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一個寒冷的冬夜，20多年不上朝的嘉靖帝朱厚熜被人抬回了他夢開始的地方——乾清宮。

那里是大明皇帝日常辦公起居的場所，卻也是嘉靖帝用盡一生逃離的束縛之地。但此刻，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氣，無力再反駁周遭的一切，包括他一直迷信的“二龍不得相見”的執念。

這是他最寵信的道長陶仲文，結合畢生修學所發明的玄幻理論。按照陶仲文的意思，皇帝是真龍，皇太子是潛龍。二龍如若相見，必有一龍慘遭厄運。

壯年時，嘉靖帝接連喪失兩個皇太子，便是最好的例證。

正是出于此種擔憂，嘉靖帝對庶出的第三子、裕王朱載坖始終視若無睹，極力將他邊緣化。

眼下，到了最終的清算時刻。

跟隨著當朝首輔徐階的腳步，裕王朱載坖疾步進入乾清宮。

未幾，嘉靖帝崩。

作為一個可憐人，朱載坖終于等來了自己的皇位，史稱隆慶帝、明穆宗。

▲隆慶帝畫像。圖源/網絡

按理說，身為九五之尊，隆慶帝朱載坖的順利登基，意味著他開始享有大明帝國的最高話事權。可很快，他便深深體會到嘉靖帝坐天下時的無力感。

由于先皇早年對他的忽視，朱載坖從小就過得很不開心。

隨著兩個哥哥先后去世，排名第三的他，按照明朝的祖宗家法，應該立即晉升為太子，為后續即位早做準備。但嘉靖帝始終想再緩緩。

當時，嘉靖膝下除了朱載坖外，還有皇四子、景王朱載圳。因為受“二龍不得相見”的迷信困擾，嘉靖對二子進行無差別對待，“居處衣服無別”，這讓成長中的景王有了謀取帝位之心。嘉靖四十四年（1565），29歲的景王病薨時，嘉靖曾與人言：“此子素謀奪嫡，今死矣。”

但即便朝野此前對景王的野心傳得沸沸揚揚，史書中卻沒有記載嘉靖對此有什么反制行為。可見，他是默認了這個兒子的做法。如若不是景王死在嘉靖前頭，朱載坖很可能做不了皇帝。

如今，坐上皇位的朱載坖恍如一夢。

▲明穆宗朱載坖。圖源/影視劇照

他循例要參拜皇陵，卻遭到徐階等內閣大臣的大力反對。徐階意思很明確，如今北方韃靼經常搞事，邊境不太平，南方連日來又“霪雨為災”，內憂外患，皇帝有必要留守北京，坐鎮紫禁城。

這種君臣矛盾，要是換成嘉靖帝，徐階估計吃不了兜著走。但隆慶帝朱載坖并沒有這樣做，因為他剛登基，不想跟文臣集團的關系搞得太僵。

徐階雖然食古不化，卻還是做了幾件好事的。

嘉靖末年，海瑞曾上《治安疏》，以“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之言，將自己推上了蔑視君王的風口浪尖中。嘉靖雖動了殺心，但也忍下來了。于是，直到嘉靖駕崩，海瑞一直被關在牢里。徐階借嘉靖的遺詔，以隆慶帝的名義將海瑞從牢里撈了出來。

從獄中再度回歸社會的海瑞，從此成了天下官員的楷模。不僅先后歷任監察官員，更是巡撫京畿，所到之處，屬吏皆懼其威嚴，民間更尊其為“海青天”。吊詭的是，當初曾給海瑞作保的徐階，在不久之后，也嘗到了這位“貪官克星”的威力。

▲大清官海瑞。圖源/影視劇照

不可否認的是，徐階喜歡獨斷專行。隆慶帝剛即位時，閣臣除徐階外，還有李春芳、郭樸、高拱、張居正以及陳以勤等。這些人大部分都是隆慶帝在潛邸時期的老師。將心比心，隆慶對這些老臣大多一視同仁，相互信任。

然而，在內閣權斗面前，什么同僚情分，什么師生情誼，都不大重要了。還沒等隆慶發話，徐階便擠走了自己的政敵高拱，開始權傾朝野。

對于徐階的獨斷專行，隆慶帝一向心知肚明，只是跟父親一樣，他對朝堂文官的明爭暗斗同樣心煩。

即位之后，為了改變先帝數十年不上朝的形象，隆慶倒是每天堅持“未明而衣，日旰而食，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視朝可謂勤”。但是，這看起來更像是皇帝在履行某種儀式。

因為，沒多久，朝臣們便對他這種流于形式的問政提出了質疑。

兵部侍郎鄧洪震頂著壓力上奏：“陛下臨朝之時，圣容端拱，未嘗時賜清問，體察民情；諸司奏章，少見御覽；經筵、日講，止襲故常，未蒙虛心詢訪。”換句話說，就是鄧洪震認為隆慶活脫脫是一個懶政皇帝的代表。

可懶政也不等于怠政，該處理的大事，隆慶倒是一件也沒落下。

針對嘉靖帝施政留下的弊病，隆慶元年（1567），他曾詔令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

明朝自太祖年間開始實施海禁政策。按照《大明律》規定，從洪武年間起，無論軍民人等，寸板不得下海。但海禁政策嚴重違背了唐、宋以來中國東南沿海百姓出海貿易的歷史事實。正如隆慶初年支持開海的許孚遠所說：“東南濱海之地，以販海為生，由來已久，而閩為甚。閩之福、興、泉、漳，襟山帶海，田不足耕，非市舶無以助衣食。”因此，自海禁政策實施以來，明朝東南沿海的民間走私貿易屢禁不止。

特別是當倭寇不斷侵擾華夏之時，中國東南沿海也先后形成了謝老、嚴山、洪迪珍、張維、吳平、曾一本等著名海寇集團，“攻掠諸省，荼毒生靈”。

隆慶繼位后，抓住新朝改革的信號，時任福建巡撫涂澤民冒死上書，請求朝廷將漳州月港設為外貿通商口岸，允許民間百姓出海貿易謀生。

▲福建漳州龍海區月港古鎮。圖源/圖蟲創意

要知道，在涂澤民之前，曾提督東南沿海防務的浙江巡撫朱紈也曾上疏嘉靖帝，請求廢止海禁政策。結果，朱紈換來的，是被誣而自殺。當然，還有滿朝文武自此十多年閉口不敢再提開海。

涂澤民上書，無疑是在拿自己的性命下賭注。

好在同樣的問題，到了隆慶帝跟前，已悄然發生了變化。

當初，明太祖陸續平定其他勢力的同時，也面臨著一個問題：如何重建穩定的大明經濟體系？也就是，如何解決“錢荒”的問題。其認為，首要就是禁止貴價金屬外流，以保障國內貨幣流通的穩定。這便是海禁政策的出發點。

作為破立的一代，明太祖及其智囊還打算從稅收和貨幣發行上解決前代遺留下來的經濟問題。仿照元朝的“中統元寶交鈔”，明初朝廷發行了“大明寶鈔”，用以改變人們日常使用白銀的習慣。然而，這樣一來，雖然給民間使用的貨幣找到了循環流通之路，卻也使天下從“通貨緊縮”的經濟環境，瞬間轉變為嚴重的“通貨膨脹”。

如果沒有足夠的貴金屬作保證，“大明寶鈔”便是一張廢紙，可以說，明朝這套累世積弊的貨幣體系，到了隆慶帝時代已經勢同水火了。

所以，當涂澤民竭力要求“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時，隆慶帝當即應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

不過，隆慶帝對開海一事，也并非任由朝臣拿捏。

既然涂澤民提及要將走私商人納入合法商人的范疇，朝廷也理應派專人在月港負責海外貿易繳收關稅和督促辦理“出海船引”。所謂“船引”，就是合法商人出海船只的“行駛證”。要辦理這項服務，明廷規定，按時交稅年審就行。

政令看似簡單，實則船引上除了寫明商船貨物信息外，還囊括了船只所有者的個人信息，方便朝廷加強管理。更重要的是，貨物關稅與船引繳稅兩者互不相通，只要民間商人選擇私營貿易，他便需要同時負擔兩種稅務。

而這些稅金的收取，朝廷只認真金白銀，不要紙鈔。

如此一來，有學者統計，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3億兩，相當于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

大量的財富迅速聚集，充盈了大明王朝國庫。憑借這筆財富，隆慶和他的朝臣們可以大刀闊斧地進行朝政改革。

就在這場改革開始之前，喜歡搞“一言堂”的徐階，下臺了。

▲隆慶朝內閣首輔徐階。圖源/影視劇照

除了阻止皇帝掃陵外，徐階幾乎對隆慶帝方方方面的瑣事都看不順眼。他興于言官，骨子里還保留著“事無大小，好與上強爭”的習慣。

而隆慶帝面對自身身份的巨大轉變，開始暴露了原先潛藏于內的劣根性。史載，“上初在裕邸，姬御甚稀，自即位以來，稍好內，掖廷充斥矣”。“稍好內”，明顯是委婉之詞。貪杯好色，這就是隆慶真實形象的寫照。

又懶政又好色，即便隆慶有廢除海禁、開關的功勞，又怎能讓徐階以及諸位想讓君王持正守身的言官們放心呢？

因此，只要隆慶坐朝貌似端拱，不發一言，言官們就會一哭二鬧三上吊。若隆慶在施政上有所偏頗，他們就敢把口水噴到皇帝臉上。這樣的日子，隆慶過得也是十分郁悶。他老是在朝堂上對徐階重復一句話：“朕著內臣坐營 , 科道官也說，你每也這等說，怎么主意不遵，你每說來。”

每當這個時候，徐階也好，言官也罷，大家都啞口無言了。

在持續失寵的情況下，言官們把矛頭對準了徐階。戶部給事中張齊趁機上奏：“比者，諸邊告急，皇上屢廑宣諭，階略不省聞，惟務養交固寵，擅作威福，天下惟知有階，不知有陛下！”

這話說得很重，唯有當年楊繼盛彈劾嚴嵩時曾經用過。

徐階一看大勢不妙，相當識趣，遞交辭呈，致仕了。

徐階一走，內閣首輔的寶座就歸了資歷較深的李春芳。李春芳是嘉靖年間的狀元，寫得一手好青詞，但政治智慧和處事手段都不如張居正。

張居正是個實干家。看著李春芳多少耽誤事，便和太監李芳密謀，召高拱回京。據說，高拱得知皇帝召見他，不顧隆冬臘月大雪紛飛，硬是從河南老家，夤夜疾馳入京。

▲隆慶朝內閣首輔高拱。圖源/影視劇照

盡管這中間可能有誤會，但隆慶對高拱還是十分信任的。

他一到北京，就接到了隆慶專程給他準備的加封厚禮：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明朝大臣入內閣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當上吏部尚書，原則上就不入閣。因為吏部乃六部之首，掌管官員的升遷考核，要是讓吏部尚書再兼內閣大學士，其不僅擁有處理機要之務，更有察查官員任用的權力，等同于真正的“宰相”。隆慶可不管這些，為了革故鼎新，他寧愿背上忤逆祖宗家法之名。

隆慶相信，以高拱的能力，不說如匡扶“仁宣之治”的“三楊”，擔綱“隆慶新政”的總設計師，還是綽綽有余的。

高拱也的確沒有令隆慶失望。

十六世紀中葉，北方蒙古與中原的關系一再緊張，頻年入犯，邊境摩擦沖突更是常有的事。為此，張居正曾竭力懇請皇帝來了一場“隆慶大閱兵”，好好地整頓了廢弛的兵備。高拱回京后，立即接過張居正手中的大旗，將隆慶新政的重點放在軍事上。

針對蒙古問題，高拱提出在兵部增置兩名兵部侍郎。

當時，兵部常設尚書一人，侍郎兩員，皆為文官壟斷。文官與武將最大的區別，就在于軍事上不如后者敏感和練達。增設兩名兵部侍郎，一來可在平時歷練政務，為日后參與朝堂決策提供助力；二來遇邊鎮總督出缺，亦或是邊境有事，即可由儲備干部轉任實職，赴鎮任用，政績尤佳者，可充兵部尚書之選。

如此，兵部既可將京官下放地方實習，解決兵部官員瞎指揮的問題，又可在地方選取優秀的邊將補充中央，替邊境將士找到了一條合適的晉升渠道。

然而，要解決北方蒙古邊患，依靠一兩場局部戰爭的勝利，是遠遠不夠的。高拱認為，想要謀求邊境長治久安，與蒙古關系正常化才是正途。但對蒙古示好，與明朝既定的施政方針相悖，若驀然改變，影響可能無法估量。

明、蒙之間的緊張關系，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

隆慶四年（1570），蒙古韃靼部首領俺答汗因與孫子把漢那吉爭奪“三娘子”為妻，引發韃靼貴族集團內部分裂。處于劣勢的把漢那吉隨即帶領自家人馬，叩關降明。

當時，從河套地區以東到大同、宣府一帶的關外，都是俺答汗及其部下游牧的地區。

故而，把漢那吉一踏入大明邊界，就被帶去見了時任宣大總督的王崇古。

王崇古雖是文官出身，卻素來喜論兵事。他鎮守宣大期間，嚴禁邊軍將士出關，但允許一向通敵的人深入敵營宣傳大明政策。把漢那吉等人一到大同，便得到了王崇古的優待。

把漢那吉歸明畢竟是大事，王崇古與大同巡撫方逢時等人不敢怠慢，當即把現狀匯總成報告遞交朝廷，請高拱、張居正等朝臣協商，皇帝定奪。

▲張居正與高拱。圖源/影視劇照

隆慶對此事一向持開放態度，只要高拱、張居正等人不出亂子，他完全可以做到“躬修玄默”，“無為自化”。隆慶的垂拱而治，正中高拱下懷。高拱性格耿直，才略自負，既然皇帝選擇當“甩手掌柜”，那他理應成為令大明董事長安心的CEO。

于是，高拱與次輔張居正商議后，以內閣首輔的名義給王崇古復信：“虜酋款塞，蓋數百年所無者……此乃中國利機，處之須要得策。”

按高拱設想，“得策”大抵分成兩步：

第一，將把漢那吉作為與俺答汗談判的籌碼。因為，發生這起事件時，俺答汗的第一反應是，希望明朝不要殺害他的孫子，其次還考慮到家丑不可外揚。

第二，以戰促和。家丑外揚，令俺答汗面子上過不去。故而，當聽聞把漢那吉在明軍手上，俺答汗即聽從手下漢奸的建議，發兵叩關，意在脅迫大明順從。高拱在給王、方二人的指示中特別強調，俺答“果擁兵來索，則吾只嚴兵以待”。

事實證明，高拱超前的戰略意識，既顧及了韃靼部的面子，也維護了大明邊境的和平穩定。

經過談判，俺答汗同意將此前所有歸降韃靼的漢奸悉數奉還。高拱匯總所有進展后，遞呈隆慶預覽，得到皇帝極高的評價。到了隆慶四年十一月，隆慶帝親自降旨，封把漢那吉為指揮使，其奶公阿力哥為正千戶，禮送出境。

遣返那吉，處決漢奸，似乎能看到明、蒙矛盾的緩和化，但高拱以為，不封貢，顯然達不到長期和平共處的目的。所謂“封貢”，也就是要俺答汗表示歸附大明。作為賞賜，隆慶可以答應開放邊境互市，促使雙方貿易通暢，彌銷兵禍，增收國庫。

沒想到，此舉卻引發了明廷內部功臣勛貴的意見分歧。

定國公徐文璧、英國公張溶二人皆是朝中舉足輕重的勛貴代表。徐文璧極力贊同邊境互市，張溶則率領他的黨羽，與徐文璧互懟。遇到這種局面，本應由皇帝出面調停，可隆慶什么也沒做。這樣，就全由高拱自行拿捏了。

在這個問題上，張居正與高拱并沒有過多的分歧，他們力倡互市之議，還搬出當年明成祖朱棣封貢蒙古忠順王、忠義王的例子，總算讓喧鬧的朝堂統一了意見。

隆慶五年（1571），隆慶帝正式下詔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同時允許與韃靼部開放互市試點。他規定，每年俺答來貢，貢使不得入京，更不得以各種名義騷擾地方百姓。至于互市，每次則以三天為期，只允許交易生活用品，金銀銅鐵火藥等戰略物資，一概不得交易。

皇帝決定好的事情，地方卻又有意見了。

三邊總督戴才認為，封貢是好的，開市就算了。他專程寫了封奏折給隆慶，言明互市之弊，恭請圣裁。不料受到隆慶的一頓臭罵：“套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政策都開始實施了，你現在才打報告說不行，早干嘛去了？

可以說，如果沒有隆慶帝在背后默默支持，高拱很難在隆慶時代大刀闊斧地實施改革。隆慶不是一個有魄力的皇帝，治國能力也有限，但他在關鍵時刻總能挺自己信任的大臣一把；加上他命比較好，在位期間內閣能人輩出，任由他們進行改革，實行新政，結果愣是讓大明氣象煥然一新。

隆慶的經歷，說明了一個資質平庸的君王，在自我認知清晰的情況下，可以將王朝帶到怎樣的高度。

就在“邊民始知有生之樂”的時候，隆慶帝的身體卻垮了。

與大多數在位時間較短的中興之君類似，他也是“積勞成疾”。只不過，人家使的勁多半在勤政治國上，而他，則病于深宮。

▲病榻上的隆慶皇帝。圖源/影視劇照

隆慶的“好色”，自即位伊始展露出來后，便再也無法控制。當高拱、張居正等人為明朝邊防嘔心瀝血之時，這位“甩手掌柜”卻在后宮之中，一邊奏樂，一邊舞。

史學家韋慶遠根據《明實錄》統計，僅隆慶四年到隆慶六年間，隆慶帝一共冊封了13名嬪妃，而嬪以下無主位份者，則不計其數。甚至在隆慶六年三月，皇帝本人“疾益甚”時，還下詔冊封了4名嬪妃，搞到最后“大行不返”，“龍髯難攀”。

對此，無論是輔臣還是言官，都沒了往日的指責，更多的是關心。戶部給事中蔡汝圣還十分好心地建議皇帝“進御有常”。

可隆慶并沒有聽進去。

或許是從任人宰割到主宰萬民的身份巨大變化，讓其內心充滿了不甘與憤懣，他需要用最極端的享樂與放縱去彌補飽受創傷的心靈。

除了酒色縱欲，隆慶在生活上還呈現出一種“暴發戶”的心理：明明是富有四海的帝國君主，卻偏偏對金銀珠寶有著嗜血般的追求。

史載，他曾多次嚴令云南等地限期供入足夠多的黃金，供其觀賞使用。對于珍珠寶石等奇珍賞玩，他的眼光也十分挑剔。他追求完美，不惜重金到地方上采買購置，如若遇到官員懈怠辦差或對旨意理解錯誤，罰俸、廷杖，甚至送刑部議處斬監候，都是常有的事。

最終，這名皇帝忘記了“月盈則虧，水滿則溢，人滿則損”的道理，被酒色、濫情、縱欲、放肆等不良心緒消磨數年，以致掏空了身體。

隆慶六年（1572）五月二十二日，宮中傳出了“上不豫增劇”的消息。高拱、張居正二人，內心不由一緊。三日后，隆慶進入了彌留之際，詔命高拱、張居正以及另一名輔臣高儀進宮面授顧命。

遺憾的是，隆慶雖著力深度開發后宮資源，但膝下子嗣卻少得可憐。他選中的皇太子，正是張居正當下悉心教學的三皇子、年僅九歲的朱翊鈞。

主少國疑，歷來容易產生王朝劇變，隆慶早前也有過這樣的擔心。身體好些的時候，他曾拉著高拱的手說：“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小哩！”而當下，他雖呼吸困難，仍不忘斷斷續續地對高拱說：“以天下累先生。”“事與馮保商榷而行。”

次日，年僅36歲的隆慶帝病逝于乾清宮。十余天后，朱翊鈞登基，史稱萬歷皇帝。

▲年幼的萬歷皇帝。圖源/影視劇照

隆慶沒想到，自己剛閉眼，前幾日還在病榻前哭得死去活來的高拱、張居正、馮保三人很快就陷入內斗之中。他更想不到，在這場三角內斗中，高拱、張居正、馮保三人居然都是“輸家”。張居正、馮保聯手驅逐高拱僅十年，他們就被成長起來的萬歷徹底清算，淪為皇權之下的犧牲品。

而那位平息了嘉、隆、萬時代內閣斗爭的萬歷皇帝，到頭來也沒有成為贏家。

因為，后來，天下人都說，“明之亡，實亡于萬歷”。

參考文獻：

[明]談遷：《國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清]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

《明穆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

韋慶遠：《隆慶皇帝大傳》，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劉峰：《試論明代開中鹽法、鹽引和信用行為》，《鹽業史研究》，2020年第2期

唐玉萍：《張居正、高拱在“隆慶和議”中的作用對比》，《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 END -

原標題：《他好色短命，卻開創治世》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