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廣宏（章靜繪）

陳繼儒（1558-1639），字仲醇，號眉公，南直隸華亭（今屬上海市）人，明代文學家、文藝批評家、書畫家及鑒藏家，享譽當時的東南名士，新興出版市場造就的文化人。他不僅傾動士大夫精英文化圈，而且輻射廣大的市民階層，以其獨特的審美趣味及生活方式，引導晚明江南地區的新風尚，成為明代中晚期勃興的市民文化的代表。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陳廣宏教授主編的《陳繼儒全集》，經多年整理編纂，于近期出版。在晚明這個政治、經濟、文化都處于激烈轉型的動蕩時期，我們該怎樣看待陳繼儒的個人選擇及其成就呢？在接受《上海書評》記者的采訪時，陳廣宏認為：以陳繼儒為代表的“晚明這些真正追求獨立人格的布衣山人，和以性靈思潮為代表的晚明文學，通過他們的個性闡揚，將自己打造成文學文化史上充滿特異氣質的先鋒人物”。

陳繼儒畫像（《松江邦彥畫像》南京博物院藏）

《陳繼儒全集》，陳廣宏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陳繼儒全集》整理出版的情況，您能先大致介紹一下嗎？

陳廣宏：關于《陳繼儒全集》的編纂出版，最早一直可以追溯到陳繼儒辭世，其子陳夢蓮與眉公門人吳震元、許經等商議著手編訂詩文全集。原計劃擬分四刻，凡百余卷，因條件所限，最終僅成一刻，即《陳眉公先生全集》六十卷附《年譜》一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好些出版社以新式標點排印出版《陳眉公全集》，作為“國學基本文庫”等，不過那其實僅是《陳眉公集》十七卷的改題，并非真的是全集整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文化熱的興起，雖亦有若干普及性的眉公小品選注本出版，以及像《妮古錄》這樣的雜著獲得點校整理，但大規模的全集編纂未能開展。因此，可以說，這是四百年未竟之事業。時至今日，隨著文獻資料環境的改善及檢索手段的提升，對于陳繼儒著作的全面調查、搜輯及系統整理適逢其會，理應提上議事日程。因此，當我任職的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有一群碩博士畢業生，聯絡同道組成工作團隊，準備開展《陳繼儒全集》的整理編纂并邀我加盟時，深獲我心，他們的學術眼光和勇氣令人敬佩。

正因為陳繼儒是新興出版市場造就的文化人，在當時即傾動寰宇，他名下的著述出現眾多“不眉公文以眉公行”的現象，這就給我們的捜輯、甄辨、整理帶來很大的挑戰。我們在對明清公私藏書目及現代各藏書機構相關著錄與藏本作全面調查的基礎上，得出題署陳繼儒撰著、纂輯或編選之作，在一百二十種以上；題署陳氏校閱、訂正的著作，亦過百種；題署陳氏評點、注釋的著作，近五十種。這樣的話，所有題署陳繼儒的著作合計在二百七十種以上。當然，接下來面臨的難題便是辨偽。鑒于陳氏與出版市場、出版商之間是一種相當微妙的關系，何者為真托名、真偽作，何者為欲迎還拒，何者為共謀合作，若非對陳氏名下每一種著述下工夫做專門研究，很難獲得明確的結論。

《陳眉公先生全集》書影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得不采用做減法的辦法。首先，凡題署陳繼儒校閱、訂正之作，以及評點、注釋之類，概不編入，因為這些并非享有原始和完整著作權的原創作品；題署陳繼儒編選一類的情況稍復雜些，然總體上仍可以上述理由予以排除，尤其此中屬集部總集類者，如《古文品外錄》等，完全可以不予收錄。其次，對于題署陳氏撰著、纂輯而歷來已有相關考論指其偽托者，如《小窗幽記》《福壽全書》《佘山詩話》等，從嚴甄別，概不收錄。再次，確為陳氏撰述的一些單行或單篇之作，凡已收入諸詩文集者，如《讀書十六觀》《書畫金湯》《煮粥條議》《建州考》等，不再另行收錄。此外，如陳繼儒所纂《建文史待》，經考與秀水名宦屠叔方《建文朝野匯編》實為同一種書，只不過是陳氏遜讓其署名，出于尊重作者意愿和文本初刊面貌的原由，亦不再編入。這樣，最終確定收錄陳氏詩文集及撰、輯獨立成書之雜著共二十八種。全文編排參照宋人編纂“大全集”的方式，即別集加上集外單行的各種雜著。應該說，這種編集方式，也正符合陳繼儒著述的特點。

我們的整理工作前后經歷了將近五年的時光，團隊成員齊心協力，分工合作，利用業余時間，克服諸多困難，誠可謂甘苦自知。該項目有幸獲得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和上海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松江區文化和旅游局也提供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領導對項目高度重視，成立了專門的編纂工作委員會，大家各司其職，完成這樣一項大工程，既是為研究中國近世文學文化如此具有代表性的個案打下文本基礎，也是服務于地方文化建設的一項工作。

您認為陳繼儒給自己的定位是“在于朝野雅俗之間，儒釋道乃至百家之外，看似是無流可入的零余者，實乃有意自求超越主流價值世界，不必循其規則討生活，既與廟堂相對待，也與世俗相對待，是不受三教五行束縛的局外人”。這在晚明江南的士人群體中是不是很有代表性？

陳廣宏：確實很有代表性，這種定位，顯示的是知識人與國家政治權力及意識形態的自覺疏離，而追求一種個體的獨立人格。一般認為，自正德、嘉靖之際，尤其萬歷以來，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像陳繼儒這樣放棄仕途的讀書人的涌現，成為社會上的一道風景，可稱為“山人現象”，且變態百出，泥沙俱下，學界于此已有不少研究。這當然顯示時代之變，士風之變。就文學史上而言，這一階段頗有名氣的所謂山人，如孫一元、黃省曾、王寵、謝榛、徐渭、沈明臣、宋登春、陳昂、王穉登、趙宧光等，不勝枚舉。值得注意的是，精英士大夫對布衣、山人的發掘、標舉，成為一種時尚。如袁宏道作傳稱徐渭為奇絕，謂“有明一人”；鐘惺積極推動陳昂詩集的刊布，表彰其詩其人其行徑為明布衣第一：皆顯示他們的價值取向。內中的意蘊無非在于顯現他們自己的奇情孤詣，又引導整個社會對身份之外的個人性情、才氣、識見、趣味的看重，以及對這類人自我生活方式選擇的肯定。

陳繼儒的焚棄青襟之舉，再往前推，亦有其儀型先導。如出身商賈家庭的唐寅，可謂文藝界一大名人，其友祝允明為作《唐子畏墓志并銘》，即記唐氏曾對自己說：我當初不過為滿足先人的愿望，才去從事舉業，要按著我自己的意愿，“便可褫襕幞，燒科策”——這不正是陳繼儒的樣板嗎？唐伯虎后來的所作所為，固然是因科場案而遭罷黜，從此斷了仕進之念，而其放浪形骸，奇趣時發，也正是那些山人墨客的樣板。從陳繼儒自己追溯的與鄉先賢相關的精神淵源來看，無論是元末隱居松江的楊維禎等三高士，還是倪瓚、顧瑛、曹知白等富室形成的交游圈，都代表了其時在這樣的避亂之地，已經出現了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所說的持以文學至上、藝術至上而生活的態度的特殊人群，因而稱之為“文人”的誕生。士人的生存方式、自我表現方式確實皆發生很大變易，這也正是我們意欲追究的，與現代性接榫的近世性特征的呈現。晚明這些真正追求獨立人格的布衣山人，和以性靈思潮為代表的晚明文學，正是承續這樣的精神脈絡，更加旗幟鮮明地通過他們的個性闡揚，將自己打造成文學文化史上充滿特異氣質的先鋒人物。

晚明士人上升通道愈來愈窄，進入體制的希望渺茫，這確實是事實，但陳繼儒三十歲就主動“焚棄青襟，絕意仕進”，似乎比一般人要早很多，除了環境的因素，您認為他個人的思想取向在那時就已定型了嗎？在他的作品中，有流露過后悔嗎？

陳廣宏：于陳繼儒而言，決心算是下得比較早的，當然有多種因素合力所致，包括對個人身體、性格以及家庭經濟狀況等的考量，而從思想動機來看，應該說，當時士人關注的性命之學，反思個體存在的意義，給了他頓悟一般的一種推力，如屠隆對他的贊許和期待，顯示是懂他的人。不過，恐怕很難說陳氏在而立之年前思想取向已經定型，雖說沒怎么看到他自己于絕意仕進有后悔之言論，那或是當事人有所忌諱的，然在棄巾之初，其實他心里還是頗難承受的。友人王衡為陳繼儒父親作壽序時，曾提到這樣一個細節，說陳繼儒罷諸生時，內心應相當糾結，輾轉放不下，故日日睡至太陽快要落山而未起，結果被老父親踢起來，說“雞肋在而口，欲吐即吐耳”，言下之意，有什么舍棄不了的事，并與一般視兒輩入仕方為獲得依靠的世俗之見相反，認為吾今日始有吾兒耳。此后，隨著歲月的流逝，眉公通過各種手段，不斷調節自己的心態，日漸筑牢自己的價值世界。比如像編輯《逸民史》那樣，通過搜討二十三史中各類逸民的傳志，全面構建隱逸人群的歷史譜系，讓古人來為自己站隊，為自己人生選擇的合理性張本。又如在為友人沈師昌《餐勝齋集》作序時，說到他們如何相邀品題松雪翁趙孟頫、梅道人吳鎮的書畫，而絕口不提舉子業乃至古文詩歌，“意若謂饾饤煙火氣，非吾曹齒頰間物也”，標榜一種清虛高潔的趣味。至于他在祭楊廷筠文中，描述楊氏對董其昌說“今而后知眉公絕意進取，無所緣飾”，實洞察本懷甚悉，亦無非是通過這種相互確認而堅定自信。因此，若拿陳繼儒與偏執、狂誕的徐渭相比，當然有性格本身的差異，然眉公相對平和的心態，至少可說明他建構的價值世界相對完足。

陳繼儒棄絕仕進之途后，主要是通過坐館和刻書來維持生活，從我們現在的視角看，他算是個自由撰稿人，不僅是其中的佼佼者，且能在商業出版與自身價值世界之間保持某種微妙的平衡。您說他的作品“向外傳遞的，既是一種有異于傳統的開放的雜知識，又是消閑娛樂為目的的‘輕閱讀’，可以想見如何受到閱讀市場的歡迎”。以當時江南的文化、經濟、商業環境看，大部分“自由撰稿人”生活狀況是怎樣的？

陳廣宏：這可說是書籍社會史的一個題目，也已有相關的研究。像陳繼儒這樣的自由撰稿人，僅僅是文字商業化的一種形式。它當然是治生的手段，與眉公差不多同時，大家都熟悉的，如馮夢龍，大木康教授曾具體梳理其從萬歷末至天啟年間，從事小說、俗曲、游戲書乃至舉業用書的寫作與編刊，不少即應書肆之請；在崇禎間被擢為貢生及出任知縣后，隨著社會地位提高，出書活動減少；直到甲申鼎革，重又投入時事書籍的編刊。若聯想到文徵明曾經記敘的生員因多年不得貢而窮困潦倒、志業兩負的慘狀，那么，馮氏人生境遇的這種曲線，顯示了他從事書籍編刊應與治生相關。又如鄧志謨這樣書坊所聘的專職書稿編寫人，也受到學界的關注，他曾作為建陽余氏塾師，為萃慶堂編刊過多種小說戲曲及日用書籍，在金陵則是為麗正堂。因為完全按照市場所需從事編書選文，以此謀生是顯而易見的。

《尚友圖》（上海博物館藏）

不過，對于這些成功的自由撰稿人而言，所追求的目標決不止于治生。如長洲顧元慶，嘉靖間藏書、刻書家，輯刊《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等，中有若干種乃自作。海鹽王文祿，以編書、著書為業，萬歷中參與編刊《百陵學山》，所收書達百種，也有若干他本人的著述。他們的家庭背景相似，皆自父親這一輩入贅富家，有經濟實力而從事鑒藏、書籍編刊，既是滿足自己的興趣愛好，亦是藉此謀求聲名，目的或即在文化權力的獲得，提升其社會地位，是一種更高層次生存狀態的追求。值得一提的還有與陳繼儒同時代且有交往的嘉興周履靖，山人而熱衷于出版事業者。周氏在嘉靖晚期放棄舉業，繼承家業而在鴛湖邊置產隱居。他的生活狀態與陳繼儒相似，兼具藏書、刻書、書畫鑒藏者等多種身份，利用各種資源以及人脈，積極投入出版市場，在謀求經濟利益的同時，追逐某種文化資本，故被眉公視為同道中人。萬歷中他在南京設立荊山書林編刊叢書《夷門廣牘》，計十三牘百余種書，其中子部十牘，有個別自著，集部三牘幾乎皆屬本人創作，應該說，這為眉公名下“寶顏堂秘笈”提供了編纂模式，由陳繼儒名列《夷門廣牘》編校者，并為周氏身后編纂文集，亦可證實他們之間并不僅是詩酒酬酢的關系。

陳繼儒的選擇，是因為晚明時期“可以有多種謀生的出路，有多種生活方式及價值可以選擇”，鼎革之后，清初對于江南士人的打壓極為殘酷，這個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環境是不是發生了劇變？或者說，“士紳階層與市民社會的增長，及其與國家政治體制之離合，是這個時代開始出現的新的情況”，這個新的情況，是不是只在晚明和清初曇花一現，乾嘉之后就沉淪下去了？

陳廣宏：晚明是中國歷史上非常特別的時期，無論思想、文藝，抑或日常生活，都呈現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間，這為我們提供了考察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合適視角。清初統治者的政治高壓政策，武力征服與思想整肅并舉，對江南士人的打壓確實極為殘酷，盡管亦因人、因階段而異，然總體上在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上發生了不可逆轉的劇變。士大夫階層也有人在反省空疏、浮躁的士習學風是否即為導致明亡的原因，與官方意識形態不謀而合。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始終關注作為內應式轉換的近世性線索，雖說在政治高壓下，士人的獨立人格精神、縱放乖張的個性行為會有所斂抑，然當清朝進入所謂盛期，鑒于工商經濟、市民社會仍在發展，至少像鬻文自資、編刊眾多奇書的李漁，在隨園做寓公而提倡“性靈”的袁枚，諸如此類標志性的人物仍然不絕如縷。再如，從康熙一直活躍至乾、嘉的“揚州八怪”群體，皆以鬻書畫為生，除了像鄭燮、李方膺，算是做過知縣，其余都屬中下層士人，他們的作品被認為介入市場較深，有滿足鹽商審美趣味的成分。也正是這些鹽商，他們還支持學人從事純粹的學術研究，有研究即試圖將十八世紀新學術的興起與物質、經濟生活之變化聯系起來考察。那些游幕、或在富貴人家做塾師的學人，因相對解決了衣食問題，得以專注投入個人研究，也明顯疏離于國家政治體制。至于這里提到士紳階層，主要是想突出其占有知識和在野的一面。而作為一種結構性的存在，士紳階層其實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介，對哪一方認同更多一些，往往取決于國家控制力的強弱變化。乾嘉之后，世道又變，特別是鴉片戰爭爆發，中國面臨新的民族、社會危機，成為一種國家轉型的發端，知識精英的政治意識、世界觀念等日漸發生轉變，討論他們的身分構成以及對于國家政治體制的向心或離心傾向，或許要在更為復雜的框架下開展。

您提到陳繼儒對晚明“山人”群體的不屑，以真隱逸自居，同時他又寫了很多經國治世的建言，這些建言當然顯示出士人的使命感，在您看來，這些建言有可操作性嗎？畢竟陳繼儒從未出仕從事實際的政治事務？

陳廣宏：這原本是一種主觀評鑒，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覺得陳繼儒雖未在官場事務堆中歷練過，但他或許還是有如下的優長：一是他被認為具有某種不一般的識力。這種識力既來自于他讀書的博而雜，包括時事、錢谷、水利之類，無不關心，具有相當豐富的歷史經驗；也來自于他的人情練達，在為人處世上有不少透徹之悟。因而常常有一些高官在新上任時，會特地去征求他的意見。如友人錢士升被招入內閣，曾特地去向他請教，如何為官自處，他則書寫四字、八字箴言以對。二是他有相當廣大的人際交游網絡，與朝中閣部至言路以及各級地方官員皆有密切往來，可以即時從邸報、奏疏、書信及市井輿論等多種渠道獲取全面有效的信息，從而有助于形成相對準確的研判，官員們亦樂于征詢他的看法。記得高明在其博士學位論文《陳繼儒研究：歷史與文獻》中舉過一個陳氏建言的例子，即對朝鮮“仁祖反正”一事的看法，相比較一些官員的奏章，要顯得更切實際。眉公認為宣祖之王后立李倧為國王，此為朝鮮內政，在給閣臣朱國禎的信中，指出倒是應注意毛文龍對整個事件的操縱，所謂“朝鮮為之用”，這些判斷算得上真知灼見。晚明苦于邊患，陳繼儒對遼東局勢一直關切有加，先后撰《建州》《遼左》等謀劃建言，同時有茅元儀，乃諳熟邊事兵備并富于實踐經驗者，曾在為眉公撰《籌邊備考序》中，稱贊他所輯之作“何其簡而核”。即便是四庫館臣，在批評眉公明季山人之習的同時，對他在《讀書鏡》中為萬歷間爭國本而發的言論，謂“于明季臺省之弊，可云切中”，也還是有肯定處。

陳繼儒《云山幽趣圖》（遼寧省博物館藏）

處理地方事務，是在地士紳的職責所在。陳繼儒在自己家鄉，從賦役、漕運、海防、賑災救荒，到修橋筑路、纂修方志，大小事務，皆有用心的建議、措施，并不迂闊。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他于修志所持的態度，絕非視作錦上添花之舉，而就是“鏡前修，備后觀”之史鑒。比如志荒政，補前志之闕，講求的是長吏盡心設處，士大夫以實心策應之，反對口上救荒、紙上救荒。至于地方建制相關建言之切用，可舉他在六十五歲時作《擬金山衛城改設州縣議》為例，當時華亭知縣章允儒欲擴西南郡城，但眉公以為這樣“設處浩繁”，未免勞民傷財，不如以金山衛改州縣，較易于城，故特擬此議。這樣的提議在入清后獲得實施，雍正四年，果然在金山置縣，舉婁縣西南之土而分隸之。故如名臣何喬遠在薦舉陳繼儒時，亦會強調“見其博綜典故，諳通時務，真有用之才”。

陳繼儒被視為晚明小品文大家，但四庫館臣卻嚴厲批評他“議論空疏，多無根據”，這是時代風潮變化帶來的評價變化嗎？您怎么看待他的文學創作的成就和地位？

陳廣宏：總體上當然可以這么說，細辨起來，也是不同地位、身份乃至不同個性的人持不同的價值標準所致。即在晚明，我們也可以看到明顯的陣營。就小品文來說，陳眉公無疑是領軍人物，四庫館臣的點名批判也證明這一點。我曾舉陳氏先后為崇禎間鄭元勛所選小品集《媚幽閣文娛初集》《二集》撰序，說明他之于這種閑賞文字的指導性地位。又，天啟間錢塘陸云龍輯刊《皇明八大家集》，乃屠隆、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陳繼儒、董其昌、黃汝亨、陳仁錫八家，每家選文二卷，皆徑以“小品”命名。陸氏立此八家，實為擬古文之唐宋八大家，其中陳繼儒被擬老蘇，顯示出版市場欲通過打造新經典的方式，樹立一代文章之新時尚。崇禎中，陸云龍又推出《皇明十六家小品》，在上述八家外，增補王思任、鐘惺等八家。顯然，這些作家無一不是性靈思潮主導下，追求任性而發、各具獨造的新派文章圣手，鄭振鐸先生曾議論說，“陳繼儒、王思任、董其昌三家在其間算是最重要的”。小品文所涉文體總雜，包羅萬象，各作者專擅亦不相同，其要在于與高文典冊之述作相對，以呈現個人性靈為旨趣，具有“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之特質。眉公達到這樣的地位、成就，至少依恃兩個條件：一是早年對古文寫作頗下過一番工夫，還編訂《論膾》《古文品外錄》等，顯示受王世貞影響的一面。也正因為如此，如鄭元勛纂《國朝大家文歸》，選錄明初宋濂、劉基以下至陳繼儒共十八家明文，意圖將眉公確立為輝耀整個明代文壇而非僅止于新派文章的大家。二是有睿智、通脫的識見，而這又需特殊的“博文”相支撐。這種博綜子史百家及其他種種雜學以開放士人知識譜系的進程，自明前中期的吳中文人已經開始，而眉公的貢獻就在于，以他個人的理解方式與淺白而富于審美性的文字，將之作為一種社會閑暇消費，向更為廣大的市民階層傳播。當然，作為一種流行文字，難免有傷于率易處。

《晚香堂集》書影

在詩歌方面，陳繼儒不能算是那類職業詩人，但他在當時確有全國性的聲名地位。我們可舉無錫華淑萬歷后期所輯《盛明百家詩選》為例，這部選集收錄洪武至萬歷三百四十余人，陳繼儒與李維楨等各為其撰序，亦顯示其地位。眉公在序中敏銳指出明詩“好新者”矯正復古派的劃時代變化，表彰華淑選詩尚情尚韻、寧今寧我的立場。因此，選集中如湯顯祖、袁宏道、屠隆等性靈派作家，皆具有較之前復古派作家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更多的入選作品數，陳繼儒亦僅次于屠隆而列于第一陣營。其他布衣詩人如王穉登、徐渭等也都占據重要地位。顯然，至遲在萬歷后期，陳氏已被當作新變詩風的代表之一，受到詩壇的推許。崇禎年間，眉公的名聲更大，石首夏云鼎編刻《八大家詩選》，乃董其昌、陳繼儒、王思任、曹學佺、譚元春等八家，被標舉為“崇禎體”。對于陳繼儒來說，詩既是日常生活的記錄，又是自我人格心境的呈現，故他的創作，基本上是其平常行跡的即時寫照，如各種山居詩、寫景詩，摹寫松杉竹梅之類的詠物詩，以及酬贈、題畫詩等，常常是隨意抒寫，諸體皆擅，表現恬然獨樂的情志，在疏離的倔強中還有些許諧趣，多少呈現一種游戲的姿態，是這個時代特有的風格。相對而言，其七律公認最為精工，入選各種選本占比總是最高的。

您剛才提到“不眉公文以眉公行”的現象，偽托陳繼儒所作的《小窗幽記》在前些年曾風靡一時，您能介紹這事的來龍去脈嗎？

陳廣宏：這事學界已有相關研究。大抵而言，《小窗幽記》最早為清乾隆三十五年刊本，共十二卷，題署“云間陳繼儒眉公手輯，古溪王紹曾西巖論定”。然而有研究者發現，此本內容與松陵陸紹珩在明天啟四年刻《醉古堂劍掃》十二卷幾乎全同，僅個別條目順序有出入且有增刪?！蹲砉盘脛摺芬粫惱^儒的大名列于“參閱姓氏”之首，且“采用書目”中列了眉公著作。顯然，陸著原也是打眉公牌，并以陳繼儒等新時尚作者為標簽打造的流行讀物，書中有數十條即輯錄自陳氏《巖棲幽事》《太平清話》《狂夫之言》《讀書十六觀》等雜著，當然，也輯錄其他小品作家李贄、徐渭、袁宏道、屠隆、董其昌等文字及前代相關文獻，按主題分類編排。乾隆中，坊間以陸著為藍本酌定付梓，干脆直接宣稱此書為眉公“手輯”，至于書名《小窗幽記》，靈感應來自與陳繼儒有交往的山人吳從先的《小窗清紀》《小窗艷記》系列，恰是那種清言小品風格，小窗乃其號。這其實也算是前面提到過的“不眉公文以眉公行”的現象，營銷手段頗不鮮見，如《致富奇書》明刻僅署陶朱公，后來的版本則開始標眉公名，康熙三十六年郁郁堂刻本出現偽托的眉公崇禎自序，明言自己手訂范氏之誤。表明即便在清康熙間，乃或乾隆中期，眉公的金字招牌依然有強勁的號召力。而直到朝廷開設四庫全書館，尤其大規模禁毀圖書，陳繼儒著述的傳播遭遇國家干預，從此沉寂。至現代社會，隨著新文學運動的不斷深入，給眉公詩文的大眾化出版帶來契機。1935年至1948年間，《小窗幽記》同樣被當作“眉公手錄”之著收入“國學珍本文庫”等，由上海中央書店、博文印書館等廣為發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文化熱的興起，陳繼儒著述的傳播迎來復蘇的局面。這期間，最為趨熱的，正是這部《小窗幽記》，眾多出版社紛紛搶印，各種版本不計其數。這一本書的遭際，亦可作為考察陳繼儒接受史的一個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