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捍衛對性自由不可或缺的挑逗權。”

# MeToo運動盤踞西方主流媒體頭版數月之久，以摧枯拉朽之勢席卷全球之后，卻在法國遭遇了一場強烈的輿論反彈。

去年10月初，《紐約時報》曝光了好萊塢資深制作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丑聞。10月15日，美國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寫道：“如果所有被性騷擾或侵犯過的女性都能發一條‘Me Too’標簽的狀態，那么人們或許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此后，# MeToo成了一個反性騷擾的標簽，在美國掀起了一場反性騷擾的社會運動，曾經沉默的受害者紛紛站出來公開指控加害者。

去年12月，美國《時代》周刊將那些勇敢的“打破沉默者”選為2017年度人物。今年1月7日，好萊塢女星集體穿著黑色禮服，與社會活動家一道走上金球獎頒獎典禮的紅地毯，著名脫口秀主持人奧普拉·溫弗里（Oprah Winfrey）在終身成就獎獲獎感言中宣告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女性遭受騷擾的日子已經結束，各大社交媒體開始出現奧普拉參選2020年美國總統的呼聲，引得主流媒體一陣緊張，紛紛討論起奧普拉參選總統是否合宜。

而就在奧普拉宣告新的時代來臨的話音剛落，1月9日，法國《世界報》發表了一封由女演員凱瑟琳·德納芙（Catherine Deneuve）和其他99名來自法國藝術界、醫學界和商界的女性聯署的公開信，這封信被視作“性權派”的宣言。在信中，德納芙們指斥法國版的# MeToo浪潮為“清教主義”，一如古老的獵巫時代，聲稱要促進婦女的解放和保護，最終只是為了將她們奴役在永恒的受害者位置上。

# MeToo運動是性的重新道德化？

# MeToo運動在法國所用的社交媒體標簽是#BalanceTonPorc，意為“揪出你的豬”（rat out your pig）。《世界報》公開信直言不諱，# MeToo已經在媒體和社交媒體上對那些沒有機會做出回應或自我保護的個人提出了公開的指責和控告，這些人與性犯罪者完全相同。在這個簡易的司法程序中，男人們僅僅因為摸了一下膝蓋、偷親了一下、在工作餐時談論私密話題或者發送具有性暗示的短信，就被草率地懲罰，丟掉了工作。

被揪出來的豬玀被送往屠宰場，不僅沒有幫助女性自我賦權，實際上成為性自由的敵人。宗教極端分子、反動派和持有維多利亞道德觀的人們認為女性是一個“分離”的物種，是需要被保護的、長著成人面孔的孩子。而那些被指控的男性因為一二十年前的“不當行為”而懺悔，已經導致了極權社會的氛圍。

“我們捍衛對性自由不可或缺的挑逗權。”在德納芙們看來，今天我們已經足以認識到，性沖動具有天生的攻擊性和野蠻性，但我們也應該有足夠的洞察力，不能把笨拙的挑逗與性侵犯混為一談。更進一步的，女人可以在同一天領導一個專業團隊，也可以享受作為男人的性對象，而不被視為“妓女”或父權制的幫兇；女人可以與男人同工同酬，而在遭受地鐵上男人的冒犯后不必背負永恒的精神創傷。

在公開信看來，除了譴責權力的濫用，# MeToo運動已經逐漸演變成對男人和性的憎恨。如果沒有挑逗的自由，對求歡說“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一個人必須知道如何以其他方式回應這種自由，而不是把自己拴在獵物的角色中。那些影響女性身體的事件并不必然影響她的尊嚴，更不應該把她變成永恒的受害者。“我們內心的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們珍視這種并非沒有風險與責任的自由。”

生于1943年的德納芙，1964年在《瑟堡的雨傘》中突破性的表演而成為法國女性性感賦權的化身。這封公開信的聯合執筆人還包括暢銷書《凱瑟琳·M的姓生活》作者凱瑟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作家兼精神分析學家薩拉·奇切（Sarah Chiche）、演員兼作家凱瑟琳·羅伯-格里萊特（Catherine Robbe-Grillet）、作家兼記者佩吉·薩斯特（Peggy Sastre）。她們之中不乏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卻對這種在網絡上指名道姓檢舉揭發的浪潮感到失望。

凱瑟琳·德納芙

這種對# MeToo運動的批評無獨有偶。實際上，在1月5日的《紐約時報》上，達芙妮·默金(Daphne Merkin)一篇題為“我們公開地說# MeToo，私下里卻心懷疑慮”的評論就表示，我們正將充滿道德責任的善意變成一系列有時未經證實的指控，走向政治正確文化的陰暗面。與《世界報》公開信的說辭類似，默金直言：“我們似乎正在回歸一種將年輕女性視作受害者的心理學范式，她們被認為或自認為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主婦一樣脆弱。” 默金認為那些“沉默”的故事是被放大的，現實中許多女性都會明確地表示“我不感興趣”或“把你的手拿開”而不是逆來順受。而在現實中，挑逗是否一定意味著傷害？這種困惑反映了更深層次的矛盾心理，性興趣的表達本身就是一種混亂與不自覺的，然而我們現在正在見證性的重新道德化，這次不是通過宗教的規訓，而是法律與企業的共識。

公開信的聯署者多為法國各界成名女性，尤其是知識界與藝術界，她們非常關注的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藝術自由，直斥# MeToo運動的一些“荒謬”行徑：20世紀初的表現主義畫家埃貢?席勒（Egon Schiele）裸體畫海報被譴責；兩個年輕的曼哈頓女權主義者發起請愿，要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撤下具象繪畫大師巴爾蒂斯（Balthus）1938年的畫作《做夢的特麗莎》(Therese Dreaming)，理由是這幅畫充滿了兒童色情的意味；一些法國女權主義者還呼吁法國國家電影院（the French national Cinémathèque）取消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的回顧電影展……而這些事件被德納芙們視作古老獵巫時代的宗教審查，是對藝術自由的野蠻戕害。

這封信就像“白人談論反白人種族主義”？

對# MeToo運動的反彈折射出對女性權利的不同看法，部分源于代際的差異。相對而言，《世界報》公開信的聯署者較之# MeToo運動社交媒體活躍分子更為年長，領銜的凱瑟琳·德納芙年逾古稀，經歷了60、7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將性自由視作女權的核心部分。

那個時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女性雜志是《大都會》，它宣揚性解放運動。鼓勵女性與老板調情，將其視作自我賦權的一種形式，顯然與今天的# MeToo運動南轅北轍。《大都會》雜志1965年至1996年間的掌門人是海倫?格利?布朗，32年里她的思想觀念幾乎影響了一代美國女性的性觀念。這個女性在與著名電影導演伍迪·艾倫共進午餐時曾毫不諱言：“我認為，女人最大的樂趣就是享受性和賺很多很多的錢。”彼時，大西洋兩岸被同一種精神所感染。

但代際差異顯然無法解釋事情的全部。《大西洋月刊》記者雷切爾·多納迪奧（Rachel Donadio）試圖從美法兩國的文化差異去解釋這封公開信。她采訪了法國國家電影制作和發行公司Unifrance的執行董事伊莎貝爾·佐丹納(Isabelle Giordano)，后者表示，盡管好萊塢在法國引起了連鎖反應，但這里有著不同的文化，在法國遭受性侵害或性騷擾的時候，沒必要到網上去說“我的老板做了這個，做了那個”，而是直接去找警察。雷切爾·多納迪奧認為這就是文化差異，但它來自一種隱蔽的或公開的性別歧視文化。在盎格魯·薩克遜的世界里，許多女性認為，有眾人團結的支持，說出真相是安全的，而在法國，人們擔心指名道姓更有可能贏得“叛徒”的聲名。

然而，這種歸因也未必可靠。美國人達芙妮·默金的評論與《世界報》公開信精神遙相呼應，法國社會卻對這封公開信大加撻伐。法國左翼日報《解放報》（Libération）的標題針鋒相對：“性自由正在遭受威脅，真的嗎？”并在標題下放上三個署名者的照片，傳奇性感女星凱瑟琳·德納芙、性學暢銷書作者凱瑟琳·米勒、前色情女演員碧姬·萊爾（Brigitte Lahaie），暗示讀者為什么要聽這種女人的話？

致力于男女平權的法國副國務卿瑪蓮尼·夏帕（Marlène Schiappa）則表示該信的部分內容“讓人感到震驚，甚至是錯誤的。”她表示，我們費了很大勁兒讓年輕女性明白，一個男人在地鐵上未經允許摩擦女性，就是性侵犯，最多可判三年有期徒刑，罰款75000歐元。女性應該明白，這樣的舉報絕不是羞恥的。

1月11日，女權主義歷史學家克里斯汀·巴爾（Christine Bard）在接受《世界報》采訪時表示：“這封信的邏輯似乎比經典的反女權觀點還要保守，因為它把自由放在了第一位。”它操縱這個概念捍衛“挑逗的自由”，而這僅僅是男性的自由，用來最小化與合法化其大男子主義的、暴力的行為。女演員海洋玫瑰瑪麗（Ocean Rose Marie）則在廣播中表示，這封信將壓迫者打扮成受害者，就像“白人談論反白人種族主義”。

中國版# MeToo運動即將到來？

奧普拉參選總統傳聞與《世界報》公開信爭議展現了# MeToo運動與社會政治之間的復雜聯動。而在中國，它似乎仍然保持剛起步時進步昂揚的樣貌。# MeToo運動鼓舞了全世界許許多多的女性打破沉默，北航畢業生羅茜茜也是其中之一。

2018年第一天，羅茜茜通過微信公眾號發文，實名舉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陳小武性騷擾女學生，次日再次通過微信公眾號發文，例舉證詞、錄音，以及第三方佐證懷孕女生的存在等證據。12年前，羅茜茜拒絕與副導師陳小武發生性關系，在隨后幾年的學習生活里，羅茜茜自述被陳小武“欺負得厲害”，她甚至患了抑郁癥，出現幻聽幻視等癥狀。去年10月，她在知乎上看到北航學妹類似的遭遇，如今身在美國的她受到# MeToo運動的鼓勵，決定打破沉默，在那條“如何評價陳小武老師”問題下寫下了自己的經歷，并隨后開始尋找有類似受騷擾遭遇的同學和校友，決定向陳小武發起一場遲到的# MeToo行動。

1月11日晚，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官方微博發布針對該校教師陳小武性騷擾女學生的調查結果：證實陳小武存在對學生的性騷擾行為并決定撤銷陳小武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職務，取消其研究生導師資格，撤銷其教師職務，取消其教師資格。

羅茜茜的行動被媒體稱為“中國高校版# MeToo”。而就在北航公布調查結果的同一天，一份“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統計學院原副教授薛原猥褻及長期性騷擾女學生的舉報”熱傳。此外，包括武漢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和北京大學在內的各大高校的學生們，在北航事件的激發下，組織起了針對各大學反性騷擾機制的聯名倡議。

羅茜茜并非近期第一個舉報者。在此之前，去年12月19日，有網友發微博稱，南昌大學國學院一畢業女學生遭學院副院長長期猥褻、性侵；12月27日，百度貼吧貼出舉報帖子，舉報河北傳媒學院興安校區影視藝術學院某教師性侵女生。一個月之內發生了四起高校性侵舉報事件，舉報密度較之以往顯著上升，但能否掀起一場中國版的# MeToo運動，還有待事情進一步的發展。

其癥結在于父權性的權力體系，其特點之一是對其內部各層級成員的普遍的系統性的保護，這是體系對內維持效忠，對外保持合法的關鍵之一。因此，要一個這樣的權力體系例如大學，和一個早已與其利益共生的長期成員切割，簡直就像把相吸的磁石掰開，或者把鹽從水里抽出來一樣困難。

而呂頻呼吁通過問責與施壓，迫使體制放棄其所設的上述內外之別，將女性權利在權力結構中內部化，同時也削弱結構的父權屬性。女性要做的，就是將訴求推入議程，促使“婦女的問題”被承認為公共問題。而她在實踐行動主義理念的青年身上看到了改變的可能。

中國的性騷擾到底有多嚴重？

然而，性學學者黃盈盈與潘綏銘的性騷擾調查報告提示人們，實際的性騷擾問題與社會結構和主流話語的嬗變糾葛在一起，可能遠為復雜。

《文化縱橫》雜志微信公號1月13日刊載了性學學者黃盈盈與潘綏銘的性騷擾調查報告，他們基于21世紀的三次全國總人口隨機抽樣調查得出了一些與大眾直覺相悖的結論：實際發生的性騷擾在減少，可是人們對于它的擔心卻在增加；利用職權的性騷擾其實很少；男人也在被性騷擾；相同性別之間的性騷擾也存在……

調查顯示，反對性騷擾的主張，并不是根據該現象的多少而提出的；而是出于對普遍正義的理念追求而抽象地提出的。一旦它成為一種社會的話語，就會形成這樣一種機制：在社會輿論的大聲疾呼之下，普通人對于自己被性騷擾的可能性越來越夸大；但是，這種夸大恰恰是日益提高的自我警惕，也就是對性騷擾形成了日漸有效的社會警告。結果，現實發生的性騷擾也就不得不趨向于減少。因此，社會科學絕不應該從話語的強弱出發，去推測社會事實如何。

黃盈盈與潘綏銘認為，最晚從20 世紀末期開始，反對性騷擾就已經成為一種話語，強勢地介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其結果是，21 世紀以來，現實中的性騷擾在日漸減少，可是人們對它的焦慮卻與日俱增。

然而問題是，雖然“反對性騷擾”已經成為主流話語，但只有那些更加被主流化的人，才更加有可能獲知、接受和認同這一話語，并借此判斷日常生活的遭遇算不算”性騷擾”。相反，那些相對低層的人們更少接觸和接受主流話語，因此哪怕就是遇到了一模一樣的情況，他們也很少按照主流話語的標準把它納入“性騷擾”的范疇。

從實踐行動的角度出發，反對性騷擾的正義性和迫切性毋庸置疑。但是我們仍然需要從理論上進一步思考：我們所反對的，究竟是誰加以定義的“性騷擾”？這方面的“啟蒙”是否有可能變質為“規訓”？

黃盈盈與潘綏銘的調查表明，中國人對于性騷擾的主體建構不僅不同于美國社會，也不同于主流話語。人們基本上不考慮所謂“客觀的判定標準”，而是依據自己的感受，依據自己對于對方動機的推定，給出自己的定義并推動著社會的變遷。

而中國目前的反對性騷擾話語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公權侵害、男尊女卑和“性即丑惡”三者重疊的滯后階段中。也就是說，中國主流的反性騷擾話語依然高度關注利用職權進行的性騷擾，關注男性對女性的騷擾，將所有不合宜的與性相關的言語行為都視為負面的性騷擾，而在現實中造成反性騷擾問題的盲點與誤區，遠遠沒有跟上時代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