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文明的兩端》一書中，北大哲學系教授何懷宏核心要探討的是文明的“前”、“后”兩端：前端是指人類將要進入文明和進入之后一直到物質基礎、政治秩序和精神文明的形態基本確立，即幾大文明的根本價值觀開始分流的一段時間；后端是指人類進入思想啟蒙和工業文明以來的時代，尤其是進入高科技迅猛發展的當代。作者注意到了兩端之間的聯系和對照，尤其是物質層面對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的基礎性影響，以及不同價值觀對各種文明的引導及其在全球的匯合與撞擊。本文摘自該書第十章《個人的疏離與反抗》，集中討論了梭羅對文明的反省，澎湃新聞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亨利·戴維·梭羅

亨利·戴維·梭羅畢業于哈佛大學，讀書很多，很享受精神文明的成果，按照他的方式信仰上帝，也欣賞古代東方的智慧，和當時美國最杰出的一些知識分子有密切的聯系，尤其是愛默生等超驗主義者。

梭羅是個獨特的人，是這個文明社會中稀少的一類。當然，又恰恰因為稀少，他能吸引這個社會中的許多人，哪怕人們很難完全像他那樣生活，但至少還是有一種安慰，知道世界上還有人在過著另外的一種生活，自己時有的內心沖動也就不那么孤獨了。

他是一個文明世界的疏離者，但這也正好是一個反省者的恰當位置。當現代文明攜工業革命的雷霆萬鈞之力展開的時候，恰恰在美國這片似乎最適合，也最需要這一革命的地方，他卻率先對這一現代文明進行了深刻的反省：關于人們被文明和技術工具“異化”，關于文明也需要“荒野”、文明人也需要一點“野性”，關于“公民不服從”，都是由他在19世紀早期發出思想的先聲。

梭羅其實也絕不僅是在一旁觀察和反省，他還行動，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他不積聚任何財產，甚至不耐固定的職業，喜歡做像土地測量這樣的短工，認為這是最獨立不羈的謀生方式。他的這些短期工作本就在自然中，但這還不夠，他還希望通過極其簡單的生活節省下更多的時間，在荒野、山林和湖泊間徜徉。他之所以能夠閑暇最多，是因為他需求很少。

梭羅是一個永遠的漫步者，他每天若是不能花至少四個小時以上穿行林間，翻山越嶺，遠離世間一切紛繁雜事，就覺得自己的身心都要生銹了。他每天可以輕輕松松地走上二十英里，這樣，方圓十英里的自然景物及其微妙的四季變化就都在他心里了。他還不時在日出前和午夜眾人都在酣睡的時候行走，這樣他就感觸到了更多的東西。他不僅喜歡聽、看、觸，還喜歡聞。他感嘆送到市場上的蘋果又怎能有在樹上的香味，他先是聞，后是摘下來嘗，這時連野蘋果也分外芳香。

他把對大地、天空、動物、植物的敏銳的感受性發展到驚人的地步。在他二十歲開始寫的數十卷日記中，他寫種子，寫野果，寫四季，寫某種植物、動物，寫某個早晨、某個月光下的夜晚，這些后來都被分別輯錄成一本本書。他的這些寫作不是科學的或博物學的，不是追求知識的。或者說，他對自然的觀察是不帶任務的，他重視的是對景物的那種微妙含情的感受及由此引發的思考。

梭羅生前出版了《湖上一周》和《瓦爾登湖》，當時都賣得不好。他的手稿和日記的字跡很難辨認，這大概和他的有些思想類似。他雖然寫了一篇著名的《論公民不服從》，但算不上一個關心社會政治的作家。他也并不是一個執意的隱士，到瓦爾登湖邊去，其實只是為了處理自己的一些私事。他想省察自己的生活，探尋是不是還有另外更簡樸的方式；他自己蓋房子種地，想體會一下一個人需要多少東西和勞作就可以生存。他熱愛大自然，但說他是“大自然之友”都可能有些生分，他認為他首先和主要就是一個自然的，而不是一個社會的存在。換句話說，他就融在這自然之中。

瓦爾登湖

但梭羅畢竟是以一個人的身份在這自然之中。他在瓦爾登湖獨居兩年多的事情也引起了不少猜測和熱議。所以，他說要寫一寫他在那里的生活和為什么這樣做。梭羅心目中所懸的讀者是哪些人？他說他肯定不是寫給那些雄心大志、堅定無比直奔事業的人，也不是寫給那些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安居樂業的人，甚至也不是寫給像他自己那樣已經想清楚了怎樣生活的人；而是寫給那些自己覺得不安和不滿，想改善自己生活的人。他的批評是激烈的，但他的態度始終是溫和的。他認為許多人其實是生活在默默的絕望中，但他不奢求，更不會強求人們徹底改變自己的現有生活。他只是真實地描述自己的生活，說出自己的想法。

梭羅洞察到了現代人的主要問題，也就是他們的欲望，即追求主要是由物質財富構成的幸福的欲望。這種物欲席卷了現代社會的大多數人，也是現代文明飛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這種欲望是否變得過分？梭羅說，他到處都看到人們仿佛像贖罪一樣，從事著成千上萬種驚人的苦役。他們在生命道上爬動，推動他們前面的一個大谷倉，還有上百英畝土地。而那些沒有繼承產業的人，也為了他們的血肉之軀，也許還有獲得一點產業的卑微愿望，而委屈地生活，拼命地勞作。他們滿載著無窮的憂慮，忙著忙不完的粗活，卻不能及時采集生命的美果。他們今天還一筆賬，明天又還一筆賬，直到死去為止。

所以，梭羅就打算思考一下許多人煩惱的是些什么，有多少是必須憂慮的，生活必需品大致是些什么，如何得到。梭羅也承認物欲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但他想考察豐裕富足、精致復雜的生活的另外一端，即一種簡單自足的生活，想弄明白生活到底可以簡單到什么程度人就能生存，需要一些什么樣的用品人就能過得相當不錯。

當然，食物是第一位的需求。其次可能就是一塊遮蔽之地，對人來說是居住的房屋。還有衣服。在梭羅看來，這些都可以歸結為，人要生存就必須源源不斷地獲得一定的熱量或能量。而食物其實很多不難到手；住宅和衣服也可以長久使用，不必那么大，那么多。他根據自己在瓦爾登湖獨自生活的經驗，說人只要有少數幾種金屬工具就足夠創造生活的必需資料了，對于喜歡文化的人，或許再加上幾本書。在梭羅看來，現代人為了追求盡可能多的熱量，卻讓自己處在一個被烘烤的境地了。

可能馬上就會有人反駁說：生活的標準不同！你難道想讓我們回到野蠻人的那種簡單生活嗎？野蠻人固然有很容易就能蓋起來的木皮尖屋，但在舒適與方便上，和現代文明社會的房屋是不能比的。梭羅承認，“文明乃是人的生活條件的一種真正改進”這話是對的，但他也認為，以住房為例，在文明特別發達的大城市中，擁有房屋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數人都要拿錢來租房或貸款買房。也就是說，他要拿出他的一部分生命，不是立即付出，就是以后付出。文明人為自己設計了一套制度，本來是為了使種族的生活完美，卻大大犧牲了個人的生活。也就是說，具體到個人，我們為此付出的犧牲和代價可能太大。人們由此就落入陷阱。他占有房屋的時候，房屋也占有了他。不是人在放牛，簡直是牛在牧人。不是人在坐車，而是車在坐人。人類已經成為他們的工具的工具了。

梭羅并不完全否定那些便利人類的發明與工業的貢獻，他認為它們也還是可以接受的。但問題在于，如果恰當調節人與人的關系和生活方式，這些本來可以成為對我們的文明的祝福的材料，卻成了一種拖累。而且，是不是還有精神的活動和修養也需要考慮？當文明改善了房屋的時候，它卻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同時在精神上改善和提升居住在房屋中的人。他們本應該上升到更高級的生命中去，但他們沒有，而是繼續追求更多更好的——還是物質。所以，人們歡呼進步的時候，在夸贊各種現代化進步設施的時候，不要對它們發生幻想，因為并不總是有正面的進步，尤其進步并不僅僅是物質的進步。梭羅贊頌文明中的精神成分，尤其是古典的精神文明。他認為，東方的那些宮殿和陵墓的廢墟，可能還沒有一卷古代經書更可贊嘆；一個國家錘擊下來的石頭大都用在它的墳墓上了——它活埋了它自己。物欲過分強大的問題在于，人不僅為他內心的獸性而工作，還為他身外的牲畜而勞動。只知物欲會讓人變得和動物沒多少差別。而正是因為擺脫物欲和減少人際交往，梭羅才覺得自己獨立而自由。

但是，這是不是太自私了呢？為什么不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為他人謀福利呢？梭羅承認他很少從事慈善事業。他說他有一種對自己的責任感，使他放棄了許多快樂，包括慈善。但他認為慈善像其他任何事業一樣，必須有天賦的才能，就像他說“漫步者”也是天生造就的一樣。他也討厭別人對他做善事。在他看來，那個把時間和金錢在窮人身上花得最多的人，說不定正是在用他那種生活方式引發最多貧困與不幸，而現在這個人卻在徒然努力于挽救之道。他說他只要求公平，對一切有利于人類的生命與工作應一視同仁。比起關心窮人來——按他自己的生活標準看來，這樣的窮人也沒有多少——他說他更想要的是人中的花與果，他更希望向上看，希望在與他們相互的交流中得到那傳送的芬芳。當然，他也始終告誡自己要慷慨惠施，只是不想將之作為自己的一個事業。他希望用植物的、磁力的或自然的方式來恢復人類：首先有一些人過簡單而安寧的生活，也許就能成為一種示范。

瓦爾登湖畔的梭羅小屋遺址

梭羅基本不關心政治，他每天在廣闊的山野間漫步，覺得比起大自然，政治是一個太過狹窄的領域。但他并非一個對政治社會完全無動于衷的人。他只是希望盡量少和政治社會打交道。這不代表他沒有自己的政治觀點。他說他由衷地認可這句箴言：“管得越少的政府，就越是好政府。”他十分希望看到這句話被更迅速、系統地實施，直到達成大約這樣一個結果：“什么都不管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他認為是美國人天生自帶的性格，創造了美國人現在所有的成就，如果沒有政府干擾，他們本會干得更好。政府至多是某種權宜，可帶來方便，但大部分時候卻帶來不便。不過，梭羅說他也不完全贊同無政府主義，比起無政府，他更贊同一個好的小政府。這好政府也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制政府。在他看來，諸多政府形式中，多數管理的政府在很多時候也是有失公平的，甚至超乎理解的不公。一件事情的正當與否，本不應完全由強勢多數的意志來決定，而是應當以道德為標準。他認為，“群體是沒有道德的”這話說得貼切，除非群體是由道德高尚的人引領，群體才有道德。甚至美國民主之父杰斐遜也有過類似的想法，他其實也贊成一種貴族制，不是血統的貴族制，而是德才的貴族制。但梭羅還是承認，從絕對的君主制到受限君主制再到民主制，是對人的尊重的進步。他也認為，從一個較低的視角來看，美國的憲法雖然還存在很多問題，但已經很不錯了；法律和法庭也都值得尊敬；只是從較高標準或最高標準來看，這算不了什么。因為梭羅對政府的根本性質的看法就是：政府只是我們一個不得不接受的東西。任何政府其實都不可能太好，它不可能滿足我們的全部愿望，尤其是最高愿望。

當然政府也不能太壞。梭羅對當時政府政策的兩個明確反對是，反對蓄奴和侵略墨西哥。他認為如果政府不這樣做，就不如我們自己來解散自己和政府的關系，官員可以考慮辭職，普通人則可以考慮不交納某些稅款。這就是“公民不服從”，或者說“非暴力反抗”“和平革命”。故此，梭羅拒交政府的人頭稅有六年之久，直到他有一天被捕。他也不是所有稅款或公共費用都不交，他還交納修路費，也不拒絕為教育納稅。但他不考慮發起和組織一個社會運動，比如說抗稅運動，不交稅只是他個人的事。他說他抗稅也是因為他等不及政府提出的那些修正錯誤的辦法，那些辦法要花費太久的時間，而他還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他對政治參與始終是比較冷淡的，他從不參加選舉。他想和政府盡量撇清關系，離它越遠越好，并沒有構想和建立一個理想政治制度的愿望，或者說，他的理想政府就是盡可能地小，不多管閑事。他讀到一位旅行作家這樣說，不斷有托缽僧來告訴自己這樣的時刻將來臨，那時將不會有貧富差別、貴賤差別，財產乃至妻子兒女都要充公。對此，梭羅說他永遠要問這樣的問題：“接下來又怎樣？”“你愿促成它早日到來嗎？”梭羅并不保守，他和愛默生一樣主張創新，但這主要是在個人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上的創新。

梭羅念念不忘的是自然。他認為文明已經擁有足夠多的衛道士，而他想為自然說句公道話，說我們應該視人類為自然的居民，或者說是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非社會的一員。他看到近代以來西方的一大趨勢，即不斷向西、向西，先是越過大西洋，然后在新大陸上繼續向西。在他看來，整個國家都在向西，人類的進程幾乎可以說也是由東向西。如果按照我們的理解，其實可以說東方也在向西，而且不僅是地理上的，還包括了制度和觀念上的。

但是，梭羅對他所說的“西部”還有一種特殊的理解，他的“西部”其實只是“荒野”的代名詞。他一直想要表達的是，荒野是世界的保留地。他不希望地球上的每一畝土地都被耕作，甚至也不希望每一個人或者說一個人的每一部分都被教化。他希望尋找最幽暗、最茂盛、無止境的森林，以及人們眼中最凄涼的沼澤。他說他進入沼澤便如同進入圣地——一個神圣之所。那里有自然之力，那是它的精髓所在。他說，只要土壤還未耗盡精力，文明就不會消亡。

自然的荒野與人身上的野性有一種緊密的聯系。梭羅說沒有哪首詩能表達他對狂野的向往之情，目前最好的詩歌也未免顯得溫馴了。而我們的祖先都是有野性的人。羅慕路斯和雷穆斯被一只狼哺養的故事并非只是無謂的傳說。所以，他大聲呼吁——他很少這樣呼吁——“請賜予我野性吧！”有人宣稱“趨于善則美！”，而他說，“趨于野性則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野性的、自由的。野性更意味著強大的生命力，最狂野的往往是最富生機的。人進入文明社會就變得過于馴良和順從了。梭羅認為我們內心深處也許還存有一個野性的自己，我們卻太早掙脫了她的懷抱，步入了社會。有些社會則更過于早熟，人都變成了小大人。野性不會壓制人，而會使人的精神大振。他期望人不要忘記自己的野性，不要將野性與野蠻等同視之，一起拋棄。他或許并不期望人們全都恢復野性，但至少為了顯示人類的多樣性，最好能讓一些人保留較多的野性。在他看來，在事物低微的用途上，人與人并無差別，但如果是高級的用途，就能顯現出個體的優越性來。而他并不像進步知識分子那樣，認為野性就是處在低微的一端，它也許還是未來的文明保存之道呢。人在馴化動物，也在馴化自己。梭羅期望人甚至家畜們能重新恢復一些野生的習慣和活力，這樣至少能給自己一些尊嚴。

瓦爾登湖畔梭羅小屋里的家具

將自然全然當作人的工具，當作需要認識和控制的對象的做法，與近代以來的科技發展密切相關。梭羅說，我們都聽說過一個傳播“有益的知識”的社會，此外還有諸如“知識就是力量”的說法，但我們同樣還需要一個傳播“有益的無知”的社會，它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有益知識。人們吹噓的大部分所謂“知識”，不過是一種以為我們了解某些東西的妄想而已，這種妄想使我們忘記了我們實際的無知。而一個人的無知有時不僅僅是有益的，還是美好的。出于方便，我們會研究物質的法則，但成功的人生是沒有法則可循的。在真正的知識面前，我們其實都是迷霧之子。在梭羅看來，雖然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想找到完美的人，都是徒勞的，人無完人，但是，在靠近自然的時候，人類的行為看上去最符合本性。它們如此溫柔地就順應了自然。而文明的進步與其要翻山越嶺大踏步前進，毋寧說應該沿著山側蜿蜒而行。

梭羅對文明成果的態度是批判的，但也是微妙和溫和的。他只是對欲望批判起來毫不留情。以他對鐵路的態度為例。鐵路和機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是工業文明力量的象征，在梭羅所生活的時代和地方更是有宏偉的進展。梭羅說在所有的路中，鐵道可謂賞心悅目，粗獷霸道，唯有它能沖入丘陵，橫貫山岳，充滿英雄氣質和詩情畫意。他懷疑這是不是諸神借以抒發快意的創造發明。梭羅在瓦爾登湖居住的小木屋，離鐵路就挺近。他說他能讓自己對火車的聲音幾乎充耳不聞，但又說還是會被它吵醒。他經常穿過鐵路，也經過車站。他佩服這種巨型鐵馬的力量和準時。它一來就吼聲如雷，使山谷都響起回聲，鼻孔噴著熱火和黑煙，永遠不知疲倦，有時打幾個小時鋼鐵的瞌睡，也似乎只是為了讓它的主人休息。即便在特大風雪的黎明，它也照樣呼嘯來到。鐵路和火車還負載著商業和出行，讓人覺得自己是一個世界公民。梭羅說，他欽佩那些冬夜在鐵路上工作的人，欽佩商業的進取心和勇敢，說商業是自信、莊重、靈敏的，因此有其獨到的成功。但他還是感嘆整個世界都為之陷入狂惑過久。他譏刺地說：“如果不造鐵路，我們如何能準時趕到天堂去？”在他看來，若就希求和夢想而論，人類的進步是何其微不足道，雖然個中緣由他說他也不得而知。他還是眷戀農業文明，認為“人類的耕作何其高貴，有寬闊厚重的大地為料，敦厚質樸的耕牛相伴，工具則是高效的犁鏵。田間耕作無法施之店鋪，也無法施之狹窄的場所，它獨屬人類，也跟全人類息息相關”。

梭羅是不是有堅定的宗教信仰？愛默生說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這在他生前出版的書里并不易看出。但在他去世后許多年才出版的日記，尤其是早年日記中，卻可以看到許多這樣的痕跡。他相信是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鄭重其事，滿懷溫情。他說，一個人無法究明上帝是如何創造了這世界的，但上帝一清二楚；一個人也無法明了自己是如何被納入了那宏偉的謀劃的，但愿始終參與其中。梭羅的上帝看來總是與大自然聯系在一起。上帝是藝匠，大自然就是主題。所以他說他不能為一己而活，必須參贊造化之功，因為上帝的事功永遠不會有錯誤。一個人可以隨時將生命和使命托付給上帝，從而貞潔真純，如草木和石塊那般一無牽掛，無憂無慮。人像植物和動物那樣活著，但也要斥絕禽獸氣息。這種生活才蘊含著永恒的快意和普泛的樂趣，它操于上帝那靜默的掌心。他在1851年9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將永遠警醒，以在大自然中察見上帝，發現他的藏身之所，并聆聽天地間的神曲和劇作，這是我的職分和使命。”這里重要的是“生生不息”。大自然充盈著豐盈的活力和奔騰的生機，要趁年輕多多品味，但最后死去也不必介懷：“若像上帝那樣從詩性的角度審視，一切都生機奔騰，美麗悅目；若從懷舊或曰歷史的角度觀照，則一切都陷于死亡而不堪忍受。……你我死去又復如何？上帝依然活著。”

也許是因為與自然的關系太過親近，梭羅與人的關系就總是有些隔膜，甚至和他的好朋友也是如此。當他的朋友衣冠齊楚地要和他出游的時候，他只好皺起眉頭。他時常覺得人注定是要獨自生活的，尤其是像他這樣的人。他和許多人之間注定有一條鴻溝，或者一起走到某個分岔就要分道揚鑣。他覺得好像有條規矩：“人無法對自然和人類兼有深情……走近一方勢必會疏遠另一方。”而他和自然界的關系卻永遠不變。自然界也不會發生法國大革命，不會有過度之舉。他說：“我熱愛大自然，還因為其中絕少人間色彩，而且也能夠借以避世隱遁。大自然不受人類習俗和制度的左右，奉行別樣的公道和正義。身處自然，我欣樂滿懷，如果大地盡為人類所占，我就會一無希望，也無處容身。有一個自己獨享的世界，那便是大自然，人類的機構休想在這里評判裁量。偉大的上帝卻氣定神閑。他出手創造總會讓人激動不已，享受不盡。”但他又說，傾心自然也有一種意味深長：“熱愛自然者尤其熱愛人類。”

梭羅的思想和生活讓他成了一個文明世界的異類。他一個人就擾動了文明世界，使這個滿足的世界有了一種不安，從而也注意到了自然本身和自身的野性，而不僅僅將自然物純然當作手段和工具。他雖然還無法讓文明的天平倒向精神一端，但至少給這一端加上了一個重的砝碼。他希望19世紀快點過去。但到20世紀來臨的時候，他這一類人發現，形勢卻更加嚴峻。

《文明的兩端》，何懷宏著，一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