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1835-1901）可謂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最大的人物。迄今為止，關于他的論著汗牛充棟，對他的評價也往往莫衷一是。有人將其譽為推動日本文明開化的知識分子領袖、自由民權思想的先驅。有人指出他思想中存在“國權壓倒民權”和民族主義的傾向。還有人批評他的“脫亞論”是蔑視中、韓，支持日本對外擴張的思想淵藪。

雖然現代人眼中的福澤形象或許是分裂和相互矛盾的，但福澤大概會自認為“吾道一以貫之”吧。1899年，時年64歲的福澤諭吉在自傳中表示，其一生的所作所為都是為實現年輕時立下的“誓愿”。追蹤福澤的“誓愿”，我們或許能找尋出一個相對統一的福澤諭吉形象，從而能夠進一步認識這位已經化身為“萬元紙幣”的歷史人物。

福澤的“誓愿”

福澤年輕時，希望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洋學者”。

所謂“洋學者”是指通過荷蘭語翻譯、研究西方文化之人，因而也被稱為“蘭學者”。在幕末“尊王攘夷”的風潮之中，排外思想盛行，發生過多起襲擊、砍殺外國人的事件。在當時的“攘夷派”看來，需要征討不僅有“外夷”，還包括熱衷“外夷”事物的“洋學者”。以深厚的朱子學素養和“天下第一的蘭學”聞名于世，曾教導過勝海舟、坂本龍馬和吉田松陰的佐久間象山（1811-1864）正因此喪命。據說，當時就算撐一把“洋傘”在街上走，半路也可能會被“攘夷浪人”殺掉。據《福澤諭吉自傳》（1899）記載，從1861年至1873年之間的十三年間，福澤在天黑后就不再外出。

豈料1868年發生“明治維新”，“天下第一號的攘夷政府”德川政權被推翻。雖然社會上還殘留有“攘夷”風氣，但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已決定打開門戶向西方學習。由此，介紹西方制度、器物、文化的著作暢銷于世。福澤自認為僅是戲作的《西洋事情》（1866-70），包括盜版在內共售出20至25萬部。其后出版的《勸學篇》（1872-76）銷量更是驚人。這部鼓吹“獨立、自由、平等”的啟蒙著作，包括盜版在內共售出300萬部。而當時日本總人口亦不超過3400萬。福澤一躍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洋學者”，他的第一個愿望實現了。

由此，福澤立下第二個“誓愿”，“將西方文明的新風吹入日本，從根本上扭轉全國人心，在遙遠的東方創建一個新的文明國家，造就東有日本，西有英國，彼此相對互不落后的局面”（《福澤諭吉自傳》）。

在《文明論概略》（1875）中福澤指出，“文明有兩個方面，即外在的事物與內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內在的文明難求。”所謂的“西方文明的新風”正是指“內在的、文明的精神”。為創建一個新文明國家，首先要從難求的“文明的精神”入手，以求“從根本上扭轉全國人心”。這是因為如果沒有“文明的精神”作為支撐，單純仿效西方的制度和器物往往會走形變樣、畫虎成狗。

如果說福澤的“誓愿”是在日本播種“文明的精神”，那么“文明的精神”具體是指什么呢？又如何才能獲得“文明的精神”呢？為解決這兩個問題，讓我們先從江戶時代的社會狀況和精神狀況談起。

“舊制度”與“舊精神”

福澤在江戶時代度過了自己的前半生（福澤享壽66，明治元年時33）。對他而言，江戶時代的制度是“舊制度”，江戶時代的思考模式和行為方式是“舊精神”。江戶社會是武士主導的身份制等級社會，與其相匹配，普通民眾形成的是以服從權力、權威為核心的價值觀和心理結構。

在江戶時代之前的戰國時代，不存在嚴格的身份區分，農民和武士可以相互轉化，最知名的例子是豐臣秀吉。豐臣出身農民，風云際會于亂世，累立戰功成為最高權力者，獲得“關白”之位。然而，在豐臣推行“兵農分離”之后，武士成為世襲身份，與百姓（農民）和町人（商人）區分開來。武士代代壟斷軍事職務和公共行政，脫離社會生產，具備韋伯所謂的“家產官僚”色彩。德川政府嚴格規定各級武士的衣著、交往、出行以及房舍的規模和大小。整個社會等級森嚴，不僅百姓和町人原則上無法提升身份成為武士（后來出現豪農富商“購買”武士身份的現象，實質上是將自己或自己的兒子過繼給武士，作為養子繼承武士身份），而且下級武士也很難升為上級武士。這種把各人緊緊束縛在身份上的制度，像牢籠一樣禁錮了個人的發展和社會進步。

福澤對這種制度深惡痛絕，在《福澤諭吉自傳》中，他批評自己出身地中津藩（現大分縣中津市）的等級制度如下：

“中津這個地方，在封建制度下，就好像把東西嚴嚴實實地裝在箱子里一樣，建立了一套牢固的秩序，盡管經過幾百年的時間也絲毫沒有變樣。‘家老’（執掌藩政的重臣）家所生的孩子永遠當家老，‘足輕’家所生的孩子永遠是足輕。世世代代，家老就是家老，足輕就是足輕，夾在其間者也同樣如是，經過若干年后也無半點變化。”

福澤的父親福澤百助（1792-1836）深受這種制度之害，雖然百助精通漢學（藏書多達1500冊），才能出眾，終因身份低微，只能長期管理貨棧，45歲病死在任上。福澤為父親的不得志抱憾終生，稱“門閥制度為父親的死敵”。在《文明論概略》中，福澤繼續抨擊這種制度稱，“就好像日本全國幾千萬人民，被分別關閉在幾千萬個籠子里，或被幾千萬道墻壁隔絕開一樣，簡直寸步難移。……這種界限，簡直象銅墻鐵壁，任何力量也無法摧毀?！?/p>

在這種“生而不平等，生而不自由”的等級制度之下，形成的往往是一種“權力偏重的氣風”，或者說“權威型人格”。人民不知“獨立”、“平等”、“自尊”為何物，亦不知“權利”、“責任”為何物，唯“權力”、“權威”馬首是瞻。福澤批評道，這些人在精神上喪失了獨立性，成為“他人精神產物的奴隸”，而“沒有獨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賴別人；依賴別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諛諂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諂媚人，逐漸成了習慣以后，他的臉皮就同鐵一樣厚?！保ā秳駥W篇》第三篇）心口不一、諂上傲下、趨炎附勢成為風氣，造成整個社會“無一人不受壓迫，無一人不壓迫他人”。

福澤認為，如果不打破身份等級制度，不破除唯權力、權威是從的價值觀和心理結構，“創建一個新的文明國家”是不可能實現的。明治維新之后，“舊制度”基本被廢除，但“舊精神”仍然根深蒂固。福澤主張，為了破除“舊精神”并建立起新的、文明的精神，需要“勸學”。

“勸學”

慶應義塾大學坐落于東京灣邊上的三田町，毗鄰東京鐵塔。東校門面朝三田路，為一幢壯麗的紅磚哥特式建筑的拱廊。拱廊以一道三層臺階通往校區內的三田山，頂部是象征慶應精神的“交叉鋼筆”浮雕，寓意“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筆耕勝于刀劍）。浮雕下刻有一行拉丁文：HOMO NEC VLLVS CVIQVAM PRAEPOSITVS NEC SVBDITVS CREATVR，譯為“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此乃《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慶應義塾大學由福澤諭吉創立，但“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這句話卻并非福澤原創。這句話源自《美國獨立宣言》，“人皆生而平等, 享有造物主賦予給他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痹凇段餮笫虑椤分校稍g過該段話。

如上所述，江戶社會是武士主導的身份制等級社會。江戶時代的農民和商人作為“生產者”和“被支配者”，承擔向武家政權繳納貢米或稅金的工作。他們無權參與政治活動，很少涉及對公共事務的管理，亦無需承擔政治責任，甚至不被要求像武士一樣“修養道德”。簡言之，他們不被認為是構成“國家”的成員。他們并非“國民”，而僅是寄居于“某一政府”之下的客人。正因是客人，一國的安危與他們無關。福澤屢屢感嘆日本“只有政府沒有國民”，其原因正在于此。

福澤設想的“國民”，其含義接近于法國大革命綱領《人權宣言》中的“公民”。福澤大力呼吁“天不生人上之人”，其目的是強調每個人生來都擁有平等的權利。個人應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權利，任何人都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人。個人享有國家保護下的自由，并承擔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為了肩負起“文明開化”的重擔，個人要修養“道德”，勤于治“學”。只有這樣，民眾才能由“客人”變為“主人”，一個政府才能由“他們”的政府變成“我們”的政府。

雖然人生來是平等的，但現實生活中卻存在種種的不平等。福澤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學與不學”。所以，為了充分實現自我的價值，個人要勤于治“學”。不過，所治之“學”不應是“虛學”，而應是“實學”。福澤所講的“虛學”是指構成江戶時代主體文化的儒家倫理道德學說，而“實學”則是指貼近日常生活的科學，特別是指歐洲的近代科學。福澤稱，“文明的精神”包括“有形的數理學”和“無形的獨立心”（《福澤諭吉自傳》）?！秳駥W篇》鼓勵人們學習“實學”，喚醒個人的獨立人格，剛好對應了這兩方面內容（后來，陳獨秀倡導“德先生”與“賽先生”也是基于類似的認識吧）。

綜上所論，福澤的“誓愿”的具體內容可概括如下，將歐洲近代的“科學精神”以及追求獨立人格的精神導入日本社會，改變民眾原有的心理構造，打破基于江戶時期身份序列之上的傳統倫理觀，培養“四民平等”和“獨立自尊”的新國民意識，為“創建一個新的文明國家”開辟道路。

“三十一谷人”

福澤對“精神上的獨立”的追求，也反映在他的金錢觀上。

現代人多批評福澤的“國家主義”傾向和國際關系認識，不過在明治時期，福澤最遭非議的地方之一是“愛財”。的確，福澤不遺余力地強調力自食其力的重要性，甚至說過“文明男子的目的在于錢”（《學者與町人》，1886年10月）。

德川政府最后的最高負責人、實現江戶和平開城的勝海舟（1823-1899）一直瞧不起福澤，認為他“軟弱”，“喜歡賺錢，什么時候都想著賺錢”（《新訂海舟座談》）。明治時代基督教思想家、無教會主義創始人的內村鑒三(1861-1930)則抨擊福澤是“財富福音的教主”?！敖疱X就是權力，這是福澤傳播福音。在福澤的鼓吹下，拜金主義變成毫不掩飾的拜金教?！保ā秲却彖b三全集?4》）

福澤對于這類的批評不以為然，刻一枚“三十一谷人”的印章來回應?！拔铱塘艘幻队小还热恕鍌€字的印章。不過，這跟任何山谷和地名都沒有關系。三十一合成一字的話，為世，將谷人的人作為偏旁左右排列的話，為俗。因此，這枚印章寓意為‘世俗’”（《福澤全集緒言》）。此外，福澤還有兩塊有趣的印章。一塊是“自由在不自由之中”，另一塊是“無我他彼此”?！白杂稍诓蛔杂芍小笔歉蓪s翰·穆勒自由思想的一個總結，也就是說，一個人享有的自由應以不損害他人的自由為界限。“我他彼此”源于佛典，“無我他彼此”大概是指文明化會促進個人品格的提升，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協作，消除摩擦、傾軋和斗爭，形成一個相互依存、不分你我他的命運共同體。

福澤為什么認為“錢財”重要呢？為什么認為“世俗”是可取的呢？《福澤諭吉自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有一次哥哥（福澤三之助，1826-1854）問我：‘長大以后你想成為怎樣的人？’我回答說：‘是呀！首先是成為日本最大的富翁，試試想怎么花錢就怎么花錢。’哥哥聽了馬上就沉下臉來申斥了我一頓。我反問道：‘哥哥你呢？’他很嚴肅地只回答了一句：‘終身謹守孝悌忠信！’我說了一聲‘是！’就沒再談下去?！?/p>

這段記述值得深入體會。上文中提到，福澤努力要將倫理道德（孝悌忠信！）的“虛學”扭轉為近代科學的“實學”（貼近日常生活的學問），并且破除傳統的、唯權力是從的價值觀和心理結構。為實現這一目的，福澤批評傳統社會中的道德偶像，如為主君復仇的赤穗義士以及為天皇戰死的楠木正成，認為他們的行為皆是出于“私意”。而為了實現“私人道德”獻出生命，于社會發展無益。他繼續指出，在日常的社會交往中提倡“私人道德”本無可厚非，不過將“私人道德”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共道理”來推行，則會大量產出心口不一、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勸學篇》第十一篇）。為了鼓勵民眾拒絕一種虛偽的生活方式，并從舊有的“金錢認識”和空疏的儒家教條中解放出來，福澤肯定“世俗”的精神。福澤主張人民應以“世俗”的精神為起點，勤于治“學”，提升個人道德并參與經濟生產，為社會創造精神和物質上的財富。

福澤年輕時常常蒙騙“本藩”（中津藩）以撈取錢財，中年之后則嚴于律己、廉潔公正。福澤分析這種變化時指出，德川時代的大名是一藩之主，是高貴的“人上之人”，藩主的財產被認為是“公共之物”（這里的“公共之物”，與其說是“共有之財產”，倒不如說是屬于“公家的財產”，即屬于整個武家政權的財產），包括自己在內的武士實際上是這種社會的“寄生蟲”，擁有的只有“奴隸心”。福澤形容欺騙藩政當局錢財時的心情為“行獵”，騙到的越多越好，還會暗自夸耀。

在“舊制度”垮臺之后，福澤反省稱，這是不知廉恥的卑劣行徑。他開始認識到“天不生人上之人”，欺騙、寄生的生活是可恥的，個人要獨立自主，尊重自己和他人，要自力更生。個人應重視錢財，不過不應被其所驅使，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福澤認為，經濟獨立是精神獨立的前提條件，只有不依賴他人能夠獨立自活之人，才可能追求精神獨立。

福澤身上的“矛盾”

福澤一生著作等身，涉及社會、政治、經濟、外交、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其思想復雜，觀點之間相互打架的例子有很多。

例如，福澤在《勸學篇》（1872-76）中曾主張，日本和西方各國要“本諸‘天理人道’相互交往，只要符合‘理’，對非洲黑奴也要畏服，只要符合‘道’，雖直面英美軍艦也勇往直前?！边@句模仿《孟子·公孫丑上》“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論述，不僅能讓人感受到福澤身上的理想主義的光輝，還能聯想到理性主義國際關系論吧。不過在《通俗國權論》（1878-79）中，福澤卻稱，“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幾冊友好條約不如一筐彈藥。大炮和彈藥并非用來主張已存的道理，而是將道理從無到有創造出來的器具”。這又讓我們看到了霍布斯和施米特等現實主義者反復提示的那個冷酷現實，“Auctoritas, non veritas, facit legem.”（制定法的并非真理，而是權威，《利維坦》第26章）。

又如，為了克服空理空論的“虛學”，福澤提倡“學以致用”，要求“學問”貼近日常生活。然而，為了避免學問與日常的過度結合，他又開始強調“學不以致用”，“做學問必須高遠其志向”，探求有益于世的“大義”（《勸學篇》第十篇）。為喚醒個人“獨立不羈”的主體性精神，《勸學篇》將人稱為“萬物之靈”。然而《福翁百話》（1896-1897）則主張人活著要有“蛆蟲的覺悟”，在浩瀚的宇宙中、在漫長的歷史長河里，意識到自己的“無知無力”和“卑微渺小”。

另以其政治權利觀為例，《勸學篇》中提倡的是一種接近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國家合法性的基礎是作為“國民”的每個個人“自發達成”的共識。從本質上講，國家是一種“自發的結社”，是為“國民”提供便利的工具。這與股東投資成立企業法人并無二異。然而，在《文明論概略》（1875）發表之后，福澤漸漸放棄這種激進的“國家企業法人說”，轉向更為穩健的洛克、霍布斯式的“統治契約論”。這種契約論不僅主張保護作為團體的“人民”，還主張保護作為統治主體的“主權者”。這種契約論雖然肯定人民的權利，但是也限定了人民對政治的參與。人民不得單方面罷黜“主權者”，也不得任意挑戰社會法律和秩序。

這種種的觀點不一要如何理解才好呢？“理性主義者”的福澤與“現實主義者”福澤要如何統一？“學以致用”的福澤與“學不以致用”的福澤要如何調和？“民權論”的福澤與“國權論”的福澤要如何折中？

福澤提倡的是一種“獨立不羈”的主體性精神，反對對任何事物的“惑溺”（沉迷而不能自拔）。他提倡通過不斷的比較來把握事物。《文明論概略》一開頭就提出，“輕重、長短、是非、善惡等詞，是由相對的思想產生的。沒有輕就沒有重，沒有善就不會有惡。因此，所謂輕就是說比重者輕，所謂善就是說比惡者善，如果不相互對比，就不能談論輕、重、善、惡的問題?！?/p>

福澤反對在分析和判斷事物的利害得失時走極端，呼吁睜開“兩只眼睛”看問題。用一只眼觀察長處，而用另一只眼觀察短處，通過比較來分析和衡量。在限定的時間和場合中，人們只能確定“相對較好的選擇”和“相對較壞的選擇”。如果時間和場合發生變化，人們需要重新進行分析和判斷，更新自己的認識。用《大學》的話來講，這是一種“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進取精神。這種通過不斷比較進行判斷的認識方法，在避開教條主義陷阱的同時，也不會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潭。只有基于這種強韌的主體性精神，一個文明社會的形成、鞏固和發展才能被保障。

雖然福澤思想內容存在不同內容和不同面向，其“誓愿”卻是一貫的，那就是在遙遠的東方創建一個可以匹敵英國的新文明國家。

結語

福澤的“誓愿”實現了嗎？福澤在1899年稱，“回顧一下社會，雖然還有許多令人難堪的事情，但是全國整個局勢一直是進步的，逐漸向上……不能不說第二個大愿已遂”。福澤于兩年后去世，他無法看到其后的歷史走向。

近代天皇制的成立后，“教育敕語”頒布，鼓吹日本優越性的“國體論”蔓延開來，并逐漸上升為體制思想?！白杂芍髁x”、“民本主義”在大正時期（1912-1926）享受短暫輝煌后，在1927年金融恐慌打擊下萎靡不振。社會主流思想逐步被右翼和軍部劫持，法西斯主義開始形成?！拔逡晃濉奔啊岸避娛抡兒?，軍部控制內閣，政黨政治宣告終結。其后，日本全面侵華，“國家總動員法”和“治安維持法”相繼頒布。在軍國主義的強壓下，自由主義精神幾乎被趕盡殺絕。以“振興亞洲”、“抗擊美英”、“超越近代”為口號，日本進而挑起了太平洋戰爭，最后迎來兩顆原子彈的教訓。由此來看，二戰前的日本走的絕非建設“東洋的英國”的道路。福澤倡導的“文明的精神”并未在日本扎根發芽，他高興得太早了。

福澤諭吉再次被重視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反省近代化道路、為戰后民主化找尋出路的丸山真男（1914-1996），激動地張開雙臂擁抱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