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撫順和太原的戰犯管理所關押了千余名原侵華日本戰犯并對其進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確認識到自身的加害責任。1956年6-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太原開庭，依法對這批戰爭犯罪分子進行了公開審判，對45名罪行特別嚴重的戰犯分別判處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其他千余名戰犯從寬處理，免予起訴并釋放。1964年4月最后一批服刑的戰犯刑滿釋放回國。

1957年9月，釋放回國后的戰犯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在之后幾十年的戰后日本社會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戰爭責任，作為戰爭親歷者站在“戰爭加害者”立場反思侵華戰爭，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動。雖遭受來自右翼勢力的反對、攻擊甚至迫害，但堅持活動直至2002年，因成員年事高，“中歸聯”宣布解散。其中一個支部拒絕解散，誓言堅持到最后一人。部分原“中歸聯”成員在組織解散后也一直以個人身份從事證言活動，向世界講述日本侵華戰爭真相以及中國的和平政策。如今，健在的“中歸聯”成員已屈指可數。

 “中歸聯”原常任委員長繪鳩毅（1913-2015），參加侵華戰爭4年，后在蘇聯西伯利亞抑留5年，1950年被蘇聯政府移交給新中國政府，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6年，1956年被中國政府寬大處理，免予起訴釋放回國。1988年任“中歸聯”常任委員長，2002年“中歸聯”因成員高齡解散后，仍然堅持戰爭證言活動直至生命結束。

縱觀繪鳩毅百余年的人生，前半生被戰爭所左右，從一個立志從事哲學研究的普通知識分子，歷經任職文部省、高中教師、侵華戰爭、蘇聯西伯利亞抑留、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從25歲到43歲的十八年間輾轉三個國家，與世浮沉。后半生在贖罪中度過，致力于中日兩國的和平與友好。其戰爭認識也隨著立場與境遇的改變而逐漸發生變化，經歷了逃避、反省與懺悔的過程。

“皇軍”士兵的四年：由知識分子到侵略者的蛻變

繪鳩毅，原名石渡毅，1913年（大正2年）3月出生在日本鳥取縣一個教師家庭，至1938年（昭和13年）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系統完成了戰前日本社會的初、中、高等教育。

繪鳩毅認為幼小時期的學校教育對其人生觀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1890年明治天皇頒布了《教育敕語》，其最高理念是“忠君愛國”，即“我大日本帝國乃天照大神子孫——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世界無比之國體，能為元首天皇陛下獻身是國民之神圣義務，亦為最高榮譽”。《教育敕語》確立了日本近代教育的根本方針。大正初年（1912年），政府要求各學校供奉《教育敕語》和天皇、皇后的“御影”。

繪鳩毅小學時每逢節日都要唱歌贊美天皇，然后向“御影”行禮致敬，學校還舉辦《教育敕語》的奉讀式，同時伴隨著激昂的軍歌。1925年，日本現役軍官被派到各級學校，強化學校中的軍事教育。據繪鳩毅回憶，他進入初中時，學校將軍事訓練作為必修課，旨在一旦發生戰爭，學生可以立即服務于戰爭。學生們都以此為榮。從1925-1938年，繪鳩毅在初中、高中和大學階段，每周兩學時，接受了總計八百余學時的學校軍事教育。

無處不在的皇國教育，日復一日地熏陶，少年時期的繪鳩毅就成了“天皇教的俘虜”，腦中被刻下了“天皇臣民”的烙印，“對天皇和國家產生了深深的敬畏感”。“平時我們滿不在乎地對其他民族使用蔑稱，諸如‘清國佬’‘俄國佬’‘外國佬’之類。這也許就是長大后在戰場殺害無辜的他國人民時只當做殺掉貓狗般的事情的一個原因吧”。

這種極力灌輸“皇國思想”，并且染上軍國主義色彩的日本近代教育，使得“神國”、“皇國”觀念和日本民族優越論深植于國民的思想深處，是導致日本民眾輕信與盲從侵略戰爭的重要原因。

1931年繪鳩毅進入舊制水戶高中文科學習。在校期間他閱讀了托爾斯泰、羅曼·羅蘭、日本白樺派的文學作品以及同時期日本哲學家的著作，由此接觸到西方的啟蒙思想，開始思考“自我是什么”，思想漸漸由“忠君愛國”轉向尊重人權和個人價值的人文主義思想。水戶高中曾爆發過左翼學生運動，校方借助政府之力鎮壓了學生運動。繪鳩毅的班級里僅有他和岡村寧次（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兒子兩人沒有參加抗議活動。繪鳩毅回憶說，當時是不想讓父親和家里人擔心，可實際上是想逃避法西斯主義。繪鳩毅反思了高中時的思想轉變，認為“那是一種對政治的無力感，缺乏實踐能力的一種‘浪漫空想主義’”。繪鳩毅覺醒中的個人精神終究還是被從幼小開始深受的國粹主義、軍國主義性質的教育所壓制。

1934年繪鳩毅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倫理學專業，專攻“康德倫理學”，他將康德哲學中的“人格”、“道德”等尊重人權的理念視為人生指南，自稱“康德學子”。

1938年繪鳩毅大學畢業后，進入日本文部省教育局思想科工作，該部門是戰爭期間監控教育界思想的大本營。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思想不斷膨脹，大力推行對外擴張，對內思想管制愈發嚴苛，“不僅是共產主義者和左翼分子，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也受到政府審查…..但凡與國體思想不一致的異端均強制地予以排除”。（[日]若槻泰雄：《日本的戰爭責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233）繪鳩毅的工作是調查各大學思想傾向，并受命檢查東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河合榮治郎的著作中是否有背離“皇國思想”的內容。繪鳩毅非常敬重河合榮治郎教授，認為這種暗地“思想告發”違背了“我這個康德學子的良心”，他提出換到其他部門遭拒，終究難以忍受政府部門的氛圍，一年后主動辭職，回到家中鉆研哲學，以示“微弱的抵抗”。

1939年，繪鳩毅到高中任教。學校里師生和睦相處，學術氛圍濃厚。繪鳩毅熱愛教師工作，沉浸在恬靜的校園生活中。期間，日本不斷擴大戰爭，在國際上愈加孤立，而國內法西斯主義甚囂塵上，繪鳩毅感到自己的祖國處在危急存亡之際，為此而擔憂。但是，包括他在內的日本很多知識分子對時局只有冷漠和袖手旁觀，以探索“真理”的名義逃避到書齋中，遠離現實政治，沒有去阻止戰爭的進一步發展。

1939年，高中任教時期的繪鳩毅

戰后，繪鳩毅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學習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后，他對戰時自己缺乏社會責任感，對政治現實漠不關心有著深刻的認識和反省：

我感覺這個（教條主義）批判也是對我的觀念立場的批判。促使我反省，我個人的觀念是脫離了日本的現實，是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壓迫中為明哲保身而筑起的一個“空中樓閣”。

“人與政治是不可分離的，現代國家中并不存在世外桃源”。（[德]雅思貝爾斯：《德國的戰爭罪責》，轉自金壽鐵：“罪責反省：克服過去的新生之路”，中國社會科學，2015(09)：33）在瘋狂擴張、推行“總體戰”的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繪鳩毅這一普通知識分子也是難以獨善其身。隨著侵略戰爭的擴大化，日本急需擴充兵力。1941年6月，28歲的繪鳩毅接到作為補充兵入伍的召集令。他心情復雜，做好了戰死的心理準備，“我的人生就此結束了。曾經擁有過那么美好的生活，我死而無憾。未來不可知，唯有順應天命”。

當時日本政府把侵華戰爭美化成“膺懲暴支”的“圣戰”，報紙和廣播為排外熱和軍國熱推波助瀾，支持戰爭的熱潮在民眾中此起彼伏。（[日]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戰爭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125）學校為繪鳩毅舉行了壯行儀式。“雖然接受了大學的教育，但我內心深處對當時日本執政者倡導的‘圣戰’和‘八紘一宇’等口號還是深信不疑的”。他在壯行式上宣誓：“為了祖國，為了大和民族的幸福，我將拿起槍來。”可見，繪鳩毅與當時的日本大多數民眾都是站在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上，出于對天皇的盲目崇拜，在軍國主義思想的蠱惑下，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產生了“神圣”與“正義”的幻覺。

入伍后，繪鳩毅接受了嚴酷的新兵訓練。他在回憶錄中痛斥道：“這種訓練抹去了人原有的尊嚴、感情和理性，使人的頭腦一片空白，蛻變成上級一聲令下即刻機械地執行命令的殺人機器。”不僅如此，新兵還要受到老兵的欺辱。

拿我來說，曾因被認為“態度傲慢”，被一個兩年兵用橡膠鞋底打過、還被用皮腰帶抽過臉。那種難耐的痛苦和憎恨，我這輩子都忘不了。

這種私刑在日本軍隊中是“老兵的特權”，不受約束。新兵只有默默忍受。“上級的命令就是朕的命令”，在奉行這種信條的軍隊里，唯一的反抗方法就是“逃跑”或者“自殺”。

繪鳩毅在封建專制的軍隊中感到壓抑、苦悶，卻無力反抗。中隊長推薦他申報軍官候選生，他冒著被羞辱為“國賊”的危險，以身體不佳為由拒絕了。因為士兵有回國的希望，做了軍官就是職業軍人，“戰爭結束前是不可能脫離軍隊這個牢獄的。或者說，任陸軍少尉時作為機關槍小隊長，就會死在戰場”。

1942年3月繪鳩毅出征前

1942年4月，繪鳩毅編入日本侵華第43軍第59師團第54旅團獨立步兵第111大隊機關槍中隊。第59師團的軍事目的是確保山東省作為日軍的軍備基地，掠奪當地的礦產、農作物等物資，甚至強制性掠奪勞動力，并參與在華北地區開展的消滅八路軍力量的“燼滅作戰”，由于手段兇殘，被中國譴責為“三光”。

手持殺人武器進入中國領土，彼時的繪鳩毅卻并未意識到自己是侵略者，他寫道“我部進駐山東新泰地區后，衣食住方面皆與日本國內的兵營相同，我們心安理得地享用著”。

由于文化程度高，繪鳩毅被安排到大隊部工作，主要負責附近村莊的宣傳和治安。他可以到軍營以外的縣城和村子活動，還有機會去濟南出差。他對陌生的土地感到了“旅行者”般的新奇。他記錄下中國獨特的自然風光、風俗習慣。他樂此不疲，自詡為“大陸風土記”，并寫到每天都要寄出的家書中。他也目睹了舊中國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新泰地區）大多數孩子都沒有上過學，而是以撿拾馬糞或給小攤販打工為生；青黃不接時，食不果腹的老婦們會將樹葉磨成粉末充饑；我們征用的中國苦力則會跑到炊事班的爐臺前，爭先恐后地搶食我們的殘羹剩飯”。對此，繪鳩毅無動于衷。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他既不關心中國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中的原因，更沒對日本政府鼓吹的‘圣戰’產生過懷疑。”

繪鳩毅戰時給家里寄回的軍用明信片

繪鳩毅一直在大隊部工作，很少直接參戰。但為數不多的幾次作戰經歷足以使他蛻變成殘暴的日本士兵、忠實執行命令的戰爭機器。繪鳩毅在中國關押期間的筆供顯示，他在侵華戰爭期間曾參與虐待和殘殺俘虜、搶劫平民財物、強奸婦女等多種戰爭罪行。其中較為嚴重的是1945年他參與的第59師團第111大隊在山東省索格莊殘忍殺害4名中國農民的非人道罪行。

日軍為使新兵盡快適應戰場，經常使用俘虜活體刺殺訓練新兵，稱之為“試膽訓練”，認為這是對新兵“最為快捷高效”的訓練方式。（中央檔案館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第1輯（1）中華書局，2015：281-282）當時繪鳩毅擔任機關槍中隊的新兵教育助理，接到加強新兵的“刺殺訓練”的命令后，他將分配給其中隊的四名“俘虜”（實為未來得及逃跑而被抓獲的農民）帶到現場。

他們（俘虜）異口同聲地哀求我說“我是老百姓，救救我吧”。其中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他緊緊地抓著我不放，哀求道：“家里只有俺娘一個人，她在等我回去，求你放我回家吧”。

少年的哀求讓繪鳩毅想起孤身一人、盼望他回家的母親。他感到了良心的極度不安，內心產生了動搖，殘存的人性在戰場上做著最后的抗爭。然而“上級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抗拒執行命令意味著自己被處決。為了自保，天皇的命令戰勝了人的道德倫理，自稱康德學子的繪鳩毅背叛了內心的理念，下達刺殺命令前，繪鳩毅以“戰爭是非人道的”“這是戰爭，沒辦法”為自己尋找合理的借口，自我辯護，逃避責任。

1945年7月第59師團北上執行對蘇防御，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繪鳩毅隨部隊在朝鮮咸鏡南道被蘇軍俘獲解除武裝。此時的繪鳩毅認為“戰爭終于結束了，這是一場令人厭惡的噩夢。從今以后，無論是我們還是祖國都將會開啟一個新的時代吧……我內心充滿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輕松”。他急于擺脫戰爭的陰影，卻沒有反思戰爭以及他在中國犯下的罪行。

繪鳩毅所在侵華日軍第59師團（衣師團）相關地圖

繪鳩毅在日本政府大力推行對外擴張的背景下，應召入伍，被動參戰，從一個具有人文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變為殘暴的侵略士兵。他因無法接續哲學研究而痛苦，他厭惡反人性的日本軍隊，對戰爭持消極態度。但這只是基于自身的受害體驗產生出的厭戰情緒，本能地從利己主義立場出發想逃避戰爭，并不是否定戰爭本身，更談不上反戰。正如繪鳩毅回憶的那樣“我們中絕大部分的軍人，不僅認為盧溝橋事變是為祖國存亡而進行的戰爭，更將其理解為是為了東洋的和平而進行的‘正義之戰’。為此，我們拿起了武器，為‘榮譽’而戰，同時更是履行效忠天皇的‘國民的義務’”。

明治時期后，天皇制成為國家權力和倫理道德的頂點。日本民眾將“國民的義務”與“效忠天皇”混為一談，國家的政治道德取代了個人的道德判斷。士兵以“天皇的士兵”、“大和民族的一員”的名義作惡，并將責任推諉給抽象的國家、軍隊。

鮑曼在分析二戰時期眾多普通德國人參與屠殺猶太人的惡行時，悲憤地寫道：“最令人心痛的是大多數人墮入要求殘酷或者至少是道德麻木的角色中時的心安理得——只要該角色已經切實地被上級權威加固與合法化了。”（[英]齊格蒙·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譯林出版社，2011：220）戰時的日本又何嘗不是如此。直至日本戰敗投降，繪鳩毅為代表的日本侵華士兵仍始終未能感知戰爭的非正義性進而同情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毫無戰爭加害者的意識。

西伯利亞的五年：民主運動的反抗者

1945年8月，繪鳩毅在其所屬第59師團被蘇軍解除武裝后，隨其他被蘇俘虜日軍抑留在尚未開發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進行勞動改造。日本戰俘主要從事采礦、伐木、修路建筑等野外作業。

戰后初期，蘇聯國內糧食和生活物資短缺，戰俘營住房不足，戰俘缺少必需的衣物、食品和藥品。日本戰俘經常處于饑餓狀態，營養不良，加之生產事故頻發，導致死亡率和患病率偏高。之后隨著戰俘管理工作逐漸步入正軌，蘇聯經濟狀況好轉，戰俘營的生活條件得以改善。但總體上日本戰俘的待遇水平偏低，一些基本人權無法保證。

“極寒、慢性饑餓、重體力勞動，人際關系失信”是繪鳩毅等大多數日本戰俘對西伯利亞勞動改造的共同記憶。繪鳩毅在西伯利亞的五年間，先后被移送到卡緬雷博洛夫、伏羅希洛夫、哈巴羅夫斯克（又稱“伯力”）等五個收容所，對他而言“是一段人間地獄般的體驗”。

日本戰俘不僅要在惡劣的條件下從事重體力勞動，還要參加蘇聯政府開展的旨在思想改造的“民主運動”。西伯利亞民主運動的重心是：通過學習共產主義思想，使戰俘認清自己的侵略罪行，并通過積極勞動彌補蘇聯在戰爭中遭受的損失；培養戰俘對蘇聯的好感，同時宣傳蘇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戰俘中培養堅定的反法西斯分子，使他們歸國后積極改造本國政治。可見，蘇聯的思想教育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輸入的目的。為了刺激戰俘積極參與配合民主運動，表現積極的戰俘往往在居住、飲食、勞動環境、報酬、遣返等方面受到優待。這種利益誘導的方式使得很多長期處于饑寒交迫的日軍戰俘偽裝成“積極分子”，或者充當告密者，以換取生存環境的改善或爭取早日回國，戰俘營內利己主義橫行，人際關系崩壞。

對戰犯的清查工作也是民主運動的內容之一。1948年繪鳩毅在伏羅希洛夫戰俘營期間，蘇聯戰俘管理局發起針對日本戰俘的“揭發在中國犯下戰爭罪行的戰犯”活動，以遣返回國為條件，鼓勵戰俘間相互揭發、告發戰爭罪行。

很快繪鳩毅被告發，接受審查。戰俘營的政治委員讓他交代1945年在山東訓練新兵時，下令刺殺中國平民的罪行。“我將殺害四名中國俘虜的整個過程以及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等毫無保留地陳述了。想著大隊長應該負全責，而我沒有任何責任，所以真是一點保留都沒有”。可見繪鳩毅雖然交代了犯罪事實，思想卻止步于“執行上級命令”。在他看來，他只是履行軍人職責，不認為自己有罪，對于殺戮平民采取冷眼旁觀的態度。他早已淡忘了當年目睹死于新兵刺刀下的中國農民的慘狀后內心的煎熬。

無論是親手殺人的士兵，還是直接下達命令的我，那一夜都無法入眠。我的眼前依舊能浮現出最后那令人恐懼的悲慘場景。后來在西伯利亞的困苦艱難中，我徹底地把那段記憶從腦海中抹掉了，就連做夢也一次沒有夢到過。

繪鳩毅之所以忘記那個曾經無法擺脫的夢魘，主要原因是在遠離中國的遙遠土地上，他的加害對象——中國的戰爭被害者從視野中消失了，從而使他從加害體驗中解放出來。加之在西伯利亞嚴酷的環境中，時常面臨生存危機，他也無暇回顧那場毫無留戀的戰爭。

不久繪鳩毅又被傳喚，政治委員讓他交待另外一個戰俘的罪行。那個戰俘是他在戰俘營結識的好友，該戰俘戰爭期間做過警察。由于警察、憲兵比普通士兵的罪行更嚴重，會受到嚴懲，所以這類戰俘都會隱瞞以前的身份。繪鳩毅認為好友是出于信任，才將身份告訴他，他不能出賣朋友，便謊說不知情。接著，對方下令讓他調查該戰俘的真實身份。他深知“違抗命令的后果是十分嚴重的，或許就此不能回國了”。短暫的猶豫后，繪鳩毅表示不接受命令。對方進一步提出，如果服從命令，可以遣返他回國。繪鳩毅仍然拒絕。政治委員被激怒，當即說道：“你再別想回日本了！”

繪鳩毅認為蘇聯的做法是“卑鄙”的，告密者是“出賣同胞的道德敗壞者”。他從不參加民主活動，成了戰俘營僅有的幾個“落后分子”之一。在批斗大會上，面對其他戰俘對他“反動言論”的揭發，他表現得大義凜然，拒不認錯，最終被送到100公里之外專門收容“反動分子”的“懲戒營”。

繪鳩毅受到致命的打擊，支撐他活下去的回國夢破滅了，他陷入了孤獨和絕望。康德的思想在他心中復活，他反復回味著康德的名言“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尋求自我認同。“我聽從了人之為人的良心的聲音”。為了逃避嚴酷的現實，他把思緒寄托于對家鄉、親人的思念，經常在夢中回到日本。

在這里所有人都微笑著親切地迎接我。大家同樣慰勞我的辛苦。愛的紐帶完全沒有改變，也沒有出賣耶穌的猶大。我被這些人包圍，得到了無盡的安樂，盡情地沉醉于“神之國”的榮光之中。

強制的思想改造是西伯利亞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特點，不順應就要受到懲罰。懲罰激發了繪鳩毅的自負心和反抗意識，他沒有反思日本戰俘在西伯利亞陷入悲慘境遇的原因是什么，而自認為犧牲自我、包庇同胞是堅守了內心的“道德準則”，是“人格”的體現。誠然，比起那些為了私利而搖身變為“積極分子”、“告密者”的戰俘，繪鳩毅確實更具道德自律。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民族優越感的作祟下，他將其他民族排除在道德領域之外，只在日本人之間講道德，對他國人民無人性，對自身的戰爭罪行道德麻木。這也是日本大量的西伯利亞日本戰俘回憶錄的共性——向社會披露他們在蘇聯戰俘營的悲慘境遇，充斥著戰俘的被害，而缺失戰爭加害者意識，沒有絲毫反省戰爭的態度。

對此，“中歸聯”曾強調，如果他們不被移交中國而是從西伯利亞直接遣返回國的話，也寫不出《三光》等揭露侵華戰爭罪行的回憶錄的。（[日]富永正三「田辺敏雄氏、藤岡信勝教授の挑戦に応える」，季刊『中帰連』，Vol.1，1997）

這表明對于大部分戰俘而言，蘇聯的思想教育，雖在遣返前確實規范了其行為、利于戰俘營的穩定運行，但在脫離戰俘營的思想環境后，且沒有強制要求或利益誘惑后，所灌輸的“共產主義精神”未產生較大或較深遠的影響。（[日]長勢了治，《シベリア抑留全史》，原書房，2013：352.轉自劉語佳，“二戰后在蘇日本戰俘遣返與補償問題研究”，吉林大學，2022：11）

季刊《中歸聯》封面 第28期

撫順戰犯管理所六年：正視加害責任的懺悔者

1950年7月18日，蘇聯政府將繪鳩毅等九百余名戰犯移交給中國政府，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入所初期，戰犯們情緒很不穩定。在蘇期間目送過一批批的戰俘回國，唯獨他們被移交給中國，他們認為受到了蘇聯方面不公平的對待。其次，“戰犯”兩個字深深刺痛了他們的神經。在他們的意識中“戰犯”是下達戰爭命令的人，而自己不過是執行命令的無名兵卒，怎么會是戰犯？繪鳩毅也認為是由于告發者的杜撰，或蘇聯憑空捏造出很多“戰犯”，并送往中國。

入所初期，大部分戰犯打監鬧監，氣勢囂張，不服從中方的管理。“他們把自己的暴力性情，對他人的不信任、權威主義等都投射給中方，又反過來侵擾著他們自己。被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包圍著，深信面臨著中國共產黨的報復。”（[日]野田正彰：《戦爭と罪責》，巖波書店，1998：99）盡管如此，新中國政府克服困難，對戰犯實施基于國際慣例的人道主義待遇，戰犯們終于擺脫了此前的慢性饑餓和重體力勞動的折磨。繪鳩毅“想起在西伯利亞的生活，這里簡直是‘天堂’一般。我們從饑餓的痛苦之中被解放出來了”，體會到了作為“人”的尊嚴。

繪鳩毅曾患有高血壓，管理所將其安排到專門收治高血壓戰犯的監房，“在飲食方面給提供特別的小灶，運動時間也增加了”；來中國第一個新年，工作人員送來了日本的年糕，繪鳩毅激動不已：“令人懷念的父母兄弟的味道、故鄉的味道……我們從心底感謝中國人，是他們的溫暖讓我們記起了這些味道。”

他們（工作人員）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們。對待我們這些他們真正的“敵人”，他們始終堅持了施之以尊重“人格”的“人道主義待遇”。在他們“偉大的人格”面前我低下了頭。我反省自己以前蔑視中國人的態度。

中國政府是始終將戰犯當作“人”來對待的。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作風。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始終將中國人的自律和以人為本的思想融入到工作的每一個不經意的細節當中。而對于一向蔑視中國人民、曾在中國犯下過非人性罪行，如今被關押在異國他鄉監獄里的戰犯來說，兩者之間的反差必然極為強烈。

管理所時期的繪鳩毅

由于受到抗美援朝戰爭等國內外事件的影響，最初的兩年多時間，戰犯的偵訊工作未能如期開展。戰犯們沒有重體力勞動，時間充裕，每天一起游戲、聊天。在交流中，西伯利亞期間形成的疏離的人際關系得到了修復。“我們彼此關系融洽，有了人情的冷暖……我們感覺自己好像是恢復了人類與生俱來的情感了”。戰犯的精神狀態與身體狀態逐漸穩定下來，一些人開始產生學習的愿望，迫切地想了解監獄外的“新的世界和歷史的發展，還希望了解什么是正確的知識”。

1953年，撫順戰犯管理所因勢利導展開了監房為單位的集體學習，各個監房自行決定每天的作息時間，主要學習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毛主席著作以及國際法。通過理論學習和結合個人體驗的討論，戰犯們對戰爭的認識開始變化，逐漸認識到了戰爭的侵略性、崇拜天皇的思想對自己的毒害。

1954年3月，最高檢察院派“東北工作團”進駐撫順戰犯管理所，開啟對戰犯的偵訊工作。東北工作團通過調查掌握了大量的戰爭犯罪證據。同時在管理所內部對戰犯開展了“認罪教育”，要求戰犯交代個人罪行。戰犯們對此心緒不安，擔心坦白罪行后會面臨懲罰。但戰犯經過反復討論，最終達成了基本一致的想法：

戰爭中我們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人道上也是不可原諒的。盡管如此，中國人民一直以來對我們實行如此寬大的、人道主義的待遇。作為回報，我們應該把我們犯下的罪惡都寫下來交給管理所來謝罪。

管理所以戰時歸屬為單位將戰犯劃分為若干小組，在小組內部開展認罪學習。首先由本人說出所犯罪行，然后談談對罪行的看法，也就是“自我批評”。然后其他人對其進行“批評”。評判標準是坦白內容的真實性、全面性、自我批評的深刻性。

繪鳩毅的認罪始于東北工作團偵訊期間對戰犯開展悔罪教育之后，彼時大部分戰犯已經完成了罪行供述。繪鳩毅在同伴認罪接近尾聲時提交了包含索格莊活體刺殺中國農民在內的四樁罪行，后附上一句“做了很抱歉的事”。隨后有幾個戰犯批評他還有“軍國主義思想殘渣”，東北工作團的指導員也認為他發言不合格，讓他做進一步的思考。他又做了第二次認罪發言，還是不合格。繪鳩毅深受打擊，“我沒有隱瞞任何罪行”，“難道又有人捏造了我不知道的罪行，檢舉了我？”

此時從北京來的一位譚姓指導員和他談了話。在繪鳩毅的記憶中，這位和藹、具有學者風度的指導員建議他“站在我們中國人民的立場上，反省你作為日本軍隊的一員來到中國的侵略行為”，繪鳩毅受到啟發，開始認真反思。

對這段刻骨銘心的認罪經歷，繪鳩毅回憶中作了如下記述：

直到今天，我還認為“在當時的軍隊機構中屬于不得已的事情”。但如果他們是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兄弟，我絕不會采取這種“旁觀者的態度”。哪怕豁出自己的性命也要把他們救出來的吧。想到這，我的良心受到了譴責。

被我們殺害的四名中國人的家人們會說：“‘如你所說，戰爭是伴隨非人道的，只能如此。你不過是聽從大隊長的命令，所以我們就允許你這么做’嗎？不，他們肯定不會這樣說。他們一定會說‘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把那些家伙綁在柱子上，我們一起刺死他們’。我原本就沒有理解到被害者的心情。”

繪鳩毅聯想起如果自己的家人面臨無辜殺戮時，他產生了強烈的心理反應。當他站在被害者的立場上反思罪行時，產生的不僅僅是對被害者“憐憫”，而是思想上實現了與被害者“感情共有”，與不甘死去的被害者及其家人共同感受憤怒、悲苦等人類共有的情感；從被害者的立場出發，意識到了自己的殘忍，產生了強烈的自責。他認識到作為日本侵略集團的一分子，是戰爭政策的實際執行者，不能以任何借口來回避個人的戰爭責任。

1954年8月21日，繪鳩毅向中國政府提交了罪行供述書。他不再為自己的罪行辯護、開脫。與第一次的供述相比，繪鳩毅最后提交的筆供中記述了其參與的殺人（253人）、密謀（2件次）、放火（八路軍兵工廠1處，民宅232戶）、毆打拷問（40人含婦女2人）、強奸（11人次含中國婦女6人朝鮮婦女5人）、逮捕（21人）、拘禁（1人1個月）、酷使（19件3593人）、掠奪（武器·糧棉布匹等悉數記錄）等在內的16開紙大小42頁的供述，并將責任具體到“自己”“下命”“受命”“集體”，實施犯罪的方式也細化為“虐殺”“刺殺”“斬殺”“炮殺”“碾殺”“毒殺”“爆殺”等，（中央檔案館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第2輯（94），中華書局，445-486）戰爭責任意識清晰可見。可見管理所方面謀求的認罪不單是表面屈服和供述罪行，還需要戰爭加害者厘清自己的犯罪思想。

如果說繪鳩毅之前坦白罪行，主要是出于對管理所的人道主義對待的感恩心理，那么此后能夠超越民族和國家的界限，換位思考對中國的戰爭受害者產生同理心，反省個人戰爭責任，則說明他恢復了人的良知和人類之間的同情心。

無論是在從軍期間還是在西伯利亞勞動改造時，繪鳩毅經常表現出對人性和人道有著非同尋常的渴念，也曾為自己與同胞的人性墮落而感到羞恥，這也是他可以從鬼變成人的積極因素。在戰犯管理所尊重人、尊重人性的教育情境下，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身上的這些品格特點又強烈體現出來。繪鳩毅在與工作人員、與其他戰犯的人性連帶中獲取力量，勇敢與天皇制的思想、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決裂，否定過去的自己，否定曾視為“正義之舉”的戰爭，從萬事“唯上”的“奴仆”變成人格獨立、具有人類良知的“公民”。

在戰犯艱難曲折的認罪過程中，外部因素對他反省戰爭也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在管理所期間，戰犯可以經常閱讀報紙，收聽廣播，了解中國以及世界的形勢。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徹底擊碎了戰犯們對帝國主義的幻想。

我清楚地看到，和平的浪潮在勢不可擋地席卷當今世界。朝鮮戰爭的結束對我們來講是個很大的打擊。看來，世界即將要開啟一個“新的時代”。我們長期以來裹在身上的法西斯主義斗篷似乎也要落后于時代了。

戰后的新中國實現了獨立和發展、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人類對和平的渴望成了世界發展的主流思想、這樣的時代背景無疑對繪鳩毅有巨大影響力。人道主義的感化、個人改正錯誤的勇氣和外部因素的促進作用使繪鳩毅逐漸走向進步，反省戰爭罪行，向中國人民謝罪。

中歸聯：反對侵略戰爭，日中世代友好

1997年繪鳩毅就戰爭認識問題接受采訪時說：“剛進管理所的時候，我認為那是大隊長的罪，是天皇的罪。經過了四五年后，我才開始意識到是自己的罪。在供述書中，我已經認罪了。但是真正的認罪是需要具體的實際行動的，四十年來的活動就是我的實際行動。”（步平：《跨越戰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242）可見繪鳩毅的思想轉變是根本性的，影響了他此后的人生軌跡。

繪鳩毅1956年獲釋回國后在中學教書，因其向學生講述日本侵華戰爭被解雇，一度賦閑在家。在山東作戰時繪鳩毅經常給家里寄明信片。戰時明信片是要經過軍隊審查的。他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編成密碼記在明信片上。退休后開始整理戰時明信片，解碼撰寫回憶錄。

2010年3月16日值繪鳩毅97歲生日，撫順奇跡繼承會神奈川支部發行繪鳩毅回憶錄《撫順戰犯管理所的6年——監獄是自我改造的學校》（『撫順戦犯管理所の６年 監獄は自己改造の學校であった』），之后相繼推出《西伯利亞抑留的5年——強制勞動、慢性饑餓、極寒、信任缺失的世界》（『シベリア抑留の５年　～強制労働、慢性飢餓、極寒、人間不信の世界』）和《皇軍士兵的4年——康德學子淪為戰犯》（『皇軍兵士４年　～カント學徒戦犯に墮つ』）。日本學者石田隆至將上述“三部曲”整理成書《皇軍士兵、西伯利亞抑留、撫順戰犯管理所：康德學子再生記》（『皇軍兵士、シベリア抑留、撫順戦犯管理所：カント學徒、再生の記』日本：花伝社：共栄書房，2017），實現了繪鳩毅的夙愿。

我們首先應該作為加害者向這些國家的人深深謝罪，然后為“世界和平”和“人類幸福”這一理想而努力。日本絕不可再次成為軍事大國。

唯有和平才能給人類帶來幸福。這是2010年8月15日，繪鳩毅自費出版的自傳《西伯利亞抑留的五年——強制勞動、慢性饑餓、極寒、信任缺失的世界》中結尾處的感想。97歲高齡的老人，經歷了近百年戰爭與和平的風風雨雨，給他深深熱愛的祖國日本留下肺腑之言。

繪鳩毅回憶錄

受害者選擇寬恕加害者，“是‘不計’前嫌，而不是‘不記’前嫌。記住過去的災難和創傷，是為了厘清歷史的是非對錯，幫助建立新的正義的社會關系”。 和解與寬恕只有在施害者選擇悔過時才有意義。（徐賁：《人以什么理由來記憶》，吉林出版集團，2008：6）繪鳩毅等在新中國改造的侵華戰犯是以對戰爭的徹底反省、自我清算和真誠懺悔為前提，獲得了中國人民的寬恕，率先為戰后日本提供了道德救贖，心靈更新的范例，他們留下的精神財富也將永遠拷問著那些不能正視自身罪責的戰爭加害者的靈魂。

繪鳩毅三部曲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從日本戰犯認罪反省進程透視中國共產黨對日戰犯教育經驗研究”（21BDJ075）的階段性成果。作者王健為大連理工大學講師，通訊作者周桂香為大連理工大學副教授，白雪樺為大連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