戈爾演講的那一年,其實,清華還沒有辦大學。

在西南聯大成立之前,清華經歷過“國立清華大學”階段,即從1928年到1937年。此前,還有十八年歷史:1911年,清華誕生,當時叫“清華學堂”,1912年改名為“清華學校”。1928年,清華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所以,2011年清華百年校慶,嚴格來說,應該稱作“清華一百年”,并非大學一百年。

關于清華學堂、清華學校的這段歷史,在美國學者費慰梅所著《林徽因與梁思成》一書中有如此描述:“一九一五年秋,思成進入清華學堂(此處疑似費慰梅筆誤——引按)……學堂的預科課程和美國高度類似,注重英文和科學,但藝術、音樂和體育也一樣重要。有些教師是美國人,全用英語授課。思成在功課和藝術方面的表現都很出色。在此之前,他顯然沒學過繪畫或音樂,在清華那些年里卻練得一手好素描,后來便派上了用場。他是清華藝術社的社員,擔任一九二三年大學年刊《清華人》的藝術編輯,為該刊繪了全版精彩的水墨畫及幾幅漫畫……可是,他又覺得清華的課程內容較為簡單……我認為他的看法忽略了一點:他在清華時期所參與的各項課外活動,如藝術、音樂和體育,其實讓他終生受益。”(引自《林徽因與梁思成》,頁10—11。)

清華南遷后的西南聯大歷史,在清華百年校史中只占不到10%的時間,但它的意義及在清華校史中的位置,卻遠遠超過10%。從某種意義上說,聯大精神依然有太多值得挖掘的寶藏,它值得被世人銘記,并值得貫穿下去。因此,《無問西東》的續集當然有拍攝的意義

    校對: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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