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歷史的主體，人性是歷史的內涵。了解活生生的‘人’，才較能掌握歷史的真相；愈是貼近‘人性’的思考，才愈能體會歷史的本質。”日記作為記錄個人經歷見聞與抒發個體情感的特殊載體，自然對研究歷史上的人及其所處時代有著別樣的價值。學界運用日記、筆記、回憶錄等材料探討民國史早有先例，就抗戰史而言，則國民政府黨政軍要人日記乃是學者觀照的重點，如羅敏利用蔣介石、徐永昌、王世杰等高層日記系統地分析了武漢會戰前后蔣介石戰略決策的變化。對于戰時民眾生活世界，過往成果多著眼于精英高層或官方視角下的社會樣態與眾生相，微觀層面或底層的個案考察似有不足。本文所關注的兩個歷史人物陳克文、郝星久均系抗戰親歷者，其日記為觀察時人真切感受與所思所想提供了一個微觀視角，借助這些記錄可以管窺戰爭狀態下個體生命在特定時空中的復雜心態。

本文之所以選擇陳、郝二人作為分析對象，首先在于兩人具有特殊性，即相對的“高層化”與“底層化”身份，其見聞所想既能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樣貌，亦能以一種書寫者或超脫者的身份來思慮戰爭帶來的諸多問題。陳克文時為行政院參事，屬中層事務官，較國民政府黨政軍核心圈而言則是“局內的局外人”，但又比大多數在機關討生活的小職員能夠觸及到底層公務員所不及的政治生態；郝星久系鄉村高小教師，較之大學教授等精英知識分子則居于底層，有著大多中高層知識分子所不及的鄉村體驗，但相對鄉村大眾來說則又是受過教育的鄉村精英。其次在于兩人日記的詳盡性和思想性，均詳細記錄了全面抗戰初期各自在戰爭環境下的見聞及對所處圈子顯現問題的思考。亦考慮到兩人知識分子的個體屬性，這種特殊標簽使之除歷經戰爭帶來的“無差異”破壞與變化外，更增添了一絲讀書人的憂思。最后，兩人的戰時心態更像是國家與社會窘境在其身上的邏輯演繹。

“無差別”的個體見聞

全面抗戰初期，隨著日軍大舉入侵，大半河山淪于敵手，民眾生活頓時陷入混亂失序狀態。死亡、轟炸、流離失所是人們每天要經歷或即將經歷的慣例；或者說，戰區與臨戰區乃至大后方的民眾心態不會存在多少差異或本質上的差異。

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當地輿情頗能反映大眾心理，即“這里的人們，絕大多數已失掉國家的保護。貧窮的雖幸留一條命，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富有的也是憂惶苦悶，感到朝不保夕的威脅。在摩天高樓下輾轉躊躇著面蒙菜色的難民，同時娛樂場所也在喘息著活動，歌臺上交響著琴韻喉聲，愁紅慘綠的燈光下還跳躍著擁抱的男女。這些人，或者生命懸于俄頃，或者靈魂飛出軀外，其憂惶苦悶卻是一致的。”伴隨中日戰事不斷升級擴大，時人心態與日常生活均受極大影響，而日機空襲則是顯著因素之一。南京淪陷之前，日機定期轟炸，聽警報、躲空襲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陳克文作為最晚一批內遷的行政院官員，其在京辦公與生活的日子可用苦悶與彷徨來形容。9月25日，日機數次空襲南京，陳的日記記載極其詳盡：“今日則終日于緊張空氣中，伏處地下室內。上午九時到政院未久，即聞警號，與樸生同避于國府地下室。該室藏在地下丈余深處，雖有換氣設備，室狹人稠，空氣極惡濁難耐，約兩小時解除警報。但不久又發，時已歸家，至下午二時始得午飯。飯后復發兩次，至五時許，始無事。今日敵機總數，聞為九十余架，共分五次來襲，投彈二百余枚……中央通訊社、電燈廠、中央廣播臺，及政府機關數處均中彈，死傷不少。”這樣跑空襲的場景對陳來說幾乎是家常便飯。蔣介石對當天空襲亦有提及，謂：“本日敵機炸京五次，共有九十四架之數……敵以為反復轟炸可以逼我遷都或屈服，其實惟有增強我國之抵抗而已。”實際上，早在8月17至27日數日中陳就多次記下日機轟炸南京城給人們帶來的憂懼感。如20日載，“昨日敵彈落考試院及中央大學，損失頗重。中大死女生二人，故群眾恐懼心理大增……一聞警號有震顫不能成聲者。”27日又載：回到家中發現所養之犬因炸彈轟隆聲“驚恐不食者一日”，家里女工兩人“戰慄至無人色”。日機轟炸下超越身份階層呈現出來的無差異的個體心靈顫動于此可見一斑。

日機狂轟濫炸遍及其所到之處，包括一些臨戰區乃至后方地區。1937年11月26日《申報》刊登南京、長沙、漢口、廣州等多地遭日機空襲的消息，“今午（25日）十二時許，日機三架經萍鄉向西北飛，有擾長沙市模樣，我即放出警報，同時我機亦起飛迎擊……至下午二時，警報始解除。”當時陳克文家人正在內遷家鄉廣西途中，陳閱報后得知長沙火車東站遇襲，十分擔心家人處境。當陳由行政院返家見空無一人時悲從中來，即驅車前往城內繁華之地夫子廟一帶，卻是“欲求一便飯之所而不可得，沉沉如死墟”。日記背后的個體心靈可謂百感交集：與至親至愛分離之苦無從釋解；國家危如累卵之狀縈繞其間難以調節。在日本侵略與頻繁轟炸下，不分地域、階層、職業與身份，時人對個人命運及家人安危的憂心是同樣的。1938年，陳誠任武漢衛戍司令期間在給妻子譚祥信中頗有忠孝難全之感，“望母親及妹均早復健康為祝。連日武昌被炸，損失甚大。省府僅委座所住及禮堂未毀壞，其余均炸得一塌糊涂。即委座坐車，亦被炸毀，幸委座無恙，其他自不去計及之。”

上海淪陷后，陳克文家里變數甚大。友人雷太太因工作關系離去，廣播里一直播送的《保衛大上海》歌停播，前線失利消息屢屢傳來。以前庭院草地上歡笑的畫景不復存在，隨處都是嘆息聲。當每日必經的聽警報、跑空襲間或中斷，留給人們的并不是短暫的快樂與喘息而是持續的痛苦。陳常嘆“敵機雖不來，精神受壓迫的苦處，要比敵機來時，更為利害。”這種心理看似矛盾，實則不難理解。一旦常態化生活脫軌，內心深處的無所適從則難以散去，更何況在日本侵華戰爭下的“偽安”時期，個體幻滅感與期待感的臨界值只在毫厘之間。身處晉南鄉間的郝星久在回村途中見到大批形色倉皇的男女老少，經打聽方知兩架飛機在高空盤旋多時卻未投彈，嚇得廟上男女老少沒命亂跑，場面十分混亂。人群因逃亡發生踩踏事件，“有兩個老年人被踏得七竅流血、性命危急！”

無論時任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還是身在晉南鄉村的教師郝星久，兩者的經歷見聞無不是戰爭下難以言說的眾生相。太原失陷后，山西省府先遷臨汾辦公，繼而又南遷，到1938年春，晉西南河津縣業已陷入恐慌之中。緊張的空氣波及每個角落，各家各戶都在準備避難地方。郝從學校回村后看到大家“都帶著一副愁容，不住地長吁短嘆著！”

日本侵略帶來的最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大多數人失去家園成為難民。而且，戰爭來臨時大多數人匆忙逃亡，隨身只攜很少衣物錢財，沿途還會遭遇匪盜滋擾，“逃亡路上難民的景象十分凄慘，經常一路忍饑挨餓，甚至沿街乞討。老百姓剝掉沿路的榆樹皮，把它們碾碎當食物吃；有的把新麥連根拔掉；在一些村子里，人們把花生殼搗碎來吃。路上可以看到難民們把觀音土塞到嘴里，來填他們的肚子。有的難民長期沒有食物，只能賣兒鬻女。由于日機狂轟爛[濫]炸，沿途缺少棲身之所，他們只能暫避于那些破廟內或斷垣下，忍受饑餓、寒冷與疾病，許多人為此送了性命。”在逃難過程中顯性傷害與內心煎熬一點一點地摧毀著每個人的心理防線，盛宣懷孫女盛佩玉就在筆記中記下日軍占領上海后舉家逃難情形：“我和孩子、保姆們分乘在兩輛汽車里。車子不能開快，只見四面八方的車子、行人來來往往，也是車上堆滿了箱籠器具，也那樣的大包、小包。有掮的、挑的、背的，有老夫婦、有帶著幾個孩子的年輕媽媽，總之人心慌慌，攜幼、扶老地逃命。”陳克文對于內部信息掌握與時局判斷是普通百姓不及的，但這種先天優勢并不能使之避免戰時顛沛流離，亦無法消減內心陣痛。換言之，因日本侵華導致的流離失所不僅體現在顯而易見的逃難，更有個體心靈失去平衡后的漂浮感。陳一路內遷的過程像一顆流亡心靈的苦難之旅，盡管他在1937年11月26日登船離京時對內遷所受待遇認可，“船位系外交部預定，英籍注冊，安全舒適無比”，但從準備離京到正式離京這段時間是異常焦急的時期。這時離京時間未定，面對局勢的繼續惡化，并飽受家人內遷后的思念之苦，對陳刺激極大。獨自面對空蕩的房子頗為傷感，他在日記中寫道：“想著行將分別的南京，想著前方苦戰的將士，想著國家的前途，千憂百慮，說不出的焦急危懼……上午忙亂了整半日，回到家來，寂寞空虛幾乎把我壓死。說不出的痛苦，菜冷羹殘，更一點也不能下咽。急急回院，途中所見也無非是倉皇逃難的情景，處處令人發愁。天又似乎故意與人添悶，整日陰沉綿雨。這凄涼愁悶的景況，是有生以來所未曾經歷的。”身為政府中層事務官，在危急存亡之秋尚且如此，普通大眾自不待言。

除侵略者施于個體外在與隱形的傷害外，戰爭環境下潰兵土匪橫行、國軍軍紀渙散又為苦難者心靈增加了溢出邊際的重壓。武漢會戰前夕，蔣介石鑒于國軍紀律廢弛、危害民眾，曾手令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各戰區之各軍師風紀廢弛，應令各級主管長官負責整飭，并對民眾特別保護，如有所部欺壓人民或擅取民物、擅入民房者，一經查明，必以其直接之主管長官縱容所部，并以其所部所犯之罪罪之。各戰區長官部應多組軍紀密察隊，各軍部應組織巡查隊，嚴密巡查，而尤應注重偏僻之處為要。”土匪亂兵橫行霸道對鄉村教員郝星久更不陌生，其常常表達出對土匪及名目繁多的自衛隊尤其是潰退川軍的不滿。在郝氏眼中，這些武裝多是打著抗日旗號行盜匪之事，對四鄉農村造成巨大破壞，甚至帶動一大批鄉間子弟加入其中形成不良社會風氣。在抗戰救國浪潮下，武裝山頭林立的現象就像民國軍閥混戰、派系林立情形在底層社會的演繹。郝在日記中對此現象有詳細描述：“昨前看見所募新軍，純系浮浪子弟，若輩從戎之心，不過羨慕駐境隊伍生活之逍遙、勢力之威風——索肉要面，叱咤風云，勝似死鱉老百姓千萬倍矣！像這一類的軍隊愈多，愈增社會之不安，抗敵救亡上信無裨益！但是，括目遍覽，凡每部頭領，無不汲汲在千方百計擴增自己隊伍，發展自我勢力。這種現象，很容易成將來‘群雄割據，各霸一方’的軍閥局勢。嗚呼！前途茫茫，殺伐曷已？萬民樂業的日子，不可期至！”郝所在村莊新任村長就因兵匪盤剝與搶奪驚懼而亡，郝在日記中唏噓不已：“一個素日養尊處優之人，突被蠻不講理的‘丘八’們嚇喝恫叱，就帶有幾分悸癥了。近今日川游各部征索餉糈，這位小心窄胸的一村之主，越發手忙腳亂起來，趕開消過幾樁公事，已經勞瘁萬分、面容憔悴了。不幸征[癥]患三日，便‘鞠躬盡瘁，死而公務’了！”此外，有人在回憶日軍占領臨汾情形時亦談及土匪為禍四鄉情事：“鄧曲村有一吳姓京客，系由北京告老還鄉的商號掌柜，半生積蓄被土匪劫掠一空，驚嚇忿恨之下當日死去。當時逃難之人，雖未受日寇燒殺，卻受盡土匪之苦，城里逃難到許村的黃紅齋一家人，被村中小偷盜去全部衣物和銀元，無法維持生計，此類慘狀甚多，舉不勝舉，可見逃難也逃不脫‘災難’。”在日本侵略的特定背景下，這些形色各異的武裝混戰及其對民眾的盤剝搜刮無異于將人們期待的救命稻草焚燒盡盡。

官員與教師的微觀體驗

日本侵華戰爭帶給每個國人的痛苦毋庸贅言，不同群體、不同身份的人盡管所受傷害和苦難具體形式各異，但在本質上是無差別的。當我們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欲從宏大敘事中揭開身處其時其地人們內心深處的迷霧之時，大多數人是“失語”的。這不僅僅因為當時中國識字率低下、能讀會寫的人不多，更因在戰火驚慌中很少會有人記錄下一天的經歷觀感。相反，本文所論及的戰爭親歷者陳克文與郝星久卻為后人留下彌足珍貴的心靈體驗。

日本的全面入侵改變了國人日常生活軌跡。1937年之于陳克文可謂極其難過的年頭，特別是盧溝橋事變對之震動很大，從這一事件前后的日記便可知之。盡管長期以來陳身處行政院，終日循環往復地做著常規工作，亦會抱怨并對政府內部諸多問題進行切中時弊的分析。但戰爭全面發生之后，其心態與前大不同。他在1937年最后一天日記中表述道：“醒后臥床上未起，念啤啤不置，前事歷歷在目，悲不可禁。一九三七年去矣，今年為我個人傷心之年，同時又為吾中華民族最不幸之年。此不幸之年去矣，一切可傷心可嘆息之事，其亦隨之以盡去乎……中央政府機構改革案，聞已決定，日間即發表……經此變動，似較前為簡單合理矣。軍委會各部之成立于今數月，才見成立，便告結束，人才金錢之耗費，不知多少。一事未做，反增許多無謂之紛擾，此亦抗戰中一可慨之現象也。”大體而言，戰爭初期陳克文表露出來的情緒和內心想法極其復雜，既有在艱難且看不到希望的日子中個人的苦悶與彷徨，亦有在體察到國家弊病百出及同仁在戰時醉生夢死、消極應事后而自身無能為力的傷感。

國民政府行政院隨著戰局變化一路西遷，陳則成為危局下的特殊“難民”。早在1937年11月20日政府正式發布內遷令前，行政院就緊鑼密鼓地做遷移準備。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機關和職員均遷川渝，而是“一部分中央機關工作和軍政主要領導人暫時不能遽行遷渝，而先遷至武漢。”在國府辦事機構內遷武漢后，陳是離京較晚的一批官員之一。當武漢戰事吃緊、行政院內遷西南后，陳仍是留在武漢辦公較晚內遷的官員之一。由南京至武漢再至重慶的這段時間，陳的生活可謂顛沛流離，此中寂寞與煩悶不難想見。作為官員，其生活待遇等方面自然遠遠高過居無定所的普通民眾，但個人的戰爭體驗與內心的苦痛不遜于大眾，而且由于所處特殊職業及作為知識人的個體屬性使之在戰時的心態極不穩定；作為普通人，其常常因想念病逝的兒子啤啤痛哭流涕或每每從夢中驚醒，與妻子和母親聚少離多而擔心家人安危的心從未放下。學者型官員抑或知識分子身份，又使其在面對山河破碎、狼煙遍地的戰爭圖景時潸然淚下，國家前途猶未可知而政府同仁載歌載舞或宴飲暢快的場景使之苦惱不已，他只能訴諸筆頭以求些許安慰。

從另一層面言之，陳當時分管政府遷移之后職員人事安排工作，有機會以親歷者身份觀察戰爭沖擊下行政院內部甚至國民黨內及整個國民政府的諸般問題。國民政府主要辦公機構遷至武漢后，官場靡亂享樂之風流行，除漫天的“保衛大武漢”之類抗戰標語，在公務員圈內盡是一片歌舞升平、及時行樂景象。面對這種不良風氣，陳在日記中寫道：“到漢公務員有挾伎跳舞者，政院昨下令禁止。蔣院長今日又通令申誡。昔讀商女不知亡國恨之句，以為彼無智識之女子耳，不圖身為公務員之智識分子竟亦有此怪象。聞長興輪來漢時，船上滿載黨部及政府高級職員，途中外交部某司長夫婦即起而跳舞，并大唱‘妹妹我愛你’一曲，是非大傷心之事耶。”某日陳赴飯店拜訪同事，看到的情形令其大為驚訝，并在當天日記里感慨：“至大東旅館仲鳴等所預約之室內，彼間卑污齷齪之狀令人頭暈欲嘔。仲鳴、正綱、柏生及汪先生底下幾位秘書先生，均眷戀其間，亦一可嘆，可深長思之現象也。”陳更將國民政府比作南渡杭州后的宋室，并以南宋毫無復襲之望借諷官場百態，表達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

在1938年3月底召開的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曾大談國民黨員、政府官員貪圖享樂、意志消沉問題，強調“我們黨員的缺點，就一般的說：實在是精神不夠緊張，生活不夠嚴格，一方面不能虛心以求自身和工作的進步，一方面不能刻苦踏實為民服務，實行主義，以取得民眾的信仰，同時更不能像初期革命時代具有蓬勃熱烈一往無前的朝氣，和悲觀勇往犧牲奮斗的精神，多數的黨員，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興趣淡漠，工作懶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樣耽安逸，講享受，甚而至于爭權利，鬧私見。”蔣氏身為當時的國家領袖，其論可謂能中肯綮。大會確定蔣為國民黨總裁，并通過多項決議，以爭取“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但陳克文對政府究竟能否提質增效并解決業已存在的問題持懷疑態度，在與同事日常交談中表露了這種情緒：“國民黨從此恢復領袖制矣，國民黨之精神能從此增進否乎？……國民黨十年來之內部爭斗，多由于領袖之未能確立，‘九一八’后黨內斗爭已較少。再經此次改革，領袖制已由事實之醞釀變而為法律之承認，多年杌楻，其將從此消滅乎？”私下與友人聚餐時又聽說偵查黨政人員違法行為的別動隊“在旅館里開了許多房間，叫妓賭錢，終夜的跳舞，正經事一概不管，只知捏造是非，淆混黑白。”深感“國民黨靠這種人做下級干部，糟也不糟……”散席回家后憶及此情形又覺得“過于悲觀，卻有幾分事實”，并“為此事想了許久，不能入睡。”

政府內部的頑疾牽動著陳的思緒，然機關工作的無聊則使之日漸消極。按陳的話說，便是“整日無事可做”。由出生至抗戰時期，陳的半生由學而官，長期在宦海中浮沉讓其看到官場內部種種惡習與國民政府的疲弱。縱觀陳在抗戰時期的日記不難發現，當知識人的情懷與現狀發生抵牾時只能以譯書和打麻雀牌方式度日，借以稍息內心壓抑與緊張。尤在全面抗戰爆發初期，陳的情緒幾乎低落到極點。如果說戰前他是切中時弊地分析問題并心懷期待，那么此時則處于一種無能為力、靜默待死狀態。正如其日記記述的那樣：“細想起來，前后心境亦殊兩樣。從前那種傻忙傻干，抱著滿腔熱血，一似光明大路轉眼即到，只知工作，不知辛苦，不知疲倦，只知樂觀，沒有失望的興致，現在都不知落到何處去了。現在雖不一定悲觀，卻沒有從前那種勇氣了。自己的工作覺得失去了重大的意義，最少覺得大部分是無意義的。無聊的氣息不斷的透人心坎，不斷的反省，不斷的回憶。從前只有往前看的，現在卻不覺一步一回頭了。”戰時個人生活的愁苦、國家命運的難料，以及作為知識分子對現存問題的憂思，使陳克文的戰時體驗具有悲涼之感。同為公務員的王子壯在1937年年終亦表達了因戰火而流離的苦悶，“余優游南京者十載，初何曾計及今歲暮已在重慶繁榮滋長，首都今已在敵人炮火下化為灰燼矣。我前敵陣亡將士已數十萬，人民饑寒死亡、顛沛流離……瞻念前途，尤感凄惶。”

與陳克文身處政府內部的戰爭體驗相比，久居鄉間謀食于教界的郝星久的心靈體驗則反映了鄉村社會多數人的戰爭觀感。由于知識分子的屬性，又使之心靈震動相較一般鄉人更具彈性。1938年春日軍侵入晉西南地區后，在現存郝星久國難日記開篇中就寫下日軍鐵蹄踐踏下的鄉間情形：“人們如同聽候將要受制裁的羔羊，村落好像沒有門徑出入的圍城，道路恰似人跡罕見的幽谷，田野猶如北極圈里的險境，宇宙間一切的一切都和斷絕了呼吸似的。只有時遠時近的隆隆炮聲，斷斷續續地在撥弄人們的心臟。有些人認為不打緊要了，軍隊上山去，日本也不來，我們過安然日子吧！所以還孳孳于業務的操作。大多數人都知道這種假太平是不能持久下去，因之現出異常的消極，每日除吃睡外，便是消遣。于是賭博風行一時，男婦不論，真是法律不能奈何，官吏不敢過問。”戰爭初期，郝所在鄉村的恒常生活被打破，人們只能無可奈何地過著“偽安”生活，即“處于偽太平下的大眾，正平心靜氣的為自私而勞動。隱約遠空汪汪長鳴，登高遠望，不是機影，猛聽得連聲轟轟，山搖地動，屋宇和人震顫不寧！”在長時期個人命運難料，隨時可能被劫奪被殺害的種種威脅下，個體心態是極不安的，時間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暴力與殺戮的同謀者。此外，“長期生存在戰爭陰影下的廣大人民慢慢形成一種對軍隊極度恐怖心理，往往一看到軍人模樣的人或大隊人馬就會條件反射地相率逃跑。”郝在日記中便記錄了這種因害怕軍隊而驚恐慌亂的場景：“今日埋頭于轆繩之間，午刻乘隙納頭便睡，酣夢中聞父親入門呼曰：‘快走！快走！西坡二百余人退將下來！’我翻身跳起，只見家中人急急出奔，到巷里鄰里盡逃，俄頃間又各歸其所。此時，西方槍聲斷續可聞。據說：大炮、機關槍已響多時了。方才不知誰傳了那么一句瘋話，使全村震驚。當時，屋上村外都是人，探聽張望……”從郝的記述中可以發現民眾的失衡心態，但恐懼的背后亦有人們對軍隊的期盼，希冀能有軍隊來解救他們、來恢復失序的鄉村生活。民眾愈是恐慌愈對有可能改變這種局面的人和事有所期待，可事實完全相反，大眾簞食壺漿以供的救國軍、自衛隊、川軍在郝星久筆下盡是索肉要面、內部四分五裂且爭權奪利的潰兵匪徒形象，這更加劇了天災人禍下彷徨無助的百姓的苦難。

較之于鄉村“偽安”狀態下的大眾生活場面，郝氏自身心境則是一種消極悲觀卻似有期望的混合體，正如其所說：“我生在自耕農家，卻當了一名教員，最喜讀書，但處于寇氛紛擾的亂世里，平生素志，不得如愿以償！退居家中，雖能偷點功夫展卷握筆，究竟勞動時間占了全天十之八九，依然不能滿足讀書欲望。”教師本職工作無法開展帶來的苦悶縈繞心頭，而鄉間教育事業的荒廢使之頗為不安。因為，教育停頓意味著作為教員以培養學生從而達到改造社會、革新國家的理想無法實現，以至于1938年6月間河津教育有所恢復后在日記中仍感慨：“被‘暴風雨’打滅了的河津教育，今日才有一點復燃的希望了。原來本縣各小學校，自三月五日無形中瓦解以后，除和井村利用偏僻的地利照常開學外，余皆師生不相見，眾小朋友離散！每日在炮火聲里逃性命，哪里顧得知識的授受呢？后來雖然大局上有了點勝利的把握，一般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槍桿兵權上，誰肯注意一下已大破產的教育事業！所以一任那許許多多的‘民族萌芽’在自然發展中荒廢著。”

日本侵略下鄉村社會中反映出來的種種現實，諸如各股武裝力量爭權奪利侵擾鄉間及長期存在且亟待解決的問題，亦是身為知識人的郝所關切的。對現狀的觀察和對國家社會問題的思索使之消沉并備受煎熬。1938年端午節，郝絲毫沒有過節心思，其實大多數人亦無此愿，即便有既定儀式乃是在膽戰心驚或無所適從中度過。其當天的日記這樣記載：“今日是舊歷端陽節，我家也循例吃黍角，喝雄黃酒，插艾葉，帶荷包。妻妹于昨下午直忙了幾小時，我因為國難當頭，寇氣未減，所以把銜荷包系裩祇的事不放在心上！今日見孩子喜夸自己的花身子，我覺得自己未免太悲觀消極了。”因國難深重而寢食難安對知識分子來說并不罕見，但關鍵在于郝星久作為鄉村小學教師，在鄉村中見到的種種不良風氣與亟待解決的問題，讓其不得不將此鏈接到關系民族前途、社會改良的層面。空閑之余，郝行至關帝廟，見到大人小孩如市，“有的圍棋，有的栽方，玩的玩，談的談……大好光陰，白白空過。”此時，一幅教師教育小孩與民眾的畫面在郝的頭腦中呈現。他設想假使有民眾教育之所，在農閑期間“做一番補習教育的工作，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或者由村長召集民眾到學校里讓村中知識分子擔任教授，以達教育鄉民、醫治社會疾病的效果。在日記中，郝表示自己極愿盡此義務，但這些想法只能在其內心泛起漣漪。因為“今日從公諸君，既沒有這樣眼光，又怕費額外精神，利己事則重視，益人事則漠觀，急私輕功，是現社會人的通病，豈僅吾村從公諸人而已！”由理想與現實的沖突而引發的心靈陣痛躍然紙上。

心靈深處的余音

陳克文與郝星久盡管所受教育程度有異，卻具有相同的個體屬性，兩人身上都彰顯出知識人的那種“忍不住的‘關懷’”。陳畢業于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后入政界；郝高小肄業，任職小學教員。讀書人的特質在他們戰時私人記錄中充分顯現。與其將二者歸結為知識分子，毋寧說讀書人是其共性。陳方正在憶及父親時談到：“父親一生并無赫赫功勛和名聲，但高風亮節，去就分明，無愧于時代洪流中有為有守之士。在他身上，我們可以見到中國歷史上萬千讀書人的操守與抱負。”郝星久晚年在“教學做日記”補記中亦將自己日記定義為“幼稚的可笑的書生見解”。無論陳方正對父親的“褒揚”還是郝星久晚年的“自嘲”，只要細究二人全面抗戰初期所著日記，讀書人定位不言而喻。

有論者在談及近代中國讀書人時稱：“近代這個風云時代的構筑者很多，讀書人是其中一個重要群體。由于曾為四民之首，本以澄清天下為己任，身處過渡時代的近代讀書人，盡管社會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現了變化，一面對新的時世感到困惑，又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始終在兩難的窘境下徘徊、調適并繼續努力。”全面抗戰初期陳克文和郝星久的個體心境頗能將一般知識人的處境具象化，即處處所見皆問題，欲作為而無能為力，隨眾流卻無法消解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緊張，而最終結果是個體心態的兩難與無盡的苦悶。這種內心苦悶與心理緊張感部分緣自個人在戰時的種種“無差別”體驗，然而更大程度上則是讀書人個體屬性帶來的對家國命運的無限憂慮。若放大這種心靈震動，二人在不同圈層內所見到的戰時景象隱約地預示著戰后中國政治的走向。

戰時陳克文看到日本侵略下國民政府具體運作的無力與竭蹶之狀，行政院同仁享樂與不正之風讓其意識到“亡黨亡國”危機。陳與國民黨要人谷正綱一次偶遇后的對話頗具深意，谷說：“我再也不愿談黨了！”陳則對國民黨大為撻伐并在當天日記中記下自己的思考：“這一次戰敗，國民黨恐怕再也不能抬頭了：戰爭中始終看不見國民黨的活動，其他各黨各派卻乘這中心勢力削弱的時候，大事活躍。許多人仿佛都在說，國民黨不成了，共產黨快要起來了！戰敗的結果，喪權失地固不必說，內部的分裂沖突恐怕來得更加可怕。政府雖說是遷到重慶，事實上重要的人物，和重要的活動還在武漢。武漢不危險嗎，能逗留多久呢，誰也不敢說。到處都是彷徨，到處一團糟。好比螞蟻窩子破，紛擾忙亂，無以復加。從前宋室南渡，明末播遷，當亦不過如是！”此種因首都陷落、家園毀壞、個體流離、國家存續造成的憂慮在譚道平回憶中亦可見之：“淪陷以后的南京，是不可設想的，每在和人會談中間，提到了南京，我便會呈現出像感受一種多方的人馬一時間馳聘地闖入的復雜心理，舊恨新痛，交織地襲來，使我難以忍受。總之，我是沒有一刻忘懷了首都，過去的回憶，不能解松我胸前的甲胄。”盡管譚沒有表達出自己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但身披戰袍時見到的卻是數不清的政府、軍隊之變態狀，這本身就是一種無聲抗議。同樣，蔣夢麟一面向父親表示“中國將在火光血海中獲得新生”，但當與父親別離時卻認為自己從此可能再無機會與父親相見了。這種悲觀不僅僅因日本侵略帶來的苦難，更像是蔣長期任職教育界的深刻反思。

郝星久經歷了戰火下鄉間教育的停擺，大多時間只能從事農作，和大多數人一樣過著“偽安”生活，在彷徨期盼中度日。但內化的讀書人符號使郝在這種望不到盡頭的日子中仍思索著社會改良、教育改革、國家前途等問題。郝雖有“中國一切事務之墨守成法拘于迷信，于此可見”的見識，但日本侵略下個體與國家前途未定，又使之不得不發出“在今寇患熾盛之時，抗日高于一切，等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之后，再來談民主的改良吧”的感慨。此外，鄉間民眾各種內斗、政府官員壓榨盤剝、各派抗日力量相互傾軋情形，都無形之中加重作為讀書人的郝星久的心理負擔。值得一提的是，郝多次提及鄉間民眾對八路軍印象頗佳，而對中央軍與其他各色武裝唏噓不已。

陳克文與郝星久身處不同地區，職業和圈子各異，但作為讀書人對家國命運的考量是一致的，種種憂思顯示的是知識人對國家深沉的愛。盡管此種愛在紛亂的時局下趨于隱幽，且以揭示諸般問題形式呈現，但從未遠離筆端。不應忽視的是，個體心靈在戰時的掙扎，實則是國家與社會在戰時竭蹶之態的微觀刻畫。從陳與郝戰時心路歷程來看，國民黨政府的“弱勢獨裁”并非后人的“污名化”。此外，政府內部與鄉村底層社會觀察到的派系政治的影子同樣揮之不去。正如有論者指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政治的特點就是派系活動的普遍化，特別是國民黨的派系活動，影響著民國政治全局的發展。”國民黨政權既無法解決政府、黨內的政治弊病，亦不能深入底層鄉村進行根本性變革，這充分說明其政治與社會整合是無力的，以至于造成杜贊奇所言的“國家政權內卷化”現象。

結語

日本侵略對中國社會造成多方面影響，民眾恒常生活業被打破，個體在戰爭環境下的處境難以言喻。全面抗戰初期，陳克文、郝星久兩人日記反映了此時中國社會樣態和大眾心態。兩者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職業為觀察戰爭之初民眾日常生活與剖析時人心態提供了差異化視角，即中層官員視角和鄉村教師視角，然而相同的讀書人屬性又使之在個體命運難料與國家前途未知之時心態相像。陳與郝在不同圈層的戰爭體驗更像是兩顆無所歸依的“跳動心靈”，在相同歷史維度上的相遇，并共同發出國將何往的聲音。

作為戰爭親歷者，他們既具有“在場化”的個體苦悶彷徨，又飽含作為書寫者“超脫化”的家國情懷，這則使其內心緊張與沖突較他人尤甚。考究兩人在全面抗戰初期的心路歷程，其中隱含的個體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非常彰顯。也就是說，個體心靈的失序與震動即國家與社會的動蕩與脫軌，漂浮而無歸屬的心靈則象征著國家與時代的飄零無所屬。這種空洞感與疏離感長期存在，只不過因日本侵略重浮水面，并引發身處其中之個體的陣痛。當抗戰呼聲高漲之時，心靈的震動暫時轉入長期的適應性“隱痛”。但歸根結底種種存在的問題并未得到解決，亦未被遺忘，只是暫時擱置。隨著戰爭勝利結束，無數壓抑的心靈再次發出強烈余音，而民國歷史亦在這樣的遷移中發生了轉折。至于個體心靈在“隱痛”期如何調適與“潛伏”，則似乎只能從親歷者的私人記錄中去覓尋。

（本文首發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2年第2期，原題《政府官員與鄉間教師筆下的抗戰見聞及其心靈體驗——以全面抗戰初期陳克文和郝星久日記為例》，作者岳謙厚系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曾桂系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