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申明繼續支持中外合作辦學等方式緩解疫情下出國學習的困境。受疫情和國際形勢影響，“西浦寧諾換offer”、“國內借讀”等“在地留學”逐漸成為折中的選擇。然而，盡管各式各樣的中外合作辦學形式遍地開花，“留學不出國”、“文憑太水”、“落榜生大本營”的種種質疑不絕于耳，網紅教授陳春花的“海外文憑造假事件“更撕破了“鍍金”的華美外皮。作為最熟悉的陌生人，“中外合作辦學”究竟是國際升學快車，曲線救國上名校，還是妥妥的智商稅？本期，一起揭開神秘面紗。

01 錯過985進入內卷“地獄模式”

林悅沒想到自己會來到這所學校，在提前批的錄取下來之前，她一直以為九月份她一定會坐在北師大的教室里。雖然已經畢業好幾年了，她依然覺得自己走這條路是個偶然。

林悅成長于華中地區一個五線城市，從小成績優異，在高考時取得了全省200名左右的成績。填志愿前夕，林悅的父親被拉進了東部沿海某所新建的中外合辦大學的家長群。在群里，作為“黃埔一期”的家長們積極地宣傳學校，分享第一屆的招生信息。

這所學校的合作方是香港的一所知名高等學府，在高考統招中能與清北爭搶生源。學校的牌子在內地響亮，合辦校的要求也很高，走國際化路線，培養模式新穎。林悅的父親被說動了。

就這樣，林悅陰差陽錯地來到這所合辦校。一進來，她就聽聞有人退學的消息。據說是一名高考省排名前列的考生發現這所學校的生源參差不齊，甚至某省份有2000名開外的考生也同樣在此就讀，一時間心里接受不了，于是退學重考。

事實上，這樣的情況普遍存在。

志愿錄取本身就是按照各省份的名額、指標來，并沒有硬性規定必須在多少名之內；

其次，作為一所新建校，外界還知之甚少，學校的檔次和口碑還沒做起來，學生和家長對投檔線也無法建立一個準確的預期；

另外，林悅提到，這所學校在不同省份的接納度不一，在東部沿海地區，例如江浙，評價高，能與老牌985并肩，特別是廣東地區，甚至認為該學校堪比清北，某年廣東省的理科榜眼也在此就讀，而在中部地區，大部分人則認為這所學校最多是211的檔次。

然而，在林悅看來，通過高考進來的學生，一般都對國際教育缺乏了解，基本沒有一開始就把夢校認定為中外合辦校的，更多地還是考慮學校的品牌。“同期的幾所合辦校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我們都認為其中還是有明顯的檔次劃分。”

本科四年，林悅只能用“累”和“卷”來形容她的就讀體驗。學校本科的課程實際上已經涵蓋了研究生的一些內容，授課偏向于深度探索，難度不小。不僅如此，學校的考試評價體系極為嚴格，GPA計算方式是出了名的低，不看絕對分數，只用排名來進行等級劃分，能拿到A的是鳳毛麟角。此外，學校學費高，但獎學金豐厚，能覆蓋半數以上的學費，優秀者甚至能覆蓋全部，但競爭也極其激烈，因此，在許多課程上，學生都各顯神通，甚至學霸們會在開課前提前組隊抱團，確保獲得最高成績。

在這樣“卷生卷死”的氛圍下，很多學生將這四年當作高中“拼命三郎”的延續，“甚至很多同學去大廠實習或工作，壓根兒不覺得特別累，已經百煉成鋼了。”林悅說道。

而來到這所學校的學生大致分三種類型：

一是延續高考模式下的“奮斗精神”，在地獄模式下拼命刷績點；

二是高考體系進來，難以接受國際教育模式，不習慣甚至退學；

三是通過國際教育體系上來，本身對此就有向往，或是進來之后發現學校還不夠“國際化”，于是用大一成績轉學至海外高校。

事實上，在這所學校開辦之初，專業較少，基本都是理工科和商科，沒有人文學科。有一種說法是，學校想迅速做出影響力，開設的都是較好出成績的專業，而人文類比較需要文化氛圍和底蘊，無法速成。

因此，學生們畢業后主要分布在金融、互聯網等領域。因為并非傳統國內高校，中外合辦大學沒有保研名額，且課程設置與普通高校差異頗大，考研相對棘手，許多學生都選擇繼續出國深造。“如果想讀國內研究生，完全沒有必要來上這所學校，同樣的高考分數，就能上一個很好的985大學。”林悅坦言。

回望在這里的四年，林悅并不后悔。作為商科生，林悅也會像大多數同學那樣去刷商賽、卷實習，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她發現自己并不適合這種節奏，畢業后她也沒有去往券商、咨詢、審計類的公司，而是選擇了自己感興趣的文化類產業。

林悅認為，這所學校比較適合目標明確的人，知道自己要利用什么平臺和資源達成怎樣的目標。如果明確要留學深造，學校其實提供非常多的項目，能夠換學分，并得到國外教授的推薦信；而如果是選擇去金融類公司工作，這里同樣提供豐富的實習資源，對于向往國際教育，但又不想錯過國內實習的人來說是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盡管林悅認為這所學校并不適合當時“隨心所欲”的自己，但她依舊承認學校在綜合能力培養和全球視野開拓上讓她獲益匪淺。“沒有完美的學校，最重要的是關注自己的目標，以及學校所提供的資源能否匹配目標，不能什么都要。”

02 “小白鼠”遭遇“掛羊頭賣狗肉”

兜兜轉轉，梁逸還是決定以后進入體制內，獲得一個穩定的工作。她不確定自己的選擇在這所中外合辦的國際學院是否是個另類。

兩年前，因為高考失利，她選擇了本省的一所財經類院校，盡管是”雙非“院校，這所學校卻有著獨特的專業優勢，名氣大，吸引了很多學生報考，梁逸也是其中一員。在高考成績不理想的情況下，她想通過這所公辦大學旗下的一所中法合辦的國際學院來達成心愿。

在學校內同樣的專業，國際學院的學費更貴，但招生分數更低。由于梁逸高中英語成績扎實，對外語興趣較濃，且有留學的打算，她很自然地決定用這種方式來“曲線救國”。

“疫情之下，說不后悔上國際學院是假的。”梁逸坦言。在一所以中外聯合培養為特色的學院里，梁逸感到“中方氣息”太濃，國際化體驗太少。與許多中外合辦大學不同，國際學院更多地籠罩在中方的管理和教育體制之下。前者是為符合政策規定，需要國內一所大學掛名合辦，其實里子都是國外的教學理念和體系；后者則顯得有些“不中不洋”，處于十分尷尬的位置。

盡管學院的課程設置難度大、質量高，采用全英文授課，動用的也是這所大學最優質的師資，并有同市的一所985大學給予支持。但受疫情影響，許多外國老師無法來到國內授課，法國外教也是通過視頻授課，打著“中外合辦”的旗號，卻全靠中教撐場面，這不是梁逸所期望的，“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由于國際學院是與法國一所商學院合辦，按照學院安排，梁逸大二開始修法語，雖然扎實的英語基礎會對法語學習有所助益，但性、數、時體態等常常讓她覺得頭昏腦脹。學院對法語的考核要求不高，只需要通過學期末的結課考試即可。聽說今年入校的新生需要從大一開始學法語，梁逸認為很合理，“二外學習，一學年還是太淺了，熟練不了。”

在學院里，努力的人很多，作為經濟類專業，學生需要通過多次考試來獲得從業資格證書。學院對英語水平有高要求，全英文授課，大多數英文教材，以及硬性規定學生考托福等，梁逸認為，外語的提升還是很明顯的，對專業知識的學習也帶動了閱讀和寫作的進步，但口語還是需要個人主動抓住機會，多鍛煉。此外，像“互聯網+”這樣的賽事，國際學院也可以走全球賽道，與國外的碩士博士交流，學生獲得了更多開拓眼界的機會。

如果沒有疫情，梁逸相信班上的出國率一定會增多。大三下學期，學院會提供前往法國合作高校交換一學期的機會。在這個項目中，學費交給學院，住宿費交給法方，生活費自理，沒有獎學金支持，相當于自費去法國交換。且這一學期的學分是否可以互換，學院也還沒有明確答復，但老師卻提醒學生回國天價機票自理。在只有一年的法語基礎和昂貴的留學費用之下，梁逸認為“去的人要么是精英，要不就是家里有礦。”

幾百人的學院，梁逸估計最后能有十幾個人出國就已經不錯了，在“中法聯合培養”的宣傳語下，法方的存在感不斷被削弱。

作為中法學院的第一屆學生，梁逸時常覺得自己和同學像“小白鼠”，學院、老師、學生都是摸石頭過河，有時，梁逸無法理解學院的一些做法。她提到，學院基本獨立于整所大學，對于其他院的課程，國際學院并不支持學分互認，也不承認學校的社團，甚至不鼓勵學生參加，而是更希望學生建設學院專屬的社團。目前，學院開設的社團也是以課程的形式進行，每周六授課，超過三次不去就會被判不及格，拿不到學分。“這相當于是一個強制的興趣班，跟我想象中的大學社團很不一樣。”梁逸能理解學院想要挖掘學生的自主性和創造精神，但相關的干預也讓她頗為苦惱。

回想起剛入學時，梁逸期待的是新穎自由、國際化的大學生活，甚至一心想出國深造，但現在由于疫情和國際形勢的影響，她決定留在國內發展。”梁逸決定之后考研，換個學校，去上海闖闖。

03 過渡期只為“曲線救國”

來澳洲好幾年，陳晨逐漸適應了這邊的生活。回望當年就讀中外合辦項目，他慶幸自己選擇沒有錯。

就讀于當地一所外國語名校，早在高中階段，陳晨就有了留學的打算。陳晨參加高考后，選擇了本省一所老牌外語財經類院校的中外合辦項目，并得到免試入讀機會。

學校的國際學院提供多個專業、面向多個國家的中外合辦項目，陳晨選擇了“2+2”澳新商科項目。盡管申請澳洲本科只需提供雅思成績，但陳晨和父母對直接出國將會帶來的“文化沖擊”和生活不便有顧慮，因此，他們認為在國內先尋找一個過渡，提前適應國外的學習節奏會更好。

像陳晨這樣通過高考進入項目的人不在少數，他們大都來自于當地排名前幾的高中。其中，有和陳晨一樣因為性格原因選擇它作為“緩沖”的“預備役選手”，也有因為高考失利沒沖上夢校，或缺乏合格的雅思成績，轉而通過這種方式來進入世界名校的“落榜生”。

根據當時的規定，高考英語達到120分，雅思5分或托福65分就可獲得免試入學資格，否則便需要參加國際學院入學考試，而免試考生將被分到學院僅有的兩個重點班。

在項目中，學院采用全英文授課，語言培訓課的師資來自本院，專業課的老師則需通過外院借調。根據每個人目標不同，對成績的要求也不一樣。對陳晨所選擇的澳新項目，前兩年需要達到80分的均分才能順利被澳洲大學錄取。“其實學習挺輕松的，專業課的知識也比較基礎。”陳晨坦言。

陳晨回憶剛來澳洲時，完全不適應授課模式，對作業的完成、評估方式都不太清楚，語言能力無法吃透課程，論文寫作難度大，學業壓力驟升，加上人生地不熟，陳晨“水土不服”。“這個時候，2+2的優越性體現出來了。”陳晨說。在國內前兩年他結識了不少前往澳洲的同學，學習和生活上，彼此照應，不會孤獨。順利過渡。

目前，他正在這所學校繼續念研究生，當收到學弟學妹的咨詢時，他依舊推薦當年的選擇。陳晨認為，語言能力出眾，性格開朗，獨立生活能力強的人畢竟是少數，這樣的人適合直接留學。而國際學院的項目是為很多還在觀望的人承擔了一個引路人的角色，“我們與國內這所學校其實關系不大，最終拿到的是澳洲大學的學位。”

陳晨認為，國際學院是魚龍混雜的地方，有人用功學習、也有人瘋狂敗家；最終，有人喜提高光時刻、拿到夢校錄取，也有人慘淡離場。“成或不成全取決于自己。”陳晨說。

專家觀點

中外合作辦學源于全球配置優質教育資源的迫切需求

對于多種中外合作辦學模式在中國的落地和推廣，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常務理事兼民辦教育專委會秘書長黃為分析了中外合作辦學的亮點優勢、潛在風險、適宜人群與發展前景。

依據辦學資質，中外合作辦學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具有獨立法人資質的中外合作大學，國內有10所，如上海紐約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等；

二是非獨立法人資質的中外合作學院，如人大中法學院、同濟大學中德工程學院等；

三是同樣為非獨立法人資質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一般開設于國內大學旗下的國際學院，項目繁多。

首先，中外合作辦學的優勢在于教育資源。引入英、美等國家發達的高等教育體系，優質的課程、師資，先進的教育理念，有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同時，因學習地點全部或部分在國內，增強了優質國際教育資源的可獲得性，具有高性價比。

其次，中外合作辦學在語言訓練方面也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國際化課程、全英文授課、外籍教師的加入、多樣化的國際交流活動等給學生提供了良好的語言環境，能夠增強學生對海外文化的理解和融入，當學生選擇繼續前往海外高校進行碩、博深造時，中外合作辦學也為其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優勢。

此外，中外合作辦學增加了學生的就業競爭力。入讀中外合辦大學與合辦學院的學生一般能同時獲得國內大學的學位、畢業證和外方大學的學位，受到中方與外方認可；同時，他們也能獲得高質量的實習機會，且因其國際化視野更易受到外企等青睞。

然而，中外合作辦學并非沒有潛在風險。在疫情反復和國際形勢變幻下，不確定因素增多，國際交流受阻，師資流動，許多外方資源進不來；此外，國內對境外教材的審查和規范措施也愈發嚴格，原汁原味的外方教育體系難以保證。

因此，中外合作辦學更適合有出國需求，外語水平高，家庭條件較好，自主學習、自我管理、自我規劃能力較強的學生。

黃為認為，中外合作辦學的巨大市場源于全球配置優質教育資源的迫切需求，它能給學生提供多元化升學路徑。然而，由于市場化和商業化運作的深入，許多中外合辦項目良莠不齊，教育部門也應對此加強風險防控，規范國際教育的健康發展。

作者 | 敖竹梅

圖源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