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藤朝太郎，日本昭和時期漢學第一人，被稱為“中國通”。他對中國風景名勝的熱愛之情，到了執著的程度，1912至1945年的三十余年間，除了新疆、內蒙古和西藏，他的足跡幾乎踏遍全中國。1928年他出版了一本介紹中國風景和庭園文化的書。近日，《中國的風景與庭園》由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本文為李復生的譯者序。

擺在讀者面前這本書，是1928年出版的一本介紹中國風景和庭園文化的書，作者是日本漢學家后藤朝太郎。讀者讀后說不定會獲得不少意外的新鮮感。

后藤朝太郎

后藤朝太郎（1881—1945），日本愛媛縣人，祖籍廣島，經第五高等學校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后藤是20世紀初期日本著名的語言學家、漢學家、文字學家、造園學家，“二戰”前以“中國通”著稱于世。后藤著述甚豐，主要以中國文字和文化科普為主，一生著作達114部。歷任東京帝國大學、東京高等造園學校講師，日本大學教授，文部省高級顧問，日本庭園協會、東京家庭學院理事，日本文明協會和東洋協會評議。后藤于日本戰敗前的1945年8月9日因交通事故去世，一說是被人暗殺，但因當時時局混亂，最終未能確認。

參考各類文獻，后藤確是20世紀初期日本學界著名的“中國通”，來往中國凡五十多次，在北京寓居多年；看作者的照片，身著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小帽，完全是當時最普通的中式打扮；而從此書中透露的信息可知，作為學者，后藤絕非尋常之輩，與他打交道的都是中國近代學界、文化界、政商界的第一流名人，如吳昌碩、哈少甫、辜鴻銘、王一亭、廉泉、林白水、袁勵準、金紹城、葉恭綽、楊嘯谷等，一個日本學者，能入此等民國時代各界一流名士法眼，首先可以確信他在中國文化方面的造詣非同小可。

曲院荷風 杭州二我軒照相館攝 1911年

斷橋殘雪 杭州二我軒照相館攝 1911年

眾所周知，日本作為中國近鄰，自古以來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但從倒幕前后開始，隨著西風東漸，日本改變方向，開始以西為師，尤其明治以降，中國文化在日本社會的影響逐漸式微。當時的日本在福澤諭吉“脫亞入歐”的思想影響下，留學西方者眾多，繼續學習中國文化者非但得不到人們的尊重，乃至說起所謂“中國通”來，竟都帶著嘲諷的語氣，社會上對一部分文人的所謂“中國趣味”也都帶著鄙夷不屑的負面眼光。積極介紹中國文化的后藤朝太郎更被貼滿了這些標簽。但他顯然毫不介意。在中國期間，他連穿戴都保持中國式樣。讀了這本書，你會從字里行間感受到，作者確實是從心里熱愛中國文化的；而作為學者，他顯然是將中國文化視作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向日本讀者積極介紹的，尤其在20世紀初日本逐漸走向軍國主義的險惡的時代環境下，作者對中國的態度更顯得難能可貴。

后藤此書雖篇幅不長，但內容頗具意趣，傾盡作者一腔熱誠，主要談中國的風景和園林，前九章主要涉及中國的自然風景，從第十章開始則談到中國園林文化的特點，尤其提到日本的諸多文化，特別是園林藝術在很多方面借鑒中國這一歷史事實。

在談到中國對古文化遺跡的保護時，重點落在未來中國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上。作者獻計獻策，在對未來中國園林事業的構想中，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其心之誠，讀來令人感慨。

黃浦江 甘博攝 1917-1919年

三峽峽谷兩邊的高峰 甘博攝 1917-1919年

作者在提到中國無窮無盡的旅游資源時，熱情洋溢地建言：“造物主已經賜予中國大地以最美最大的天然名園。比如沿長江或溯錢塘江而上，沿岸一帶的美麗風光，到處都是名園。只是沒有安裝娛樂設施而已，大自然就是最大的名園。比如可在長江上游看險峻的三峽，可在錢塘江上游看美麗的茶園，可在江南水鄉紹興看樸素的田園風光。這些地方色彩濃厚的鄉間景色比比皆是，旅游風光的寶貴資源充滿中華大地。”

在結尾部分他更是激動地說道：“筆者在此提出未來中國庭園之理想圖后，不禁想為未來的中國庭園狀況卜一卦：中華民族以燕山楚水的佳趣為巨大背景，未來的中國庭園公園究竟會發達到何種程度？作為一個巨大的謎，我想將此遺留給遙遠的未來，請后人作答。”

這顯然是作者充滿善意且胸有成竹的提問，而中國的后來者也基本做了令人欣喜的回答。在作者所處的那個時代，外國人莫論，連溫飽都無法保證的中國人是很難自由旅行的；而如今，且不說已知的名勝，甚至連遍訪中國名勝古跡的作者也沒看到的風景名勝都已被發現并開發出來。比如近幾十年中開發的九寨溝、張家界等，現在都已成為世界聞名的風景勝地，成為中國重要的旅游資源。前幾年譯者有幸游歷湖南著名旅游勝地張家界、鳳凰古鎮，還曾游歷過江南古鎮南潯、西塘、朱家角等地，親眼看到作者當年無緣看到的張家界的奇景和修繕備至的設施，雖處處懸崖峭壁，卻可供無數觀光者游樂觀賞；而開發后的江南古鎮出現了游者如云的光景，作者若九泉有知，一定會感到十分欣慰。

如今看來，作者有些預測已經如期實現；但有些問題也依然存在，不得不讓人佩服其百年前預測的前瞻性。其思想竟與我們如此接近，甚至超越了今人的境界，這是讀來既讓人驚訝，又讓人倍感親切的部分。

此書雖以隨筆形式寫就，卻又像是一篇教學講義，作者對自己喜愛之處，不惜多次重復，事無巨細，一一指出，尤其對中式園林的樣式和今后的保護措施，總結得十分到位，對中國風景旅游資源的預測又多了一些嚴肅的學術味道。此書成書于1928年，彼時的中國正處于各地軍閥割據、連年混戰、民不聊生的年月，名勝古跡受到各種破壞，這無疑讓作者倍感遺憾，有很多呼吁今日讀來也能讓人感受到作者作為一位日本學者的熱忱之心，令人肅然起敬。

西湖先賢祠九曲橋 常盤大定、關野貞攝 1918-1924年

作者在談到關于中國文物古跡的保護時，十分尖銳地指出：“中國人從來愛講大局觀，不僅庭園如此，雖然‘國破’但仍有‘山河在’，大凡世事一切皆可以此模式類推。當初新造之時都格外講究，但仔細保護下來的文物少之又少，以今日中國國情來看，對名勝古跡保護的闕如倒也情有可原。即便有對庭園進行保護和管理的意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聽說偶爾尚有學者提出對名園的保護建議，但也不過是泛泛之談。看著名園逐漸消失，為學界名譽著想，當務之急是盡快進行挽救；與其空談，倒不如抓緊時間盡快對東方建筑藝術的精華進行研究，并為此展開各種學術考察。田野調查目前還來得及，在足夠的調查勘察之下，積累重建的經驗是最重要的。耽擱一日，名園的形制毀壞就多一分，漸漸完全消失，最終連研究對象也失去，那才是最可惜的。”

眼看山河破碎，古跡湮沒于兵火戰亂，確實是那個時代任何一位愛國之士都痛惜的現實，這又不由得讓人想起梁思成夫婦為此項事業做出的大量野外調查工作。好在中國知識分子還不都是幻想空談者，為了祖國文化保護事業，他們付出了巨大的勞力和犧牲，十分令人敬仰和欣慰。梁思成夫婦作為專家和作者的同時代人，是否也注意到了后藤朝太郎先生的提醒呢！

即便如此，僅靠梁思成夫婦來完成這項事業顯然過重了。事實上，直至今日，此項事業依舊任重道遠，祖國大地上還有許多古建筑仍然面臨各種自然和人為的危機。

皇城紫禁城遠景（景山遠望）常盤大定、關野貞攝 1918-1924年

那個時代還遺留下許多有待解決的實際問題。作者對20世紀初的中國政治情況顯然是不滿又無奈的，他看到上海的一些公園不允許中國人進入的歧視性標示，很明確地指出其野蠻性，認為這注定會在未來取消。對于北京一般公園仍收門票的情況，在當時兩極分化的社會背景下，實際在起著排斥大多數人的作用，作者也表示了不認同。作者在文中說道：“作為公園，娛樂設施一切準備齊全，全等具有一定資格的客人入場。其實也就意味著，即便這城南公園，也同樣有不具入場資格，無奈之下不得不離它而去之人。”

舊中國存在那種不合理的狀況，自不奇怪，但在現如今，不得不說，這現象并沒有完全解決，“公園”不“公”的現實仍然存在。各地著名景區門票居高不下，部分民眾客觀上被排除在外，這類問題，仍有待今人去解決。

作者尤其欣賞中國的江南風情，十分睿智地預見了近年來盛行的江南古鎮游。今天中國旅游文化的一切細節，基本都在作者的預測之中，甚至包括一些不可避免的負面問題，如過度商業化、密集化，以及重修過程中的過度雕琢，等等。我想，本書的出版對我國園林文化的發展，應該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作者雖是大學教授，卻不是只會教書的老學究，終生身體力行，親身考察中國各地，進行田野調查，范圍從北到南，從東到西，足跡遍及各地，竟讓人有現代徐霞客之感。那是中國最混亂的年代，軍閥混戰，土匪作亂，考察途中甚至可以聽到槍炮之聲，然而就是在這種狀態之下，作者仍走遍了中國各地，做了大量珍貴記錄。

畢竟是百年前的著作，文白相間，書中帶著不少那個時代的痕跡，但文字優美，既有記敘，也有真情流露。作為一個日本人，作者卻擁有濃厚的中國文化情結，對中國古代詩文旁征博引，信手拈來，竟讓人產生正在品讀一位傳統中國文人作品的錯覺。

蘭亭流觴亭 常盤大定、關野貞攝 1918-1924年

作者對中國風景名勝的熱愛之情，到了執著的程度，除了新疆、內蒙古和西藏，他的足跡幾乎踏遍全中國。無論對東北、華北大平原的描述，還是對巴山蜀水的感嘆，抑或對瀟湘八景和江南風情的傾心，再或者對北京皇家御花園北海、頤和園的贊嘆，對西湖周邊風光發自內心的喜愛，乃至對中國庭園的一些細節的關注，隨處都可見作者的真情流露。細細讀來，你會感覺一位百年前的老學者，正一步一步向我們走來：他時而如循循善誘的師長，敘述自己對中國風景充滿愛的見解；時而如散文家，筆觸似行云流水，娓娓道來，對我們的祖國大地做著充滿詩情畫意的描繪，信手拈來的一些中國古詩詞，更添了許多親切感。

譯者小心翼翼，在保留一定的時代韻味的同時，盡量掃除不必要的違和感，盡力體現譯文的流暢性。

畢竟是位百年前的老先生，譯者在翻譯此書前，對作者經歷也不甚了解。翻譯中為了解作者情況，查閱了一些相關文獻，才知道作者作為大學者的真實面目；為讓讀者多了解一些背景情況，讓作者更具立體感，不惜在此多添一筆。

由于后藤在中國寓居時間較長，行走全國，積累了大量第一手的民俗資料，大部分著作也都集中于對中國民俗文化的介紹，給一般讀者的印象不過是一位中國社會民俗科普作家。而實際上，后藤朝太郎從學術上說，首先是位語言學家，他對漢語文字和音韻學的研究在當時日本屬于第一流水平，尤其以《漢字音的系統》一書評價最高。寫該書時，作者27歲，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不久，此書出版后一度震驚日本學界。其實此書出版之前即已受到學界重視，由日本教育界權威伊澤修二和著名語言學家上田萬年兩位大學者親自為其作序，評價甚高。伊澤修二在序中說道：“古來漢語音韻著作可謂汗牛充棟，盡管如此，后藤君仍勇于挑戰，對漢字進行解剖，將其表音部分的最基本音素提取出來進行分析，以期對漢字語音系統做更為科學的研究。這是前人未竟的事業，連西方學者也沒做過。筆者多年來苦心孤詣進行研究未獲成功，不禁對后藤此書的出版感慨至深。”

而另一位語言學者上田萬年對他的評價也同樣很高，說后藤的研究讓日本漢學界以及歐洲學者瞠目結舌，他的構想本身就很驚人。他在序中說：“后藤君的研究成果，一定會推動我國（日本）漢學研究出現新的高潮，并使我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學部的研究得到進一步的鞏固。”當時日本和歐洲的漢學界對漢語語音的研究還都處于收集資料的階段，雖然也有部分論文出現，但從方法論而言，受到德國語言學家馬克斯·繆勒影響的后藤，開始使用音素等科學手法對漢語語音進行系統研究，在當時來說具有開創性意義。同時代的漢學家崗井慎吾的《日本漢字學史》中也提及后藤朝太郎：“關于漢字音系統的著名學術著作有后藤朝太郎的《漢字音的系統》，出版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作者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此書擺脫舊的方法論窠臼，開辟了嶄新的漢字語音學研究途徑。”對后藤的研究給予了歷史性的評價。

月亮門和竹子 甘博攝 1917-1919年

但之后的后藤顯然并不滿足于此，他繼續深入對文字學，尤其語音學的研究，乃至對甲骨文的研究解讀，以及神話傳說、人類學、繪畫美術、語言學、歷史學、心理學和文學等諸多學科，而如此一來，他自己關于中國整體知識的認知不足便成為切實的短項。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后，后藤很快便付諸行動，前往中國開始了長年的田野調查。他首先去的是古漢語語音遺留較多的山西、陜西、河南和山東等地。而此考察一旦開始便不可收，長達數十年。在中國的考察生活既增長了他的知識，也開闊了他的視野，并促進了他對中國文化跨學科的考察，以至于后來寫了許多介紹中國文化的著作。我們眼前這部書，也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如果不是1945年作者因交通事故去世——當時只有64歲的作者，正是處于出成果的年紀——不知會有多少更有價值的中國研究著作問世，實在遺憾之至。而且通過對中國的實地考察，后藤發現，日本及歐洲的漢學界長期以來囿于對中國古文獻的考察，而對中國現狀漠不關心，這種漢學既與現實脫節，也缺乏作為一門學科的科學性，從而提出了創建“民國學”的主張，把貫穿古今的中國社會整體作為研究對象；而幾乎同時期，日本漢學界京都學派的權威內藤湖南［1］基于同樣的理由提出了突破舊漢學的框架，開創“支那學”的提議。但后藤深知“支那”稱呼對中國人的感情極具傷害，后來索性提出了“中國學”的建議，這顯然比內藤湖南更進了一步。只是因為當時日本漢學界京都學派的影響力遠高于后藤，致使后藤的聲音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

由于篇幅限制，譯者只能淺顯地對作者做一點概括性的介紹，而本書只是作者對中國風景和園林文化的部分見解。但愿此書的出版能促進國內對類似作者這樣的日本“二戰”前學者的了解，并對中國園林藝術事業起到一點參考作用，且讓年輕讀者知道一點日本人眼中的百年前中國風光。畢竟是百年前的著作，翻譯或有疏漏之處，還請業內同仁多多指教。

2020年8月31日于日本千葉縣柏市

《中國的風景與庭園》[日]后藤朝太郎 著  李復生 譯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